悲惨世界

翻译 于SQ编辑 馒头看完拉吉·利（Ladj Ly）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下文如不特别注明，均指本片而非小说。

——译者注），我们会有种被丢在悬崖边缘的感觉。

这部影片不仅喷发着急切、灼热、激愤的能量，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值得细细拆解。

《悲惨世界》的第一个优点在于它描写能力出色，有教学片的质感。

这是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大银幕上如此展现一个居住区（cité”）——特别是一个位于梦费尔梅伊市（Montfermeil）的居住区。

影片没有以青少年和警察的冲突为影片核心，而是将这个似乎永不停歇的居住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进行了一次政治学研究。

居住区的日常运行仰仗各方力量的均衡，那里有警察、实际掌管居住区事务的“市长”、各个宗教的教徒和生意人，而代表政府的真正市长在片中是缺席的。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气温35°的夏日[与另一部讲述暴乱的重要影片——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 1989）相同]，同样缺席的还有学校：孩子们整日在街头游荡。

警方是片中出现的唯一的公权力代表，然而它并非独立的力量，它与其他权力机构统一组织于一个体系之中。

这是个雅尔塔式的地方。

影片花费了许多笔墨向我们展示居住区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人机视角下居民楼的俯视镜头与市场的正面镜头（不同的色块令它像一副抽象画）划定了居住区的地理界限。

约翰·卡朋特与黑泽明总会向观众清晰展示空间地图，让观众了解从一处到达另一处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悲惨世界》并不准备让我们在这个空间中辨清方向，它只向我们一个个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区域。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片中，我们跟随着刚刚离开瑟堡（Cherbourg，法国西北部港市）来到梦费尔梅伊镇警察局工作的“发膏”（Damien Bonnard）造访了一系列地点。

“扫恶组”（BAC）的瓜达（Djebril Zonga）和他的上司克里斯（Alexis Manenti）是“发膏”的负责人。

除写实主义的描写与教学片观感以外，影片大刀阔斧的叙事效率令人惊讶。

首先，拉吉·利在片中插入了一小出喜剧：警察之间的对话令人目不暇接，各方力量亦敌亦友，“市长”身披“市长队”足球衣……这一切都凝缩在影片的街头小剧场中。

其次，影片故事发生在一天之中，遵循了古典悲剧三一律。

如此一来，想要完全厘清事态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警察误伤儿童的（警察向一个孩子开了闪光枪），居住区里各股势力又如何试图平息这一事件的，就变得十分具有挑战性。

围绕这则悲剧，影片以罕有的控制力在不同调性之间游走。

影片本可以一直跟随那个注定要被新同事捉弄一番的菜鸟警察的目光，但拉吉·利还在片中加入了操纵无人机的眼镜男孩、富有同情心的黑人警察（“好警察”）和神经质的白人警察（“坏警察”）等多个人物，他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叙事，然后又颠倒观众最初观影时对这些人物行动的预设。

只有这样，这个空间和这里的居民才不只是菜鸟警察——即观众的代理人眼中的样子。

这样的表现手段使影片具备了纪录片特性，比如，当瓜达进入公寓时，观众离开了“发膏”，而是同瓜达一起了解到了居民间自发组织的互助贷款。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拉吉·利知道自己处境微妙，他希望打破人们对这里的所有既定想象，他在片中不断消灭所有陈词滥调（不谈毒品，不谈恐怖主义，也不追求视听上的过度风格化）。

《悲惨世界》是《流浪的迪潘》（Dheepan, 2015）的反面，这部雅克·欧迪亚的影片剧作简单，故事发生的地点仅限于两幢楼房，毒贩在屋顶交易，一切既符合西方世界的想象，又符合剧作上类型写作的要求，十分矫揉造作。

拉吉·利摒弃了这一套，与那些对地方充满异邦想象的外来者导演迥然不同。

最值得一提的，拉吉·利拒绝小格局的自我沉溺，他双手拥抱了个体之间的相异性（altérité）：影片中不仅有刚刚从瑟堡来的诺曼底人，还有让娜·巴利巴尔（Jeanne Balibar）饰演的高级警官，她身穿大码制服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出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设计这一短暂出场的人物绝不只是为了让巴利巴尔客串出镜，这个角色承担着相应的描述性功能，影片用这个角色辛辣讽刺了男性卖弄雄性气概的可笑性。

流浪的迪潘 Dheepan (2015)片中还给了吉普赛人以一席之地，他们在街头狂欢，就像在宣告马戏团即将到来，这一场景中具象的“点火”动作在叙事上也“引爆了冲突”。

在他们掀起的这股充满原始野性的癫狂浪潮面前，最激烈的兴奋都显得平静如水！

他们热情地欢迎警察加入，摄影机并没有将警察当做居住区的“他者”，他们与所有贫苦的可怜人一样，从里到外，从身到心都被囚禁于这座居住区之中。

拉吉·利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警察下班后与普通人无异的生活。

影片对所有观众都很友好，它应当能够如我们所愿地收获广大观众的喜爱。

这部影片是“完满”的，它生发于一种共性，而非隔膜：正如拉吉·利亲历的2018年世界杯决赛前后全法民众的空前团结，它让人们回想起了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神话。

影片本可以破除刻板印象为己任，止步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但它选择进入另一个维度：影片引入了几个超乎寻常的元素，打开了故事的局面。

这种虚构十分有冲击力，正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现实，影片才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

影片的虚构性和象征性都凝聚在超常元素的代表——即狮子的身上，它是令一切失衡的源头。

一开始偷鸡的小窃贼变成了偷狮子的大盗，这个设计为影片蒙上了奇幻色彩。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奇幻元素与维克多·雨果的创作在产生深层共鸣（喂养狮子与住在巴士底大象里在气质上十分相近）。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影片的核心场景是孩子与狮子的笼中对峙。

男孩遭受性命之虞，尊严受辱（他尿湿了库裤子），我们亲眼见证了他在这场角力中的蜕变：我们无法再用与之前相同的目光注视那张被闪光弹毁容的脸了，他的身上就此烙下了狮子的印记。

他乱蓬蓬的头发和印着老虎图样的T恤本就散发出宿命的气息（某场戏的背景中还出现了饰有狮子图样的纸箱）。

这个故事从真正意义上将他容貌遭到损毁的时刻描绘成了他“变身”（transfiguration）的时刻，他在恐惧中以雄狮的姿态重生。

他就此变得强大、正直，回归野性。

这一天或许确实是菜鸟“发膏”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但这却是这个孩子堕入地狱的日子：他被人丢下等死，像一个包裹一样被拖来拽去，与一头猛兽短兵相接……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这一时刻蕴含的强烈情绪不可忽视，警察想把男孩丢下喂狮子，“是他的错”，“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这几句引自雨果的话语早已淡出我们记忆，此刻它却像一记响鞭：“这是谁的错？

——是我的错。

”我们的伽弗洛什令人心碎地啜泣着答道。

我们见证了一场驱除人性的仪式。

虽说他此言确是为了打发走旁人的聪明话，其中何尝没有几分真心。

他仍混迹在一群孩子们之中，他躺在废弃的沙发里，坐在居住区高楼的屋顶上，思索了许久。

我们的反叛英雄就此登场。

这场变身与身穿制服的超级英雄不同，当然，除了另一个社会渣滓——小丑。

他也有着《笑面人》中雨果笔下的扭曲脸孔，同样的，他也引爆了一场暴动。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在这部看似一直向前发展实则好似迪斯科舞厅里的闪光灯球一般旋转着的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的形象：那个目击了一切的人。

他性格羞怯，总是躲藏着观察，但他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在“看”：透过他的眼镜、无人机和楼道门上的窥视孔，他在看。

他也是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拒绝将自己拍摄的影像交给警察。

在伏击开始前，孩子们玩水枪的场景中，持续的晃动手持镜头给人以强烈的不安感，孩子们如此紧密地彼此相连，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点火，是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步骤。

影片在一场暴乱中走向疯狂，我们自从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çois Richet）的《我的城区要爆炸》（Ma 6-T va crack-er, 1997）之后再没见过银幕上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场孩童们的反叛与当代的所有重要议题息息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戈达尔在《影像之书》（Livre d’image, 2018）末尾提到的阿尔贝·科塞里（Albert Cossery）的《沙漠雄心》（Une ambition dans le désert）中反抗的孩子们。

又一次，是像在联合国以“你怎么敢”（How dare you ?）为题发表演讲的格里塔·桑伯格一样的孩子们采取了行动。

孩子们的目光超越了自身，他们看着我们，仿佛在质问：“看看你们做了什么？

”他们的目光坚定得令人畏惧，但是人们理应畏惧，不然改变何来。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悲惨世界》（它竟敢以一部经典法国文学名著的名称自我命名！

）的大胆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杂糅“类型”（genre），而是选择升格“语级“（registre），两者有明显的不同。

如今，哪怕是最好的法国片都只是天真地将“类型”视作平行于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选择。

过去，自然主义只是一幅能在现实中“给人以现实感”的图像，所以它其实是对现实的漫画式演绎。

自然主义以所谓内在论（immanence）的名义将所有奇幻的、过火的和说教性的元素排斥在外，成功掩藏了很多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类型大多是美国的舶来品，它是一整套物质、图像与意识形态工具，它令人产生幻觉，误以为真能用它表达出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制造现实感”同“类型创作”一样，它们是“虚假”的两面。

若想真诚地讨论生活，必须要重新将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悲惨世界》并没有诉诸 “类型”的，而是使用了“语调”。

影片以全新的方式调动了各种可行的修辞手法，从一种“语调”跳转到另一种，它使用了一头野兽的意象，以兼具教导性、喜剧性、悲剧性、奇幻性和史诗性于一体的方式优雅地实现了这一转变。

警察的线索混杂了教导色彩、悲剧与喜剧因素，而从孩子到狮子的变身则在奇幻故事（笼中狮）、悲怆宿命（“这是谁的错？

——是我的错。

”）与英雄史诗的结合中探索至更为深刻的层面。

结尾的骚乱不仅仅是情节的终点，其视听呈现既像一部口袋书中的英雄故事，又像一出坊间传说：那里有沸腾的人群、街垒路障和一个反骨英雄。

《悲惨世界》是一堂电影课，它带我们远离了当代众多影视作品共有的平淡无奇。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居住区只是一个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的普通所在，还是相反的，具有无法抹杀的特殊性？

片中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的张力贯穿全片，这是影片如此令人激动的另一原因，也是在当代社会描绘城郊生活时普遍会遭遇的悖论。

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左右开弓。

一方面，必须打破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这不是一个被放逐之地，这个地方和这里的孩子与别处无异。

片中，男孩跟一群女孩们因无人机吵架的场景正体现了这种观念，此外，这也是高大病体（Grand Corps Malade）和门迪·埃蒂尔（Mehdi Idir）共同执导的成功影片《我不是差生》（La Vie scolaire, 2019）所采用的策略。

这部影片描绘的是校园生活，与《悲惨世界》形成互补。

我们必须把对城郊空间的表现重新统一到法国电影的整体脉络中，并且不能将它表现为有异域风情或有威胁性的“别处”，也不能把“它”呈现为一个“领域”（territoire）（怎么会有这种无耻的说法？

）。

另一方面，也要让人们看到这里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

这里之所以令人无法逃脱，是因为人们选择了遗弃它；这里之所以被贫困席卷，是因为封闭扼杀了经济活力。

珍惜，并不意味着拒绝改变。

即便片中人所经受的并非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写那种流浪街头、食不果腹之苦，它以雨果的作品为参照也仍很正当。

雨果曾说，“开办一所学校，就能关闭一座监狱”，拉吉·利，这位电影导演和教育者真的开办了学校。

（见访谈）。

有人跌倒了：究竟是谁的错？

拉吉·利将矛头对准了谁？

是政府，片中从国家到大区再到市镇的各级政府全部缺席。

我们可以观看拉吉·利在他于2005年法国骚乱后拍摄的短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 2006）中现实生活中的市长是如何逃避摄影机又如何被拉吉·利逮住的。

拉吉·利参加戛纳电影节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希望马克龙能够观看《悲惨世界》，并把它当做是专门为拍给他看的影片，就像弗朗索瓦·拉芬（François Ruffin）的书《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Cette France que tu ne connais pas）一样。

影片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只犹豫不决的眼睛，片尾黑屏淡出的效果极佳，黑色一点点吞噬画面直至只剩下一个面庞，很像纸张或是胶片燃烧的效果——拉吉·利在两种抉择中摇摆，我们能够理解他的犹疑：有些时候，必须要想办法停下一切；然而有些时候，我们要给现实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并不想诉诸暴力。

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2019)注释：这里的“cité”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与社会概念，它多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为解决大城市出现的住房危机实行“优先城市化区域”政策（ZUP），在大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廉价住宅区。

由于政府失败的城市化政策，这些地区成为中低收入人口的聚集地，人口失业率很高。

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设施匮乏，工作机会少，导致这些区域与外界联结断裂，违法犯罪日益猖獗。

本文将其暂译为“居住区”。

Montfermeil市位于巴黎东部郊区，那里是雨果《悲惨世界》中德纳第酒馆的所在地。

本段中将片名来源——雨果所著《悲惨世界》中男孩伽弗洛什（Gavroche）的形象与片中的角色做了对照。

前文已经在对照影片与小说在奇幻元素上的共通性时提到伽弗洛什住在巴士底大象雕塑里，此处两句引用出自《悲惨世界》第五部第一卷《伽弗洛什外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李丹译），讲述伽弗洛什在街垒大战中牺牲前唱起的歌谣：楠泰尔人丑八怪，这只能怨伏尔泰（C'est la faute à Voltaire）帕莱索人大脓包，这也只能怨卢梭。

（C'est la faute à Rousseau）……我是倒了下来，这只能怨伏尔泰；鼻子栽进了小溪，这也只能怨……（C'est la faute à…）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7日，巴黎郊区爆发长达20天的社会骚乱。

起因是城郊的克利希·苏布瓦市的两名北非裔男孩在躲避警察追捕时不慎被电死。

当地青少年首先发动骚乱，后蔓延至许多黑人移民较多的区域，一周后蔓延至其他法国大城市。

近万辆车与全国多处建筑物被烧毁，两千八百多名嫌犯被捕入狱。

François Ruffin是一名法国记者、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客。

2019年2月份，他在《一个你所不知的法国》出版后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本书出版前的写作与筹备过程之所以严格保密，是因为“一个拳手在出招前不会提前通知他的对手”，他表示希望这本书也是一记重拳，最好能够击中总统马克龙。

Q：您在蒙费梅伊（Montfermeil）长大，曾多次拍过关于蒙费梅伊的纪录片，以及一部名为《悲惨世界》的短片，这可以说是同名长篇的序曲：您拍摄这座城市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把它拍成一部故事片的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A：我一直都在拍摄这片土地，17岁时，我拍了第一部短片，19岁时，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我现在39岁了，拍来拍去，已经20年有余了。

我为什么要开始拍东西呢，很简单，因为它吸引我，然后慢慢的，这个想法就开始成形了。

刚开始，我拍的是警察，在美国这种行为被叫作“copwatch”，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词。

我拍他们，是因为我住在一个很复杂的街区，警察们常常滥用职权。

我拍了很多视频，然后把它们传到网上，我这才意识到这些视频是有影响力的。

我成了警察的眼中钉，他们一来，我就拿出摄像机。

他们远远地看到我就喊：“注意，拉吉来了！

” 他们讨厌我。

直到2008年的某一天，我拍下他们正在殴打一个铐着手铐的小男孩。

第二天，我就被叫去警察局了，被要求交出这个视频。

他们看了视频之后，意识到遇到麻烦事了。

当时大概有20多个人围着我，然后威胁我… 我对他们说，视频可以留下，我也不会把它传到网上。

当然，来之前，我已经把视频拷贝存底了。

放我走后，我就去了Kourtrajmé（译者注：是一个关于视听艺术的组织）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办公室，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

大家聚起来，开了个会，决定打电话给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的父亲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

他建议我们去找Rue 89 (译者注：法国一个新闻网站)。

然后，我们通过Rue 89发布了那个视频。

一经发布，便引起公愤，媒体开始关注，检察机关成立调查组，涉事警察被停职。

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因为一个视频而被停职。

《在蒙费梅伊的365天》这个故事，可以算是《悲惨世界》这部电影的一个起点：我意识到了影像的力量，我的摄影机是一把武器。

拿起摄影机的我就是这个街区的眼睛。

电影里巴兹（Buzz）这个角色是我的儿子饰演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版本的我，用无人机拍下城市的地理风貌、结构类型，以及城市的偏僻程度。

所以，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就有拍一个故事片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仍继续拍摄，比如关于2005年骚乱事件的《在蒙费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关于非法交易大麻的《Go Fast Connexion》(2008); 为了拍摄《在马里的365天》（365 jours au Mali, 2014）去马里呆了一年，拍下了当地发生的一些冲突；还和斯特凡·代·弗雷塔斯（Stéphane de Freitas）一起拍了《大声说出来》（À voix haute, 2017），是关于辩论比赛的纪录片… 拍这些影片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因为我既没去过电影学校，也没有参加过什么专业培训，所以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跟我同在Kourtrajmé的朋友，罗曼·加夫拉斯、金·沙比荣 (Kim Chapiron)，都已经有自己的长片作品了。

我感觉我也得拍一部，拍一部给所有人“开罚单”的电影。

Q：所以您并不急，一直在养精蓄锐？

A：是，也不是。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但同时我也很想拍一部作品。

要拍一部长片太难了，像在战斗一样，尤其是拍一个这样的题材。

然后“蒙费梅伊的拉吉·利想拍一部长片”这件事，也不是任何人都关注的一件事… 还有要拍一个城区，拍这里的警察暴力，以及这里的悲惨，是非常复杂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在坚持，在斗争。

我找了两个制片人，Toufik Ayadi和Christophe Barral，向他们解释了我的计划，并表达了我不想为制片公司拍，而是想拍一部独立电影的想法。

他们找到了资金，并且任我自由拍摄。

那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个短片的剧本。

对我来说，这是迈向长片的准备阶段。

然后他们跟我说，先拍成短片吧，看看会收到什么反响。

最后的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参加了150多个电影节，获得40个奖，《大声说出来》和这部短片都被提名了当年的凯撒奖。

有了短片的成功后，我以为，我们能轻松筹得长片所需要的资金，大概3百万（欧元）。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进展并不顺利，也没有收到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的资助，最后3百万的成本被缩减到140万。

《Go Fast Connexion》Q：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出来这是一部成本只有1百万的电影。

A：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还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个街区，是我生活的地方，我认识所有人，可以找他们帮忙，我们动员了大概有200多人。

拍摄团队人数不多，我不太想让团队人数超过40人，而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一个人就能负责化妆和发型这两项工作，完全足够了。

但是，整体都非常有组织，正规，还申请了拍摄许可，等等。

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电影，之前走的都是野路子。

不过，如果在其他地方拍，这预算肯定不够。

Q：为什么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拒绝资助呢？

A：我不知道… 我听说，他们不会资助一部郊区小孩控诉警察的影片（笑）。

但，其实，这不是电影想讲的点。

Q：但，还是有人觉得电影的结局会带来一些麻烦。

A：肯定。

有人问我：“您不觉得这个结尾有点奇幻吗？

” 我跟他们解释，剧本从开始到结尾都取材自真实的故事。

最后一幕，我亲眼见过，就在我家楼道发生的事情，和电影里的情况一一模一样。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奇幻故事，是真实的。

他们一阵惊慌，但是… 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Q：您为什么突然把叙述视角换到警察身上？

这跟您之前的作品都有所不同。

A：是的，我通常都把视角放在他们的对立面，我也知道，人们期待我拍出一部反警察的电影。

有一次，电影映前点映，观众中有一位是警察，映后交流环节他拿到话筒说，他被电影说服了。

他在看预告的时候，也觉得这部电影会是一部反警察的电影，但是看完以后，发现不是他想的那样，觉得既惊讶又感动，同时以他自身经验考量的话，电影里讲的东西很准确。

我觉得通过警察们的视角展开情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来的警察，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通过他们的眼睛，观众们也跟他们一起开始探索这个街区。

只有生活在郊区的人才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外面的人都一知半解。

我想为大家提供一个浸入式的体验。

《悲惨世界》剧照影片中，大概有四十分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可看的地方一点也不少：居民、地理环境、城市结构、各方势力… 这么长时间的铺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铺垫，情节才能继续往下发展。

但也因为非常想保留这个铺垫，开拍前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他们对我说，根据剧作法则，五分钟之后就情节就必须开始，否则观众会分心。

我才不管什么剧作法，我不能让这些规则束缚住我的手脚。

我认为没有生活在这个街区的人需要先观看这些铺垫，因为他们了解郊区的方式不外乎都是通过媒体，政治，或者一些具有陈见的电影。

我的电影里，没有任何武器，没有嘻哈音乐，没有毒品，我们尽力在规避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因为担心讲这类事件讲得不够准确。

我还尽量让对话也符合真实情况。

当然，台词是写好的，但演员可以根据这个台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他们觉得那样说更好的话，只要是准确的，哪怕一个镜头要拍上17次都没有问题。

Q：您跟亚历克西斯·曼蒂（Alexis Manenti）和吉奥达诺·戈德里尼（Giordano Gederlini）三个人是如何一起创作剧本的呢？

A：我和亚历克西斯一起写了一部短片，我们有一些点子，可以写对话，但我们觉得还需要一位真正懂得技巧和结构的编剧来帮忙。

于是我们联系了吉奥达诺。

Q：在写作时，你们已经想好事件发生的地点了吗？

A：是的，地点的选择很简单：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只要去真实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就可以了。

最后的一个场景发生在我的楼梯间，所以就在我的楼梯间里拍摄了这个场景。

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悲惨世界》剧照Q：“市长”（Le Maire）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吗？

A：当然是了。

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无论是事件也好，人物也好。

像“市长”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地方都有。

他在当地保证社会安定，管理着所有人。

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把他叫来，然后他会安抚人们的情绪，同时他还管理着一群小混混。

这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人物。

Q：这是我们对电影的理解：一切都建立在各方力量的平衡之上，但这种平衡很脆弱，有利己主义在里面；主角们之间互相怀疑，拼命让对方身陷困境。

结尾处的孩子们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

A：完全正确。

各方力量的顾虑就是不要打破这种平衡，所以人们必须要沟通。

这是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要做出很多的妥协，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互相对话。

这并不是说时刻都会出现问题：在电影里是一个案件，发生在一天时间中，但很显然实际情况并非都是如此。

这是一些被政府完全放弃的街区，而当人们被抛弃的时候，就要自己找到一种组织的方式。

这些人互相交谈，因为他们必须要交谈。

这并不代表他们互相喜欢；相反，他们互相厌恶。

但他们会交谈，即使跟警察也一样。

《悲惨世界》剧照Q：孩子们揭露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伪善，这部电影真正的视角就是孩子们的视角。

A：是的，这首先是一部关于童年的电影，关于在这些街区里长大的一群人。

电影从一群孩子们开始，他们手里拿着国旗，要去支持世界杯上的法国队；结束于同一群孩子指责作为法国象征的警察。

这些孩子是下一代人，一切都要依靠他们。

我的电影是对政治界发出的一声警报，因为他们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

我想要保留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我想问一问，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是坐下来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还是任凭情况恶化？

对我来说，这个结尾表达的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

Q：不过，最后的镜头并不是呼唤对话，您拍的是一场暴动：这些孩子们反抗整个世界。

A：是的，这是一场孩子的反抗。

不仅仅是反抗警察，而是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威。

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绝望的情境中。

我们怎么会不理解他们呢？

我让电影结束在一个孩子手里拿着酒瓶火焰弹，但我展现的是酒瓶还没有爆炸，而只要它还没爆炸，就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一扇打开的门。

Q：但孩子们的行为是英勇的：他们就像街垒上的伽弗洛什（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孤儿）。

A：是的，他们就像伽弗洛什，我们可以这么看待他们。

Q：《悲惨世界》与25年前的《Ma 6-T va crack-er》（1997）有些相通之处，导演让-弗朗索瓦·雷切（Jean-Francois Richet）在这部电影里将暴动的激情载入了郊区的历史中……A：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悲惨世界》剧照Q：最终，孩子们反抗所有控制这一街区的力量，然而街区中的重要人物莎拉（Salah），这位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的虔诚教徒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

A：因为莎拉是浪子回头，现在想要做个好人。

而孩子们明白这一点。

巴兹一开始冲进他家把视频交给他，就是因为信任他，他认为莎拉不像其他人那么坏。

Q：他被塑造得像一位智者。

然而他的第一次出场却带有喜剧色彩。

A：对，这个镜头很搞笑。

莎拉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警察是被两位同事开了玩笑，所以他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玩笑继续开了下去。

这也让他和膏米(Pento)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Q：但莎拉究竟是什么身份？

一开始警察们提到了“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z）。

A：人们一听到“穆斯林兄弟”，就会想到埃及的穆斯林，但二者完全没关系。

这只是一种对留着大胡子的穆斯林教徒的称呼。

莎拉不仅是一个宗教首领，也是一个开店的商人。

媒体中描绘那种会哄骗小孩子去参加伊斯兰圣战的宗教信徒，我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在蒙费梅伊见过。

城市里的教徒们，其实是一些扮演社会角色的好人。

当年轻人惹出什么问题时，他们就会来说：你们噪音太大了，你们破坏了邻里关系，来清真寺吃点小点心然后接受一点训诫……仅限于此。

人们看到留大胡子的人，会立刻想象这些人想拉年轻人入伙等等。

然而这是一些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不会做坏事，因为他们遵守道德，不想作恶。

孩子们在结尾针对的是那些恶棍：“市长”、警察还有“钳子”(La pince)的人。

与他们相比，教徒们是善良的。

这让人很困扰，但这是事实。

现实中的莎拉在蒙费梅伊，居民们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比警察更值得信任。

《悲惨世界》剧照Q：他真的叫莎拉吗？

A：是的，就像“钳子”叫“钳子”，“市长”叫“市长”一样……我改动了几个地方，但不多。

“市长”有一件足球球衣，上面印着“93省市长”，而且我在短片中告诉大家，是他扮演了他自己的角色。

Q：那吉普赛人们呢？

A：您可能看过Clash of Gitans的视频，讲的是Lopez家族。

我跟他们接触过，曾去他们在尼姆的住所看望过他们，这太疯狂了。

我对他们解释说我想要拍一部电影，他们不理解；我又给他们看剧本，但他们不识字，于是我给他们讲了电影情节。

我跟他们做了初步尝试，发现效果非常棒。

Q：一切都是真的，但一切都带上了传奇色彩：狮子，吉普赛人们……A：再次说明，我什么都没有虚构。

之前某段时间流传着一个传奇，说树林里的人们有一只狮子，不要回到城市里，人们会被狮子攻击等等。

这有一定的真实性，因为这个狮子的故事是真的，您看（他向我们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这是18岁的我跟狮子的合影。

Q：是您偷了狮子吗？

A：不，是一位朋友……但事情的经过就跟电影里一样：我们把小狮子养了一个星期，吉普赛人们带着枪来了，警察们到处找这头狮子，在《巴黎人报》上还有一篇文章。

这在当时我们那里是一件大事。

《悲惨世界》剧照Q：这部电影真是一本回忆录，所以才如此强烈，因为这是真实经历，很有感染力。

A：这就是我想做的：讲述我所知道的真相，以及这些年来我看到的所有事情。

我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我想把纪录片的这种拍摄方式带到虚构作品中：肩上扛着摄像机，靠近人们拍摄，每时每刻都保持节奏，保持运动。

我们用两台摄影机拍摄，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就把日常生活拍进画面中。

如果有人在某个镜头拍摄时下楼梯并进入画面，我们就保留下来。

我唯一一次使用相机支架，是为了拍膏米和瓜达(Gwada)在酒吧里面对面交谈那个镜头。

把相机放在支架上让我感觉很烦。

Q：不过，警察们的身份信息比较重要，所以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

在创作的时候，您尽力避免过度夸张地表现他们。

A：除了这里之外都没有虚构。

我人生中被拘留过二三十次，所以我跟他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我明白那种坐在警车后排听他们讲烂笑话的感觉。

在警察局里带着手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这给了我观察他们的机会。

由于拍摄Copwatch期间大量的接触，我甚至跟扫恶组的一位警察成了朋友，如今他是我的好朋友了。

后来我发现，他们当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但即使是坏的也有一部分人性。

他们像这个街区的居民们一样，都是贫苦大众的一部分。

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尽如人意：薪水微薄，住在廉租房，欠债的时候住在郊区的小屋子里。

我也想要展现这一点：既然我想要公正，那就应该对所有人都公正，包括警察在内。

《悲惨世界》剧照Q：Jeanne Balibar的加入是电影里一个真正的惊喜。

她在蒙费梅伊拍摄时（《奇迹蒙费梅伊》Merveilles à Montfermeil，编者注），我帮她改善了拍摄环境。

由于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刚好这个角色还没有找到演员，我就提出让她来扮演。

有了她的加入，电影就完美了。

Q：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您创建的电影学院。

A：这是一所免费的学校，不需要文凭作为入学条件。

它目前在克利希丛林市的美第奇工作室（les Ateliers Medicis），但我们将会在一月搬到蒙费梅伊的新校址。

这些日子我忙着面试，因为第二学年从十月底开始。

有2000位候选人竞争50个名额，专业包括导演，编剧，制片，后期制作和艺术/摄影。

有两位教授，大师课的所有时间都是跟电影界的专业人士一起上。

今年，我们扩大了规模，继科特迪瓦、马里、布基纳法索和摩洛哥之后，我们三月份在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开设了一所学校。

2020年9月我们要在安古兰（法国）开设学校，还要在中国和巴西开设。

尽管资金有限，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缺少资助（尤其是缺少没有给我们任何帮助的当地政府的资助）的情况下，跟其他的电影学院竞争。

但这正在一步步实现。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CNC了解了情况，并决定给我们提供帮助。

去年，也就是第一年，我们培养了三十位年轻人，制作了五部短片和两部长片。

看到这些成果，我们对这个项目更加充满信心。

一，关于本片你应该知道《悲惨世界》打败呼声甚高的《燃烧女子的肖像》，代表法国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本片质量的一种肯定。

本片由导演拉吉利根据同名短片扩展而成，除了入围奥斯卡，还获得了72届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奖等多个奖项。

片名很容易让人想起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但是本片并不是这个著名故事的简单现代版本，只是故事的发生地即法国巴黎北郊圣德尼省正是当年雨果写作的地方，当然本片和名著中都有暴力的元素也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联系。

电影开篇的巴黎人民狂欢是因为法国队世界杯夺冠。

2018年法国队在决赛4比2战胜克罗地亚队，时隔20年重夺大力神杯。

其实《悲惨世界》的故事并不复杂，新调任的警察斯蒂芬加入了当地的“反犯罪特别小队”，同组的还有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三人为了找回吉普赛帮被偷的小狮子，在追捕嫌疑人的时候，不小心用信号枪将其打伤，而这一切均被无人机录了下来。

这使得当地人和警察本来就剑拔弩张的关系更加紧张，最后电影在警察被围攻中戛然而止。

这种老油条带新人的戏码，其实很像丹泽尔华盛顿的《训练日》，不过《训练日》更多的是表现警队内部的腐化，而本片则是在探讨警方和当地民众之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关系的缘由。

二，浮生一日到血流成河？

影片前半部分叙事还算舒缓，给人一种菜鸟警察大开眼界加巴黎浮生一日游的即视感，但是影片后半段急转直下，紧张氛围层层加码，直至最后的总爆发。

男主人公斯蒂芬作为一个新人，实际上就代表观众进入这个陌生又犯罪多发的地区。

我们一直随着斯蒂芬的视角，逐渐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这里是巴黎北郊一个黑人和吉普赛人聚居的地区，明显犯罪多发，而且从片中镜头可以看出来，多数的孩子和青年只是漫无目的的嬉戏打闹，来自大人的管教几乎没有。

这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地的几方势力。

一是“市长”的半黑社会组织，他们提供秩序并收取保护费。

二是绿教的宗教势力，他们吸纳年轻人入教，并且反对毒品等犯罪。

三是自顾自经营马戏团的吉普赛人。

当然最后也是最强大的一股势力是——警察。

当然底层的青少年游离于以上4个势力之外，这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下伏笔。

镜头语言上本片大量使用跟拍的近似白描的写实手法，作为旁观者记录这一切。

另一个镜头特点是无人机的运用，无人机不但是引起这个故事的引子，而且无人机的出现还表现了该地区时刻处于监控之下的事实。

影片最后在极其闭塞的环境下，摄影机的调度也十分出色，不但表现了现场了混乱，各方人马纷纷登场，手拿燃烧瓶的伊萨向前冲的画面极具冲击力。

《暴力街区》中的贫民区其实早在2004年就有一部叫做《暴力街区》的法国电影，反应治安奇差，政府几乎不在管理的街区的故事，电影中法国ZF甚至想要用炸弹将其夷为平地。

三，2005年巴黎骚乱整部电影还是要从2005年的巴黎骚乱说起，因为导演拉吉利当时拍了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从而受到启发，《悲惨世界》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导演在拍纪录片过程中遇到过的。

2005年10月27日，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慌不择路，跑入一所变电站，触电丧生。

引发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引发骚乱。

28日到31日，骚乱持续扩大，多辆汽车被焚毁，多名警察受伤。

10月31日，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发表强硬讲话，进一步刺激骚乱的扩大。

后于11月8日法国总统宣布全国近入紧急状态，并在多地实施宵禁。

此次骚乱是法国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骚乱，而且是长时间种族等矛盾的总爆发，这就要从法国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法国曾经取得包括北非在内的广大非洲殖民地。

后来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法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国内劳动力匮乏问题突出，为了解决之一矛盾，法国开放了大量的北非移民来到本土。

这项政策最有视觉冲击力的结果，就是现在法国国家足球队的照片。

（看下图）

当然移民增多的结果远不止这些，由于多数来自北非的移民说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与法兰西主体民族差别甚大，造成无法融入法国主流社会。

很多聚居区没有良好的教育和警察系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这还是全国数据，如果只计算非洲裔人口的青年失业率还要更高，这么多年轻人没有没有工作，可想而知各种犯罪必然层出不穷。

四，群体暴力的自我实现无论是真是的骚乱还是电影中的暴力，其实他们的发生都是在警方和当地青年人一轮又一轮的冲突升级中造就的，当你把对方当作罪犯对待，你得到的也只能是罪犯。

片中的很多黑人男孩期初并没有什么过激举动，但是当找狮子的行动逐渐升级，越是重拳高压出击，得到的反抗也越激烈，直至最后难以收场。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警方和当地人之间越是互不信任，警方就会越加大力度打击，但是只要有一次执法不当，愤怒就会被瞬间点燃，之后的骚乱也会接踵而至。

而且最后青少年们的暴力行为是向所有秩序开战的。

诚然他们不满警察的所作所为，但是对于和警察谈判的黑社会代表——“市长”，也是同样的憎恨，因此将其打倒。

当然最后只能是秩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狼藉。

而且秩序可以轻易打碎，但是却很难短期建立起来。

也许巴黎现在的局面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但是显然老的方法已经不再奏效。

应该要采取新的措施了。

在影片开头的2018年，所有的法国人在世界杯的游行中可以团结一致，在同一面旗帜下欢呼雀跃，所以希望还是有的，即使这是全片唯一的团结时刻。

时光飞逝，转眼间，2020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但疫情依然严峻，接下来的五月，戛纳影展注定缺席。

好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去年戛纳主竞赛饱受赞誉的黑马之作现在终于能看了。

熟悉的片名，简直不能更应景——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导演：拉吉·利编剧：拉吉·利 / 吉奥达诺·戈德里尼 / 亚历克西斯·曼蒂主演：达米安·勃纳尔 / 亚历克西斯·曼蒂 / 贾布里勒·宗加 / 伊萨·佩里卡上映日期：2019-11-20（法国）片长：104分钟

豆瓣评分8.2，好评率85%，连续三周位列电影口碑榜第二名。

《悲惨世界》是法国新人导演拉吉·利的剧情长片处女作，基于其2017年创作的同名短片扩充而成。

两年前，该短片曾提名“法国奥斯卡”凯撒奖的最佳短片，可惜未能获奖。

两年后，在闹得沸沸扬扬的第45届凯撒奖颁奖典礼上，长片终于力压群雄（《我控诉》《燃烧女子的肖像》等），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的殊荣。

短片《悲惨世界》海报

原班人马出演长片，右二为导演《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榜单中，除了《寄生虫》《爱尔兰人》等大热作品，亦有它的一席之地。

欧洲而外，它还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参与了最佳国际影片的角逐。

短短两年间，《悲惨世界》实现了质的飞跃，不禁让人心生好奇：首次拍摄长片便空降戛纳主竞赛并斩获评审团奖的拉吉·利，究竟是何许人也？

你别说，拉吉·利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

他生于西非马里、长在法国巴黎，是标准的非裔移民。

众所周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法国的种族矛盾愈发尖锐。

对此，置身其间的拉吉·利是再清楚不过的。

所以，早在涉足故事片创作之前，他便拍摄了一部与本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纪录短片，将镜头对准了巴黎近郊的水深火热。

2004年，二十出头的拉吉·利一直以来，由于就业机会多、福利政策好，以巴黎为首的大城市都备受少数族裔青睐。

渐渐地，定居巴黎郊区的外来人口与日俱增。

位于巴黎北郊、臭名昭著的93省就是典型。

这里恶性事件频发，帮派斗争不断，贩毒屡见不鲜，治安之差、犯罪率之高，令人发指。

可以说，略有耳闻者，无不对其避而远之。

但为了多见儿子几面，离异的应急警察斯蒂凡·鲁兹还是选择搬来93省，加入当地的反犯罪大队。

也是在他悲悯的注视之下，“悲惨世界”的画卷徐徐铺展。

与斯蒂凡共事的警官有两个，克里斯和格瓦达。

白人克里斯是三人中的头头儿，嚣张跋扈，手段强硬，最喜欢滥用职权、横施淫威。

黑人格瓦达虽然极少主动作恶，但对克里斯的暴行永远抱持着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的态度，也称不上高尚。

正直、稳重的斯蒂凡看不惯他们的做法，有心干预，却奈何初来乍到，插不上嘴，只有在一旁叹气的份儿。

处事原则如此大相径庭的三个人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迟早要惹出麻烦。

但斯蒂凡一定不曾料到，就任的第一天，他就会碰上能把命赔进去的“大案”。

说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一切始于一场寻常的纠纷。

马戏团的吉普赛人认定一名黑人小孩偷走了他们的小狮崽，遂跑来向市长带头的非裔帮派讨说法。

一来二去间，两边吵了起来。

及时赶到的斯蒂凡一行人遏制住了双方进一步的肢体冲突，并答应吉普赛人，给他们找回小狮崽。

很快，借助社交网站上的一张照片，他们将嫌疑锁定在了混血少年伊萨的身上。

这张脸对于三人而言并不陌生。

当天早上，他们才在警察局目睹了伊萨被父亲怒斥的画面。

没成想，刚刚偷完人家的鸡，倒霉孩子又对狮子下手了。

话不多说，追辑行动立即展开。

孩子终归是孩子，改不了爱玩的天性。

在足球场，三人一眼就捕捉到了伊萨的身影。

逮捕计划非常简单：铐上手铐就走。

三个人高马大、装备齐全的成年人抓一个小鬼，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一起踢球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是吃素的。

在帮伊萨逃脱了警察的控制后，这帮孩子居然又集体追出去了好几百米远。

克里斯的面目越凶残，孩子们的反击就越厉害。

三人被愤怒的非裔少年团团围攻，毫无招架之力。

情急之下，格瓦达用橡皮子弹枪射中了试图趁乱逃跑的伊萨，后者随即晕倒在地。

孩子们顷刻间散去，两个搭档也目瞪口呆。

可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新的麻烦接踵而至。

原来，三人暴力执法的一幕，恰好被另一个非裔小孩巴滋，拿无人机拍了下来。

这下，警察小分队内部理念的相左显露无遗。

斯蒂凡坚持救人要紧，克里斯却急于追回证据。

而闯了祸的格瓦达，则根本不知应该作何反应。

一边是陷入昏迷、奄奄一息的孩子，一边是会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把柄。

关于两者的轻重缓急，三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

与此同时，巴滋向话事的宗教领袖寻求庇护，伊萨的朋友们把实情告诉了本就心术不正的市长。

越来越多看似无关，却又与之微妙相关的人们被牵扯进来。

事态迅速滑向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更可怕的是，在马戏团的狮笼里，受伤的伊萨被迫“觉醒”。

盛大的复仇开始酝酿。

《悲惨世界》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处女作。

剧作成熟，调度流畅，视点转换不留痕迹。

无人机的设置独具匠心，引领观众俯瞰整条街区，将世间万象尽收眼底。

影片的前30分钟，以松散的笔触描绘巴黎93省混乱、嘈杂的日常图景。

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叙事，通过其对无辜平民的恶意挑衅、对前科犯的颐指气使和与帮派头目的利益交换，刻画出了街区平和的表象之下摇摇欲坠、危如累卵的真实状态。

后半部分围绕核心冲突，集中发力。

伊萨被捕后，矛盾直线升级，危机持续扩大。

直到最后10分钟，多方势力重新纠结在硝烟弥漫、火光四溅的楼梯间。

曾经咄咄逼人的克里斯和市长，却一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个给人一拳打倒，抱头鼠窜。

而昔日抱着小狮崽展露笑颜的男孩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满脸伤疤，神情冷淡，宛如死神，不容忤逆。

无奈，最终是当初悉心照看醒来的伊萨、为伊萨痛骂吉普赛人的斯蒂凡举起手枪，瞄准了孩子的胸膛。

此刻，针锋相对的不单是子弹和火种。

更是成人与孩童、警察与平民、白人与黑人、地道的高卢人与非洲移民的后代，是两个，甚至更多的群体。

如果任由差异层层累加、误解越积越深，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会像这样，令所有平等的交流变得不再可能。

难以置信，故事竟设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后的巴黎。

那个夏天，法国队以非裔超过半数的首发阵容捧得大力神杯，达成了时隔20年的史上第二次。

影片的开头，拉吉·利便以一系列摇晃、多彩且振奋人心的镜头复刻了法国队夺冠后的巴黎。

其时，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却同样热爱足球运动、支持法国队、崇拜姆巴佩的人们共同走上街头，空前团结地庆祝法兰西的胜利。

彼时尚天真无邪的伊萨也身披三色旗，特地与伙伴们搭乘列车，从郊区奔赴市中心。

他们对着埃菲尔铁塔挥舞手中的旗帜，喜悦无以言表，激动难以言喻。

凯旋门前也挤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

人群上空，亦有烟雾，有火点，有声嘶力竭的呐喊。

以上种种都和楼梯间的景象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呼应。

两相对照，更觉讽刺。

狂欢总得结束，人潮终将散尽。

伊萨必须回到充斥着肮脏交易却始终缺乏公平正义的93省。

他掀起一场骚乱，披露了此地每天发生着的现实，不加任何粉饰。

很多人说，看到最后，拉吉·利的《悲惨世界》才终于有了点雨果长篇小说的意思。

要知道，19世纪中叶，雨果正是在这个街区写出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悲惨世界》。

可悲的是，同一片土地，150余年过去，仍旧满是对立和敌意。

时至今日，如何消弭仇恨已不只是巴黎人亟待解开的难题，更值得全人类深思。

在这个层面上，拉吉·利的《悲惨世界》着实配得上“年度最佳法影”的盛名。

即使不比雨果的著作影响深远，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影片的末尾，伊萨举着熊熊燃烧的酒瓶，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俨然恶魔降世。

但谁都并非天生恶魔。

伊萨不是，市长不是，克里斯也不是。

摘下面具，卸下防备，他们与常人无异。

他们的血液里，也曾流淌过“善”的因子。

只是，暴力往往催生恨意，恨意常常使人迷失。

当伊萨的面庞溶于黑暗，缓缓浮现的三行字幕精妙地点了题——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坏庄稼，也没有坏人。

只有坏的庄稼人。

这段引自雨果原著的醒世箴言，与君共勉。

*本文作者：kiwi

看的时候想起多年前的那部《撞车》，当然那一部更讨喜，站在每个人物的角度去看事情，让观众得出“其实在社会里大家都挺难的。

”这种比较舒服的结论（时间太久，印象里差不多是这样）。

在《La Haine》里更多的是展示出cité里年轻人的状态，有种暴力无望的反抗。

但时至今日，《悲惨世界》里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对社会对警察的反抗，而且是对他们小社会本身里“阶级”的反抗。

这里我没有看到借口：街区的糟糕环境，被社会所抛弃；警察的糟糕工作环境和微薄的薪水等等，这些都不是借口，我不会因为影片里对这些内容有所展现就得出：因为……所以……的结论。

导演只是真实的展示出了这些内容，但这些内容甚至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无序和混乱，在这种混乱里，个体“善意”的力量过于微小。

年轻人无法再忍受现在的局面，他们要反抗所有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来自于“外部”/“敌对方”，还是来自“内部”/“我方”（他们（包括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也只有暴力。

可以想象，就算他们拆解了现有的权威，也无非是自己变成新的“权威”，然后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暴力反抗是真实有力的，但是是否“有效”就另说，影片里也提到2005年的暴力事件，结果就是毫无改变，而且秋后算账让社区的生活更糟糕。

反抗可能可以让我们争取到一些即时利益，但无非就是以更激烈的手段从“上面”多乞到一些食，对于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我们玩的还是“人家”的游戏。

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已经固化的社会。

而革命是需要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胜利，除了外部的天时地利，“人和”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在当时，他们是完全跳出“换个人当皇帝”这一框架，代表了“人民翻身做主人，没有压迫也没有剥削”这一全新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当时人民的希望。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一句话现在变成了讽刺，但是在当时是真实的（当然我完全不是说计划经济更好的意思）。

只要生活有希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奔头”，社会就会相对稳定。

当人民看不到希望，尤其是不仅仅针对自己，包括自己后代的时候，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自然会激化。

希望我们的国家不会掉入这个泥淖——或者掉进去了能及时把脚抽出来。

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开幕在即，对于我们这群身陷疫情困境的影迷而言，或许是近期唯一值得期待的影坛盛事了。

趁正式颁奖之前，我们不妨再来围观一下今年的入围名单：第92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有惊喜有遗憾。

战役尚未打响，最佳影片的公关造势已趋于白热化。

相比之下，“最佳国际影片”则似乎早已没什么太大悬念。

但尽管《寄生虫》的获奖概率最大，另外四部入围之作也同样不容小觑，包括《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以及我们今天要深聊的《悲惨世界》。

《寄生虫》《痛苦与荣耀》《蜂蜜之地》《基督圣体》而这还得从去年的戛纳说起。

相比往年，第72届戛纳电影节可谓少有的“大年”，昆汀、阿莫多瓦、马力克、奉俊昊、达内兄弟、肯·洛奇等名导新作纷纷亮相电影宫。

众多瞩目中，新晋导演拉·吉利的长片处女作《悲惨世界》竟出乎意料成为一匹黑马，从诸多大师手中夺得一座评审团奖。

而在影迷们眼里，这部影片除了能让人感受到如同斯派克·李当年拍《为所应为》时的锐气之外，更宝贵的是导演对暴力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以及其对摄影机的独特理解。

影片《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法国位于巴黎北郊的塞纳-圣德尼省，这里通常被人们称为“93区”或“93省”。

因为其本身具有工人社区的属性，再加之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贩毒、卖淫、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极高。

93省之于当今的法国，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一方面，93省是大巴黎扩建政策以及法国移民政策的象征，再者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其弃置不顾。

但另一方面，从数据来看，93省已经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本身发展前景较差，再加之当地治安管理的高难度，使得管理经费日益增加，这对于饱受极端组织恐怖袭击威胁的法国政府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

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悲惨世界》的开场片段无疑诠释了这一点：法国在世界杯夺冠后，不同肤色的人凑到一起，在凯旋门前集体狂欢；表象之下，拉·吉利规整的手持镜头，则在此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之感。

然而，镜头之间一动一静、景别之间一大一小的组接，在表现出渐进、有序的节奏的同时，也使得段落内视觉差异较大的不同空间被这种节奏强行“和谐化”了，这本身就是反和谐的，它与文本上的开场即高潮相呼应，形成极其反常的观感，使得观众愈发不安、焦虑。

这种影像上的不安感延伸开来，悄然演变为街区气质的基调，即“暗流涌动的危机感”。

随着三位警察的集结，镜头开始聚焦于他们乘坐的警车。

警车在此成为叙事的主舞台，警车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警察在闲聊与执法过程中展现出个体之间明显的差异，三人在车内看似一片祥和，实际上一下车便漏了馅。

面对移民女学生，克里斯强硬而暴力，瓦达袖手旁观，斯蒂芬则不断劝阻克里斯不要暴力执法，主张和平处理。

随着三人矛盾的铺垫，“暗流涌动”的93省街区气质也被赋予到了车内空间以及这组三角关系上；警车由此被融入到街区之中，其外来者的形象也被弱化。

而警车外，大量的常规镜头下，通过警车的路径对街区大环境进行展示。

伴随着克里斯的“毒舌”，街区的多方势力轮番登场，与三位警察或是发生冲突、或是展开“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街区生态关系的轮廓也渐渐明晰。

群体与群体间的尖锐矛盾潜伏在和平的表象之下，无论是警察、“市长”还是黑人孩子们，都不过只是街区舞台上的配角而已。

而“主角”的缺失似乎使得街区形象被蜕去一部分电影的虚幻感，更多地落到生活的真实当中，传达出“暗流涌动的暴力就潜藏着我们的生活周围”，由此观众的不安感被继续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展现街区时也加入了大量关于文化的注脚：持有无人机的黑人孩子在周末被父亲要求“到外面去，即使什么都不干也好”；克里斯对雨果《悲惨世界》的调侃；穆斯林对街区事务的干涉，等等。

这些看似戏谑幽默的片段背后却隐藏着沉重的社会问题，工人阶级对后代教育的忽视、警察治安管理的无力、宗教团体的膨胀，导演将最有力的社会表达融入到最平常的概括中，宛如社会的解剖镜，缓慢有力。

幼狮的失踪则象征街区内“权力的游戏”的开始，从马戏团偷走幼狮的孩子一时间成为权力的漩涡中心。

这场意外调动起全片铺垫的所有冲突，警察、帮派、宗教团体对幼狮的争夺，实质是对街区管理话语权的争夺。

在不正当的权力斗争中，暴力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一方面，孩子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正常教育，反而遭受了对心理造成极大创伤的暴力恐吓；另一方面，品尝过昙花一现的权利滋味的孩子，显然对权力也有了依赖性，这些都无疑在孩子心中埋下新的“暴力种子”。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规则在现代社会也依然适用，人类社会的暴力似乎陷入了一种悲剧性的循环之中。

旧的暴力还无法解决，新的暴力便早已应运而生。

既然“暗流涌动的暴力”已愈演愈烈，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趋于爆发。

在基本交代完主要人物关系之后，导演安排了多场激烈的追逐戏，将观众原本沉默的感官瞬间调动起来。

持续跟拍过程中依然保持镜头稳定感，使得画面产生一种新闻纪实效果，同时又大胆运用跳切，稳定之余不忘强化场面的混乱。

暴力的真正爆发则来自于那场孩子和警察的“追逐战”，手持镜头的晃动感在这场戏中达到了峰值，和喧嚣的打斗一起将影片推向第二个高潮。

而当瓦达打伤孩子时，与叙事上的高潮相反，视听选择了“沉默”。

镜头在三个警察的面部来回游离，通过外部事件，再一次强化三人的差异。

随后，加入大远景无人机航拍、嵌入新叙事线索的同时，极力地制造出一种去情绪化的客观感。

这实质上是前半段对街区描绘策略的延续，越是暴力越是冷静，这便寓意着暴力的永无止境：“高潮之后，显然还有更多的暴力正蠢蠢欲动。

”

高潮暴力冲突下，导演选择暂时冷静，这使得摄像机的外部角色属性被平稳感大大消解，似乎眼前的暴力并不是摄像机面前的表演。

经过长篇幅的铺垫之后，他们已然成为这个街区鲜活存在的个体；而潜藏于日常生活的暴力，被“自然”地戏剧化表现，并为观众所接受。

在影片的后半段，导演将这种循序渐进的暴力表现节奏发挥到底，在看似一天终于结束、趋于一片祥和之后，将冲突再次推至极点，一切又因此沦入万劫不复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利的摄像机在电影中时常变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前期铺垫街区群像的时候，摄像机像是一个窗口，观众通过这个窗口客观地注视着街区中的一切，影像由此产生了高效的概括效果。

随着主要环境的铺陈结束，摄像机视野变小，关注点由外部大关系转为内部小关系。

此时的摄像机则变为显微镜，细致地剖析着几个团体间内部的矛盾，将文本上的注脚高度视觉化，某种程度上也服务着叙事。

而激励事件发生之后，摄像机运动方式产生急剧变化，运动镜头数量增多，小景别使用频率提高。

摄像机在导演的掌握下展现出极强的侵略性，街巷、室内、人物身上，无处不存在着摄像机高速运动的痕迹。

而第三人称视角的强化使得摄像机在暴力冲突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场”角色参与其中，它像是暴力团伙的一份子，有着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但导演拉吉·利显然不满于此，在“在场”角色的确立之外，他又确立了一个“不在场”的角色：“无人机。

”无人机凭借其广阔的视野，以及不直接介入冲突的处境，同步概括着街区冲突的所有。

如果说摄影机展现的是客观，那么无人机展现的便是客观的客观，即所谓的上帝视角。

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在同一场戏中营造新的对抗感，将暴力冲突进一步延伸到了影像空间之外，深入到观众的思维当中。

最后的“楼道战”段落则是摄影机身份的大集合：一开始，常规的巡逻下摄影机保持着与前段“平静窗口”的同步，而在诸如满载的推车、水枪、鬼鬼祟祟的人群等暴力元素反复出现后，摄像机又成为了显微镜，回到了车内警察的三角关系中，展现着三人面对不安的不同表现。

而当警察进入楼内时，摄像机又恢复了暴力冲突下的“侵略性”，随着听觉的先行嘈杂，摄像机迅速脱离警察视角，在冲突双方以及各种暴力工具之间来回穿梭。

此时此刻，它聚焦于个人并不是为了叙述人物，只是为了捕捉暴力下人物的短暂情绪。

而大多时候，摄像机不去聚焦于人，它只专注于燃烧瓶与闪光弹，将冷暴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悲惨世界》在文本上与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在电影的最后，导演还是选择了落在雨果《悲惨世界》的价值倾向上：“没有邪恶的人，只有邪恶的滋养者。

”可惜的是，冰冷的文字在燃烧瓶的无情火光中显得格外无力。

事实上，暴力是永无止境的轮回，一旦开始便注定着你来我往，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能轻易地成为邪恶之人。

我们似乎无法用善恶的二元对立来评判这个萧条街区的居民，他们行走着，不知将步入深渊还是理想之乡。

相比于对雨果《悲惨世界》中真善美的美好向往，或许《悲惨世界》的序言要来得更为实在一些，他写道：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1年补充这篇影评引起了一些朋友的争论，这里再补充说一下。

我自认为自己偏向于zuo派的思想理念，在这里争论最多的是关于我反对以这部片子所体现出的“白zuo”理念。

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我所以为的“zuo”和“白zuo”的区别。

“白zuo”就如一些朋友评论的，把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等小部分群体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对那些明显的因果逻辑却视而不见，即所谓的圣母心。

关于这部影片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和赞颂这部片子的朋友的反驳我在下面都提出来了。

这里想要补充的是我的立场，与白zuo不同，zuo派能看见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是什么，不是race、gender、religion这些，而是capital and class。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想真心给大家推荐另一部法国片，让-皮埃尔·达内 导演的 《两天一夜 Deux jours, une nuit》，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1624974/，这部片子没有那么炫酷的镜头和布景，没有那么热血的冲突画面，但如果你有耐心看完，相信你也能共情，并意识到race、gender、religion都不是原罪，poverty才是，所以不管是BLM还是ATF，以及所有白zuo都找错了方向，没有看清房间里真正的大象是什么同类的片子还是肯洛奇导演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Sorry We Missed You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30209084/，看了这两部片子，再对比这部“悲惨世界”，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文主义，什么是披着人文主义外衣的狭隘价值观。

关于capital的讨论也可以参考另一篇影评，（言语有点偏激，导致之前几百的留言的原评论被删掉了）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271597/+++++++++++++++++++++++++++++++++++++++++++++++++++++++++++++++++++++++++++++导演在片尾加一句雨果的引言就能把这部片子拔高到雨果《悲惨世界》的高度了吗？

如果说三个警察合在一起能作为沙威，那谁是冉阿让？

是偷狮子的小孩吗？

冉阿让为了救妹妹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然后坐了19年的牢，然后一辈子帮助别人，最后时刻还救了沙威，完成了自己和他人的救赎，“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那就是上帝的脸庞。

” 雨果以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圣人，去抨击司法的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以对子女的爱，对伴侣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公理的爱，对自由的爱。

在雨果《悲惨世界》中在巷子里战死的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为了一个更自由更美好的未来战斗到死。

这部“《悲惨世界》”呢？

为了自己玩乐，自私地随心所欲，偷鸡，偷狮子，如果不是警察费心费力去找狮子，就会引起第二天吉普赛帮派和社区的火拼，这小孩为了一己私欲会引起死伤多惨还不知道。

被警察抓就反抗，十几个人围攻三个没有枪的警察，被吉普赛人抓到笼子里被吓得尿裤子时候警察为了救他差点又引发火拼，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暗中埋伏要干掉这三个警察，见人就打，见车就砸，暴力的狂欢。

最后拿着燃烧瓶高高在上，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藐视着救他的警察。

一个从不知道检讨自己的人，想要任何东西就偷，不计任何后果，连累到整个社区都无求所谓，被抓了就跑，跑不掉就打，打不赢就阴，在真恶人面前就吓得尿裤子，转眼就威风凛凛举着燃烧瓶要扔向本来要保护你的人，以暴制暴的名义把罪都推到庄稼人身上？

也不见你听听Muslim大叔的话要有敬畏之心，也不见你学学黑人警察长大找个正经工作，也不见你学学姆巴佩好好踢球，再不济你学学眼镜小孩捣鼓捣鼓无人机也行啊，非要偷鸡摸狗惹是生非，你干掉了“市长”，长大后就变成下一个“市长”，然后你再被新的小孩干掉，如果导演能拍成《上帝之城》那样都还算公道，但这部片子的视角明显偏向小孩那一方，以《悲惨世界》之名偷换报复私欲与革命反抗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谁是片尾雨果句中的庄稼人？

难道不该是体制嘛？

真正的利维坦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把所有箭头对准警察？

如果想像雨果那样批判社会批判制度批判司法不公，为什么拳拳只打在警察脸上？

警察这个锅不背。

任何以追求自由民主为名来包装美化称赞为私欲泄愤而暴力的人，愿你生活的地方也成为片中最后火光冲天的93区51节日期间的补充：极少写评论，每次都是看了电影之后自己有一些观感，实在感到不吐不快，于是写在豆瓣上，没有想到有些朋友真是爱怼爱杠，而且理由是什么：这片子都得了戛纳了你还敢这在说三说四？

你一个中国人能比法国人更懂悲惨世界？

“雨果就是白左，你根本不懂雨果，你违反了雨果的精神”，那好吧，导演才是最懂雨果的，最具有雨果精神的，是我僭越了。

那还是从导演自己的影像叙事和逻辑来重温一下他的“雨果精神”吧：整个事件不碍乎就是：小孩伊萨偷了狮子，吉普赛人来要狮子差点火并，警察调解答应找狮子，找到伊萨问狮子，伊萨拘捕并且一群伙伴围攻警察，伊萨逃跑被警察橡皮子弹打中，过程被无人机拍下，警察去找无人机，无人机的内存被交给宗教首领，经过谈判宗教首领把内存交给了警察，警察把狮子还给吉普赛人并让伊萨道歉，吉普赛人教训伊萨让他吓尿了裤子，警察把伊萨放回家并说这事到此为止。

最后伊萨集结青年埋伏袭击警察和当地黑帮。

从最开始在警察局里伊萨的父亲就表明他不是不管小孩，而是怎么管教都没有用。

他什么都不在乎，不在乎家庭，不在乎社会，更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就是任性，爱怎么来就怎么来。

并没有看出一开始父母就不管小孩放任小孩的端倪。

因小孩行为不端，掌控该地区兄弟会的大叔找他们谈话，虽然这里面没有伊萨，但可以看出他们还是循循善诱地想让社区里的小孩懂得尊重，要有敬畏之心的，虽然不好与悲惨世界里的米利埃主教相比，但至少这个社区的宗教领袖还是努力想用善意引导小孩们走上正轨的。

伊萨自己在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讲到看到有人偷东西经历，表明他自己心里很明白偷东西不好，甚至会遭受严重的后果和惩罚，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偷鸡偷狮子，就为了好玩，为了发ins，就是这么任性

吉普赛人怒气匆匆赶到社区和当地管事的大佬“市长”要狮子，可以看出这只幼狮对他们非常重要，现场火并一触即发

警察即时赶到调解，答应找狮子归还吉普赛人一方，吉普赛人给了一天时间。

这里可以看出警察还是很负责任，并没有只吃黑钱不管事，也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平息两边的怒气，想办法解决事情

警察来找当地宗教领袖打听消息，却莫名被教育一通，在这里就有点无法理解了，你伊斯兰教中狮子是高贵的，难道就可以去偷吉普赛人的狮子？

各个宗教都有各个宗教的教义，吉普赛人把动物看成自己的伙伴，也从很早之前就靠驯养动物吃饭，你凭什么非要把自己宗教的教义强加给吉普赛人，如果不服从你的教义那是不是所有异教徒都该死？

回到现实警察说幼狮可能有危险，更不用提吉普赛人的事情，然后又是一通洗脑，幼狮自己狩猎养活自己？？？

导演作为穆斯林在这里显现出的意识形态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宗教信仰，你们异教徒什么吉普赛人就被塑造成一群匪帮我对非裔穆斯林没有丝毫歧视和贬低之意，但我承认没有太多好感，在国外来自这个群体感受到更多的是被歧视和敌意，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

有在巴黎上班的朋友（华人），前段时间因为疫情在通勤路上戴口罩而在地铁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受了辱骂和攻击，这些辱骂和攻击全部来自非裔穆斯林。

我也没有因此带有偏见地看待这部电影，对电影的讨论还是就事论事从逻辑上展开，关于宗教的话题就不多谈了

警察又来到伊萨家里找他，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第一次犯事了，并且家里还有一个他的兄弟伊萨卡在家，同一个家庭，有其它小孩都能安分在家，也可以佐证把伊萨的行为怪罪到父母身上没有道理

镜头终于交代了狮子的下落，果然就是伊萨偷的，伊萨的姐姐让他回家，并且发现小狮子后很惧怕，让他不要带它回家，但是谁理你啊，我就是任性

小狮子可爱吗？

太可爱了，偷来发ins吧，多酷啊。

怎么养啊？

不知道，偷只鸡来喂它吧，吃不吃我就不管了，跑掉了我也不管了，发完ins我还要去踢球呢

警察终于在球场找到伊萨，想问出狮子的下落。

那怎么能行，全场都沸腾了，十几二十个人围攻三个警察，要求放了他。

黑人警察拿出催泪喷雾警告后退，谁tm屌你，警c算个p，冲抢喷雾，黑人警察在袭击中眼镜被催泪瓦斯喷到，伊萨顺利逃脱

终于抓到伊萨，但是他没说把狮子关在哪个地下室，还说狮子已经跑了，这里不管他是不是撒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伊萨现在是能找到狮子的唯一线索，但这时球场的小伙伴已经追来了，快放开他我们要继续踢球呢

不放是吧，那就砸呗，三个警c算什么，分分钟围攻你，捡起瓶子石头就砸，眼看就要成功了，伊萨挣脱就要跑掉了，狮子的线索也要断了，这时处于高压状态下并且眼睛被喷了瓦斯的黑人警察终于开枪用橡皮子弹击中挣脱逃跑的伊萨

围攻他们的人顿时散了，黑人警察原地蒙圈，另外两个都是震惊甚至带有责备的眼神看着他，在后来的情节里晚上黑人小哥对圣母警察说明了就是在高压状态之中，那根紧绷的弦断了，这里可以小范围的理解那就是今天要找到狮子，但是伊萨跑掉可能就找不到了，明天有可能就要大火并，就在被围攻的一刹那没有选择打了橡皮子弹，当然更大范围是这种紧张状态已经持续多年了，这便要归咎到更上面的政策问题。

但于情于理，我个人认为在这种警察抓了人又要反抗又要跑，还被多人围攻的紧张状态下，打了一发橡皮子弹有错吗?作为警察，连这点权威都荡然无存那要警察来干嘛？

在你民主之光美利坚，你拘捕试试？

抢枪试试？

袭击警察试试？

当然，这里是法兰西，要用关爱去感化他们，他们要跑就让他们跑就是了，他们要砸就让他们砸好了。

黑哥卸下装备，打伤了伊萨心里还是很愧疚，但我不认为他应该为此后悔。

但是说对不起就完事儿啦？

你有向伊萨道歉吗？

他虽然拘捕，虽然要跑，虽然我们被围攻，但是你为什么要打他？

圣母警察不依不饶。

黑人只得解释，圣母的光环在这不起作用，何况你是警察，用关爱去感化并不是警察该干的事情，宗教家庭和社区都能有那个职能，但警察就是暴力机构，特别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面，如果他们不怕你，你就没有权威，你就没办法履行你的职能。

回到事情发生之后，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拍下警察开枪画面的无人机，否则视频被传上网只能引发更大的骚乱。

圣母警察这时擅自驾车去给伊萨买了药，并给他安慰

拍下视频的内存卡被交到了宗教领袖手中，圣母警察在和他交涉过程中点出本片本来的中心目的，就是映射巴黎05年发生的骚乱，一片狼藉之后但是没有人在乎。

暴力和骚乱是无价值无意义的牺牲。

这当然是导演站在他个人角度的观点，然后发出的诉求和呼喊，那既然明知道暴力没有结果，那最后20分钟的暴力高潮又是什么意思，威胁？

还是想说暴力无法避免？

最后萨拉赫还是理智的，把内存卡交给了警察（这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导演要安排最后20分钟的暴力高潮了，导演这样安排的原因无从判断，联系到现实中的事件（见后文），导演本人是将视频传到了网上并且加上了极富煽动性的仇恨评论并因此遭到了责罚的，这里似乎是在探讨一个更加理性的解决办法吗？

导演完全是掌控了整个事件的走向，并且也从各个角度表面了各个势力方面的人都不希望看到暴力骚乱发生，于情于理伊萨做出暴力报复完全是非理智的，仅仅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报复而已，但是导演还是将最精彩也最热血沸腾的影像叙事留给了他，难道安排萨拉赫把内存卡给警察这个看似理智的处理方法只是姿态上的假意中立吗）

警察将找到的狮子还给吉普赛人，并让伊萨道歉，以化解吉普赛人和社区之间的争端，也避免了双方发生流血事件。

但是你偷了别人的珍视的东西，毫无责任感，也没有悔过之意，今天偷狮子，明天就可以偷枪，就可以杀人放火。

吉普赛大叔让伊萨长了个教训，你不是喜欢狮子吗，你不知道狮子是可怕的吗？

那你进来玩玩吧，你不是那么任性吗，什么都不在乎吗，什么都不敬畏吗？

结果就是伊萨吓尿了，三个警察也吓傻了，要拔枪射杀狮子，当然吉普赛人只是给伊萨个教训而已，做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有人说这里狮子是对权力的隐喻，我就不过度解读了，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不是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最后队长放伊萨回家，在导演给队长极不讨好的人设上面，他让伊萨说自己摔倒的，不要说是被橡皮子弹打的，圣母朋友们肯定又要群情激奋了，凭什么要说我说谎，不是你们打的吗？

虽然狮子是我偷的，我拘捕，我反抗，我逃跑，你们凭什么打我？

还有吉普赛人，我不过就是偷了他们的宝贝吗，他们凭什么让我吓尿了裤子？

你们凭什么说是我的错？

然后配乐响起，经历了一天的闹剧，每个人都身心疲惫，都在自己的空寂中沉思，随着情绪的调动我们观众也在沉思，思考这一切隔阂，矛盾，悲痛，苦难都源自哪里，伊萨坐在垃圾堆之间发呆，这是个怎样的世界？

如此多的痛苦从何而来？

如果导演到此戛然而止，我会毫不犹豫打上五星，最后这个结尾让我联想到《撞车》，最后也是一段无声的群戏，好的电影就是应该让观众带入情绪，用电影去思考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但是导演说你太天真了，我不是要你有这样的沉思，我会直接给你答案，正片才刚刚开始。

于是第二天警察继续巡街，这个拿水枪的小孩割喉的动作和凶狠的眼神表明了态度，酷炫大片正式开始。

我就问你酷不酷

三个警察被引诱到楼里，黑人让圣母呼叫支援，但是信号不好还没有说清就被冲进来了，所以这里他们三个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少年高举着点燃的燃烧棒如圣洁的革命火炬般穿过人墙，在如此狭窄的空间营造出如此有张力的镜头感，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功力

一段跟随的长镜头定格在伊萨坚定而冷峻的表情上，一步步台阶走上去在旁边列队的注目礼中，走向慌张手足无措的“市长”，毫不留情一铁棒锤在他脑瓜上，然后众人一拥而上继续毒打，伊萨面无表情地走开，走向下一个目标，我就问你酷不酷！

帅不帅! 狠不狠！

爷们儿不爷们儿！

外面继续围攻原本要维持秩序的黑帮，燥起来吧兄弟们！

让我们砸碎这个肮脏的旧世界！

最后高潮当然留给伊萨，他接过燃烧瓶，高高在上俯视着曾经救过他的警察，俯视着这个如狗一般乞求的人，你的生死现在拽在我的手上。

我就问你酷！

不！

酷！

哈？

你还有枪，卧槽，你有枪你刚才求什么可怜？

现在咋办，我只是想烧死你们而已，你不会真的开枪吧，你现在搞得我很尴尬，旁边的兄弟们都在看着我呢。

屋里的无人机小孩：卧槽，居然还有枪，那我先把门反锁了再继续看戏最后镜头在这里隐去，伊萨的形象如同救世主般的剪影定格在银幕上面。

至于伊萨会不会投向警察，警察会不会开枪，那你可以说是个开放式的结局，但是给警察最后的镜头有个细节，他鼓足了劲似乎是想开枪，然后一下又松懈了，全身肌肉都松懈了，我想他明白他自是没有办法开枪的

那伊萨会不会放下燃烧瓶，我想可能性很小，他旁边的伙伴们都用无比坚定的目光盯着他，他前面如此凶狠，残暴，不留一点余地，这时能放下燃烧瓶去和警察言和吗？

直到光线以他头部为中心收缩后漆黑一片，此时的配乐又再一次介入，用带有宗教感的崇高氛围中结束。

导演的镜头叙事在最后这二十分钟达到极致，这些精美的构图，无懈可击的张力难道不带给你震撼吗？

前面80分钟铺垫整个前因后果在这里变得毫无价值，谁对谁错还重要吗？

导演的镜头还不够说明他的立场吗？

好了，我不得不佩服导演运用影像的功力，最后这二十分钟硬是从《撞车》的共鸣反思直接跳跃到了《上帝之城》般的暴力美学。

无可厚非，如果直到这里电影结束，那我也同样认为这是个好片子，并且着实佩服导演的影像叙事能力和对画面张力的塑造，4星杠杠地，一起高潮不爽嘛？

但是，让我实在无法接受的来了，在举着燃烧瓶以宗教般崇高的伊萨画面隐去后，出现了雨果《悲惨世界》中的语句：

what？？？

我脑海中顿时一片问号，震惊，只能说震惊，锅还能这样甩？

我是看最后20分钟看得惊心动魄没错，但我的理智还在啊，讲点逻辑不好吗？

家人没有教育过你吗？

老穆兄弟会的人没有感化过你吗？

你自己不知道偷东西的后果吗？

狮子不是你为了自己取乐偷的吗？

偷来拍照发了ins之后不管不问的不是你吗？

警察找你问狮子下落拘捕反抗逃跑的不是你吗？

你认为偷东西会被烧死，你也没有被烧死啊；你脸是被橡皮子弹打破了，但也没要你的命啊；你是尿了裤子了，你也没有被真的喂狮子啊，所以这就是你们防火杀人的理由吗?你惹了事端，最后事端被平息了，但是你为了被伤害的自尊就要对大人都赶尽杀绝，就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拿着燃烧瓶准备投向真心想帮助你的人？

然后大大的字幕质问观众，难道是我的错？

不是你们庄稼人的错?我自私，我懦弱，我残忍，我凶狠，我要用暴力把你们赶尽杀绝，但这是我的错？

有朋友说，导演是在等待或者呼唤一个“雨果”中米利埃主教的角色来去关爱，去感化伊萨，让他能转变成冉阿让一般的圣人。

我只能想起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一个基督徒，掉到了海里。

他在海里挣扎的时候，遇到了一艘船，船上的人要救他，他说不，我要等我的上帝来救我。

他在海里继续挣扎。

然后又来了一艘船，船上的人要救他，他还是说，不行，我要等我的上帝来救我。

最后他精疲力尽被淹死了。

他的灵魂来到了天堂，见到了上帝，他埋怨上帝为什么不去救他，上帝说，其实，我已经派了两艘船去救你，是你自己不愿意上来。

就在导演自己的叙事中，这种机会难道没有给过伊萨吗？

在上面那么多个时刻，无论父母、姐姐、警察、吉普赛人，甚至是他自己，如果能负起一点责任，听一点教诲，不那么任性，有一点敬畏之心，有一点点对自己的反思，都不会恶化到最后的那个画面。

所以这就是导演挪用雨果的理由吗？

绑架雨果来为这样一个毫无善良仁慈和担当的角色背书，为这种血腥的暴力背书，就是你们对雨果的理解吗？

一个自己作死的故事，引用一段雨果的话就能拔高到重新阐释《悲惨世界》的高度了吗？

对不起，首先这种偷换概念的逻辑我无法接受。

任有人愿意同戛纳一起高潮、对这个新锐导演高呼万岁，但这种价值观和这种对雨果绑架和滥用我不能接受。

最后附上你们承载着“雨果精神”导演Ladj Ly的一些资料的摘要（来源于维基百科和好莱坞记者报的摘录）：

导演Ladj Ly出生于一个来自马里的移民家庭，他在巴黎Bosquets区的Montfermeil长大。

《悲惨世界》是他导演的第一部非纪录片，并以此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该片还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票房收入高达1100万美元以上。

可谓名利双收。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amp/news/les-miserables-director-ladj-ly-under-fire-criminal-past-1264041“《悲惨世界》导演Ladj Ly在法国因过去的犯罪经历遭受抨击”导演Ladj Ly的一个朋友Amad Ly在塞内加尔听说他的妹妹与他们表亲的丈夫发生性关系。

回到法国后，他要求妹妹做出解释，但她否认了这段关系。

在2009年1月13日至14日的晚上，Amad Ly打了她，打断了她的手指，并造成了她的头部创伤。

然后和他的兄弟Mamoudou以及Ladj Ly一行三人去找他侄女的男朋友。

这名男子被他们锁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被带到森林里，遭到威胁和殴打，但他最后逃脱了。

第二天早上，一个农民发现了受害者，受害者的伤势严重到10天内都无法有任何行动能力。

嫌疑人于2011年3月2日受审。

检察官要求判处Amad Ly 4年监禁，Mamoudou Ly 2年监禁，Ladj Ly 1年监禁。

最后的判决更为严厉:Amad Ly被判五年有期徒刑，Mamadou和Ladj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Ladj Ly的判决在第二年的上诉中得到了证实，但他的刑期被减为两年监禁和一年缓刑。

他随后被拘留。

地方和法国的媒体在当时对这一事件都做了报道。

在《悲惨世界》的上映大获成功之后，这段经历又被《Causeur》杂志重新挖掘——该杂志为这次没有出现在审判报告中的复仇之旅增加了宗教上的理由——并在2019年12月18日被重新发表。

与这两篇批评文章的标题不符的是，Ladj Ly未因“蓄意谋杀”而被判有罪，而是在“绑架”和“监禁”中共谋罪名。

即使控方放弃了企图谋杀和暴力的指控，他在审判期间始终否认这些事实。

2019年12月19日，Ladj Ly以“诽谤罪”和“种族诽谤罪”起诉了《Causeur》和《Valeurs actuelles》杂志。

另据《解放报》和当时的报道，Ladj Ly是2009年Amad Ly策划的一场犯罪的共犯。

Amad Ly与Ladj Ly都来自巴黎郊区蒙费梅Montfermeil，即他的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地。

《解放报》的文章证实，Ladj Ly还被判有两项前科。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2011年，当时Ly在网上发布了一段有关Montfermeil地区警察暴力的视频，他还在视频中加入了“令人发指的评论”。

这名导演因此被判6个月缓刑，并罚款400欧元。

第二次是在2012年，当时Ladj Ly因“对公职人员进行口头攻击和暴力”而受到谴责。

对于导演的这些电影之外的事件我不想过多评价，也许有人看了报道后会更加佩服导演，认为他是真正的fighter。

我无法可说，我只是转载在这里，这些事件和这部电影中的情节有没有关联我想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与殴打女性的人为伍，并一起对其他人使用最残忍的暴力，然后基于自己或Amad Ly为原型拍了这么一部电影，就算获得商业和电影节的成功，我也不能认可，看似中立不偏不倚，但暗度陈仓偷换概念，这是影像的魅力，也是对影像的滥用，就算我钦佩他电影技巧上的高超，也不能接受这种混乱的逻辑，不能接受以这种形式去扭曲雨果和他伟大的《悲惨世界》。

| 作者：Elena Lazic| 原文发表于《视与听》（Sight&Sound）杂志2020年5月刊| 译者：小双@迷影翻译| 译文首发于迷影网：https://cinephilia.net/76691/摘要：拉吉·利（Ladj Ly）的作品《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是一个关于法国社会边缘的警察暴力和种族紧张关系最终爆发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城郊，与25年前的电影《怒火青春》（La haine，1995）有着相似性。

本文作者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与导演聊了聊他是如何努力争取在法国主流电影之外为电影创作创造更多空间的。

在导演拉吉·利（Ladj Ly）的电影处女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2019）的开篇，一架无人机正在飞行，它在巴黎北郊的蒙费梅尔地区上空翱翔，而观众则从它的有利视角向下俯瞰。

尽管蒙费梅尔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16公里多，但这里的生活却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镜头让我们鸟瞰到了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出现在新闻中的属于巴黎的地区。

蒙特梅尔，也是1862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史诗般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反派德纳第夫妇（Thénardiers）所经营的客栈所在地，这也是电影片名的来源。

从无人机的视角俯瞰这个地区，似乎很平和，麻烦似乎都已被安全移除，但拉吉·利的这部电影会带我们下降到地面上，去关注街头发生的事，去感受存在于民众内部以及他们和警察之间的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

此片将故事设置在令人担忧的两天内，提供了一个局内人看待这种紧张关系的视角——拉吉·利本人在蒙费梅尔成长的过程中也见证了这种关系，最严重的是在2005年，警察的一次暴力事件引起暴乱，最终导致两名青少年死亡——而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导演创作《悲惨世界》。

我们很快发现，无人机的驾驶者是一个名叫Buzz（导演的亲生儿子阿尔-哈桑·利Al-Hassan Ly饰）的文静少年，他用无人机来观察他所在社区街道上的生活。

但是，当他的遥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一些画面时就成了影片叙事的关键要素，画面中，一名年轻男孩Issa（伊萨·佩里卡 Issa Perica饰）被由头脑发热的Chris（亚历克西斯·曼蒂 Alexis Manenti饰）带头的三名警察攻击。

警察们一直在追捕Issa，因为他从一个叫Zorro（Raymond Lopez饰）的人那里偷了一只幼狮，而Zorro是当地一个马戏团的老板，警察们的行为加剧了当地不同种族之间的紧张和猜疑。

当警察们得知Buzz用无人机记录下了一切，便疯狂地试图找回录像，以删除影像记录。

无人机镜头是《悲惨世界》的核心，很明显也是对马修·卡索维茨（Mathieu Kassovitz）的作品《怒火青春》（La Haine，1995）中的一段著名的镜头的致敬，任意一部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电影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与之做对比。

在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中，在无人机还没有成为轻易即可获取的电影制作工具的年代，为了拍摄一个俯瞰广场的惊人镜头，导演卡索维茨不得不使用一架简陋的迷你直升机，画面中，孩子们在广场上听着从公寓的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要么是经典的香颂女歌手伊迪丝· 皮雅芙（Edith Piaf）或是说唱歌手KRS-One。

《怒火青春》一经推出就引起了轰动，让许多人看到了巴黎城郊的生活现状，那里充斥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以及警察的暴行。

25年后的今天，拉吉·利的电影在法国也产生了影响，揭露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反映出这25年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去年5月，当《悲惨世界》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时，在很多人看来，拉吉·利仿佛凭空出现，从来没听过的一个人，竟然作品已经如此成熟。

但其实他在过去的十年里积累了大量的作品经验，他在一家名叫Kourtrajmé（法语“短片”）的艺术团体中执导并参与表演了一系列短片。

其中有一部2017年的短片，也叫《悲惨世界》，由同样的演员主演，在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节（Clermont-Ferrand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获得认可，并获得凯撒奖提名。

Kourtrajmé团体成员出品的短片绕过了通常的发行渠道，经常通过网络渠道直接发布，这标志着Kourtrajmé定位是在法国主流电影圈之外。

事实上，Kourtrajmé团体历史悠久，它创立于90年代中期，与拉吉·利一起创作的还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其中不少都留下了电影杰作。

其中一位是电影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儿子罗曼·加夫拉斯（Romain Gavras），他以为多名艺人执导暴力MV而闻名，还拍过同样以巴黎城郊为背景的喜剧片《世界属于你》（Le monde est à toi，2018）。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文森特·卡塞尔（Vincent Cassel，法国著名演员让-皮埃尔·卡塞尔Jean-Pierre Cassel的儿子），他本人也曾在Kourtrajmé出品的一些短片中出现过。

金·查普龙（Kim Chapiron）是团体创始人之一，也是平面设计师Kiki Picasso的儿子，以作品《撒旦》（Satan，2006）、《恶狗帮》（Dog Pound ，2010）和《超级精英》（Smart Ass，2014）闻名。

如今，Kourtrajmé团体拥有135名成员，活跃在多个领域。

拉吉·利出生在西非马里，与加夫拉斯和查普龙一样，他也热衷于在法国那些通常与外界隔绝的主流渠道之外为法国电影创作创造空间。

这个团体也试图挑战人们的期望：Kourtrajmé团体出品的短片往往充满幽默和热情，在法国媒体上放映时，观众很难把这么高质量的影片与巴黎城郊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拉吉·利的第一部短片《Go Fast Connexion》（2009）中，导演讽刺了对巴黎城郊的新闻报道中极端严肃的语气，那些新闻将巴黎城郊描绘成少数族裔居住的堡垒，外部的人想进去的话就要后果自负。

十年后，《悲惨世界》是对新闻报道中看似神秘的少数族群的失真描述的又一次纠正，展示了对“他者”（the Other）的恐惧是一个从根本上已经毁坏了的制度的核心。

这部电影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目前，拉吉·利正在创作第二部和第三部。

埃琳娜·拉西克（Elena Lazic，以下简称EL）：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悲惨世界》发现你的，但你拍电影已经很久了。

能否介绍一下你在Kourtrajmé团体创作的作品？

拉吉·利（Ladj Ly,以下简称LL）：别的不说，Kourtrajmé团体首先是我的一群朋友，我们都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从幼儿园或小学时就认识了。

这个团体成立于1994年，当时我们抱着拍自己的电影的野心。

我是在1996年加入的，我和金·查普龙从小就是好朋友。

我一开始做演员就是在他的电影里，然后在17岁的时候，我买了第一台摄影机，开始拍摄我所生活的街区。

EL：Kourtrajmé团体的其他一些成员已经转向拍摄MV或者离开了巴黎城郊，但在你的短片中，你仍以纪实风格的方式聚焦于巴黎城郊。

为什么会这么想留下来？

LL：因为那是我的故乡。

不像我那些住在巴黎的朋友们，我是在巴黎城郊也就是蒙费梅尔长大的。

那里对我来说非常亲切，可以讲述的故事非常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讲述那里的故事作为我的特长，或者至少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而且也有一种紧迫感，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处理，我想我至少可以再拍十年以上关于巴黎城郊的电影。

EL：你在Kourtrajmé团体拍摄的短片被发布到网上，这是你们有意做出的选择，还是迫不得已？

LL：一种电影总得出现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不在制片人的关注清单上，也不受任何机构的资助，就迎来了必须自己做这一切的时刻。

Kourtrajmé团体的诞生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自己属于法国主流电影圈，所以我们决定拍自己的电影，用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演员。

恰好，当我们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正是数码时代的开始。

当时数码相机刚刚出现，人们第一次在家里可以上网。

我们意识到，互联网是一个可以用来播放我们电影的不错空间。

那时Dailymotion 和YouTube还不存在，我们有一个Kourtrajmé官网，我们会在那里发布视频，挺成功的。

我一直坚持着独立制片，即使是我的纪录片，也总是被电视频道审查，他们不想要我拍成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把它们免费放到网上。

我从来没通过拍电影赚过钱，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L：为什么决定加入警察的角色，并且从警察的视角出发去讲述故事？

LL：我想给观众一个惊喜。

我拍了这么多作品，没人想到我会以警察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观众会惊讶我竟然拍了一部不偏不倚不评判、只尽可能公正地呈现一个场景的电影。

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强大之处：它所描述的是现实。

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们想表达每个人都可能是悲惨的——民众、警察……宇宙中所有人都可能是悲惨的。

EL：你是如何在抨击现实和开启对话之间取得平衡的？

LL：这是一部政治性电影，我有话要说：我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拍电影，而是因为我想改变界线。

这部电影开放式结局背后的想法是，它可能会让人们思考并引发一场辩论，而这就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部电影是一个工具，它让人们开口说话，改变了一些事情，很多事情都在被重新思考。

这部电影在法国有200多万观众观看。

政府说，看了这部电影后，他们希望改善巴黎城郊居民的生活条件。

虽然还只停留在口头未落实行动，但事情就是这样有了转变的机会。

EL：很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来自外省的警察的视角——一个完全的局外人。

LL：很多时候，来到这些社区的警察都是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大多来自外省。

我想，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很有意思，他将和观众同时一起去了解眼前的这个社会。

不幸的是，外面的人只能通过媒体和政治来了解巴黎城郊，大多数人都没有去过。

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城郊的真实情况，这样当听到巴黎城郊时他们就不会立刻陷入刻板印象或是自己的想象中。

EL：你在2005年拍摄了现实中发生的抗议活动，这也是你的短篇纪录片《克利希-蒙费尔梅伊的365天》（365 jours à Clichy-Montfermeil，2007）中的内容。

你认为虚构电影和纪录片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LL：我并没有把这两者分开。

如果我拍一部电影，那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几年前，我发现自己拍摄了一个警察施暴的瞬间——我亲眼目睹了所有的后果。

我想把它拍成虚构剧情片的话会很有趣。

虽然《悲惨世界》是虚构的，但它的影响仍然很强。

不管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电影，它所传递的信息都是真实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EL：你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在马里的365天》（365 days in Mali，2014），你说过想在非洲拍电影。

现在你还想这么做吗？

LL：是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们将于9月在塞内加尔成立一个Kourtrajmé电影学校。

我们希望在达喀尔建立存在，培养这一代电影人，并在那里发展项目。

EL：你们也在蒙费梅尔开设了一所Kourtrajmé电影学校。

LL：是的。

如果我们希望法国电影能够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必须自己去改变这一切。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没人会去做。

所以，我和这所学校一起决定给多元化的机会——文化的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多元化……我们给每个人机会。

这所学校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申请者不需要有文凭。

今年是学校的第二年，一切都很顺利。

看到所有这些精力充沛、有很多想法、创造力惊人的年轻人，真是太棒了。

接下来的几年，肯定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是肯定的，不仅仅是我和我的事业，我和Kourtrajmé团体一起发展，我们总是一起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今天努力的目标。

我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从我所拥有的和我所创造的资源网络中受益。

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很多事情做，没有一个学生会被落下。

文｜十二辰子于2019年戛纳电影节期间首发公众号：深焦Deepfocus（原标题：请把偷来的金棕榈还给我！

）1989年，斯派克·李以《为所应为》入围第4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并在30年后的今天确立了其作为黑人电影，种族问题电影的经典地位。

2019年，法国黑人导演拉德·利的新片《悲惨世界》无疑又一次在戛纳电影节为这类电影抢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悲惨世界》作为导演的长片处女作，改编自其2016年获得凯撒奖提名的同名短片。

故事讲述从瑟堡新来的Stéphane与两位富有经验的警察在街区调停帮派之间的纷争，却因为在调停过程中一次意外被无人机记录下来的警方暴力行为而引发更加剧烈的冲突。

在有机会制作这部长片处女作之前，拉·德利已经是一位极具经验影像制作者，他多部半纪录半虚构的影片已经引起了评论界关注。

电影《悲惨世界》的故事发生在导演从小长大的巴黎郊区93省圣德尼，这里也是巴黎各种种族混杂，最臭名昭著，治安最差的区域；然而，另一方面，这里有建筑史上标志性的圣德尼大教堂，有在电影研究和精神分析领域都极富盛名的巴黎第八大学，也是在这里，维克多·雨果写下了著名的《悲惨世界》。

移民的身份认同《悲惨世界》所表达的不是种族融合这种过于空洞和理想化的概念，拉德·利也不像是斯派克·李对自己族群展开了批判，而是再一次利用自己擅长的纪录-虚构手法描述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甚至欧洲人都无可避免的移民问题（这在其之前的网络作品《go fast connexion》就已经熟悉的手法。

）很多人刚到巴黎都会惊讶于街上的有色人种之多进而认为巴黎不再是巴黎。

但是真的要对这部电影的种族话题进行讨论，首先就要尝试区别移民心理与社会心理。

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幕，所有的法国人都涌上街头庆祝世界杯中“蓝衣军团”的胜利。

此刻足球让有色人种短暂的聚在了一起，或者只是简单地找到了一个共同话题。

但即使是在庆典时刻，不同社群之间几乎是没有联系的，只有来自相同种族的人汇聚在一起。

很难想象由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群是如何维持运转的。

西方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流观点来源于文化认同。

这个强烈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现代性层面的文化构建。

当然，认同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是自我意识的定位。

但这种认同真的被传统的欧洲白人所认可吗，或者说移民对自己的身份怀疑就已经暗示了认同的失败。

所以电影巧妙的越过了黑人白人对立这种已经烂俗又不可调节的矛盾，转而讨论社群之间的冲突。

之所以用社群而不是种群是因为片中的群像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这点与《为所应为》中对族群的讨论其实是相悖的。

）——反犯罪警察三人组、高中生、 黑社会、小孩、穆斯林兄弟……这种划分使得人与人之间认同与归类的边界被取消了，但同时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

也许正是因为电影前半程的相安无事才凸显了潜在矛盾在最后的整体爆发。

燃点早已匍匐，只是在等待燃爆它的那根引线。

而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身份认同在某些特殊时刻被特殊事件强调了出来。

缺乏反思的真实2015年描述巴黎郊区少数族裔间种族械斗的社会题材电影《流浪的迪潘》拿到了金棕榈，但随后影片就引发《电影手册》杂志猛烈攻击。

他们甚至以“空洞法国电影”为主题，发表专刊批评以《流浪的迪潘》为代表的虚假政治社会电影，这类电影假借社会问题来博取电影节政治性关注，但实则只是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底层陈词滥调想象。

只是一种对于电影节入围和奖项，投机主义的政治姿态。

这类电影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欠缺真实。

因为导演欧迪亚自身包括许多巴黎白人是没有在巴黎郊区生活过的经历的。

他所构建的故事全来自于自己的阶级想象。

与之而言，第三世界的，移民的故事只是吸引人的外来的——好似电影《同义词》中听男主讲故事的法国bourgeois。

拉德利用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反驳欧迪亚，巴黎的郊区不是只有他们老白男想象中的毒品与暴力。

影片为了突出三位警察的立场不同，而特意让其拥有过于脸谱化的形象。

首先便是将短片中射伤男孩的警察从新来的Pento改成了黑人警察，这样Pento就变成了呆板的好人。

Chris所代表的是有种族歧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Gwada是与说着异国医院的黑人的调停者。

影片由三位警察矛盾的爆发作为事件的转折，但这种失衡的让中间显得非常呆板，这场三人回家冷静思考的过渡戏也因为拗而拗而丧失了说服力。

同时，为了保留短改长的基本框架，电影必然保留了短片核心的无人机部分。

但问题在于由无人机承担的窥视功能被一群小孩的在场打破了。

既然所有人都是目击者， 又何必担心无人机画面的纪实功能被泄露。

只能说这个改动促成了无人机男孩成为了事件开端与结局的完整目击者，而两次都是通过其他介质观看这一事件。

一旦接受拉德利的强设定，那么这将是一部很容易进入的影片。

并且因为纪录片而特有的说服力很容易将观众带入。

纪录片出身的拉德利擅长对环境和突发情况进行捕捉，影片在前半部分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街区的日常，不同社群间的互动被丰盈起来。

但这部电影问题就在于略显刻意的强设定，尤其是从短片改为长片后，为了对元概念进行保留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悲惨世界》的核心是“赎罪”，然而有色裔社群何罪之有呢？

片名为“悲惨世界”，但唯一与雨果产生联系是因其就是在这个街区诞生了这部小说。

显然，导演的采访与对于雨果原文的引用都证明了其对于族群反思的无兴趣。

虽然拥有《为所应为》中暴力冲突的张力和驾驭斗争调度的掌控力，但却因过于描述性的安排而丧失了批判层面的延展。

又或许这种对于反思的剥夺也正是对于暴力为何在此频频发生的回答之一。

在巴黎一直都没敢去过的93省，看了电影真的是，符合自己所认知的阿人黑人后裔的所有特色。

影片开头是姆巴佩帮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黑人小孩披着法国国旗庆祝胜利，可他们对于法国的归属感认同感有多少呢？

大人们给他们宣扬伊斯兰教信仰，也是一脸不耐烦没听进去多少。

反映了在法国长大的非洲后裔其实已经很尴尬，在法国没有归属感，对于原本种族的信仰又缺乏深入了解认知，只能盘踞在自己的街区划地为王，形成了不同帮派。

借助巡街警察的眼睛，镜头带我们发掘了平静街区里的危险人物。

刚放出来的男人，面上打招呼嘻嘻哈哈，说着讽刺的话语唱着揭露现实的rap，因为我们是移民的后裔所以只能变成这样，找一些清洁工什么的工作活在底层。

就像他穿的西装，表面上衣冠楚楚，背后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依旧是那么狼狈。

刚开始的警察很耀武扬威，呵斥搜身什么都干，等到两个帮派要打起来，只能在中间劝架，因为一只丢了的狮子。

我觉得狮子在这寓意着警察或者说政府，百兽之王却因为笼子的限制，只能做一些讨好人的表演。

找小孩搜身被中年妇女骂跑，但不觉得错不道歉；找萨拉问话什么都问不出还被说了一通，因为萨拉强大的背景只敢让新人去；在球场抓小孩，一个警察被一群青少年包围，开枪误伤了自己。

都是笼子里的狮子在做困兽之斗。

最大的妥协在影片高潮，抓住了少年结果为了逼退小孩们，警察只能开枪射击，又打伤了伊萨，警察其实真是被逼到底了，明面上‘c’est moi la loi’实际上拿着没杀伤力的枪只能吓唬别人。

过程被拍之后，为了找出无人机持有者，警察只能求助黑帮，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最后处于不同目的三种势力都聚集在萨拉的kebab店里。

新来的警察有理有据说服了萨拉，又是讽刺，警察的强硬，黑帮的势力都不管用，无依无靠的新人拿到了视频。

接下来这段有些无厘头，可我觉得就是想表达，大家都是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一天的工作对警察而言也是很大的压力。

结果伊萨也没屈服于警察，为了报仇联合社区里的青少年围攻了警察，市长和黑帮来一个打一个。

对警察做法一直看不惯的新人也最后对着伊萨举起了枪，这意味着之前警察和新人说的话得到了印证。

他们在这里已经十年了，看透了只有让他们害怕这样才能管的住社区，以德服人什么的根本就是笑话。

最后引用了雨果的‘il n’y a ni mauvaises herbes ni mauvais hommes. Il y que de mauvais cultivateurs’。

谁是坏的种植人，近看是不管孩子不知他们去向的家长，再看是混乱的社区和帮派势力，远看是政府的不作为和不给力。

这部电影很真实，拍的就是每天身边能看到的群体，但又更深入的从他们身边入手让我们有了更多了解，毕竟我平时在街上看到黑人团体都是绕道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