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电影中的阴影,但生命中的阴影则不然。
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罗曼·波兰斯基波兰斯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的电影也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控诉》。
poster by 铅纸鹤《我控诉》改编自罗伯特·哈里斯2013年的小说《军官与间谍》,小说原型为法国著名冤案“德雷福斯事件”。
哈里斯也是波兰斯基前作《影子写手》的编剧。
在去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本片得到场刊最高分,拿下评审团大奖,但并未斩获金狮。
否则波兰斯基将成为继亨利-乔治·克鲁佐,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之后第四位囊括欧洲三大最高奖的导演(《荒岛惊魂》金熊《钢琴家》金棕榈)。
这部讲述法国窦娥的电影没有惊心动魄的智商博弈,更没有六月飞雪的奇观展示(本来也不会有)。
要不是导演自己说“我想拍一部间谍电影”,估计也鲜有人会把它当做一部间谍片。
平稳,克制是对本片最普遍的评价。
平稳在叙事,克制在情绪。
我感受不到波兰斯基熟悉的危险性,亦感受不到什么戏剧张力,趣味性被极大地削弱,虽难掩其水准,但让包括导演影迷在内的众多观众感到无所适从。
古典主义,本就是主流中的稀缺品。
尽管我认为影片前半段明度过低,但光影的运用仍很值得称道。
让光渗入黑暗,就是这部影片做的事。
从第一个镜头开始,阴云密布,冷色成了主导。
之后主角皮卡尔上校进入情报处,氛围依旧没变,他所在的大楼矗立在阴云之下,楼内则更加昏暗,体制的压迫感呼之欲出。
这种外化的压迫感持续了半部电影(也劝退了大量观众)。
这种状态下,作为光的通道,窗成了不时出现的一个意象。
窗是德雷福斯唯一的情感出口15分钟和42分钟处,皮卡尔上校两次想要开窗,可是都没有成功
打不开的窗于是这里成为了波兰斯基电影中常见的密闭空间,加重了压迫感。
入狱后才有了靠窗的位置再比如,当主角发现端倪,去对比字迹的时候,其他人从上至下,步入黑暗,而后他上楼梯,从暗处去明处。
相反的方向类似的光影运用不胜枚举。
导演擅长处理密闭空间戏份,但是本片没有一个绝对的密闭空间。
我们把情报处大楼当做一个具有压迫感的大空间,将办公室看做一个小的空间,而门作为各房间的连通,其作用得到了发挥。
影片前半段随处可见以门作为一个镜头的开始或是结束。
如果说空间上的切换交给了门,那么时间上的切换就交给了信。
不难发现,前半段频繁利用二者进行转场。
回忆的段落多从纸上切入切出。
电影过去一个多小时,主角被撤职,离开了体制,画面变得明亮了一些,可体制对他的迫害远未结束。
之后主角被捕,但此时视角已经放开,我们发现他的单打独斗引发燎原之火,其中就有文豪左拉。
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左拉的“我控诉…”,随着激昂文字,镜头像一把枪,依次指向那些被控诉者。
这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场裁决。
但其实控诉的话语其实早已借德雷福斯之口说了出来
不道德的审判不好意思放错图了
可惜控诉的作用最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多年后的无罪释放用字幕带过后,二人回到体制,受害者依旧是受害者,只不过在这种讲述下,角色身上的无力感与本片风格相得益彰,平静得像是吹动了历史的浮尘。
至此,两名主要人物进入了相对明亮的大厅,可面对的依旧是本质上差不多的问题。
这结尾或许是本片最具作者性的地方了。
导演近作《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都可以概括为“创作者”和“入侵者”之间的斗争,又可以指向同一个结论“创作者是脆弱的”,而《我控诉》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只有“讲述者”波兰斯基,如果“我控诉”是他的心声,那讽刺的是,当今社会回了他一句“me too”。
法国街头举着“我控诉”牌子的群众和片中的同持着“我控诉”的报童形成了巧妙的互文。
发问者成了被问者。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国电影,几乎站在了对立面的《我控诉》和《燃烧女子的肖像》,二者的基调截然不同。
前者是阴冷的历史讲述,后者是明亮的神话新编,最直观的感受是,前者用的光够拍好几部《我控诉》了。
现实中《我控诉》得到了《燃烧女子的肖像》的控诉。
有趣的是,两部影片中都有弹钢琴段落,《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四季和《我控诉》中的天鹅,可怎么想这两首曲子都该反过来。
更有趣的是,之前《燃烧女子的肖像》那期有五十多人参与,这期才有14人,平均分7.39……本片在观影团内部没有什么争议,大家态度大致相同。
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电影,它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纯熟,也有着教科书一样的无趣。
并且短评区伊斯特伍德老爷子得到了不少夸赞(波兰斯基:???
)。
让我们康康大家是怎么看的:@cinedreamer_ 8 就题材而言,的确可以和
相比之前看过的一部分波兰斯基的作品,这部的风格显然有所淡化,很多细节一时也无法参透。
但于我而言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即便从未听说过这段历史,却也能从一开始就被吸入剧情。
前半冷静后半冲突逐渐增多,节奏始终把控的很好,此外阴暗色调、几次闪回的镜头衔接、众人轮流阅读“我控诉”段落、以及刻意省略最关键的一场翻案法庭戏,也都值得一提。
@野凡 8 沉稳、内敛、克制,举重若轻,暗涌浮动。
于卢女权手中拿下评委会大奖。
@NanSLi 8 视角里或多或少都有点无法言喻的压迫感,即使将事件本身归置于淡然冷清的“语境”。
丝毫没有故作矫情的叙事“构建”,却从受限的段落中得到这份凝重却慰藉的“感知”。
在空间情境的极度闭塞下,不由得触摸那些人物间的错乱层次递进的话语态度,无关情绪的共鸣,无关质问的挤兑。
只是在一点点在汲取着在历史与虚假中的细微哀愁,可惜我们被给予的也只有无尽疏离的回顾了,任何试图从光影模拟的暂存记忆,都将成为可笑又可悲的虚妄罢了...@顗礼 8 聚焦点瞄准了为正义而战的翻案者Picquart,整个前半段关于Dreyfus被蒙冤全过程的叙事都巧妙的借由他的脑内剧场完成,观者的共情点被压在了他的身上,中后段的法庭对峙与剑术决斗是一种悲凉情绪的爆发,但这种爆发又是与全片整体气质相符的、是极为克制的;相反,对于蒙冤者本人以及相关犹太人的刻画不仅稀少且并不具有任何刻意附加的正向描写,一切都是那么的沉着古典而无招胜有招 。
@Polaris.J 8 (这个小姐姐无情地鸽掉了短评) @鹳鸟踟蹰 7.8 古典沉郁的控诉,抽丝剥茧般的沉稳。
报纸,火光,佩剑和法庭,控诉和发声,结尾的光芒却始终没有光明地照耀,混杂着种族,声誉,国家的证词,悲戚又无力。
影片这样沉着,这样隐忍,却使中段失去了魅力。
@mdr skywalker 7.5 其实从事件上看,很容易联想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
与东木擅长调度观众的情绪不同,波兰斯基只是冷静克制地还原整个冤案的事实,四平八稳地完成了叙事。
古典风格和镜头语言依然非常的出彩,前半段的平静与后半段法庭戏的小高潮也形成了一定反差,但是过慢的节奏也少了不少观影过程中应有的情绪推动力,很难共情,对体制罪恶的揭露也是仅仅点到为止。
相比来说还是更喜欢东木 @臻圣 7.2 观影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历史真实事件——“德雷弗斯案”,这个议题放在当代也值得讨论。
波兰斯基用一种类“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去还原当时巴黎的国内舆论环境,落点的格局很大,叙事工整、沉稳。
@peppersoul 7 后半段渐入佳境,才发现精巧打造出的19世纪法国氛围已包绕且统治了整部影片。
平静克制,故意掐断了观众的情感宣泄口,沉淀下来后多了几分厚重。
@奔兔吉尔 7 可供自行对比的对象应当是同样古典的《苔丝》。
剧作彻底反高潮,戏份处理比好莱坞做的更绝,重心基本不在被告人身上,反而不断去拿捏辩护人的心理转变,对其如何坚守真相挑战权威进行精心刻画。
由此本该为事件中心人物的反而被架空,在审判中似幽魂般身不在场,造就内外一致的「歧视」(即便他最后无罪释放,也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因为探索真相的过程根本与之无关)。
这次波兰斯基不断收敛,最典型的是被放冷枪的那场戏,对比《影子写手》中暗杀的突如其来,它这次甚至让杀手早早出现于后景,事先张扬。
@董小 7 叙事扎实,布景精致,但感触不是很大。
为良心和正义对抗不可对抗之体制,需要付出多少?
剧情上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刻意隐去真正翻案的一场审判,留下的是不计后果的以卵击石,可能只有波兰斯基能这么拍这个故事吧,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在期待那天。
讽刺的是不管之前如何,最后还是要站在体制这边。
@叶底藏花 7 没有意向中的畅快淋漓反倒风格上冷静克制,当然集中展现报纸上的“我控诉”的声音倒是振聋发聩。
看的时候确实会想起年初东木朱维尔的哀歌,不同的是东木以当事人的遭遇表达情感而波兰斯基则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逐渐拨开云雾为我们反映事件真相和当时的各种声音,也因为这个整部作品显得不那么“有趣”但却力量十足:我要为不公发声,控诉那些违背良心之人。
整体特别稳,波兰斯基的风格并不明显但他的功力是体现在视听语言里。
@素素素素素、 7 (短评失踪)@Supremacyacron 6 这感觉算是波兰斯基比较中庸之作,相比之下跟他年纪相仿的老东木在朱维尔哀歌中所表达出来的效果还是要比这部作品更加掷地有声。
虽然外部言论上面全是波兰斯基借本片之名来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诉苦之情,期待着自己有朝一日沉冤昭雪,但话说回来,他自身的经历恐怕都得让这上校都觉得相形见绌吧。
最后说点题外话。
我最初知道波兰斯基导演是因为那部“世界十大禁片之一”的《罗斯玛丽的婴儿》。
这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名声大噪的导演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有优秀作品问世,放眼全球,同类者寥寥无几。
那些属于法律的,就交给法官,交给警方。
我通篇未涉及相关方面,也是希望让电影回归电影,希望舆论刀下留人。
电影奖项捍卫的是电影艺术,斑驳的影像会成为历史最好的注解。
我控诉感谢你看到这里,下期敬请期待。
法国和美国人际关系也很类似,男人之间很直接,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但也有分寸,尽管不喜欢,但是会控制情绪,也有正义感,最后的结尾比较的真实,如果是中国人面对自己的恩人,肯定都要跪下来感谢,但是法国人不是这样,反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都相信正义,就像那个犹太人说的,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大家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深埋在心里面,1900时代的法国感觉很文雅,自由的确是法国的基因之一,决斗反映了法国人的勇敢和对荣誉的追求,欧洲内部和美国文化差异其实很小,从这部电影来看,确实是一家人,一个文化传统
几年以前,他们卷入了狂风暴雨似的横扫全国的德莱弗斯案件;他们为了这个案子,就像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七年来热情奔放,如醉如狂,几乎神魂颠倒了。
他们牺牲了休息时间、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不惜和最亲密的朋友决裂,差不多连身体都搞垮了。
有几个月,他们吃不下,睡不着,抓住翻来覆去讨论过的题目,争个没完没了,就像发了神经病似的;虽然他们胆小,怕闹笑话,还是一样参加游行,在大会上发言;回到家里,他们精神恍惚,心惊肉跳;到了夜晚,两个人都一起哭了。
他们全心全意投入战斗,消耗了这么大的劲头,这么多的热情,等到取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已经打不起劲头来欢欣鼓舞;他们觉得筋疲力尽,空空如也,几乎连生活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原来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取得的胜利比起当初的梦想来简直显得微不足道。
他们心地如此单纯,似乎只容得下一条真理,政治上的交易,主角们的妥协,使他们觉得痛苦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战友都是为了正义而慷慨激昂地进行战斗的——哪里知道敌人一打倒,他们立刻争夺名位,践踏正义,现在轮到他们了!
……只有少数人忠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穷苦、孤立,为党派所抛弃,也抛弃了党派。
他们默默无闻,与世隔绝,闷闷不乐,萎靡不振,灰心失望,厌恶人类,厌倦生活。
这部电影,我的观感如何?
看完一遍下来,有人怀疑,这便是“我控诉”?
某评论也说到:这般死气沉沉的控诉,让人昏昏欲睡。
我觉得呢,《药神》、《辩护人》、《至暗时刻》之类的,以煽情为主要基调的电影,可能更适合你观看,这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我对《我控诉》的感官是,冷静也可以是一种控诉。
一桩举国关注的世纪大案(我指的是德雷福斯案件, 波兰斯基的事后面再说),明则是在指控德雷福斯的叛国,是欧洲社会对犹太族裔的歧视欺压,是法国官僚主义的黑暗。
但在暗处,其实是在呈现一件事:对于一个基本的社会人的不公与伤害。
首先一件事,德雷福斯在进入嫌疑名单那刻起,就没有被社会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对待,因为他的身份。
此后无论是被冤狱、被平反、被歌颂,德雷福斯无时无刻不在充当一个政治符号的存在。
被官僚阶级利用,被反犹太主义者利用,被所有的政治正确者消费...最讽刺的是什么,皮夸特的反转!
从一开始面对德雷福斯在学院里面的质疑,皮夸特鲜明地摆出了种族主义者的姿态,到皮夸特力主为德雷福斯平反,让我们一度觉得他会在整个案件平反以后会有所改变,但最后一幕当德雷福斯找到他,希望提升军衔,皮夸特斩钉截铁地回绝了,因为很多人不愿意看到你当一个中校。
而全片就是这样一种极度反高潮的冷静中,将一个原本可以很鸡血的故事铺陈开来,当你以为几场庭审上诉失败后,情绪已经起来之后,该迎来最终之战了吧,就以一句话把结果带过。
当你以为,皮夸特会迎来人设上的反转吗?
也没有。
当你以后最后还有一场《死亡诗社》式的大戏,或者《至暗时刻》式的鸡血演讲,对不起也没有。
谁说控诉就得激情喷张,波兰斯基要得就是一场沉默冷静的控诉。
被控诉的波兰斯基,从天之骄子,到工具人,再到冷静者我个人更倾向于,艺术和道德应该平行看待,无论将艺术还是道德作为前提去看待如何一件事,肯定会有失偏颇,艺术不能大于一切,道德同样也是。
但同时,我绝对相信波兰斯基在《我控诉》里面对所谓的“性侵疑案”是有表达的。
(因为未最终定罪,但波兰斯基作为永远的疑犯,身陷永远的疑案应该跑不了,毕竟他也不再愿意接受审讯)在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里面,记录了1977年波兰斯基在被拘捕后,曾经表现得很紧张,他不断试图解释他所理解的性犯罪与一般性关系的差异,他觉得在法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他认为作为一位年纪轻轻就在好莱坞功成名就的明星级导演,从8岁到80岁的女生,没有一个会拒绝他,但他没有意识到他身处的美国,一个政治正确大于一切的国家。
你以为作为一个超级明星,必然比以为普通人更有表达的权利,更受到法律的保护?
不,相反的,你反倒会成为一件政治工具被搬弄,辜勿论当时洛杉矶检察官史提夫·高利是否有意将波兰斯基的案件当做助选工具,但与媒体同流合污地做一场政治大戏确是事实,如果说波兰斯基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一位好莱坞的犹太裔的年轻的花花公子,他遭受到这样的关注和对待吗?
当高关注转而成为一种媒体现象以后,口水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大家的关注点,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故事是否足够精彩!
而波兰斯基既是性侵戏中的男主角,也是政治戏中的工具人。
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仅仅作为一名性侵案嫌犯被提堂审讯,接受作为普通人该接受的惩戒,波兰斯基是否愿意留下来呢?
而事实上,被作为政治工具,被有意搬弄,是否就是他弃保潜逃的真正原因呢?
这个大家心目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时过境迁40年以后,我相信波兰斯基还是以这部《我控诉》回应的大众:你嗨由你嗨,我自冷静对待!
无论是性侵案也是,#me too#运动也好,其他什么女权运动都好,一提到种族主义就开喷,一提到平权运动就高潮,没有人会关注电影本身,只想去树立一名道德恶棍,然后去打倒他。
这不正如《我控诉》里面的一大群法国的军官们,备受拥戴的将军们,他们关心真相本身吗?
他们只关注种族立场,然后所有人都嗨了起来,高呼法兰西万岁!
但你们嗨是你们的事,波兰斯基可能只想做一个冷静的人,不争论,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回击。
《巴黎竞赛画报》封面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在2019年12月出版的 《巴黎竞赛画报》对波兰斯基进行了采访,他终于一吐胸中不快:“有人想将我妖魔化。
” 2017年,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
听到这个新闻他有点坐不住,他解释说道: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十岁的小女孩,天啊。
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
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
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
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
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
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
我还能怎么办呢?
” 不知道件事,是否直接催生了波兰斯基以《我控诉》来作为媒体的回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波兰斯基还是萨曼莎(1977年性侵案13岁女主),都受到了舆论的重大打击,已经远远超过了法律的惩戒力度,而打击也永不会停止,就像魔咒一样。
此外,电影里面没有告诉你的,关于德雷福斯的后续:1906年7月12日,德雷福斯案终于尘埃落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宣布前两次军事法庭裁决无效,此案不再重审。
一周后,陆军部正式为德雷福斯恢复军衔并晋升为少校,仪式就在德雷福斯十二年前被拔阶的军校校园之内,德雷福斯也在日记中写下了《痛苦的回忆》,来记录十二年前的悲惨给他造成的创伤。
然而,德雷福斯事件的余波并未结束,在1908年左拉遗骸迁移先贤祠的仪式上,德雷福斯被一个枪手击中,所幸并无大碍,在审判中,枪手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基于对国家的爱,针对的并不是德雷福斯本人,而是德雷福斯主义——陪审团居然同意了被告的无罪辩护。
这就是政治符号的宿命!
最后补充一句,古典美学不好吗?
古典美学就过时了吗?
我觉得挺好的,各有所爱吧!
本文参考材料:《巴黎竞赛画报》采访 标题:on essaie de faire de moi un monstre 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2019年12月,作者不详知乎文章《 19世纪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案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2017年5月25日,作者: 杜连殳纪录片《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2008年1月18日,导演: 玛琳娜·泽诺维奇
我对法国历史所知甚少,第一次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在观看一个揭露左拉死亡之谜的纪录片时。
影片中,探秘者提到,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在《曙光报》上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文章而受到当时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情绪高涨的法国民众的抨击。
(在文章中,左拉为一个被冤枉成“叛国贼”的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大胆发声,他控诉了当时的政府、军队、司法体系和所谓公正、客观的“科学调查”。
)左拉因为站在了大众和权势的对立面招致祸患,他被判处巨额罚款,还被迫跑到英国避难。
左拉夫妻于1902 年 9 月 29 日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根据记录片的猜想,很可能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堵住了他家的通风口,实施了这场谋杀。
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仗义执言的代价也太过沉重了!
《历史疑云:左拉是被谋杀的吗?
》我第二次思考“德雷福斯事件”,是在2018年10月份左右法国政府提出对非欧盟学生增加10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注册费时。
为了反对这种违反大众教育本质和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的立国精神的议案,我也参加了几场抗议游行。
其实,游行者不局限于非欧盟学生,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他们认为,政府的不合理政策总是先从外国人开刀,再把对象慢慢延伸到本国人,最后所有处于弱势的人终将被压迫——所以,有必要在最初就对所有不平等说不,即使只是发出微弱之声,即使战火暂时烧不到自己。
听到这些声音,我深受感动:作为弱势的外国人能受到本没有被波及的陌生人的支援,感觉是无数个左拉在义愤填膺地为无法发声者呐喊!
《历史疑云:德雷福斯事件秘密档案》19年11月中,《我控诉》在法国上映。
在看到地铁站的海报,我瞬间被吸引。
为了防止历史知识匮乏造成观影困难,我专门找了法国新拍的纪录片来看。
纪录片中,事件中最特别的人物乔治·皮卡尔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名调查德雷福斯事件的军官,本来是负责给所谓的“叛国者”最后的重击,但他在调查中却发现了许多疑点。
抽丝剥茧,他最终找出了真正的叛徒——埃斯特哈齐。
然而,为了维护军队的“权威”和“尊严”、为了保护自身的地位不受威胁,上位者们拒绝了皮卡尔要为德雷福斯正名的诉求,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非镇压殖民地起义的战场,期盼可以永久地甩掉这个麻烦。
对我而言,皮卡尔明知会危及自身还选择正义的形象非常伟岸。
波兰斯基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处于“正邪”抉择之间的人物的复杂性,他以后者为核心展开了全片的叙述。
不过,不同于我心中英雄式的皮卡尔,导演将他塑造成坚守自己职责和信念的普通人——他有多个面向:认真工作者、通奸者、有反犹主义倾向者,他像你我一样不完美,但他也和你我一样用平凡成就不凡。
影片结束时,重回军队的德雷福斯很克制地对为他翻案的“功臣”皮卡尔说了句:“你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 是的,对那一代还有信念的人而言,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过是最基本的操守。
德雷福斯也是这样,即便被隔离关押了四五年、不能与任何人交流,他在重获自由后对国家和军队也毫无怨言,他甚至还去到一战前线,为国奋战。
在宏大叙述显得十分可疑的今天,我们——一个个分散的、碎片化的个体——要坚守什么?
作为社会人,个体的共同体想象是什么?
反复思索,极端个人主义的我仍然被“德雷福斯事件”牵动,是因为左拉、皮卡尔等个体捍卫在大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微小的存在。
我想,被人文主义精神熏陶了数年,我选择坚守和捍卫应该和他们一样。
正如村上春树的名言所述:“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
我控诉和七君子,两部试图还原的都是背景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
时隔七十年左右,一个是欧洲的犹太人,一个是美国的非裔群体。
在2020年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应时应景。
共通点是Abbie甩去嬉皮外套豁出命似的对Hayden说的那句话:We are not killed by what we do but who we are。
国家,军队,重权,人民,个体。
选择对抗的个体不管是因为理想主义还是英雄主义都值得后人敬佩。
嬉皮笑脸或许也只是在认清这个庞大机器的真相之后一种伪装。
唯独过不去的一点是,Polanski的个人背景很难让观众撇开偏见。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0.html 我控诉帕蒂上校,因为他是司法误判中的狠毒之徒(我愿意相信是不知不觉的),他更运用最为荒谬与应受谴责的阴谋,来掩盖他过去三年的恶行。
我控诉梅西耶将军,因为他是本世纪最不公平的事件之一的共谋,但其所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诉比约将军,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却将它隐藏。
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救已受连累的参谋部同僚,他犯下这起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罪行。
我控诉布瓦代弗尔及贡斯将军,他们是同一起罪行的共谋,其中一位无疑是出于教权主义的激情,另一位可能是出于使陆军部成为无懈可击的至圣之所的团体精神。
…… ——埃米尔·左拉《我控诉》这一篇力透纸背、带着满腔正义的公开信是1898年法兰西最愤怒的声音,这不仅是埃米尔·左拉对四年前被定性为叛国贼的德雷福斯的声援,更是对法国当时政界、军界甚至社会各界暴力审判的讨伐,一笔为剑指向的是官僚制度,指向的是种族歧视,指向的是对于真相“沉默的大多数”,当左拉喊出“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当“我控诉”成为一种公民的热切渴望,“以人性为名,让阳光普照在饱受磨难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
”当发表这一篇文章的《震旦报》在街上被传阅,左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德雷福斯”案件是“大多数”操控的结果,“我控诉”也是不沉默的“大多数”的正义声音。
在“大多数”与“大多数”的较量中,谁胜谁负似乎主宰着事件的发展,甚至决定着法兰西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当左拉在最后写道:“谁胆敢传唤我上法庭,他们可以试看看,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
”结局却走向了另一面:左拉被政府控告传唤至法庭,最后在“反控诉”中败诉,被判有罪入狱一年,甚至在审判之前群众大喊“左拉去死”;左拉决定撰写此文时得到了当时拉布里律师等人的支持,此事件发酵之后,拉布里在街头遇刺身亡;而揭露这个黑幕的皮考特上校更是遭受了威胁,他怀疑真正的间谍艾斯特哈吉少校竟当众羞辱他:“要维护自己的荣誉,去找你的妓女吧!
”而德雷福斯案的当事人在经历了“魔鬼岛”的恐怖囚禁生活之后,也并没有在“我控诉”的声浪中马上还自己一个清白——一年后的9月9日,虽然德雷福斯案进行了重审,但是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依然没有被改变,只是这一次判决他被减刑10年,直到7年之后的1906年,法兰西最高法院最终判他无罪,官复原职——从1894年12月遭到指控、逮捕、剥夺军衔并判处终身监禁,被流放到千里外的魔鬼岛,到1906年被判无罪,这12年的生活对于德雷福斯来说,无疑就像被流放的魔鬼岛一样,“在无人岛上,没有人讲话就是一种折磨。
”为正义而发声的“我控诉”,激情群怒的“我控诉”,指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我控诉”,最后依然从“大多数”的声音变成每一个个体的命运,甚至在罗曼·波兰斯基的再现中,最后以一种几乎沉默的方式落幕: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开始重审,德雷福斯被减刑十年,“法兰西万岁”成为对于这一结果的第一次胜利表达,皮考特似乎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当他向已经离婚的女人莫尼耶求婚,她却拒绝了他,作为在最困难时期支持他的红颜知己,莫尼耶一直是皮考特走出困境的希望,但是拒绝时莫尼耶微笑着说:“你的内心深处不适合结婚,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吧。
”而在1906年德雷福斯最终被判无罪,晋升为陆军准将的他见到了官复原职的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希望能把自己监禁的时间考虑进去,那样自己就可以晋升为中校——本来在魔鬼岛被监禁就是一起冤案,这十年多的时光对于他来说当然应该重新被计算在服役时间里,但是皮考特却摇了摇头:“不可能了,现在环境变了。
”两个人在走廊上面对面站着,目光相触,不是惺惺相惜,而是万千感触都变成了某种无奈,最后德雷福斯说了一句:“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职。
”字幕打出:“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种沉默,甚至一种凄凉,在最后迎来胜利的人生写照中成为别样的风景,不是隔阂,也不是冷漠,而是在几乎来迟的判决面前,一切似乎都没有被改变,连同皮考特的爱情一样,在“还是让我们像以前那样”中落幕。
无论是德雷福斯不断喊出“我是清白的”的呐喊,还是皮考特不断追求真相以证明“他是无辜的”的真相,或者如左拉在“我控诉”中剑指整个国家的官僚主义,他们都是不沉默的少数,而且以不沉默的少数为德雷福斯翻案,但是当一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最后依然被笼罩在冷酷之中?
为什么最后还是以沉默作结?
或者他们依然是“少数”,而用左拉1898年“我控诉”作为片名的罗曼·波兰斯基,所关注的正是事件中的“少数”,早在2012年,还没有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少数”的兴趣:“我早就想拍一部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电影,不是当作古装剧,而是间谍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了解其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热媒体的景象。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就是由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组成的大多数造成的,而罗曼·波兰斯基从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联结到了当今世界,这种相关性或者还有基于波兰斯基个人遭遇的原因,甚至“我控诉”更是他内心真切的呼喊和愤怒,面对“大多数”的不公正和偏执,也许只有在对违反人道、违反公义的讨伐中才能不变成沉默者。
但是波兰斯基最后又选择了偃声息气,在“两人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中将历史封尘,也将自己的遭遇封锁起来,这又意欲何在?
抛开波兰斯基的个人诉求,其实在《我控诉》电影里,与其说掩盖了真相使之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如说强大的权力机构制造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少数人最终也只能成为被迫害的少数群体。
在电影中,少数群体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德雷福斯案件的当事人德雷福斯和最终找到翻案线索的皮考特,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并被流放到魔鬼岛,他无疑就是一个沉默者,甚至如果不是皮考特发现了真相,他的这一生都将在无人岛上度过,而当德雷福斯面对不公的命运,他在无奈中只出了一句话:“我是清白的。
”但是在这一个人的命运里,在一句话的无奈里,单数世界注定会被复数湮没,“犹太人去死!
”“杀了卖国贼!
”逮捕和判处成为一种仪式,而在仪式举行的广场上,群众高喊着这些口号,他们成为“愤怒者”,而这些愤怒的声音既代表国家,又代表种族,或者说德雷福斯所犯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双重罪责,而这些集体的声音无疑无情地覆盖了德雷福斯自我辩解的声音,群体的强大声音对个体弱小声音的覆盖,就像他被流放的那个魔鬼岛,一个孤立无人的小岛静立在大海之上,它会随时被无限所吞没。
德雷福斯被流放,皮考特便成为唯一发声者,他是接替桑德赫尔上校而成为情报部门的主管,应该说,皮考特也是权力机构的一份子,以权力反对权力,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皮考特上校在罗曼·波兰斯基眼中是以一个正义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正义甚至只代表着个体。
调任至情报部门,他感觉到了一种神秘和诡异,从大门到办公室,是不同岗位的值守者的奇怪目光,办公室的那扇窗户似乎永远无法打开,截取情报和信件甚至也是清洁工的职责,所以皮考特一进入其中就感觉到了奇怪,他开始重新建立制度,一方面了解情报部门工作的流程,另一方面对德雷福斯案件给予了更多关注——似乎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来自于自己的亲力亲为:他亲自取到了被截获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封电报,“我和R家族的联系”,电报发送的收件人地址显示是艾斯特哈吉少校;接着皮考特查阅了艾斯特为哈吉最近的通信记录,显示他刚从卢昂调到巴黎总参谋部;当皮考特查看信件的字迹,发现和德雷福斯作为间谍证据的信件字迹很像;于是再按图索骥,打开了没有被桑德赫尔销毁而被锁在保险箱里的德雷福斯相关文件,通过字迹他才发现,所谓作为德雷福斯间谍证据的字迹和德雷福斯原始信件的字迹不符,也就是说,真正和德国通信成为他们间谍的其实是艾斯特哈吉。
皮考特发现真相似乎并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虽然在情报部门他只是一个人在战斗,无论是门卫和值守,还是手下的亨利少校,其实都知道实情,也都在隐瞒,但是在皮考特更大的权力面前,发现线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作为权力部门的一员,真正对皮卡特构成威胁的其实是整个体制,而此时,寻找真相的皮考特所面对的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桑德赫尔上校是皮考特的上任,他的遭遇或者对皮考特提供了一种命运的样本,皮考特去看望他的时候,桑德赫尔已经躺在病床上了,疾病让他濒临死亡,他对皮考特说的一句话是:“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言语中更多是失望,甚至绝望,当法兰西不再是曾经的法兰西,是不是他必须沉默?
这种沉默关涉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上级让皮考特替换掉他?
在他手上为什么不销毁德雷福斯那些字迹?
他为什么不敢设置秘书?
他的窗户为什么永远也打不开?
桑德赫尔无疑是官僚体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既是德雷福斯案件审判的侩子手,也是整个体制的牺牲品。
皮考特似乎也走上了桑德赫尔这条凸显双重身份的困难之路,他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于是将这个真相报告给上级,但是强大的官僚体制让这个不想沉默的人变得沉默:他质问乔尔中校,“他们是上级,我们只能执行他们的命令,我不知道德雷夫斯是否无辜,我也不在乎,若你让我杀人我会去,如果你之后说我杀错了,我会伤心”;向上将展示秘密文件与对照的书信对比字体,上将的第一个反应是:“它早就应该销毁了,你第一个不应该过来找我,我也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德雷夫斯案了。
”当他向贡斯将军禀报案情,贡斯却提出警告:“忘了它吧,德雷福斯案件已经结束了,你不说没有人知道,这是军人的天职!
”不公开不是皮考特可以选择的权利,而是一种命令——从部下到上级,似乎每个人都在沉默,每个人都在回避真相,而作为这个体制的一员,皮考特无法僭越而成为言说者。
但是皮考特却不肯罢休,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作为正义的个体却遭遇了制度的压制,甚至因为违反了国家秘密法而被最终解职,在被质询之后调离职位去往了遥远的巴黎,接着又去了非洲,而皮考特的居所被大肆搜捕,他甚至被监视了——和德雷福斯的魔鬼岛一样,皮考特似乎也被这个权力机构流放了,而流放或者正是让他有了发声的机会,也正是不想成为永远的沉默者,在律师拉布里的寓所里,“这件事必须传播出去”的皮考特终于在左拉等人面前将这起冤案公布于众。
沉默者终于不再沉默,但是当左拉被判入狱,当拉布里被刺杀,当德雷福斯案重审之后依然维持叛国的罪名,甚至在法庭内外还是听到“法兰西万岁”的群体性口号,他们依然是不沉默的少数,依然在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不沉默的大多数而制造的声音里被湮没。
甚至,和皮考特仅仅作为一个正义个体偶然发现线索一样,最后案件出现反转似乎也是一种个体的偶然。
1898年3月的一天,皮考特和亨利进行了一场击剑比赛,亨利的右臂被皮考特刺中,这一次纯属娱乐的击剑游戏在罗曼·波兰斯基那里完全变成了剧情反转的重要事件,也许是皮考特的剑代表的就是正义,刺中而受伤揭开了亨利忏悔的内心,几天之后的消息是,亨利已经承认自己在德雷福斯案件中做了伪证;接着,亨利在狱中自杀——随着对皮考特的指控被撤销,德雷福斯案件在亨利的忏悔和自杀中浮出水面最终实现了反转。
如果亨利依然保守秘密,那么也就意味着不沉默的少数最终会在安全偏执、秘密军事法庭、失控的情报机构、掩盖真相的政府和狂人媒体中成为沉默者,而德雷福斯案件也再无被翻案的可能。
历史是一种偶然?
罗曼·波兰斯基似乎并不想把个人命运维系在这种或然论中,但是不管是皮考特还是德雷福斯,甚至桑德赫尔、亨利,似乎都在这个“我控诉”的故事里成为波兰斯基眼中的宿命论者,在这样的宿命面前,少数群体被迫害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无奈的喟叹,于是桑德赫尔在病床上独自感叹:“这不再是我熟悉的法兰西。
”于是曼尼耶拒绝了皮考特的求婚说:“你的内心不适合结婚。
”于是皮考特对已经清白的德雷福斯说:“现在环境改变了。
”也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我控诉”才是最人性的反抗,忠于职守便是最后的不沉默,它们在内心中会变成左拉最后的一句话:“我在等待。
”——波兰斯基也在等待自己的清白?
放硬盘里几年了都没舍得看,毕竟罗曼波兰斯基已经那么老了。
拍一部少一部。
今天终于给看了,毫无疑问的满分。
摄影,构图,服化道,化妆(包括符合时代气息的胡须与发型),对白,演员的表演,选角。
剧情的推进和叙述,分镜,叙事节奏。
反正恕我愚笨,挑不出来任何毛病,而且也很欣赏和喜欢。
只是法语总是听着不如英语习惯和舒坦,虽然英语我也听不懂,啃不了生肉,但实在看多听多习惯了。
里面颇几句金句对白。
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上校和情人告别前说,说不定自己会也关去魔鬼岛,上尉会高兴自己去作伴时,噗嗤笑出声来,幽默呀!
冤案!
冤案!
冤案!
果然全世界绝大多数腐朽没落的官僚系统都一样,用一个接一个的谎言,掩盖最初的谎言,就是不肯承认错误并揭露真相!
当上校在办公室对诡辩的胖少校说,那是你的军队,不是我的。
当上校对上尉的弟弟说,不要谢我,我只是遵从我的良知时,真的是要拍案叫绝!
这个电影淡季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概就是深陷丑闻的罗曼·波兰斯基凭新片《我控诉》问鼎凯撒奖最佳导演后,引发的巨大争议。
批评者大多认为,身为被美国法庭定罪的性犯罪者,波兰斯基在道德意义上完全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奖项,更没有资格借助艺术创作之名,巧言令色地将自己包装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来进行所谓“控诉”。
但我们也需要看清这样一个事实:对《我控诉》批判最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即便是被送上法庭的罪犯,也有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我们,在发表观点之前,至少应该听听被告方的一面之词,再对他的作品和人品下定论。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
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
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排挤与不信任,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
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
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
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
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
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
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
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
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
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
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
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皮卡尔 the whistleblower: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
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
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
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
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向系统外部求助。
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作无疑透露着大师笔触: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
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
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
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
似乎是皮卡尔。
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
所以那些认为波兰斯基在借本片自我开脱的批评者,可以收回这个判断了,因为他并没有借影片宣称,四十多年他诱奸少女的行为无罪。
而波兰斯基有没有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场审判中遭遇司法不公?
的确有,这些都能在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得到印证。
他有没有权利将这些不公的经历通过艺术媒介向世界进行表达?
同样有,正如同被他侵犯的受害者有权利将自己的创痛通过种种渠道公诸于世。
也正如同逃亡欧洲的他,本应为自己的罪行承担牢狱之灾。
而不论我们对他的品行有何判断,或许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波兰斯基是个不世出的电影天才,而才华本身,正是他最后的底牌和遮羞布。
2020/3/14/原载《虹膜》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
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
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2. “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这是我们的进步”3. “我们目睹了一场肮脏的表演,它宣告了罪债累累之人的清白,却毁掉了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才俊,当一个社会腐朽至此,它便行将腐烂”4. “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不将军,你有今天是因为你尽了自己的职责”
摄影、 配乐都恰到好处。也表现了导演对自己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的思考和控诉。不知道评论区打一星的道德警察们有多少看了这部电影。我倡导女权,但是我反对盲目的、情绪化的女权。这种集体性的癫狂,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又有多大的区别?
波兰斯基教青年导演做人
如此爱看历史戏的我不喜欢
这个事件是不是可以拍得再精彩一点?他们的执着也好黑暗也好,呈现出来都有点不咸不淡,可能是每天的现实看多了麻木了
都能感觉到波兰斯基拍片时的心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可以说平缓又沉稳,也可以说是很沉闷了。一些镜头还是不错的,配乐也行,只是难以拉回昏昏欲睡的我。巴黎一百多年前的样貌,还原得很好。
大牌明星阵容 布景和合成背景的真实度欠缺 深度欠缺。廉颇老矣?
“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
@2024-06-01 21:37:24
三星半就标三星吧,毕竟已经很多五星护体。片名叫我控诉其实视角在调查者,等于抽离了当事人情感。调查者毫无人性瑕疵最多和别人老婆搞一搞,当然导演也不会觉得这算问题。导演水平确实高明显得不露痕迹,但是和自己相比也没有太多亮点。
波兰斯基对这起著名冤案如此着迷,不知是否也是他本人故事的写照呢?当我们谈论“德雷福斯案件”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呢?
拍得很有史匠气质,但波兰斯基的水平应该不止于此。电影想讲述反犹主义下的平庸之恶,但讽刺的是所有主角都选择顺从这个制度,用伏法的姿态来守护内心公义。相比之下波兰斯基现实中的逃逸就显得渺小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人们会选择站鸡蛋,但没人会去捍卫一颗跳墙而走的鸡蛋,因为这对其他鸡蛋来说不公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波兰斯基永远等不到自己的左拉的原因。
不咸不淡,无波无澜..
坦白说,不如预期。叙事过于流水帐了,收尾又尤为仓促,整体节奏也略显失调。但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如今我观看这部电影的视角和感受已经被永久地改变了。如今,在历史题材之前,它首先是一部关于“吹哨人”的电影。如其中某议员所言:“这是身为法国人的耻辱”。而回答唯有这句台词:“这个故事必须被讲述出来”。
对波兰斯基两部历史题材(及《钢琴家》)都无感。皮卡尔作为一名有婚外情和排犹思想的军官,坚持正义为弗雷德斯洗冤,他并非光伟正的化身,而是有道德瑕疵的立体人物形象。钢琴家中的德国军官也是如此,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暗中救助犹太人。阐述的都是混乱年代尚未泯灭的人性。结合他的纪录片来看,这是一场对社会排外、排犹,司法体制混乱,官官相护,媒体和群众狂热的大型控诉现场,这其中的个中滋味,被美国法律法官和媒体“戕害”的波兰斯基应该更体会至深。值得一提的是,1朗读左拉文章时“我控诉”三个字在不同镜头里翻转时的铿锵有力;2.弗雷德斯流亡后那几个对小岛的海静止的蒙太奇刻画;3.关押十年,最终政治的风云诡谲致使含冤之人可以洗脱嫌疑,这是19世纪末的法国,而当下的我们呢,法律的尊严和寻找真相的人,他们的希望还在吗?
没看懂,几次都想放弃了。剧(情)情(绪)比较平,不够饱满。两星半
波兰斯基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阴沉简练利索,他的电影很少在台词出现金句,因为波兰斯基太会用电影画面讲故事了,台词基本就是陈述剧情用的,而推动剧情发展和冲突全放在镜头语言上,这才是电影最注重的影调呀。对于电影,罗曼波兰斯基是天才。
【北京电影节展映】波兰斯基与罗伯特·哈里斯再度合作,宝刀未老,呈上教科书级别的优秀电影,并深深打上二人最为显著的作品烙印。在真人真事的历史事件中,抽丝剥茧地逐步叙述个人在政治迫害、发掘真相的过程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在政客无耻的官官相护、社会舆论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环境下,有良知的军人、律师、知识分子抵抗强大压力,成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全片均极为严格地以主角皮卡尔的视角叙事,观众只能看到皮卡尔的所见所闻,以及他阅读了解的、回忆起来的、感受得到的一切。正如皮卡尔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电影也在感性地推进故事发展的同时保持相当的克制,在包含历史政治悬疑元素的同时也严肃而不刻板地坚持自我。表里如一,古典精致。稳、准、狠!
《我控诉》有着丰富的内涵:警惕反犹主义复盘、控诉司法不公、不满媒体未审先判剥夺辩解权、舆论给加害者和受害者带来的(二次)伤害……而波兰斯基即便很清楚电影拍出来会犯众怒还坚持完成它 作品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他自身的道德形成人格冲撞 达到了他作为个体无法达到的高度 这恰恰是其尊重电影的表现
罗曼那事发生在七零年代,为啥钢琴师上映时没被翻出来非议围攻?当然你也可以说其他作品没像本片那样让人联想起陈年旧案。但根本原因或不在此,而是波兰斯基这回竟然右转保守了!是的,罗曼右转而诺兰左倾(黑男配白女乃左影典型特征所以靓汤才会高调力挺)。保守特征之一:皮卡尔以政治不正确身份(歧犹)捍卫了一个犹太军官的清白,这是搜索者肮脏哈利直至绿皮书的调调,统归所谓“歧视观的拯救者”;特征二:左派一贯推崇之法律尊严和智慧专业,均遭本片无情贬低,特别是笔迹达人的荒谬证词,此公竟都不如门外汉皮卡尔的一瞥直觉!直觉与武力(击剑决斗追击凶手暴揍挑衅)恰又为保守推崇!当然左派Metoo无法再忍。不过导演也有自己的坚持。他不相信惺惺相惜化敌为友那套。种歧矛盾无法根除,拯救只是捍卫底线。所以终幕字卡提示:两人再未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