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

四星改二星。

寒假放假在家陪着父母看了人世间，一直到二十多集，我都觉得这是部好剧，即使有很多人不理解周蓉这个角色，说塑造失败，说她自私，我却觉得周蓉恰恰给大家展现了女性的另一个形象，她不再是贤妻良母，不再是谁的附属品，而就做为她自己活着。

（由此可见大部分观众还是接受不了除了贤妻良母无私奉献以外的女性角色）。

直到骆世斌抢周楠这条剧情线展开，我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看到最新的34集，骆世斌竟然那么轻松就跟周楠搞好了关系，相比周蓉跟月月，周蓉因为没有母性被批评，这么多年虽然陪在月月身边，却因为没能跟月月一起住，导致母女俩那么深的隔阂无法修复。

我不知道这样的设置是想说明什么，想说明骆世斌带孩子比周蓉强？

还是想说明周楠比月月懂事？

无论是哪种背后的逻辑都很奇怪。

骆世斌弄断了郑娟的肋骨，不简简单单是强奸，更是暴力是人身伤害，却被这么轻飘飘的揭过，郑娟在这件事中的伤害和影响也没有展现，女性在强奸中受到的伤害在剧里被大大低估了。

周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问周秉昆，水自流他们是不是一直给他妈送钱，一直到被抓，难道送钱就说明他们是好人，他们对郑娟做的事就能够被原谅吗？

骆世斌被周秉昆打伤，躺在医院病床上跟周楠说让他自己做决定，还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起诉周秉昆，我不理解这个情节是想说明什么，想说明骆世斌大度吗？

而且骆世斌前面反复说，楠楠的事儿跟郑娟和楠楠没关系，关键在周秉昆，这潜台词是想说儿子生下来就是爹的？

跟他妈没关系，也不属于他自己？

后爹都比亲妈对他有发言权？

《人世间》的原著获得过矛盾文学奖，编剧也都是业内知名大编剧，连这样的高知分子潜意识里都是这样的想法，结合最近的丰县事件，让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说些什么。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非常单薄不合理且刻板印象。

周蓉如果一直坚持自我，人设反而能立住，可她后面一边要接女儿，一边又不愿意送礼，蔡晓光送的礼她给要回来，完了又后悔，一系列操作莫名其妙，不知道她到底想干嘛；国庆的老婆跟泼妇似的，一听周秉昆要房子就大吵大闹；秉昆妈不抗事，一听周蓉出事急火攻心植物人昏迷三年；就连那些不知名的小角色也是，饭店里的女服务员不讲卫生不干净被开除。

郑娟和冬梅倒是好女人，可是她们好在无条件地支持丈夫，冬梅妈那么厉害的女人，最骄傲的事也是老公夸自己。

就算那个年代的女人有局限性，可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女性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的例子，她们的能力贡献不输男性，为什么不去展现这样的女性形象？

与这些刻薄无脑的女性形象相对的，是剧里就连一个强奸犯都有情有义的男性形象。

这些剧情人物背后是可能连创作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性别歧视，而且已经深入骨髓。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我看过的最难受最窒息的一本小说，再看最新两集剧里的骆世斌，大仰拍和柔光这种对正面人物的拍摄手法，真的让我本能不适。

其他我都还可以捏着鼻子勉强接受了。

可是，你让人设正面的周楠与强奸犯亲爹相处如此和谐？

是什么鬼？？？

我就问你，这是什么鬼？？？

连起码的逆反都没有，难道编剧的内心恨不得自己也能有个这种强奸犯亲爹吧？！！！

要不我实在找不到合理、合情、合逻辑的立足点了！

见配图：

我就问问编剧，强奸犯不是坏人？？？

估计编剧自己不觉得强奸不是坏事儿吧？！

如果，周楠是个人渣，要认这个强奸犯亲爹也就罢了！

问题是原著里，就连你自己改编的周楠也是个品学兼优的人中龙凤呀？

我就不知道编剧这种既不合情又不合理更不合逻辑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

太恶心观众了！

最最最最最让人恶心的情节！

这是给观众喂苍蝇呢！

而且还是绿头的！

而且我们被噎住了，吞吞不下，吐吐不出！！！

不带这么恶心人的！！！

随着现实主义题材大剧《人世间》的落幕，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坐标东北“穷人窝子”光字片中的小人物们，也迎来了各自的结局，50年间，中国展现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而这些生于那个时代的百姓们，也在时代的浪潮中，挣扎，转变，坚持，救赎或是堕落，纵横交错的命运沉浮中，乔春燕跌宕起伏的一生，尤其令人唏嘘。

想要理解一个时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视走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因为他们的身上，会永远携带着只属于一个时代的印记，或是固执，或是守旧，或是激奋，或是善良，人世间，大抵就是一场修行与自救，可叹的是往往一步错步步错，想要回首时，却发现命运从来不给人任何转圜的机会。

春燕的一生，让人又爱又恨，也同时让人心痛惋惜，从最初的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到最后亲口说出“朋友靠不住”；从当年不论落于何种境地都可以勇往直前，到人至中年只一味激进的想要扭转命运；她的一生，好像都囚困于“不得”，爱而不得，争取而不得，期盼却不得，用尽全力去努力抗争，却永远没有结果。

然而比不得更痛苦的是，她并非从未尝过“甜头”，她的人生有过几次无限接近光明，就好像终于汲取到一丝温暖的腊梅，面对事业上的三起三落以及生活上的打压，她始终都在力争上游，不断凭借自己力量努力靠近阳光，坚韧的性格十分让人动容。

社会动荡不掩热情，面对困境迎难而上

初见春燕，只觉这个女子是熠熠生辉的，虽然比文化，春燕比不过周蓉，比相貌，春燕亦不如郑娟楚楚可人，但是她却胜在性情直爽，敢爱敢恨，不畏风雪，勇往直前，完全一幅现代独立女生的飒爽模样。

花季年华的少女却偏偏被分配在了大众浴池，成为了一群老爷们的足疗师，一般女生很难接受，春燕也只是震惊了片刻，便决定撸起袖子好好干，没过多久就凭借精湛的技法以及好人缘混成了澡堂十分依赖仰仗的台柱子。

随着日月更迭，春燕在大众浴池的根基日渐深厚，终于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次晋升，成为了浴池副主任，在那个年代，最初的春燕宛如一束盛放在寒冬的腊梅，风雨越猛烈，她越兀自开得艳丽。

虽然在外人看来，升了职的春燕春风得意，令人羡慕，但是春燕自己却清楚，她的这一路并不容易，锋芒过胜亦是一把双刃剑，出彩的同时，也容易招人嫉恨，因此她的每一步依然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果不其然，春燕最终还是没能躲过旁人的栽赃，受到社会事件牵连，一招又落回修脚女工，被免职后，还被迫当晚搬出领导楼，可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不过尽管如此，春燕也并没有屈服于命运，她沉淀心绪，继续在命运中向上攀爬，最终在机缘巧合下离开浴池，转任吉春市同乐区所在的妇联副主任。

她的仗义热心，让秉昆的酱油业务成为了慰问困难妇女家庭和妇联内部员工福利的指定供应商，以解燃眉之急。

到此时，春燕依然是那个相信朋友，愿意处处为朋友着想的古道热心的励志女孩，就像她曾经在聚会时说过的，“从今以后我们就是铁哥们铁姐们了，朋友之间就是要两肋插刀。

”腊梅不畏寒冬，即使万花皆败，也能肆意盛开

一个人要彻底将性情转变，势必会经历大彻大悟，春燕在妇联的工作突生变故，离开妇联后，她的收入是在妇联的三倍，妇联工作人员此时要求收走春燕的福利房，因为即使春燕的房子是妇联分配的福利房，春燕只有使用权，但是只要春燕不违法犯罪，她仍有居住权利，面对妇联的最后通牒，春燕走投无路下，找到了秉昆，希望秉昆能通过大哥的关系帮她说几句话，在春燕看来，他们都是共患难过的好兄弟，彼此扶持帮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毫不留情地浇在了她的头上。

政府官员，国家大义，这些对于小人物春燕来说毫无意义，她只是觉得当初秉昆有难，她毫不犹豫站出来帮忙，而今她有难，却屡次遭拒，春燕似乎也想不明白。

原著中，有这样一段对于春燕心理转变的描写，“对从前的朋友、哥们儿，也往往只以利用价值的大小来决定交往的亲疏远近了。

”也是从此时开始，春燕的性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她看清了一个现实：靠人不如靠已，风雨越是猛烈，她就越要挺起腰杆。

为了能够生活，她可以算计，可以不再“善良”，也可以遗忘掉过去的自己，她靠着心计，解决了房子问题，在洗浴中心当上了乔总，身处利益的旋涡，春燕对人与人之间似乎看得更加透彻了，她帮助已超过浴池录取年限的于虹找工作，可以毫不动摇地说：“开掉一个就好了。

”当于虹撞破洗浴店顾客与员工之间的灰色地带时，春燕也淡然平静地说：“我们那时给那些大老爷们儿修臭脚丫子，还不是被揩油，却没丁点儿福利。

现在倒还挺羡慕那些小姑娘，要是我再年轻20岁，也会接受这种工作方式。

“那个时候她的背影，有坚硬，有孤独，也有一丝脆弱，面对生活的无情打压，春燕从没倒下过，她始终积极应对，哪怕方式有错，却也让人能够理解。

腊梅虽然生于冬季，却不代表不需要阳光抚慰，春燕送腊梅给曲书记，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映射。

她希望自己不畏寒冬，也想要告诉天下，即使万花皆败，她也要全力生存下来。

在生活琐碎中自强不息

东野圭吾曾说：“这个世上有两种东西让人无法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时至今日，春燕已经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无法回头了，与秉昆的决裂再到被抓入狱，洗清嫌疑，她越发的利已和张牙舞爪，最后一纸文件举报秉义，铸成大错。

当初那个义字当先，万丈光芒的女孩“死”在了婚后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中，事实上，春燕的转变在她嫁给了曹德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她爱慕着秉昆的时候，无疑是她最美好的时候，然而妾有情郎无意，她拼尽全力，也没能赢得秉昆的注视。

却阴错阳差，被曹德宝吹口琴的样子吸引，义无反顾地将自己托付了出去。

但春燕没想过，虽然曹德宝为人浪漫有趣，但是大事面前却显示出懦弱无能。

为了家庭，春燕选择用孱弱的肩膀接起重任，日常生活的琐碎与疲惫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她的美好，也敛去了她眼中的光芒，当初对爱情充满了单纯憧憬的女孩在多年后满面倦容地对秉昆说：“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

”她终是女子，何尝不期待一个肩膀，一份安稳呢？

然而当她陷入困境时，却连一个肯安慰她一句的人都没有，她再坚强再纯善，也难免不产生崩塌。

因为对于家庭的忠诚与珍惜，春燕不得不拿起武器，坚强应对，拼命抓住所有机会。

细想之下，她之所以变得满身带刺，无非是因为如果她不强大，后方就是万丈深渊，哪怕是曹德宝能在生活中为春燕承担下一些担子，春燕都不至于在未来行差踏错。

踏破千层重浪，努力向阳而生乔春燕无疑是《人世间》中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一个人物，她的身上有小人物的可爱与热情，有市侩也有自私，有善良也有桎梏，我们很难去简单评判她的好坏，甚至也无法去真正讨厌这个人。

她是最普通的凡间人，既没有可以参透万物的智慧，也无法脱离对于对世俗的渴求，这也是乔春燕这个人物无比真实可贵的地方。

她就好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也会面对命运的嘲弄，但每一次，她都会坚忍不拔地重新站起来，直面人生的种种，哪怕是在最无助的境地里，她所想的，也不是逃避，而是如何迎难而上，解决问题，她的本心从来未变，那就是面对命运，努力向阳。

一切结果皆因选择而生，如果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她能一直保持纯良，或许现在的春燕正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悠闲的下午，一边喝着老公递来的茶水，一边看着子孙承欢膝下，她的一生不会有太多起伏，但却平静无波，幸福安稳。

然而人生永远不会重来，无论多么后悔，多么遗憾，多么苦痛，也只能继续踩踏着走过的每一步，咬牙向前。

这一生，她辉煌过，挣扎过，落败过，努力过，她的苦难足够，也足够坚韧勇敢，她鲜活而饱满。

希望下一世的她，不再做腊梅，而是做一朵娇艳的玫瑰，即使拥有尖刺，也能被人悉心呵护，或是一朵向阳的向日葵，只望向阳光灿烂的地方。

提起导演李路，读者必然会想到他的代表作《人民的名义》。

这部当下性、稀缺性、均衡性、艺术性兼备的反腐剧，是2017年当之无愧的“年度剧王”。

其实，李路不只有一部《人民的名义》。

作为一位入行近30年的“老资格”，他拍过《小萝卜头》《老大的幸福》《坐88路车回家》《巡回检察组》等现实主义作品。

他的作品三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两次荣获中国电视剧金鹰奖。

但他又不只是导演。

他在创作和管理的岗位上都干过。

他担任过南京电影制片厂生产副厂长、江苏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

他执导的作品中，总制片人那一栏里往往写的也是李路的名字。

可以说，他既懂得影视剧创作，又熟悉行业的投资生产流程，是一位有制片人思维的导演。

目前，他正投身于新作《人世间》的后期制作中。

《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的茅奖同名小说，以周家三代人的视角，描绘了以周秉昆、周秉义、周蓉、郑娟为代表的十几位平民子弟，100多位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在近五十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部剧视野宏阔又笔触细腻，理想主义浩荡，人间烟火氤氲。

前不久，我们观看了《人世间》的部分样片，和总制片人、导演李路畅谈起剧集的创作过程。

以下为李路自述。

“中国故事”2018年6月，我第一次看到了《人世间》的小说。

此前，我一直在和腾讯影业接洽，寻找合作项目。

腾讯方面提供了不少职场剧、行业剧范畴的大IP选题，我都没太找到感觉。

我更想拍部相对宏观的、史诗气质的作品。

后来他们给我推荐了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

小说首次出版的时间是2017年11月，我是次年6月看到的小说。

看了之后觉得确实是“我的菜”，书中多年沉淀的东西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也是我多年思考和感受的。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拍剧从来不会等别人把饭做好端到我面前，而是喜欢自己去孵化。

《老大的幸福》如此，《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如此，《人世间》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我在项目推进中可以掌控的事情较多，包括剧本的开发、拍摄的进度、资金的使用、所有的演职人员的确定。

我们通过一未文化找到梁晓声的时候，是在2018年底，当时小说的名气还没“破圈”。

《人世间》是2019年8月获的茅盾文学奖。

梁晓声觉得我对小说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聊得非常投机，用他的话说：相见恨晚，你是导演，具体你全权来弄，我不干涉。

搞定了版权，就要快马加鞭地找编剧。

我当时给陈道明和周梅森都打了电话，询问有没有适合的编剧推荐，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了一个名字：王海鸰。

王海鸰是生活剧创作领域的高手。

她其实不太喜欢改编别人的作品，只告诉我先回去读读原著。

过了个把月，才最终决定接下改编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让我比较钦佩。

一是梁晓声完全将接力棒交给了编剧。

他给我手写了一个授权，表示绝不干涉剧本的创作，一切由李路来把握。

众所周知，他本就是个优秀的编剧，他能完全放手，这是很难得的气度。

其二，王海鸰的态度也非常认真。

她其实和梁晓声也很熟，知道这部小说的分量，可以说是怀着一份敬畏心在创作。

剧本写了很久。

2018年底开始创作，拍摄时也一直在精修，到杀青前两个月才完稿。

剧本创作的前半程，我在《巡回检察组》筹备和拍摄的工作之余，与编剧也一直保持密切交流。

开机时有了40集的剧本，结尾部分仍待完善。

因此拍摄期间压力很大，每天拍完回去都要研究剧本，然后用很大的精力来讨论接下来剧情的走向，每天没有几个小时能睡觉。

但现在看来，成果还是显著的，结构没跑偏。

文学史上，能够用文字展现中国近五十年社会和人性变迁的作品极少。

但《人世间》就做到了，它就是一部厚重的百姓生活史。

小说还没有写到当下，我们对新时代故事做了详细补充。

目前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不仅要对内引发民众的共鸣，更要向外讲好中国故事。

为什么阿米尔·汗的印度电影能广泛传播？

原因就是鲜活，接地气。

只要故事和心灵的沟通达到与观众共振，人性的温情是可以突破国别、族群的。

等待演员在演员选择方面，我们费了很大心思。

腾讯影业和新丽传媒全程支持我们做成头部大剧，演员选择定位为最合适，不计其他。

《人世间》有四梁八柱，四梁是周家三兄妹和周秉昆的妻子郑娟，我们请了辛柏青、宋佳、雷佳音和殷桃来演。

八柱的演员也都是实力派，像萨日娜、张凯丽、丁勇岱、宋春丽、于震等等。

这批人搭起来的班子，往人物里一塞，就没有不合适的。

演员合适了，戏也就好看了。

双生双旦的演员中，雷佳音是最早定下来的。

他本来就是东北人，身上有邻家男孩那种憨厚的气质，表演也没有痕迹，可塑性很强，周秉昆的岁数，和他的父亲差不多大。

用东北话说，他就是妥妥的最佳周秉坤。

但也有角色经历了等待的过程。

开机都一个月了，辛柏青和小宋佳都还没进组。

当时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挺着急，我说不着急，一切都早已定好了。

其实当年拍《人民的名义》时，也有这种情况。

开机一个月了，祁同伟、蔡成功、赵瑞龙的演员还没进组。

因为我认准了（许亚军、张晞临、冯雷）这些演员合适，所以必须要等他们。

辛柏青的戏，润物细无声。

在周秉义的身上，能看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官员为了城市发展，豁出身体，忘记了“小我”，周秉义就是这样一类人。

周蓉的身上有一种年轻知识女性独有的闯劲。

她为了爱情，嫁给比父亲小不了多少的“右派”诗人，孤身一人奔赴贵州，小宋佳的身上有着强烈的独立女性的味道，不用去演，她本身就是周蓉了。

至于郑娟，在书中她是个很有风情的角色，剧中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贤惠和个性并存，殷桃来演郑娟这个角色也很合适。

丁勇岱演的是一个“咆哮爹”周志刚。

他是东北常见的“老工人”，是单位的业务权威，在家里说一不二。

老工人和省领导做了亲家，阶层的差别滋生出戏剧故事。

周秉昆的家庭结构非常典型。

父亲是中国第一批“大三线”工人，八级技工，每个月收入和退休老干部差不多。

周秉义和周蓉出类拔萃，都考上了北京大学，而他们的下一代同样也很优秀。

周秉昆命运比较跌宕，在通过自己的奋斗即将成为出版社后勤处处长的时候，误打误撞把人打死了，命运也被改变了。

编剧王海鸰在小说基础上，加入了很多新内容。

比如“光字片”拆迁，深圳的开发等情节，小说里匆匆扫过，剧中则占了不小的篇幅。

你在这部剧中，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从30后到90后都会有感。

从最开始计划经济用肉票、布票，海南岛的火柴和哈尔滨的火柴都是两分钱，到改革开放全民下海，谁家钱多谁家钱少一下子拉开差距。

过去我们总说，“富二代”只能在《流星花园》里看到，现在街上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是我们浓墨重彩的篇章。

小说有一段很有意思，周秉昆他们大老远跑去买肉。

在那个时候，买肉是需要肉票的。

有一天，蔡晓光突然告诉周秉昆，在某个门店，今年开始买肉不用肉票了，一群人就搭伙去买肉，成扇成扇地买。

买肉不用凭肉票，这就标志计划经济的松动，市场经济的开始。

我们把水自流、骆士宾写成了东北第一批在深圳创业的商人，他们成功了，生意做得很大，赚了很多钱。

他们带着改革开放的季风回到黑土地，与发展停滞的重工业基地相撞，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却又真实的故事。

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些，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剧情，什么样的台词，什么样的表演能打动观众的心。

我的孩子是00后，我那天还问他说，这种片子你会看吗，讲实话，不要因为是爸爸的作品。

他说我太喜欢了，我特别好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历史纵深小说的背景在哈尔滨，因为梁晓声是哈尔滨人。

我们则将主场景挪到了吉林。

我老家在吉林，长春的地标建筑、城市气质我都比较熟悉，朋友也多。

吉林省给了很大支持，很多资源都向我们放开了。

征求过梁晓声老师的意见后，把主拍摄场景放到了中国的电影摇篮长春。

像开机第一天拍虚拟的江辽省委的那场戏，用的就是吉林省委大门的实景拍摄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和农博园里搭景拍摄，园区上下配合我们，给了非常多的支持。

实际上，东三省我们都拍到了。

剧中关于俄罗斯的场景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在辽宁调兵山拍的火车站等等。

美术部门还搭建了书中的“光字片”（主角居住的城中村）。

在摄影棚里搭了一部分内景，在其他几个城市找了几个棚户区外景，拼接起来就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光字片”。

剧组搭了4万平米的景，灯线就用了7万米，搭景的灯足足装了几十辆超长箱车。

不夸口地说，这个规模好莱坞电影也难达到。

拍摄准备阶段，我们还征集了很多旧的物件，搭建了大概一千多平的道具库。

像老海报、旧挂历、老衣服，争取让观众一看到就“梦回”那个年代。

《人世间》的美术指导是王绍林，我们是老朋友，曾合作过《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等作品。

摄影指导是张文杰，《觉醒年代》就出自他手。

这次拍摄主要是两处搭景，一个是长春农博园，一个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但我有一个原则：只要外景有的，就绝不进棚，所以为了好多戏份不多的场景奔袭几百公里，但效果是惊人的，真的永远假不了。

我在A组拍戏的时候，也会关注B组的拍摄。

每拍一条，都要发给我确认，合格后再拍，不合格就重拍。

从今年2月21日开机，到8月15日杀青，拍了半年。

B组拍了3个月，工作时间加起来就是9个月。

开机一个月，迪士尼就找来了，买下了《人世间》的海外发行权。

我经常就在片场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部剧要全球播放，每句台词、每个画面都要有国际视野。

要让国外观众看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用50年的奋斗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拍《巡回检察组》之前，我想拍个“人”字三部曲。

第一部是《人民的名义》，第二个是《巡回检察组》（原名《人民的正义》），第三部就是《人世间》。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明明可以选择拍一些能轻松赚钱的作品，何必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呢？

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我希望通过作品向观众传达一种关照现实的力量和温度，不论是对普通人的描摹和刻画，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反思，都希望能让观众产生共情。

这是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

你拍一部剧成功了可能没什么大不了，如果你每一部戏，都形成了文化事件，引发了某种文化效应，那就绝非偶然了。

《人世间》里有50年历史纵深。

小说里人的那种纵深感，从底层到高层纵深向的那种东西，是我喜欢的。

它能让年轻的观众明白，我们如今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如何来之不易。

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现在却能发展得如此繁荣，不靠喊口号，靠人物塑造、靠跌宕的情节、靠实打实的拍摄来表现。

我之前也拍过关于东北的电视剧，范伟演的，叫《老大的幸福》。

从语言到行为，东北人天生具有幽默感。

二人转为什么产生在东北，因为过去东北的冬天太冷、太长了。

东北的魅力，不一定是推杯换盏的“炕头文化”，还有更深情的黑土地文化。

东北最美的和最粗犷的东西都在《人世间》展现了。

和《人民的名义》一样，我不只是导演，我还是整部剧的总制片人、总操盘人，作为总负责人，你要扛很大的压力。

事无巨细，都要上心。

像《人世间》这种成本高、人员多的剧，做错一点都不行。

这种压力，体现在生产和艺术质量上，也在各个环节的创新和突破上。

寻求完美每每让我身心俱疲，每次的创作都是一次生死较量。

这些年来，我拍的剧不多，跨度很大。

很多人觉得我是没有舒适区的导演，我觉得拍什么还是要靠自己的感觉，“是不是我想表达的”很关键。

导演想把很多东西一股脑的塞在几集里，对每个人物的刻画十分肤浅，导致剧集矛盾发生的非常匪夷所思，给人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但优点是没有给人出戏的感觉，场景很还原，演员基本功扎实。

具体的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水自流、骆士宾和徐志强三人之间的关系，亲情也好伦理也好始终不清不楚，最后都死了也没给人物的背景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使得人物不够鲜活，剧情不饱满。

再比如春燕和曹德宝，这个真是我没看懂的，可能是怪我阅历太少，总之莫名其妙。

虽然春燕这个演员我很喜欢，但是这个角色的成长是我没看懂的，后面她的那些言行我觉得有点突兀。

其实周蓉这对夫妇的人物刻画也搞得稀巴烂，好多剧情很唐突。

你说冯化成情商低吧，他还帮人家修路并且周蓉还看的上他；说他情商高吧，又不懂实时，瞎搞还不听劝。

其他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就是导演想讲的东西太多，但若要用简单的剧集全部体现出来，只能牺牲很多东西，我觉得得不偿失。

我只看了十多集就没看了，我觉得太可惜了，颇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感。

上述全是我主观判断，如果你觉得是我自以为是，希望大家理性讨论。

影视剧为表现时代巨变，采用“宏大叙事”是危险的，很有可能走入“假、大、空”的困局。

为了规避这个误区，近年国产电视剧越来越喜欢启用小人物进行“微小叙事”。

“微小叙事”对于呈现时代的截面非常有效，但却无法解决时代剧对变化面面俱到的要求。

于是，一种叫“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老把式重新作为法宝被捧出场，这是社会现实主义文学的致胜秘诀，得到过宗师恩格斯的赞赏。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意味着，环境与人物之间有互动作用，仍旧从人物着手，但这些人物具有典型性，他们的经历可以带出时代的变化。

这就是《人世间》里的周家承载的共用。

周志刚如果不参加西南 “大三线”建设，肯定有其他人参与三线建设；周秉义和周娟如果不上山下乡，肯定有其他人成为知青，因为上山下乡是文革年代的重要主题；周秉义如果不考上北大，肯定还有其他人上北大，因为考上北大是恢复高考制度的重要表现；周秉昆如果不弃工从商，肯定有其他人下海，因为改革的春风曾经吹遍华夏大地；楠楠就算不出国读书，也有别人出国读书，因为留学是那个年代的潮流；就算他不被枪击，也有别人被枪击，因为这是美国混乱的现实。

因此，为了将时代之变表现得明晰又全面，创作者发明了一劳永逸的办法：将时代的标签按照戏份比重贴到人物身上。

一部电视剧再怎么冗长，终归也只能刻画一定的人物，时代演绎出来的标签数目是巨大的，因此为了表达上的合理，每位人物实际上都会分配到好几条标签。

三线建设、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出中国自文革年代以来的时代巨变。

必须要有相应的人物来承载这些大事件，他们会变成建设者、改革者和创业者，投身时代的洪荒巨流，从中展现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这些人物其实不是从现实生活里挖掘出来，而是创造者的观念演变而来。

为了表达的目的，他们硬生生变成创作者观念的隐秘传声筒。

这是这些人物的形象如此鲜明的原因，一旦提前设定好人设，人生路便可一眼望到尽头，中间也许会有波折，但终点是明确的。

所以不奇怪，周家明明只是“光字片”区一户普通人家，好运却全部降落他们身上——兄妹俩双双考入北大，一个娶了省长的千金，一个嫁给著名诗人。

周家上辈子得积多大的德，才能换来今生天赐的运气。

而作为周家第三子的周秉昆，自小性格软弱，变成光荣的工人，最后靠开饭店博出人生转机。

一个与政治攀上关系，为了呈现改革后变幻的政治运动；一个与文化产生了联系，为了表现时代浪潮下文化的推进；再加上周秉昆从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大宏观要素在周家三兄妹身上获得集结，这显然是创作者的处心积虑，带着政治目的和野心诉求。

这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设定一方面是创作手法（“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导致的必然结果，在有限的人物身上贴上数量巨大的标签，这些标签作为印记反映时代的巨变；同时，这也是为了在家庭成员间创造差异、制造冲突，大大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

既然周秉义和周蓉分到了天赐的福分，那么总得有人吃苦吧，不然如何遵循“守恒定律”呢。

命运的苦难落到了好人周秉昆身上，取被人取过的老婆，冒名带别人的孩子。

这种惨一方面是他的人生确实很惨，时运不济；另一方面也是同个家庭里子女间比对后暴露出的惨。

周秉昆因为惨获得了更真实的形象，但反过来，越显出周秉义和周蓉两位人物的架空感。

周秉昆实际上是被创作理念出卖的人物，虽然父母宠爱于一身，但人生越走越窄。

观众把同情都留给了他。

剧中必须有这样一位角色，来承接观众的眼泪。

好人落难，这是博取同情的典型写法。

当然，编剧不会把他写差，一时的低落是为了后来更高的飞跃，最终他也能成功。

周秉昆成为诠释中国人“好事多磨”“吃苦耐劳是中国民族传统美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残旧观念的理想人物。

他被作为现实生活的英雄塑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中国人只会卖惨，而不会写悲。

卖惨往往和煽情一体，演变成努力便有回报的中国梦教材。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不是表现时代变革的唯一办法，《山海情》给出了另一套方案。

同样是呈现时代巨变的主旋律电视剧，但它不像《人世间》那样将半个世纪的变化浓缩在几十集的内容里，它围绕“脱贫攻坚”这个主题展开，一群人付出了自身的努力，并取得了回报。

《山海情》之所以没有陷入《人世间》相似的困境，还有一个原因，《山海情》里的人物始终都是小人物，他们或有变化，但都限定在普通人的范围里。

人物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他们的生活确实随着时代慢慢变好。

这正是中国普通人在改革开放后感受到的真情实感。

他们身上折射着时代的巨变，这讲得通。

除此之外，贾樟柯的电影对大时代的刻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没有采用以上提到的表现手法，对他来说，时代的印记保留在广播、电视新闻流行乐、等媒体档案里。

正是这些故事之外的元素，告诉我们主人公身处的年代。

这类手段卓有成效，确实唤起观众对逝去年代的记忆。

这可不是采用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手法，而更像“非典型环境里的非典型人物”。

比如贾樟柯电影里经常出现县城、小镇等“非典型”环境，出现像小偷、混混等“非典型”人物，他们都是边缘环境里的边缘人物，但在他们身上同样有着时代留下的鲜明痕迹。

年纪小就不要对年代剧指指点点，屁都不懂，啥都上价值观，到处打拳年代剧重点就是要还原当年人的时代伤痕，是要大家反思那个时代年代剧不是让观众拿来学习三观的，如果这剧拍的官场廉洁，性别平等，人人相互尊重，世界和平，你们就开心了？

这么喜欢粉饰出来的太平？

你们猜为什么现在在追求平权？

就是因为当年不平权，如果不拍出来，又有谁知道当年的苦呢？

再跟你们多一嘴，剧里展现的已是严重美化过旧时代，当年真实的苦，得翻tm几倍，官僚横行，关系户上位，罪犯逍遥法外，大男子主义 这些事在那个年代简直不要太平常，老周家根源上的苦难大多来自于这些吧？

怎么都要改拍成闪亮亮的美满浪漫？

呸！

你们真恶心带脑子好好思考吧，小小年纪别急着当sb动不动就拿三观来喷时代剧，你自己的三观可能更屎。

《人世间》中好人的境遇，让观众看得太憋屈——剧中的好人太苦了！

好剧是不会被埋没的。

《人世间》播到十几集的时候笔者写了一个评论，当时爱奇艺上该剧的热度维持在6000多，不算亮眼。

随着剧情推进，口碑发酵，它的热度已经突破9500；云合数据显示，该剧有效播放量的市场占有率突破30%，也就是如今在长视频上看剧的，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是在看《人世间》。

朋友圈里从父辈到同龄人，时不时有人会发表一下追剧感言。

《人世间》海报笔者家人也是追得热火朝天。

只不过家人一边欲罢不能，一边有一个共同观感：追《人世间》，追得整个家的氛围都有点“抑郁”。

家人时不时就抱怨：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好人一直在受苦受难？

毫无疑问，《人世间》是一部有史诗质感的好剧，它时间跨度长，内涵非常丰富。

比如周家父母的爱情，俨然就是另一部《父母爱情》；比如周秉义的东北官场线与骆士宾的深圳商战线，就生动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政策调整对两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不过，《人世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周秉昆所代表的东北平民阶层的故事，以此来凸显作品的主题——“好人文化”。

小说作者梁晓声曾如此形容“好人”，“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周秉昆、郑娟正是好人的代表。

按理说，好人好报。

但《人世间》好人的境遇，却让观众看得太憋屈了——剧中的好人太苦了。

以最近10多集的剧情来看：周秉昆失去了房子，一家人重回棚户区；“仇人”骆士宾（周楠的生父）找上门来纠缠，却还是“感化”了周楠，周楠的心一度偏向骆士宾；周楠考上清华，去美国留学，周秉昆、郑娟夫妻俩开心得不得了，觉得儿子出人头地了，结果周楠在美国遭遇枪击死了；周秉昆与骆士宾发生冲突，失手打死骆士宾，判刑入狱；郑娟向众人揭开了她埋藏在心底的伤疤（被骆士宾强奸），在周秉昆入狱后，郑娟辛苦地支撑起这个家……

实在太苦了整部剧播到现在，也就周秉昆拿到编制、买了房子那几集带有一点亮色，其余时候周秉昆与郑娟夫妻就是在应对层出不穷的苦难。

“好人受难”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不过《人世间》里的受难，并非西方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人物的悲惨命运虽让人恐惧，但怜悯稀释了恐惧，并且人物对抗命运的神性火花，能够激起我们的“崇高感”，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不服、不屈、不妥协与不可战胜。

换言之，正因为有了主人公的不屈“反抗”，才让观众肃然起敬，哪怕结局失败了，仍然捍卫了人的尊严。

《人世间》里的好人们，对于命运给予的一切不公与灾难，更多是接纳的态度。

这就是剧中一再出现的周秉昆说的那句话，“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

周秉昆的生存哲学可有些苦，真的有必要嚼嚼咽了吗？

为什么不“反抗”，而要咽了？

难道仅仅因为是“好人”，就得无怨无悔地吃苦？

从小说到剧集，有些苦实在是挡不住，因为它们来自于“意外”。

虽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集，《人世间》都比传统的苦情戏高级很多，却也不得不说，它里头确实有太多苦情戏的元素。

传统苦情戏里的“惨”，不是因为主人公“反抗”，而是主人公总在遭遇各种天灾人祸，概括起来就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题材），或者“丧夫、丧父、丢孩子、捡孩子、受虐待、受诬陷、疾病、流产、车祸、下岗、入狱、失业、卖血、卖肾”……《人世间》里，笔者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周楠非得中枪死了呢？

周秉昆为什么就意外地把骆士宾给打死了？

这些情节完全取决于小说家与编剧的自由创作，而非逻辑发展的必然。

当天灾人祸密集地发生在好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它就有苦情戏的“俗套”，主要作用是煽情。

周楠为什么被写“死”了？

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当然，《人世间》绝非那类烂俗的苦情戏。

苦情戏几乎都会有“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好人“高大全”的同时，坏人也脸谱化了，他们只是给好人制造阻碍的工具人。

《人世间》里没有脸谱化的“坏人”，但有一点却与苦情戏一致：好人总是一再忍耐、一再退让。

周秉昆、郑娟之所以总在吃苦，除了意外的不幸外，更多是因为他们太好了，太能忍耐，以至于“好”成为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别人可以无条件地要求他们做出牺牲。

剧中两场戏非常典型。

它揭示的是家人——最亲密的家人，对于周秉昆、郑娟的无意“压榨”。

周楠与周蓉的女儿冯玥相恋了。

从法律关系上看，他俩是表兄妹，不能恋爱。

但我们也知道，周楠与周家并无血缘关系，周楠是郑娟被骆士宾强奸后有的孩子。

如果周家人同意了周楠与冯玥的恋情，也就意味着郑娟那一段梦魇般的记忆要公之于众，周秉昆也要被人背后指指点点——当初郑娟怀孕时跟他在一起，他就没少被人风言风语。

因为冯玥一直就是郑娟带大的，周蓉对冯玥有愧疚，想弥补冯玥，所以她支持冯玥与周楠的爱情。

除了私心以外，也是因为她思想比较开明，毕竟她年轻时也曾为爱奔赴贵州，她支持女儿为自己而活。

周蓉的自我始终带有一点“自私”。

周蓉就去找郑娟谈。

郑娟说她不同意，周蓉问理由，郑娟说“姐不是知道吗？

”，郑娟不想揭开伤疤。

周蓉说：“我们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了，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

郑娟就说，孩子们还小，不确定性很大，没必要为孩子们一时冲动闹这么大。

郑娟又强调了一句：“姐不知道啊？

”

周蓉回道：“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

”周蓉说这话，实在太自私了。

郑娟说：“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

”

周蓉略有不悦，开始“上道德”：“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

”

后面的剧情我们都知道了：周秉昆和郑娟，还是同意周楠与冯玥在一起了。

的确，从恋爱自由的角度看，父辈是没有权利阻止子女们的自由恋爱，问题是周蓉的理由不是这个，而是：周秉昆、郑娟“心里面没有自己”，这一回他们不能有任何私心，也必须为家人为孩子牺牲，否则就是“自私任性”。

回想起来，周秉昆、郑娟一直吃苦，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私心，他们只能付出，只能牺牲。

比如周秉义、周蓉去外面拼闯，取得的成绩都是自己的；而周秉昆独自照料植物人状态的妈妈，抚养着周蓉的女儿……可周秉昆真遇到什么难题了，比如买的房子因为房管所的问题被收走了，他不能找周秉义疏通关系——周秉义是“清官”，他不能影响大哥。

周秉昆带着父母孩子挤在棚户区的两间房里，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这一幕让观众心疼不已。

但是，周秉义都当到市长了、周蓉也是分了房的大学教授，他们怎么就没想过帮弟弟、帮父母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秉昆啊，你哥你姐咋没这么想？

所以，当周秉义、周蓉的日子越来越好时，周秉昆的日子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差。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周秉昆是“好人”嘛，只要哥哥姐姐好就是真的好。

另一场很典型的戏是，周父晕倒后，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周秉义和周蓉都从外地赶了回来。

到家后，除了担心父亲外，他俩的第一反应出奇的一致：责怪周秉昆没有照顾好爸爸。

周秉义怪周秉昆没联系周秉义的妻子，她是医生。

周蓉对周秉昆发脾气：“你咋整的啊，我告诉你，爸有事我跟你没完啊。

”

周蓉“理直气壮”周父说了公道话：“爸爸啊，是你们仨人的爸，不是秉昆一个人的。

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就都怪他呀。

”

周父说了公道话周父说的不过是最简单的常识：爸妈是三个人的，平时都是周秉昆在照料，哥哥姐姐几乎就没尽到什么赡养责任，怎么好意思怪周秉昆？

还记得周母是因为周蓉才陷入昏迷状态，当时周秉义周秉昆并没有因此怪周蓉，好像她自私任性所以就应该被原谅。

就因为周秉昆是大好人，是老好人，他就必须全身心为家庭付出，必须照顾好三个人的爸妈，哪怕爸爸晕倒了周秉昆第一时间送医了，周秉义周蓉还是不分青红皂白怪周秉昆。

这真是我们应该倡导的“好人文化”吗？

因为是好人，就得多担待、多付出，就不能有私心、不能有怨言，就得默默忍受命运所给予的一切考验，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如果好人就意味着必须吃更多苦头，受更多灾难，人们会心甘情愿去成为好人吗？

梁晓声说：“如果说人类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类物种，那么这一物种的进化方向只有一个，便是向善。

善即是美，善即是优。

人与人的竞争，所竞善也。

优胜劣汰，也必是善者优胜。

”这里的“善者优胜”，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好人好报”。

可在《人世间》里，坦白讲，笔者没有看到“好人好报”，没有看到“善者优胜”。

那些更自我、更自私的人，往往过得更好；好人虽然有道德上的荣耀，却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代价。

是的，这个时代需要好人，文艺作品创作需要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

但这不意味着好人就是“成全别人、牺牲自己”，不意味着好人就是“任劳任怨、逆来顺受”；我们期待的“好人”，是在坚守真善美的同时，也可以追求自我、成全自己，也敢于不平则鸣、反抗不公。

苦么，不要都嚼嚼咽了，那是苦情戏的自我感动。

不必吃的苦，反抗并吐掉，别人该吃的苦，让他们自个吃去，替人着想不意味着他们就不用负责任了。

好人好报，好人更应该过好生活，这是观众更期待的“好人文化”。

——首发澎湃新闻·有戏——

不错的剧，看不了周蓉和骆士宾的人，只是对那个年代理解不够。

周蓉代表的是那个年代的女文青，无法理解她怎么能干出要回海参的事，就像你不理解新诗诗人怎么能骗到小姑娘。

那个年代是贫穷但浪漫的，新中国成立，大家热爱一切新鲜的东西。

很多留洋的，或者能关注到国外的上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国外的什么什么很好，所以国外的诗也就很好，所以就有了新诗。

看新诗，喝心灵鸡汤，为了爱情勇敢脱下裤子才是新时代自由勇敢的女青年，那些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婆媳关系，以及人情世故，不结婚手都不让牵都是庸俗而愚昧的。

不是徐志摩想做渣男，主要是因为女文青太主动了。

所以高贵的周蓉挨了那么多次社会的毒打，也得人到中年才愿意为蔡晓光去找人——而且老总说她不用喝，但镜头没写她喝没喝酒，却写她吐了。

我觉得她没喝酒，她之所以吐，是因为这种事对她来说不亚于逼着她吃shi。

因为房子小，而不把女儿接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高贵的女文青不愿意让女儿生活在这破败的生活中，每天看着她们因为生活琐碎拌嘴，自己她曾经浪漫女文青的形象会在女儿心中轰然倒塌。

再说骆士宾。

骆士宾是坏人，不论在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他都是该枪毙的。

只可惜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那个年代，这种事说出来，骆士宾固然难逃一死，唾沫腥子也能把郑娟跟着送走——那不仅一尸两命还得搭上她老娘和她弟，后来是为了老周家的面子。

直到法庭上，为了周秉昆的一丝轻判的可能，郑娟才愿意喊出来“我”。

题外话：得妻如此，当可含笑九泉。

但因为郑娟没有说，骆士宾表面上就是个正经商人，投机倒把只是特定时代的罪名，改开后并不影响他合法经营。

更无奈的是一个人会不会发财，与他是不是该枪毙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投机倒把一个月能多投出三十五块养孩子的，那真的是把脑袋别腰上，敢闯敢拼还得有脑子的人才能做到。

电视剧里也有很多地方描述骆士宾是一个标准的商人，聪明有手段，看重利益，不在乎手段。

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很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观众不能接受的是周秉义还得和他合作，周楠还和他眉来眼去，最后还害大好人周秉昆坐牢，坏人没有被社会遗弃，反而很受欢迎——电视剧里有一幕：一个老板让人倒了一整排的白酒，堂堂周秉义却要喝到胃穿孔。

那时候政府还不会卖地，没有钱，没有经验，都是求着人家来建设的。

既然无法将骆士宾绳之以法，人家又正经要做生意，还很有钱，周秉义凭啥不能跟他谈投资？

而周楠接受骆士宾虽然很让人难以接受，但却不难以理解。

虽说生恩如养恩，但人性天然更亲近亲生父母，站在周楠的角度他很难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厌恶起来，何况还是个处处为他着想，有手段有经验，经常飞过来看他，给他讲外面的花花世界，理解他支持他，反正要吃糖就给糖不管你会不会蛀牙，先把你哄回家再说的有钱爸爸，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周楠，面对这等手段攻势，你能无动于衷吗？

马云啥都没干呢，网上叫爸爸的人还少么？

其他还有很多，但就不多写了，反正也没人看。

总结：这部剧虽然很多地方让人难以接受，生老病死，楼起楼踏，没有主角光环，没有打怪升级，这就是人世间，很真实，编剧或者编剧认识的人里一定挨了很多社会毒打才写得出来。

自行车丢了，没空管；买房被骗，管不着；下岗失业，没人管；汽配厂被骗，管不了；人丢了，没法管;但是文革、大下岗造成的苦难却一笔带过，小偷小摸可以说，大是大非就是阵痛;老百姓只考虑自己，不顾大局，是刁民？

知青下乡的地方山清水秀;买房被骗就这么算了；养了十几年的儿子说跑就跑了;清华北大说考就考;比哥姐赚的加起来都多的人干了20年家里一分钱存款没有；市长、省医院主任、教授、导演的弟媳妇靠卖烤红薯为生;房子说送就送（编剧是不是忘了赶超还有爸妈？

）;贪了几十年的官，全世界都有房，退休十年之后能去自首;全中国就骆氏一家企业，怎么也逃不开他了;什么事都得托关系，偏偏家里有个大官不能碰;市长妇产科主任的家拿不出6万块钱;最后还得响应号召生三胎。

编剧是多恨周蓉啊？

改成了一个自私自利没脑子的角色，和郑娟形成对比，贬低自由歌颂隐忍，很难想象是一个女编剧特意改成这样的。

周楠死原著是秉昆晕倒，郑娟支撑着，偏偏给反过来了。

把周秉义和老丈人两口子塑造成没人味的清官，俩家亲家到死也没见上一面，后期变成狗血剧了。

不知道是演员的问题还是什么，这一家兄弟姐妹，父母子女好像都不熟，生分得很，尤其两个孩子养了十几年一点感情没有，演员演超过自己年龄本身的部分有点够不着。

另外锁分了，建议以后锁分的戏禁止评奖，连观众的评分都不敢看的戏凭什么获得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