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看过后觉得失望，情节很单薄。

该剧试图告诉观众的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当群情被煽动以后，都存在着走向极端的危险。

所有冲突，都是意图让观众感受die Welle的严重危害性来设置的：- 实际上，die Welle能发挥的正面团队精神，正是体育活动中需要的。

无法让人相信参加体育的孩子会依赖这个组织来理解团队精神。

- Die Welle的危害性和集权的联系并不顺理成章。

教师本人从未陷入对集体膜拜的自我陶醉中，和妻子的争吵显得无厘头- 给观众留下一个不明晰的印象：Carol反对die Welle是因为个人失宠的反应，还是因为她的良知“作祟”。

- Die Welle做的“罪大恶极”的事情是损坏公物，在市政府大楼涂鸦。

虽然这做法触犯了治安处罚条例，可跟法西斯主义并不直接挂钩。

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直接联系。

- Die Welle在体育竞赛中发挥的作用是负面的么？

他们只能被归入穿着统一服装的拉拉队性质，这和足球迷一样呀。

（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计一段攻击对手的行为）- Die Welle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也无法用坏来定义。

打跑几个小瘪三，或统一团队戏剧排练，die Welle甚至可以用积极来形容。

为了夸大die Welle的负面性，只能把负面情节重点编到一个人身上：偷藏枪械，无家可归，迷恋组织，最终自杀来制造本片高潮。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神失常学生的覆灭。

选题的立意是明显的，不过故事讲述起来是苍白的。

它有抄袭das Experiment的痕迹，不过在剧情设置上更差了一筹。

妄图解构《浪潮》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从浪潮里可以开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由于我是一个非常不知名，非常不知名的人，所以我只能略略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

1、活动周影片中谈到，活动周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民主的优越性。

换到我们国家就应该是歌颂XX的伟大了。

我看不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我赞成减少政治课的量，既然XX都不相信的东西，何必让大家陪着你相信。

我相信中国从来不缺少独立思考的左翼，他们的信仰也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活动周”。

右翼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主张取消政治课。

大家也看到了，即使没有政治课，也有活动周，没有活动周，不定还有什么。

每个国家都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起码是公立）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实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强制的义务教育）。

顺便说一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也是所谓极权主义起源的一个前提。

当然，要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很多的办法，封锁消息是最拙劣的一种。

2、制服影片里的老师赖讷（我看的是TLF制作的，他们是这么翻译的）谈到制服的作用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而且由于制服的问题产生了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戏剧冲突者卡罗。

我个人感觉此君对于制服有着特殊的偏好，否则他老婆就不会打开一个关于制服的网页了…………话归正题，生活中处处都有制服，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军队都是自己的制服，这在判别敌我，识别身份的意义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年前PLA还耗费巨资予以换装，正是此点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分工的精细化。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官僚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层级的绝对明确，因此制服不过是这种分工明晰的外在表现罢了。

如果我们的假设变得宽泛一点，就像影片中说的，西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制服。

因为它符合制服的一个特征，统一制式。

一般来说，普通员工和领班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制服会有区别，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穿衣的自由，如果一名保安说，他不喜欢他的制服，他像卡罗一样觉得衣服不好看就是不喜欢，或者如许多豆友所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需要什么高尚的理由的话，他也会以更加不高尚的理由被解雇。

而如果层级比较高了，则穿衣自由会存在并逐渐宽泛。

所以制服这个东西有点像社会契约，你以让渡自己穿衣的自由来取得工作的维持，当然，穿制服的人很快会发现他们让渡的不仅仅是穿衣的自由这么简单。

这表现出来制服的又一个特征：非自愿。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握有权力的部门，制服的意义似乎就不大一样了。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制服，制服不过是内在分工的外化，公共部门的制服一样符合识别身份、统一制式、非自愿的特征。

话说回来，浪潮里的制服是否符合这三个特征呢？

不符合第三条，非自愿。

对于像蒂姆这样的死忠，他绝对自愿穿白衬衫。

似乎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这样。

这里的非自愿得这么理解，所谓的非自愿是指路径的单一化，如果要达到某种身份转化，则必须建立起路径依赖。

因此，蒂姆即使是死忠，即使在一般层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他要成为浪潮的一员，他必须穿白衬衫，而不是红的，蓝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

让渡的也必须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金钱权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3、纪律、团结、力量纪律是法西斯主义么？

显然不是。

罗斯福总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前进，我们就必须象一支有训练而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

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保证使这些更高的目标将作为一种神圣义务对我们大家都有所约束，从而产生只有战时才出现过的共同责任感。

（首次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总统是纳粹分子么？

显然更加不是了。

纪律和秩序义务规则导引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而且是不可获缺的。

宪法和法律不是先验的，五月花号起航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公约，对于一群政治流亡者来说，也没有在公海上遵守英国法律的道理。

但是并没有出现凶杀盗窃或者别的行为。

我借此不是想要说明，纪律先于法律存在或者纪律比法律重要。

绝非如此，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虽然崇尚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法律并不能管理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一年级的孩子打架或者刚结婚的夫妻谁做饭谁洗碗，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着，也没有必要管。

所以纪律秩序义务（义务似乎是个法律名词，后不述）规则导引这些东西就合情合理地成为法律的补充，从而带有了所谓软的法律（soft law）的特质。

所以纪律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律制定和实践中，有没有考虑到法律的精神，有没有体现出道德和效率，有没有满足纪律约束者的价值观共识等等。

在这里层面上，纪律才有了善或者恶。

同理，团结也绝非法西斯主义的。

USA这个国名自己不就明证么？

力量也同理。

不过，为什么我们天天都遵守着各个场所的纪律（比如一般在争鸣中都承认就事论事而不人身攻击的原则），反而却认为纪律是法西斯主义的呢？

关键就在于纪律这个东西在整个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过分地强调纪律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确实是在短促的20世纪里经常见到的情况，不光是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说的。

4、信仰和组织信仰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浪潮里很多成员感到的恰恰是一种信仰的回复。

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和经典，我们想叛逆，但是不知道如何叛逆。

相较之下我国的孩子们居然还是幸运的，他们知道该向谁叛逆。

单纯的信仰是不足以唤起如蒂姆般的狂热的，信仰必须与组织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组织是一个集体，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共同信念，当这种共同信念得到足够的认同，经过了实践的考验，理论的升华之后，就会成为一种信仰或者加深某种信仰。

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

现代社会也是组织程度不断增高的社会，因此组织与信仰捆绑起来必然会在某个节点上喷涌而出。

当然我们以组织和信仰做横纵轴，高低作为中点，探讨四种排列组合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

不过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之前，先听一下马克思的教诲：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于此相对的，虚构的集体则“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节选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句话为众人所熟稔，我要强调的是第二句话。

老马说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是我们谈论恶法还是善法，君子还是伪君子一样，集体主义也有真实的和虚构的之分。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还认为马克思只鼓吹了集体主义那就真是错了）同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组织是一个自愿的追求自由而不是纯属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组织，真实的组织具有宪法作风，甚至如王绍光所言，在这些组织里，公民可以进行民主政治的模拟实验，体会民主精髓，从而发扬民主精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而虚构的组织则正是浪潮所给我们展现的，他虽然像一个组织，可是归根到底是独裁者操纵的工具，追随者病态的自我实现工具而已。

这样的组织烘托的信仰，实在是不足称道。

5、多元主义悖论胡适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倒以为自由比容忍更重要，就像是麦兜给我们提的问题，他发明了电话却没有电，有了电却没有接电话的人。

如有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论点，我们去容忍什么呢？

然而自由本身也有难题需要解决。

浪潮穿白衬衫，我可以不穿，这是我的自由，事情到这里本该就结束了。

可是事实上恰恰没能结束。

穿了白衬衫的认为她不穿就是对组织的背叛，没穿白衬衫的人认为他们穿白衬衫的人是无意识地被洗脑。

这恰好是今日某种状况的讽刺。

卡罗那么执着地反对浪潮，将自己拼命提升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然而，她却忘了，别人是有不自由的自由的。

其实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悖论，时时刻刻地发生着。

比如某个由众多海外明星联袂拍摄的献礼片，明明很多人发誓倒贴钱也不看的电影却反而得到了众多的评分和众多的评论，而且只要任何评论者稍微表现出了一些想看的想法，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讽刺甚至谩骂。

这恰好是这些“自由斗士”们不能克服的难关。

所以多元主义必然要要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主干，在这里政治正确的主干之下才能不断多元。

然而谁能保证，这个一元的主干没有隐藏着浪潮的因素，正如某位豆友精辟的概括，离我们只有五天。

这就是为什么独裁之所以仍然困扰着人们，因此汉娜·阿伦特精辟地指出，纯粹的极权主义几乎不存在（她认为只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大清洗时期的苏联可以算），而极权主义的因素隐藏在各种政体中。

诚哉斯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心中，不都有一个浪潮么？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

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

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

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

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小标题：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

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

”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

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

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

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

”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小标题：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

”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

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

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

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

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

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

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

”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

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

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

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

”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

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

纪律铸造力量！

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

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

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小标题：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

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

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

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

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

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

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

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

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

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

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

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

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

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

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

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

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

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

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

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

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

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

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

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小标题：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

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

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

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

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

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

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

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

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

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

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

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

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

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

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

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

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小标题：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

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

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

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

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

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

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

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

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

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

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

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

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

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

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

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小标题：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

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

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

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

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

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

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

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

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

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

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

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

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说起来看似多余，因为“集体”这个词汇对于国人来说实在是一点儿也不陌生，整齐划一的组织生活早已从最初的社交——幼儿园时期就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细节，不提出操运动，连如厕都要手牵手三俩人一块儿赶场的生活状态，还需要怎么诠释集体对于国人的意义？

意识早已根深蒂固。

对于闲的发慌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集体主义的尝试成为了过度自由后的一种必要需求。

《浪潮》之所以成为这么一部引人反思的片子，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基于个体的人在面对集体巨大力量所产生的不可控制性上。

故事来源于1967年的某次真实事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名叫荣•琼斯的高中历史老师鼓励自己的学生组织成一个类似希特勒青年的班级团体，以此来向学生们阐述什么才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

这只是一场模拟而已，谁都没有当真——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故事情节大致和现实相当，只是地点从美国换到了更意味深长的德国，在一个曾经经历过纳粹统治的国家再次运行这样一种方式，难道还会有人鸟吗？

历史怎么可能开倒车。

富有魅力的文格尔老师在非自愿的状况下承担起“独裁统治”课程的教授，突发奇想地在自己的课堂上小规模地模拟纳粹团体的实验，而这班纳粹养成试验的后果，恐怕远远超出了老师原先的设想。

电影中集体主义下的众生相是最大的亮点之一。

任何心计和小算盘都可假借集体之名而得以行进，任何卑微之人也能在这块招牌下得以庇护和虚势的状大，而任何胆敢有丝毫违逆这个集体意志的分子也会坚决而毫不留情地给予剔除和排斥。

文格尔老师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通过建立权威，设定“浪潮”组织，统一服装和整齐划一的动作——总而言之，将个体放置在一个必须使他们服从的种种限定的集体中，这种划一和服从权威的组织作风开始划清界限，排除异己，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专制的前奏。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文格尔老师从语言到服装的统一上建立了初步的团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令人震惊：每个团体中的人都自觉地维护并加速了这种集体趋于独裁的倾向。

女孩卡罗并不是不乐意穿上统一的白衬衣，而仅仅是不期望被强迫性选择这唯一的选项而被集体排斥，甚至她的小男友也被告知要避免传染——集体，容不下私意。

而个人以为电影中那位弱者蒂姆的形象是最意味深长的，弱者某种程度上渴待在专制的奴役下给予他无法替代的虚拟的安全感与荣耀感。

正因为此，在这场荒诞的试验即将结束时，令文格尔老师和在场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悲剧的发生，正是基于集体意识所导致的失控状态。

看完《浪潮》后再翻各路论坛上文艺青年们的讨论，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众人纷纷表示讨厌女主角卡罗，原因居然和电影中“浪潮”组织所列举出来罪状如出一辙，仿佛他们忘记了刚刚自己看过的是怎样一幕剧。

这从另一个角度彻底反映出集体无意识给人思维的巨大影响，这种潜意识里的举动正如同参与了“浪潮”团体试验的人一般，毫无觉察地走向了偏见和极端的深渊。

以集体的名义这样的借口，非常的正当，显得很理直气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如何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首要的是确立不同的组织。

种族，信仰，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划分不同阶层和组织的手段和方式。

然而这些方式一旦被推进到核心不可动摇的位置，加以强制和硬性的手段，确立了特有的标榜方式，集体就打造成功了。

第二步，则是划分界限。

之所以这个人在这个集体而不属于那个集体，只是因为他持有不同的观点，他秉承独特的处世方式。

那么，如果这个个体希望能够有自己的观点，渴望获得一些自主的决定权来表达异议，他会发现这是大逆不道之举——因集体所产生的公共意识和利益，是不允许得到质疑和改变的。

如果拒绝和违逆，下一步就是出局。

在大多数卑微的个体抱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后，产生的虚幻感十足的强大膨胀力度惊人。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整齐划一所带来的：因为你与众不同，所以要与你划清界限。

因为我们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剔除你这个异端；甚至，最终要消灭你。

这种状态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危险的境地。

最近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高速路拦车救狗事件算得上是电影集体意识的一个现实应用的缩影，争论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标榜良善的观点，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一部分自愿者和爱狗人士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意识导致的极端倾向。

他们——虽然常人试着尽量理解他们的爱心和道德制高点——会切齿仇恨自己的同类，而这仅仅是因为有人胆敢与他们秉承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相左，与他们的集体意识相背离。

这种仇恨仅仅是因为旁人并未顺应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个人意志被精心打扮加工，加以光鲜的修饰，打造成至高无上的集体意识。

反对他们的人，则是对那一个集体权威的挑战，是绝不可以容忍的。

正因为基于对这个集体的维护，可使用任何必要手段，足以逾越任何法律、常理，即便是发展成各种极端甚至暴力的行径也会在自诩过于优人一等的集体意识大旗下美化成良善的象征。

统一和规范思维形态坚固了庞大的组织，发展了集体意识，而每一个个体在这种狂热的添砖加瓦中却恰恰丧失了自我，将其融入到巨大的不可控制的洪流中。

这种融合导致盲从，而人人在这种集体职责性的扩大化中找寻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的归属感。

正如文格尔老师在最后阶段所说：“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却伤害了他们，而且更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

”这种优越性促使人们做出自认为优于常人的举动以试图改造异己，多半伴随着强制手段——而这往往是暴力的前奏。

历史的悲剧就是如此反复，而认为永远掌握了真理的活在当下的人民，毫不自知。

拍摄于1955年的被公认为揭露纳粹暴行的杰出纪录片《夜与雾》中说道：“我们假装这一切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发生一次。

”自以为理智和清醒的个体往往在抱团成集体意识时最容易陷于非理性和狂热的浪潮，而无论这个集体阐述如何光明的意义，极端和偏见所引发的后果都是完全一样的——最终以暴力来排除异己，无论是何等名义。

伏契克说，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千万要警惕。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神创造世界，据说只用了七天。

人类毁灭自己，会需要几天呢？

《浪潮》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多，也七天就够了。

是这样的：一个德国中学老师给学生们上关于“独裁统治”的课，自由散漫的学生们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且认为“独裁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可能再发生，因为没有民众基础”，有啥好讲的呢？

所以老师别出心裁地打算做一个实验，在班上建立起一个“独裁统治”式的集体，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们切身体验以引发学生的兴趣，没想到“纪律”、“团结”的魅力竟然势不可挡，学生们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人类花了万年时间才说出的那句“人人生而自由”，如此轻易地就臣服乃至享受起了“服从”、“效率”。

事态很快扩散出了这个班级而成了“浪潮”，众多学生在通往被奴役和奴役他人的路上一路狂奔，当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解散这样的团体时，一个狂热的学生因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而枪杀了另一个学生，然后自己也绝望地吞枪自杀……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老实说，整个电影的节奏和层次掌控得并不算好，叙述也多有突兀之处，且多少有些概念先行的嫌疑，但却依然赢得了如潮好评，一举拿下了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奖。

而在国中，这部电影更是备受追捧，豆瓣上的综合得分高达8.7分，46.9%的人给出了五星，43.3%的人给了四星。

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即便只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也委实足够触目惊心。

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过原型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在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美利坚：1967年，加州，一位高中生向老师提出疑问，纳粹是如何炼成的？

德国人又为什么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毫不知情？

老师一时无法回答，于是开始实验，过程跟电影如出一辙，稍有差异的只是，真实事件的结局没有电影呈现的那么残酷，老师最后控制了局势，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呈现了那个集体在纪律和服从名义下的恐怖和暴力，然后回答学生们一开始的疑问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事情就此戛然而止，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此后再无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真实事件里的美国学生只是“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并没有如电影的结局那样戏剧色彩，所以，电影结局的剧烈冲突多少遭遇了一些批评。

其实，电影里的那个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啊，差不多是在美国那个中学进行实验的同一时间，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整整十几亿人恰好也曾被投进过几乎一样的“实验”中，而结果之残酷之惊人，较之电影，又匪夷所思了何止百倍那。

于国中的观影者来说，这个电影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会发现，那个实验中的很多说辞、方式，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由此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一直浸泡在自由主义中的人，被征服被奴役仅需七天，那么，一直就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呢，几天？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着了道儿，事实上我们这儿不就没“浪潮”么？

宁财神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让我有那种力量的，因为早已免疫……但是，在那种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忽然被集体一下，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欢呼着终于找到组织了。

”但个人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若真如他所言，那整整十年的浩劫就不会发生，而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没看到如电影里那么明显的“浪潮”，绝非因为大家都已“免疫”，而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一根火柴去点那待燃的火药堆而已。

真实事件中的美国老师在实验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格外令人警醒，他说，“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是的，人性之恶之脆弱永无终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一不小心就遍地开满恶之花。

倒是宁财神的另一层意思，个人多少有些认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即使忽然得到，也会不懂得珍惜”，“争取的过程就是适应温度变化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如同自由的人忽然被集体后引发恶果一样，集体的人若忽然被自由，同样会是或者被烫伤或者就被冻伤的结果。

于懵然无知的个体而言，被自由与被集体，本质上其实并无不同。

所以，电影里那对很酷的父母说得好，每个人都不应被告知、而应自己发现自己的底线。

仔细分析Rainer Wenger在释怀法西斯主义真相时的那一段话不难看出——当现有的货币体系正在控制这个世界，让贫富差距越加尖锐，有些可以改变现状的，立杆见影的思想，诸如法西斯主义是非常能得人心，它的魅力可以征服大多数人，只要讲台上的那个人说得对，一切异己都将在这个场合被铲除，于是一个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悖论被揭露了——影片的意义由此升华。

那么，难道电影真的要告诉我们的是——“时刻警惕法西斯主义复活”这个中心思想吗？！

NO，绝非如此！

因为，事实上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在今天依然在表演，这个“法西斯”就是——金钱，某些超级大国为什么整天鼓吹全球化，为什么通过霸权在世界各地扮演“世界警察”，其实就是为了能源，为了利润！

这就是“最后的法西斯主义”，电影实际上要说的是：我们不能用法西斯主义去对抗法西斯主义，因为人人都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始作俑者”，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就触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去活的问题。

因为，当你按照一种世界性价值观去做去理解，诸如努力读书、为了房贷拼命赚钱，养家糊口，搞得尽疲力竭的时候，其实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帮助“另一个法西斯帝国”的完善骗局，那些虚无的假象将促使你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人将不存在理想，成为行尸走肉。

而那些极少数拥有财富的人可以坐享其成，因为这个体系最终只会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是资本主义走向后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法西斯谎言为什么如此有魅力就是因为它唤醒了一种信仰的力量！

这与一个人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但我们的思维模式永远也跳不开“非左即右”的极端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煽动起人的一种热情，而当这种热情达到极点的时刻——就是恐怖主义，就是血腥，就是暴力！

人是一种复仇型的动物，而宗教的意义就在于分化人群，制造冲突，同时打着宽恕的幌子，以纪律的名义向人传播“福音”，如果这个福音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在执行这种“正确”的时候，是否想过我们初衷所反对的那些东西呢？

如果局面无法控制，那只能说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那种理想的程度，正所谓“眼高手低”往往就是如此。

当纳粹用暴力集中了一个国家，甚至是欧洲的大部分黄金的时候，我们这些渴望一个“新世界”的人难道就真的相信他们不会像他们所打倒的人一样腐败吗？！

如果说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贫民是一种无道，那么反之也一样无道的。

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里，人一旦有了资源这个资源即包括了人心也包括了金钱，那么，这个人依然克守道德底线的概率就会变得非常小。

因为即使他不愿意贪婪，魔鬼也会诱惑他，这个诱惑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人类社会本身，这个大环境。

所以，即使我相信希特勒是崇高的，也不可否认在纳粹后期的腐败中，那些信仰的背弃者决非少数。

就像片种那个“自爆”的学生一样——单纯的孩子毕竟只是少数，多数人在被人利用的过程中拼命地享受“乌托邦幻想”，并为此狂喜不己。

是的，在运动中他们是真诚的，但一旦这个理想实现了！

那些洁身自好的信条在无限放大的权利面前会变得尤其脆弱。

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我们的精神渴望“温暖”，这种温暖在共产主义的条文里有，在法西斯主义的条文里也有。

但真正操纵它的人在“人的贪婪与自私”面前一个也没做到，统统跌倒了。

苏联的解体与第三帝国的垮台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腐败。

这种腐败是深入一个人，乃至整人类社会的骨髓，它几乎是亘古不变的。

你今天把它打倒，明天它又会该头换面出现。

所以，本片其实是在揭露一个真相——法西斯主义无处不在，只要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洁身自好的激情，一点点希望去创造的热情，它就有可以蛊惑人心的“正当理由”。

因为，从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说：如此孤独、分裂、一成不变的人生宿命都是我们打心眼里不想要，也不得不要的。

这就是Rainer Wenger的忧心，无政府主义的课为什么枯燥呢，因为它失去了目标性，而这个目标性的伟大意义必定得有“集体主义”去实现，但“集体主义”又是什么呢——它就是多数受鼓动的人不让少数人“活”的，一张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然而在当今世界还有另一种法西斯主义，他们以世界贸易的幌子，以貌似经济的手段入侵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诱惑老百姓，甚至一个国家的全部机构去认同它的那一套价值体系。

然后接受他们的输出资本。

人嘛，衣食住行总得花钱，你要花钱，你就得去挣钱。

于是，一条看不见的，自上而下的“暴力机制”就产生了。

当我们认识到通货膨胀了，自己也真实地失业了，手里的钞票也贬值了，而另一些极少数人依然手握全球大部分财富，穷奢极欲的时候，我们中的多数人才会“后知后觉”地发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早已离我们不远，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我们的身边游荡。

它是一个幽灵！

这种受国家机器庇护的自由市场所导致的隐蔽危险在一个等级差异日趋严重社会里简直是太容易实现了。

即便没有“元首”，它也隐含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核，只要环境成熟，它就会以一个团体的形式站出来鼓吹一场大变革。

那么，其他革命呢，比如无产阶级式的革命呢？！

当然，也会造就新的，更加虚伪，更加专权的独裁人物，比如斯大林模式——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反讽。

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容易的，让人服从也是容易的，只要宣传到位、开动起国家机器的马达就可以实现。

但，要消除人类的贪婪就太难太难了。

我们总以为只要能有一个优秀的领袖领头，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会变好。

其实，一切早被像计算机程序一样的东西计划好了，因为大多数人从更本上说，由于长期的“洗脑”，甚至在潜意识中他们也只能够接受“一个计划好”的东西，所以当阐释无政府主义的老师无奈走去的时候，他也注定只能被少数人理解。

但历史呢？

那些由战争堆切的源头永远不仅仅是个体，而是由个体带领的一个集体，这就是野心。

如今的公司提倡的“团队精神”本质就是要调动如影片里的那种工作热情，因为在背后那双利欲熏心的眼睛里只有“利润”的最大化，“团队精神”是法西斯在初期的形态，当它用在体育竞技上时是无害的，但当它用在一个高利润的项目时，它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当下所提倡的一切好字眼，当它们牵扯到经济问题的时候，都会无一例外地以一种资本运作的惯例的方式存在，它可以刺激人与人的竞争，但同时正在逐步走向一种“精英集权”的模式，而最终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会得益，而不是其他人。

这倒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在这个机制下必然要走的路（片中的老师不想走这条路，所以他的学生就用枪指着他——这就是必然性，自杀在这里不是为了让人醒悟，而是为了让人看到一种绝望、一种对当下现实状况的绝望——它意味着不给任何理想主义者以任何形式的出路）。

那么，在这条路金钱至上的路上，人们又活得如何呢？

——一盘散沙！

在我们切断理想与现实结合的“节点”后，现代的人在精神领域的追求正在逐步瓦解，在瓦解的过程中大多数人在体味到他可以体味到的苦涩之前，总是欢欣鼓舞地向前奋进，大环境也不断制造正面消息，直到有一天“纸再也包不住火”，专家的言论在也无法起作用的那一刻，一切的一切自然是要总崩溃的……另外，如果你在看这部电影前，还曾经读过萨特的《一个企业主的童年》的话，你就会更加彻底地明白：那些看到Karo不肯穿白衬衫就感觉不舒服的人其实都有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包括我们这些观众）。

这种受历史、环境、家庭遗传、长期教育而形成的观念不可能改变。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有社会烙印”的生物，从我们一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人的每一根毛孔都写满了两个字——自私，我们向往自由的确没错，但我们更向往一种伟大、崇高的秩序。

尤其是当这种“伟大与崇高”一再被身边的一部分人肯定，我们就有可能真地对“另一部分人”做出无比凶残、冷酷的事。

因为曾经沉默了太久。

此刻，他们感觉到自己终于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真正的追求”了，所以谁阻碍它，就消灭谁！

那些给予他“归属感”的人成了他强大的后盾——人的法西斯本性又一次从梦中以“集体主义的形式”苏醒，当这个假想的集体幻灭的时候，总有一些个体是被完全同化掉的，比如那个把“浪潮”当自己生命“自爆”的孩子——在他把自己看作集体的一个部分后，集体的毁灭就是他个体的毁灭，所以任何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国家“党”与“国”的概念是不分的。

“亡党亡国”这四个字一贯是串连在一起说的。

对于身在其中，分享“党国”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永远是这样的逻辑，当然，你也可以从“圈子”的表层角度去分析……

路易斯安那的野蠻人想要果子時，便把果樹連根砍倒，采摘果實。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寓意。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第五章 第十三節 專制主義的意義故事發生在今天的德國。

在某個城市的一所普通高中里，政治和體育老師Rainer Wenger工作積極，思維活躍，而且，精力旺盛——開車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一路飛飆，同時還是校水球隊的教練。

他一心想在即將開展的活動周上為學生們奉上自己極為感興趣的“無政府主義”主題。

不料，校方卻以Wenger大學時期曾積極參加左翼運動為張本，將其代之以另一個主題——“獨裁政治”。

在這所普通的高中里，學生們有著豐富多彩的生活。

水球隊主力Macro和舞臺劇女主演Karo是一對剛剛走到一起的金童玉女；東德人Dennis則是劇團的領導者；衣著個性的Mona同時也富于思想；紈绔子弟Kevin經常拉著Bomber和土耳其移民Sinan等人在校園橫行；“軟膠蝦”Tim性格內向軟弱，總受小混混的欺負……運動員、演員、思想者、暴發戶、前東德居民和外國移民，當然還有弱勢者和黑社會，這個校園就像是整個當下德國社會的縮影。

這一切，說它絢爛多彩也好，說它靡靡不堪也罷，都將在接下來的活動周，這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活動中出現極富戲劇性的發展。

雖然慘遭奚落：對無政府主義主題的熱情被同事比喻為對漫天飛擲的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狂熱，但是趕鴨子上架的Wenger還是恪盡職守的認真開始備課。

第一天，星期一，活動周拉開了帷幕。

Wenger正在面對的學生們是一羣九零後。

像現在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個性十足，討厭老生常談的說教。

“專制政治是否可能在今天的德國重演？

” 對于這些連兩德分裂都沒有親身體會過的學生們來說，這個問題顯得太過抽象。

雖然還能想到“第三帝國” “東德佬”等概念。

但我更愿意相信這些反應就像他們的那句“納粹去死！

”一樣，都是出于后天環境培養出的下意識行為。

“紀律鑄造力量”Wenger開始像個獨裁者一樣施發號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

馬上，教室中就出現了持不同意見者。

Mona對Wenger這種道貌岸然的臉孔表現出嘲諷； Kevin等人則以一貫的叛逆繼續著“抗命不遵”，因而被Wenger趕出教室。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選擇服從了命令。

而且，已經有人對于“紀律”的服從超出了Wenger的“命令”。

Tim在課后仍舊尊稱他為Mr. Wenger。

與學生們對此反應不一不同，當天他們的父母們在聆聽子女講述活動周第一天這一切的時候，無一例外的表現出了隱隱的憂慮和擔心，甚至是反感。

對于“紀律鑄造力量”，家長的回答是“你們應該自己發現自己的底線。

” 不過，家長們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并沒有對子女在學校發生的事情進行干涉。

或許是他們無所適從，或者是他們不知所措，還可能是他們選擇不作為，總之，生活還在繼續。

當然，Wenger并不知道學生家長們的態度。

第一天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鼓舞了他。

他開始研究起了《學校紀律》、《制服》、《青少年心理學》等專著。

不止如此，在他的腦海里，逐漸醞釀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將活動周變成一次微型的獨裁政治實驗。

第二天，星期二，一開始就是無聊而有些可笑的踏步。

但當Wenger說要讓在樓下上無政府課的“敵人們吃點灰”時，前一天所進行的初步內部整合便立即露出了某些猙容。

學生們開始興奮地跺腳，地板山響。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Wenger開始有些迷失自己。

這次活動的目的，究竟是“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還是借此機會實現自己個人的成功甚至虛榮？

Wenger已經有些眩暈。

“我們作為一個整體……起碼比樓下的無政府班好。

”Wenger如是說。

“團結力量大”Wenger作為老師尚且如此，那些稚氣未脫的孩子們沒有可能更加理智。

聽到踏步聲的“無政府課”學生中間，有人開始轉到Wenger的“專制課”，理由僅僅是認為“更加有趣”。

如果說這些人是如此容易地與“無政府”分手，而主動地向“獨裁政治”投懷送抱的話，是有些殘忍。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只是他們完全不知道Wenger的課堂已經不僅僅是課堂了。

第一天的紀律還只是Wenger被動下達給學生，那么第二天，學生們已經可以在Wenger帶有指向性的啟發下，提出更進一步的規范：統一服裝。

接下來從討論制服這一現象本身，到其意義、特征，最后確定樣式——白襯衣牛仔褲，全都是學生們自己提出并認可的。

甚至有一些消極的聲音，也由學生自己化解了。

這些現象表明這場活動已經帶有了某種自發性。

這時，我們不禁要問，這還是獨裁嗎？

或者，獨裁僅僅是一個人完成的嗎？

在片中，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便宜”或“可以不用再為明天穿什么而絞盡腦汁”，便如此輕易地放棄了著裝的自由。

這或許能夠給我們某種答案。

Wenger已經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

第三天，星期三，這一天，一直對這場活動持之以鼻的Mona離開了，是反對Wenger，還是反對“獨裁政治”？

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好，至少對于Mona來說，Wenger達到了“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目的。

但是，更多的人又進來了。

雖然理智的防線一直在收縮，但至少目前Wenger守住了它。

“滿員了就是滿員了。

”他如是說。

這堂課上，從頭到尾完全可以說是學生們自己完成了對這場活動的命名。

提出命名要求、提名候選名稱、表決確定名稱……與獨裁比起來，反倒更像是議會政治。

在活動正式確定名稱為“浪潮”后，學生們教室里為“浪潮”未來的發展，展開了熱烈而愉快的討論：制作LOGO，在My Space上設立主頁，還有貼紙、紋身、明信片、帽子等等，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開。

學生們已經被發動起來了。

只是，沒有人問道，“我們團結起來去做什么？

”此時此刻，Wenger則坐在講臺上，像一個在沙灘上搭好漂亮的沙雕的小男孩一樣，看著自己的杰作，開心的笑了。

一直以來，由于有個不服管教的弟弟，Karo對于Wenger這套加強紀律的做法還是頗為支持的。

但是由于沒有按規定穿著白襯衣，她今天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這使她隱隱地感覺到了某種不安。

“行動鑄造力量”它改變了平靜的校園生活：在Karo缺席的情況下，Dennis對劇團進行了改革與重組，排練走上正軌；因為同穿白襯衣，Tim得到了同伴們的保護，免遭小混混的欺負。

受到了這個原則的鼓舞和指導，“浪潮”在第三天，其整個歷程的中間點，達到了巔峰。

其日益壯大的聲勢讓Kevin也耐不住寂寞，回頭加入了進來；“浪潮”開始走出教室，廣泛招募成員，私自占領地盤；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動，將“浪潮”的LOGO噴滿了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第四天，星期四，這一天，Wenger的課已經無關緊要了。

在上課前的閑談中，Bomber就已經提議為“浪潮”取一個問候手勢，并發明了一種類似軍隊中執槍禮的姿勢。

果然，年輕人們想到的只是那些幫派或者音樂流派的問候手勢看起來酷酷的，卻獨獨沒有人提起那個在七十多年前被賦予一個專有名詞并被收入所有德語詞典的“德意志問候”曾給歷史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詳見《德意志問候——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德國 提爾曼-阿特勒 著，2008年1月 江蘇人民出版社）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所有成員的響應并取得一致，Wenger則欣然接受了這一事實。

在幾十號統一服裝筆直站立的人們揮手致敬并山呼“Mr. Wenger”聲中，Wenger沒有理由感覺不好。

此時他更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比統一服裝具有更為普遍的強制性的行為，昭示著“浪潮”已經在教學實踐的范圍之外漸行漸遠。

很快，“浪潮”姿勢成為區別成員身份，甚至劃分對“浪潮”態度立場的標志。

由此，越來越多無辜的人被卷進來。

前夜里，被噴在市中心的巨大標志已經給整個城市的生活帶來了某種影響；今天，做這個姿勢更成為了進入學校教學樓的必須手續！

本來希望能借此能有利于管教弟弟的Karo，看到年幼無知的弟弟已經淪為了“浪潮”的看門狗。

這使她與一直以來支持“浪潮”的Macro的感情裂痕越來越大，面對“浪潮”日益濃重的強制色彩和暴力傾向，Karo最終決心聯合Mona印制并散發抵制“浪潮”的傳單。

很顯然，在“浪潮”漸行漸遠的同時，反對派也茁壯成長著。

在內部矛盾發展的同時，急速的擴張更使“浪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噴得到處都是的LOGO冒犯了當地黑社會。

雖然Tim掏出了從家里偷出來的槍，阻止了即將發生的街頭混斗。

但也使一直以來以弱勢者形象出現的，作為局勢發展的最為不穩定的因素站到了前臺。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這暗示著專制開始和暴力結合。

如果說在那緊要關頭，Tim的出槍還是情有可原的話，那么，當他自告奮勇的要充當Wenger并不需要的保鏢時，則說明了由專制所催生的暴力并不為其所控制。

而且，這暴力甫一出場，便成為一片烏云，籠罩著接下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Wenger與妻子的晚餐被打擾了；散發傳單的Kora被威脅著；甚至篝火晚會時，Bomber和Kevin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關于水中亡靈的談話也隱隱透露出對死亡的憂慮……第五天，星期五，時隔兩天，孩子們將“浪潮”擴展到校外的出格行為終于被Wenger發覺。

運動的發起者對于形勢的掌握并不是同步的，而甚至是后知后覺。

這已經是活動周的最后一天，他在課堂上大發雷霆，并試圖讓這一切像所有課程一樣結束——每人課上寫一份感想交差了事。

但，事情卻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這時的“浪潮”就像一臺剛剛加滿煤的蒸汽機車，七竅生煙青筋迸露，開足馬力向前奔去。

但，我們的Wenger先生并沒有準備修筑更長的鐵軌。

當天下午，Wenger所帶領的水球隊迎來了一場重要比賽。

賽場上，雙方隊員在激烈較量著的同時，肢體摩擦不斷；看臺上，“浪潮”的成員們和反對者們都在此時此地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Wenger卻渾然不知大亂臨頭。

終于，在比賽的白熱化階段，一個小小的火花，點燃了臺上臺下所有的火藥桶。

Wenger可以用一己之力分開在水中扭做一團的雙方隊員，但對于看臺上的全面混亂卻無能為力。

當晚下起了瓢潑大雨，混亂和不安在延續著。

Wenger和一直以來恩愛有加的妻子也發生了激烈爭吵。

在這段爭吵中，Wenger在刻薄的語言中透露出他對于“浪潮”的深藏在教學目的背后的隱衷。

“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也好，體驗學生將自己作為榜樣的感覺也好，這所有的動機都來自于深深的自卑：妻子擁有碩士學位，而自己僅僅是個自考文憑。

一切自信，一切威嚴，都彌補不了Wenger心中的這個痛處。

由于發動“浪潮”的動機本就不純，我們更不可能奢望Wenger在整個活動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原則。

在迅速取得的尊敬中，Wenger對于“浪潮”的領導也就不再那么嚴密了。

對于“浪潮”成員的自發活動，他要么是聽之任之，要么是茫然不知；對于一開始就有的反對聲和隱患，他更是充耳不聞疏于重視，直至已經釀成禍端。

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我們可以說，如果Wenger來到中國，他就會發現他的這次試驗將完全無從下手。

因為：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統一的校服，定期或不定期的集會、宣誓，特殊的手勢，有個特別名字的團體……這一切早已經根植于我們的教育，甚至是社會體系之中。

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Wenger是一個愛崗敬業的優秀人民教師。

但在浸淫民主思想已久的現代西方社會，Wenger的這個試驗必然遭受重重阻力，再加上他本身就不甚明確的動機和原則，就勢必演變為一場鬧劇，甚至悲劇。

現在，幾乎已經眾叛親離、走投無路的Wenger試圖力挽狂瀾。

他決定召集所有的“浪潮”成員及其支持者在一起，為此事做個了斷，但他選擇的方式卻更為極端。

第六天，星期六，中午十二點，學校禮堂人滿為患。

來的人遠遠比想像得要多。

或許Wenger認為在“浪潮”已經急速膨脹的情況下，唯一能夠將這個泡沫吹滅的方法就是超過它所能承受的膨脹速度。

于是，在一場極富煽動性的演講之后，果不其然，臺下群情激昂。

Macro被作為“叛徒”揪到了臺上始終。

此時，人們的情緒達到頂峰。

“我們怎么處置他？

”前一秒還在鼎沸的人羣瞬間冷卻下來，就像一團被動住的火焰。

專制的本質特征，正是在于對自我意識的極度膨脹和不同聲音的極端排斥。

今天搞個白襯衣，你接受了；明天搞個“浪潮”手勢，你也接受了；花樣是層出不窮的，而且毫無原則可循，難保你會屢試不爽樣樣滿意。

如果你不接受，你反對，那么你就有可能是下一個：游街示眾，被折磨至屈服，甚至肉體消滅……這樣一幅圖景，開始讓剛才還群情激昂的聽眾們變得人人自危起來。

如果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難以保證，那么這個組織的凝聚力將立即土崩瓦解。

人們在感想中所表達出的“浪潮”給自己帶來的積極感受：“不再無聊”，“人人平等”，“相互信任”，“奮斗和理想”等，不過是繁茂的現代人類社會之樹上所結出的顆顆碩果。

只有吸收不同的養料——多元的文化、不同的見解，這棵樹才能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他們所牢牢依附著的樹干，便是“人的生存”。

但根本上說，“專制”是舍本逐末地否認“人的生存”作為一切的前提。

誠然，這種做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收獲巨大的力量——就如砍倒果樹可以馬上獲得大量果實，但它卻砍斷了人類社會這顆大樹所賴以生存的樹干。

現在，紀律建立起來了，團結樹立起來了，力量鑄造起來了。

可是，他們要這些干什么用？

就像一個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卻毫無用武之地。

于是，他們只能開始在內部廝殺，排斥異己，蛀蝕自己的主干。

在臺下眾多聽眾那茫然和失望的眼神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嚴重的后果。

他們的熱情還有所不甘，他們的腳步還戀戀不舍。

就在Wenger覺得自己重新獲得了主動權并宣布“浪潮”到此為止時，Tim的槍口對準了大家。

一直以來，相貌平平，性格軟弱的Tim是大家眼中的軟腳雞。

無論是水球隊還是話劇團，統統沒有他的份。

在整個學校的利益分布中，他是一個徹底的失意者。

自“浪潮”發起以來，他便一直的不遺余力，并惟Wenger馬首是瞻。

那些平時在校園里叱咤風雲的人物可以和他稱兄道弟，以前欺負他的人變得和藹可親，是“浪潮”給了他無比的自信和前所未有的尊重。

“浪潮就是我的生命”他如是說。

但對于“浪潮”的可怕本質，頭腦簡單的他反而沒有想太多。

因此，當Wenger宣稱這一切都是一個錯誤并甩手扔進歷史的垃圾桶時，Tim——這個剛剛找到自己便再次跌進萬丈深淵的被愚弄和拋棄的人——握著手中的槍，便不可遏止的走進了極端。

Wenger不是沒有機會：Tim第一節課便表現出極端的熱情；自告奮勇充當保鏢；在自家籬笆下守候一夜；甚至為最后的集會跑前跑后的張羅。

這一切Wenger都是看在眼里的，可是他卻并沒有對Tim進行教導，反而是以一種不作為的方式達成了一種消極的鼓勵——而這鼓勵，卻并非出于對Tim的善意。

現在看來，Wenger終于為這種近乎殘忍的態度付出了代價。

Tim掏出了槍，可是，槍口該對著誰呢？

他并不知道。

是“叛徒”Macro？

是正要散去的人們？

是Wenger先生？

他選擇對Bomber開槍只是個偶然，因為Bomber說他手中拿的是氣槍，而讓他覺得自己再次受到了嘲諷。

接下來，一段邏輯混亂的對質，使Tim垂下了槍口片刻。

這時，Wenger還有最后的機會去救贖這個無所依靠的男孩。

但，或許是出于懦弱，或許是因為思維同樣混亂，甚至，或許是他壓根就不關心Tim……緊接著，這些探討都已毫無意義。

當Tim將槍管放入口中扣動扳機時，Wenger用自己的方式和平結束“浪潮”的努力被宣告徹底破產。

那些被人們宣稱在“浪潮”中所獲得的豐厚收獲，在這個年輕的生命面前黯然失色。

剛才還區域軒昂自信滿滿的Wenger此時惶惶不堪地被警方帶走；一直袖手旁觀的家長們在校門口發出了撕心裂肺的慟嚎；一直以此為新聞賣點加以炒作的記者們此時才蜂擁而至，開始真正關注這個事件本身。

是歧路亡羊，更是亡羊補牢。

魯迅先生說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但是，難道真的只有出現鮮血，才能讓我們勇敢起來嗎？

本片這樣的結局給了我們一個很殘酷的回答。

是的，但這代價未免太過高昂。

后記：看過這部《浪潮》之后，使我不得不想起另一部同以教學改革為題材的影片《死亡詩社》。

兩部電影有很多類似和對應的地方：同是一個老師在教室上掀起的運動，瞬間席卷教師內外，但前者是樹立紀律泯滅個性；后者則是打破常規喚醒人性。

同樣有學生的感情故事，但前者是使同林鳥漸行漸遠；后者則是使分飛燕比翼雙飛。

同樣有一個學生的自戕，但前者是被運動拋棄和愚弄的悲劇；后者則是在成功謝幕后對誤解的抗爭。

同樣在最后，老師被迫離開，但前者是在一片漠然的目光中黯然退場；后者則是在“Oh,Captain,My Captain”的呼喚中踽踽而行。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死亡詩社》通篇是一部極富浪漫主義氣息的敘事詩，劇情行云流水，人物刻畫也寫意流暢，穿插其間的凱爾特音樂更加烘托了其詩意主題。

而《浪潮》則是一部徹底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

影片甫一開始便響起的搖滾樂，開門見山地暗示了這一點。

豐滿的角色刻畫和豐富的支線劇情使得本片整體結構勻稱充實。

Macro本來就是Wenger在水球隊中的愛將，人長得又帥氣，他所提名的“浪潮”名稱所獲得的極高的得票率暗示了他在這個班上的影響力；獨得Macro傾心的Kora則必然受到其他女孩的嫉妒，Lisa和Maya后來的表現說明了這一點，圍繞漂亮姑娘的是非總是很多；東德人Dennis在劇團中的沖冠一怒和在最后集會中的抗辯，顯示了其對領導權的渴望；土耳其人Sinan在水球隊和小混混間都挺吃得開，說明當下在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狀況還比較樂觀；Tim在“浪潮”以外幾乎沒有朋友，在前面也一直處于配角地位，卻在最后一躍成為左右結局的關鍵人物，這告訴我們小人物不容忽視。

在一些細節上，如Rainer家中郵箱上的Fuck Bush字樣在戲謔中透露了他的一些本性，墻上的黑板中用粉筆寫出的兩個人的生日則表現出Rainer與妻子恩愛的一個側面。

不止在人物和細節刻畫上工于心巧，本片的主創人員，更是大膽地將這一原型本來發生在美國的故事，搬到了對此題材非常敏感的德國。

這一點，我非常欽佩這些德國人。

但我相信，這部片子不僅僅是給德國人看的。

片中的情況更不僅僅只可能發生在德國。

最為重要的是，這部影片在告訴我們，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專制主義和獨裁政治仍舊很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以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復活。

PS：感謝豆瓣文藝女青年celine_nic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和筆者的交流，以及所帶給筆者的啟發。

希特勒已死，法西斯已死，这是今天很多人坚信的。

但如果有人说他只用5天时间就能在校园复活法西斯，你相信吗？

1967年，美国加州的一所高中，历史教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搞了一场大胆的教学实验。

他利用五天的时间向班级里的学生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让学生们模仿纳粹党徒。

没想到仅仅一周，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大家逐渐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集体狂热中……

2008年，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这个实验改编成电影《浪潮》，除了地点从美国换到德国外，基本还原了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22万人评价，豆瓣评分8.7（近5成的人打满分），位列豆瓣最佳电影250。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经典之作——

浪潮 (2008)8.72008 / 德国 / 剧情 惊悚 / 丹尼斯·甘塞尔 / 于尔根·福格尔 弗雷德里克·劳

在二战结束70多年的今天，“法西斯”、“纳粹”听上去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

但其实说远也不算远，狂热的集体现象总是悄悄潜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就拿当下盛行的“饭圈文化”来说，没完没了的控评、屠版、互踩、挂黑、集体人肉、网络恐吓……已经让追星这件事变了味。

更有些极端狂热的粉丝，你甚至不怀疑他会为偶像献出一切。

很多人不理解，这些青少年为什么会对偶像如此忠心耿耿？

电影《浪潮》或许能让你理解人性薄弱的这一环。

在德国一所中学举办的“国家体制”主题周中，历史老师赖纳•文格尔原来选的课程主题是“无政府主义”，却被另一位老师捷足先登。

无奈之下他只好讲最不受待见的“独裁统治”这门课。

在德国，这个主题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可以说毫无新意，学生们压根不感兴趣。

课程为期5天，不是什么重要的选修课，很多学生为了学分顺便来打个酱油而已。

他们在课堂上聊天玩闹，完全无心上课。

他们对“独裁”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答案都是令人啼笑皆非。

文格尔看着这群自由散漫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独裁统治，在德国还有可能重演吗？

”学生们大都嗤之以鼻，“我们这么热爱自由、尊重个性，怎么可能屈服于独裁统治！

”于是，文格尔决定在这间教室进行一场独裁试验。

他的第一步是调整座位，把原本歪七竖八的桌椅都摆正，而且桌面要保持整洁，因为独裁的特征之一是秩序，不能杂乱无章。

要模拟独裁，就需要一个核心领袖，而这个角色就落到了文格尔身上。

文格尔要求这段时间，学生们必须称他为文格尔先生，并且没有他的允许不能随意发言。

发言必须站起来，还得简明扼要。

全体起立踏步，保持相同的节奏。

在整齐划一的踏步声中，感受集体的力量。

独裁的特点还有不能组建小团体，只能忠于领袖。

所以班上不允许“抱团”的行为，座位被打散。

让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坐在一起，互相帮助，人人平等。

视觉上也要统一服装，消除个体差异，增加集体认同感。

大家最终决定选择白衬衫和牛仔裤作为制服。

第二天大家都很配合地穿上了白衬衫牛仔裤，只有一个女生觉得不好看没穿。

她走进教室的瞬间，立刻就有异类的感觉。

当她在课上举手发言时，文格尔就故意忽视她。

进一步加重她被孤立的感觉。

有了统一的服装，接下来就是给这个集体起个名字。

大家最后一致决定，取名为“浪潮”。

起初，大多数人都怀着游戏的心态，但也有开始就非常投入的人。

蒂姆，一个在学校没什么朋友，还经常被混混霸凌的男生。

他对这次模拟实验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文格尔提出统一服装时，蒂姆就立刻换上象征集体的白衬衫。

还把以前买的名牌衣服一把全火烧了。

蒂姆很快就感受到了“浪潮”的好处，当他再次被学校里的混混欺负时，“浪潮”的成员马上出手帮他赶走了混混。

集体主义的温暖让他感觉自己不再孤单，从此他更是成为了“浪潮”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很快，班里擅长绘画的同学就为“浪潮”设计了图标，是一个仿佛要吞噬一切的巨浪形状。

兴奋的“浪潮”成员，很快把这个图标涂鸦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浪潮”瞬间席卷了整个城市，甚至是最醒目的高楼外侧。

而这项最危险的工作，却是向来懦弱的蒂姆冲在最前面。

蒂姆还自告奋勇来到文格尔家门口站岗，请求成为他的护卫。

慢慢开始有选其他课程的学生，主动要求换成“独裁统治”课，文格尔班上的人数越来越多。

而作为一个团体，为了保持高度一致性，当然少不了特殊的行礼方式。

“浪潮”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行礼方式：手臂从右往左，划出一个波浪状的曲线。

他们还创建了自己的网站，网站首页赫然写着煽动性的口号。

通过发传单，印贴纸，拉拢新的成员。

只用5天时间，“浪潮”就由20人变成了200人。

集体荣誉感逐渐感染了每一个“浪潮”的成员，为了集体的荣誉，他们不惜在水球比赛中犯规。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浪潮”正在滑向极端。

“浪潮”的成员也变得越发专横，越发像法西斯。

校方也找来文格尔老师，要求他停止浪潮实验。

但文格尔认为“浪潮”实验还没有让学生们充分理解独裁统治，他希望再继续进行一天。

在游戏的最后一日。

所有浪潮成员穿着白衬衫牛仔裤聚集在学校礼堂里。

全体起立，致敬手礼。

文格尔像往常一样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的演讲。

他不断强调着社会的不公，用贫富差异来挑起成员心中的愤怒，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而当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时，文格尔立刻下令众人对这样的叛徒进行“批斗”。

正在群情激奋的时候，文格尔突然冷静下来。

问众人该如何处置“叛徒”？

他话锋一转说：“如果我让你们杀了他，你们也会照做吗？

这些都是独裁者会做的事情。

”

浪潮实验进行到这里，文格尔明白时机已到。

他点醒所有浪潮的成员：“你们意识到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你们还记得上周的问题吗？

独裁统治在今天还会发生吗？

”

“那正是我们现在这样，法西斯主义。

我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比其他人都优秀，更过分的是，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除出集体，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文格尔让人们看到，独裁统治在今天依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

至此，文格尔老师宣布浪潮实验结束。

但浪潮的狂热信徒们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尤其像蒂姆那样的忠实拥护者。

生活中一无是处的蒂姆，只有在浪潮这样的集体中，才能感受到存在的价值。

他突然拔出枪，威胁众人不许离开。

他把枪口指向文格尔，他觉得文格尔耍了他。

但讽刺的是，文格尔是浪潮的领袖。

如果杀了文格尔，浪潮就更不可能存在了。

浪潮的结束，让蒂姆感到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他最终选择了吞枪自杀。

谁都没想到一场教学实验，演变成流血事件。

错愕的文格尔被警方带走调查，也许此刻的他也开始怀疑自己这场实验是对是错。

狂热的浪潮成员们，此刻才如梦初醒，抱头痛哭。

原来从游戏滑向深渊是如此容易。

独裁统治离今天的文明社会有多远？

相信《浪潮》已经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更加值得思考的是，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而真实的“浪潮实验”还是发生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可见人性的某些弱点并不受文化和地域的影响。

虽然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集体生活，但在集体中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显得尤为重要。

不轻易被集体的狂热挟持和洗脑，不为集体的利益去伤害异议者。

这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需要长久思考和坚持的东西。

很多看似遥远的危险，也许比你想象得要近得多。

别忘了，“浪潮实验”只进行了5天。

并且，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从来都经不起考验。

*本文作者：RA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