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高考结束后，刘春和终于获得了更多与社会接触的时间，来自陌生人、交友、求职时收到的审视，甚至来自家庭亲情的冲击，内心挣扎有增无已，他必须重新面对自己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片名直白地点出了影片主题。

对主题来说，表演是骨，演技的准确是故事成立的基础，自开篇伊始，演员易烊千玺就对这个特殊的角色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模仿。

人物关系是肉，每一组关系都进一步把内心冲突推向极致，男主角与外婆、母亲三代人关系是最核心的影像关系，代际伦理也是导演杨荔钠擅长的领域。

摄影是灵魂，牵引了叙事。

在开篇，朴松日的摄影机带来极强的凝视感——一系列特写奠定身体叙事基调，摇晃的手持暗示了隔阂的存在，晃幅甚至与男主角动作同频，令人不忍细看，也无法真正亲近角色。

但随着剧情发展，镜头不知不觉趋于稳定，我们逐渐沉浸在移情的平视里。

在我的观感上，影片确实是一部观赏表演的电影。

身体叙事被反复强调，摄影凸显表演，其他角色不断给男主角递戏。

人物很难不让我想到《绿洲》，也正是通过与文素利的对比，本片的局限才显得更清楚——演员做到了认真，付出了巨大努力，除了极致地模仿外，未能呈现出更多东西。

演技和故事需要互相成全，比如情节的功能性太强会影响演员的发挥。

在明确的发生时间内，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男主角应该已经在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形成了更独特的行为状态，故事虽发生于短短数日，人物背景却是漫长的二十年，如果表演调度偏重呈现演员对身体的模仿，呈现即时性的情节冲突，便不足以描画人物的内心层次。

我们不难看出李沧东对剧本的影响。

故事参考了《绿洲》，男主角和雅雅的情感线是对后者男女主角情欲线的学习，两段梦境更是对后者超现实情节的照搬。

《诗》似乎也影响了创作，“苔花”象征着男主角敏感的心，写诗是他像《诗》的女主角一样获得心灵自由的出口。

游晓颖可能想要追求像李沧东一样如同手术刀般的编剧风格，故而着意编织缜密的情节逻辑。

但要想达到李沧东的境界，就不能规避残酷，否则会显得匠气太重和刻板。

在雅雅的情节里，影片摘除了男主角可能会面临的道德舆情，人性弧光被纯化了；父亲成为一道影子，母亲承担了更多戏剧压力，这避免了性别被公众讨论的可能性；不顾及转折的突兀，以演讲的情节上价值，道理是说出来的，不是表达出来的。

人性的灰度空间被有意收窄，故事最终按照编剧的意图走向了励志。

李沧东电影会在悲剧和理性中带着观众走向悲悯的深刻，本片的结果与之相反，我的观感是相当矛盾的，始终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吃下这一记励志大饼。

一旦励志的单一性削弱了故事的生命力，尽管它有着细致的视听和认真的表演，创作就不再只是创作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来自伦理的诘问：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是野蛮的？

一味吹捧，对演员和影片其实是相当不公平的，尤其在励志语境里，用平视的角度看待本片，就是在用平视的角度看待像刘春和这样的普通人。

那就指出这一点，让这部影片成为一部能够被讨论的电影。

首发公号：有丝Fin裂

“脑瘫不是傻子”，这句在《小小的我》中出现了很多次的台词，脱口秀演员小佳已经向很多人证明过了。

脑瘫患者可能伴随智力受损，但仅仅是“可能”，并不是“一定”。

和一位在酒吧门口跟我畅聊了一夜的脑瘫患者一样，春和、小佳都属于智力没有受损的脑瘫患者。

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终身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不受控制的身体之间的撕扯。

除了不能正常控制身体，春和几乎与常人无异，甚至比常人更聪明、更努力。

他博览群书，会写诗、会授课，文学造诣颇高。

面对公交司机的歧视，他没有当场起冲突，而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投诉信给公交系统，直捣黄龙。

他打鼓没有老刁好，但可以帮助老人们解决手机问题。

他过马路时需要抢先站到最前面，才能在绿灯变红之前走完人行通道。

他想做老师，高考志愿填了远离家乡的师范大学，但想要去培训机构打工时，“不正常”的身体表现令培训机构即使认可他的能力也很难接受他。

他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去咖啡馆打工，只为谋求一份工作和尊严。

全片最令我动容的不是撕裂身体的解脱梦境，也不是“含糖自杀”的窒息场景，而是他在咖啡馆里报菜名那一场戏：面对咖啡馆老板的婉拒“我只想招一个普通人”，他缓慢说道：“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没有一个“普通人”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但他需要。

他太需要让外界看到那扭曲的身体里禁锢着怎样一个自由的灵魂了！

不用去谴责培训机构、咖啡馆老板、公交集团，甚至也不用去谴责曾经想过“如果他走丢了，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会不一样”的妈妈和逃走的雅雅，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面对脑瘫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扭曲的面部和身体很难令人感到愉悦。

尽管近年来，针对特殊人群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我还是很佩服这个剧组成员有勇气拍摄这个题材。

和早期关注社会议题的影片收获的好口碑相比，现在的观众对于这类题材的不宽容度已经和对公益圈无疑：你们不可以做错任何事情，否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在公益领域工作过多年，我明确反对对善行进行“杀人诛心”的行为：针对恶的行为，我们需要去辨认对方的动机，但针对善的行为，我愈发认为鼓励这个行为本身应该比纠结对方的动机更重要。

那些说企业家捐资做慈善不过是为了避税的人，自己可曾掏过一分钱？

捐赠减税本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参与慈善的一种法律制度，何罪之有？

当我看到咖啡馆老板请人来拍摄公关视频、公交集团将感谢春和提建议的活动搞成了一场盛大的表演秀，心里当然也如同春和那样好笑又悲伤，但咖啡馆的的确确给春和提供了一份工作，公交集团也的的确确因此而更加重视残疾人乘车的问题，并且他们都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了特殊人群和他们的需求，这难道不比什么都不做、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更好吗？

我不是在为发心不正的慈善家、明星和企业辩解，只是说，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更好。

只有去做了，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慢慢改善。

社会议题本就复杂，不可能有完美的解决方案，能够一点一点进步已是最好的结果。

这部影片以川式幽默消解了很多苦难。

它的完成度非常高，易烊千玺、林晓杰、蒋勤勤在片中的表演都令人印象深刻，看得出来导演也一直都在试图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看待脑瘫人群（尽管我现在觉得要完全地平视几乎不可能，因为你的的确确不是对方），呈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正名，为他们呼喊。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影片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这么多，是因为随着这类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多，它们时常会被人评价为“消费苦难”，说一群高高在上的名流要借着弱势群体的光去拿奖、去牟利。

我无意为名利场中人去辩驳，只是想说，难道他们都不去关注这些议题了，对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好事吗？

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去讨论这件事做得是否妥帖、有哪些不足，但毫无来由就去批判别人的初心，只能让更多人噤若寒蝉，不敢触碰这些敏感话题。

我现在居住的上海新华路社区（对，就是SFC上海影城所在的那个社区），就是一个以关注社会议题、拓展社会包容度而闻名的社区。

这里不仅大部分商户都对宠物友好，还有“大鱼营造”等机构一直在这里践行各种社会包容实践和实验：残障人士、性别平等、老龄化……每一个议题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平等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

刚搬过来没两天，我就被邀请去了新华365里面新开的一家酒吧“无碍理想”，这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无障碍议题的空间。

那一晚，为我制作鸡尾酒的调酒师是一位只能辨别细微光线差异的盲人女孩，谈及为什么看不见还要做这个，她笑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坐在门口和我聊了一晚上的除了带有手部残疾的老板，还有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坐在轮椅里全程歪着头的脑瘫患者。

而在酒吧里面，一群带着各式各样身体残疾的人们正开心地为其中一位庆祝生日。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残障人士，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如普通人一样开心地活着，听到他们除了“感谢社会”以外对于社会更深刻的思索。

离开时我很感谢这家酒吧，不是因为它为这些平日里无人知晓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出口，而是因为它也给我们这些所谓的“健全人”打开了一扇看见更丰富世界的窗口。

这一次，《小小的我》也给了我同样的感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春和最爱这首袁枚的诗，是因为在这首诗里，不起眼的苔藓是自己的主角而非他人的配角。

这些在阴暗角落里默默生长的苔，或许有着不输于牡丹的生命力。

看见他们的存在，将是我们彼此共同的收获。

看《小小的我》，在影院听到观众发出的两种声音。

一是左边的一位姐姐，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跟妈妈吵架那场戏就开始抽泣，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刹住车。

二是当刘春和几次表现出情欲反应，尤其是直白说出自己有生理需求，前后座的笑声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反感。

回来上网一看，果然有人发帖说片中的“生理梗”令自己不适，甚至还指出物化女性的嫌疑。

不由得让人感慨，残疾人坦白谈性这件事，还是让许多人本能地无法接受。

而且别忘了，这些观众一些是易烊千玺的粉丝，一些是抱着关怀残疾人处境的预期去看这个电影的，已经是相对有包容度的。

这样尚且有人感到不适，更别提整个社会群体了。

其实咱们都不用装外宾，别说残疾人了，这儿的身心健全的青少年，能在主流渠道、在台面上谈论性吗？

不但不能，反而被一种强烈的集体羞耻感支配，避讳谈起，谨慎涉及，刚露个话头就会被掐断不让往下说。

学校性教育缺失，需要从别的渠道补习，许多严肃文学最初是因为有性爱描写在校园传播。

老歌必须修掉词里的性暗示，主播穿得严实也被说眼神擦边，影视剧经常以学龄儿童的标准来审核。

发达国家的青春电影，专门有一类性喜剧，年轻男女日常讨论性爱性伴侣话题，为破处和追求性体验而使尽解数，父母师长也给予理解和帮助。

而咱们的青春片，即使有劈腿开房堕胎等情节，对具体的性永远有种遮掩，穷尽各种视听语言的暗示，两代人更不可能就此进行交流。

不是有个段子，说已婚女孩被亲戚催生，直接反问：我不会啊，你们教教我怎么生？

保证他们全部闭嘴。

80年代港星能在电视上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观念，而如今的内娱明星个个冰清玉洁，明明是生理成熟的成年人，言谈中却剔除了一切下半身联想，以无欲型态示人。

尤其流量明星和他们的偶像角色，本质上成为一种人形的商品，供受众观赏、憧憬和消费，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真人来对待。

这种悬浮的纯爱人设越盛行，缺乏分辨能力的受众就会对现实产生越多不满。

比如这年头，男性更多地被莫名其妙安上猥琐男、下头男凝之类的指控。

指控者也很理直气壮，说你怎么能对陌生女性投去（哪怕是疑似）打量的目光呢？

你看爱豆们那么帅气可口，人家眼神都是纯净的，像下凡的天使不含任何性的意味。

而你相貌平平甚至油腻丑陋，眼神竟然比他们还放肆，不自量力的癞蛤蟆，不讨伐你讨伐谁？

健全人的性心理都要被压抑和无视，那么《小小的我》里这个话说不利索、五官歪斜、手指蜷曲、走路踉跄的残疾人，竟然毫不避讳地对一个年轻女生说自己有性反应，冒犯性更是强得多了。

我们得庆幸是易烊千玺来演的他，换个人气和颜值不如他的演员，这段情节遭到的非议会更多。

其实电影如果只是要卖惨博同情，赚观众的眼泪，绝对没必要拍这些。

就让刘春和停留在“我要做普通人的事”这条主线，颤颤巍巍做得艰难，终于又做出一些成绩，激励情绪感染亲人朋友，拍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一样能让人哭湿纸巾。

但只是这样，并不够把他塑造完整，还是容易停留在一种俯视怜悯的猎奇姿态。

尤其是我们已经近距离看过刘春和近乎自毁的状态，不会把他当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傻子”，因此难免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他了，完全能共情残疾人了。

却不知道有一条线还没跨过去，这条界限非常隐秘，不跨过去，你会以为不存在。

就像刘春和应聘咖啡厅，走几步，老板说“可以了”，但他知道绝不能就这么停下来，一定要走满几个来回，还要努力报出一串菜名。

同样的，电影要体现他的尊严，一定要直面他的情欲，不止一场戏，不能含糊带过，非得浓墨重彩。

要有肌肤相亲的动作，有台词直抒的欲望，有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也有从梦境引发的尴尬，哪怕这会给一些人带去不适。

看到刘春和的生存和困境，能让我们从理性上认知他的喜怒哀乐。

但只有跨过那条线，我们才能从感性上认同，他是与你我别无二致的“普通人”。

希望更多国产电影，跨过去。

看《小小的我》时想起很多年前大学好友和我聊过的一个问题。

她说她只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但对陌生的人反而客气礼貌。

那时我还没有二十岁，还没接触太多的人和事。

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我和她说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本不该忍耐的事常忍耐已久，而对最亲近的人、生活琐事总是怒气冲冲。

《小小的我》里最先触动我的场景，是妈妈和女儿的第一次吵架。

蒋勤勤饰演的女儿指责林晓杰饰演的母亲，林晓杰恨恨地说，“你很了解我吗”，我感到心狠狠痛了一下。

不知道多少女生和我一样，看这部电影看到了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日常——在我们和自己孩子还没有到那么激烈的程度时，我们尚难体会自己孩子是脑瘫患者的实际痛楚。

但是和我们的母亲，有太多这样摩擦的瞬间。

我指责你，你怪罪我，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平静和好，当一切争吵没有发生过。

我们继续面对生活的难题。

林晓杰和蒋勤勤一定是体验够了母亲和女儿的滋味，才能在这样普通、朴实的家庭空间里，夹起筷子说句句是刀的话。

女儿嫌弃母亲没有带好自己的儿子，实则怨恨她当年遗忘了自己。

母亲以“你并不理解我”反击，想起了苦苦抚养她长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是中国的母女之间，没有直接的感激和愧疚。

感激是对着第三方说的，愧疚也是对着第三方。

母亲没有给女儿那么多的陪伴，于是给了她的儿子全部的爱——就像把自己的孩子重养一遍。

而女儿对小时候远离母亲的记忆太深，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又重蹈覆辙这样的养育。

——愧疚和补偿，像个轮回，不断贴上旧的创口，揭开新的伤疤。

易烊千玺演的外孙就像那层连接器。

他一方面接收着外婆满溢的爱，一方面追逐着母亲的逃离。

他对自己的认知始终在“我很好、我可以”和“我不够好”之间摇摆。

即使外婆给的爱再多，只要母亲没有给到，他就依然缺失。

这件事甚至无关乎身体残疾与否。

即使在身躯健全的人面对自己的父母时，同样的问题也像洪水猛兽一样反复来袭。

那句“你怎么就是不认命”，换个别的说法，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就知道你可以”、“你离开我们一无是处”、“你为什么要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做最稳妥的选择”……全都是伤害孩子的刀。

在中国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永远是不够好的。

不如别人家的小孩，普普通通，有太多苦还没尝到，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滋味。

林晓杰演的母亲劝女儿不要再生孩子，对她来说是保护，但对女儿来说是强烈的不信任。

蒋勤勤饰演的母亲劝儿子不要考师范大学，对她来说也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对儿子来说，也是强烈的不信任。

爱，总以这种不信任的方式发出信号——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放弃。

但劝孩子放弃就是浇灭他们心中对自己的相信，同时也浇灭了他们对自己父母的相信。

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尊重并不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

我见惯了你所有的不堪，你也明了我心里的漏洞和底牌。

在外人面前总还能撑一口气，装样子、扮威风、维持体面，但在最亲的人面前，明知你我都不够好，最后总会撕破脸：是的，我们就活该如此糟糕。

《小小的我》借一个脑瘫患者的日常，揭开了多少家庭的伤疤。

隐秘的伤痛和遗憾，就像层层被涂抹的记忆，试图覆盖，但又不断流出新的血来。

每当吵新的架时，旧的记忆就像摁不上的盒子一样自动打开。

不堪入耳的话全部跳出来，大家都失去体面、失去尊严。

孩子蹲在行李箱里听到父母谈论自己的瞬间，像极了日常职场剧同僚之间背刺。

但人跟人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无条件地给予和信赖，总有那么些泄气的时刻，放出心中的不满、嫉妒和不甘，要填平现实的坑，只能以“假如没有”作为借口。

何止是电影里的母亲，我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不曾养过孩子，我是否会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该去哪儿云游，该实现多伟大的理想，我也想做个完完整整的自己畅游天地，但某些时刻我也发现，我才是被牵住的风筝，总要落下来回头。

也许这些经历，慢慢地就构成了我们完整的自己。

并不存在什么分岔小径——假如我没有生过孩子，假如我没有这些难题，我也会有别的难题。

但当下的难题慢慢成为经历构成了“我”。

作为母亲的“我”，作为女儿的“我”，我消化和自己母亲、孩子的关系，也常在梳理自己的过往中，重新去补那些不曾明白的漏洞。

《小小的我》打动我的，正是这种直言不讳。

“家和万事兴”，向来是做给他人看的漂亮门面。

关起门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甚至动辄把“经”撕得粉碎。

我想起自己暴跳如雷的时刻，想起和父母无数争吵的瞬间，我在林晓杰和蒋勤勤、蒋勤勤和易烊千玺的互动里看到了自己——电影像一个会回放的监视器，残忍，真实，逼自己低下头来再痛一次。

可正因为痛过，幸福也往往来得更深刻一些。

当外婆听到外孙被录取时，当母亲看到儿子被抢救成功时，那种偶得的幸运，像一场暴雨把泥泞冲得一干二净。

林晓杰掏出她一盒子的火车票，写满了具体的付出。

蒋勤勤记得她的“不够用力”，她想再试一次，不留遗憾。

就是这样努力生活的人啊，把一点点希望的光照到了我们心底的角落。

最后谁还记得开头的晦暗呢？

“跳下去最远”，但他们都没有跳下去。

他们始终要回到那个普通的空间里，做不得不做的亲人。

他们知道自己和对方都是残缺的，但他们必须要给出相信。

爱，就是痛过之后再次连上的信号。

电影的立意，主创们创作的意义很棒，3星仅是一些我不喜欢+的确电影本身没有那么好这部电影不差，但我不喜欢，并且也没有一些恶评中那么不堪让某些特殊群体被看见，这是一件正向的事，不要动不动就消费苦难啥的，是就会这句话吗？

电影不是纪录片，也不是公益慈善，商业本身就是要赚钱，剧组、影院以及整个闭环的各行业不需要发工资吗？

怎么就消费了？

不消费就是都不拍这类脑瘫人群，直接无视or除名这类群体的存在吗？

让大众看到并了解到脑瘫这一类残疾人群体，这部电影就很好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导演存在的问题还是和《妈妈！

》一样，剧情到中后期剪辑得有些莫名其妙，人物情感大于剧情发展，都有比较奇怪进入奇怪离开的角色，文淇演技比周雨彤强太多，本身就给人一种神秘感，所以她那个角色来无影去无踪还有可原，周雨彤真的属于资本塞人不伦不类的角色，还不如春和yy一个呢姥姥的演技很赞，已经炉火纯青到看不出演得来四字真的又一次突破，他是真的愿意为角色牺牲，首部电影的剪头，这一部的模仿手势都产生肌肉记忆了，这点真的佩服，他这份对表演的用心与刻苦在他们这代属实难得很现实很务实满满的是对东亚，特别是天朝面子文化的揭露和批斗。

特别是ending，看得我义愤填膺，他们不是真心尊重，他们只是要体面和政绩。

戏外的评论诉说着不要消费苦难不要消费残疾人，可是这部影片真的很赤裸把这些残疾人遇到的问题展现出来让大家看见，相比默不作声的沉默，这种被大众所看见，不该值得支持和鼓励。

因为被看见，才有了后面的各种情绪，或是同情，或是愤恨，或是大赞片方的选题，或是反感片方的选题，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前提是它不该被埋没，它需要被正视东亚生育，个人层面本身就是传统的繁衍与养老，国家层面是源源不断贡献劳动力，哪里有那么无私的父母亲情，一切都很实在，一个不能自理的儿子，当然收获不到父母的投入与爱啦。

可以有二胎，但那个把刘春和推搡到边上，我真的难受。

久病床前无孝子之残疾儿子寡情家人，现实，但刺痛老人和脑瘫的选择其实蛮好，不过有点太《妈妈！

》的影子，老人与病人的搭配，不过他们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也算一种抱团取暖，相比于《妈妈！

》情感大于故事，这部《小小的我》故事剧情更丰富也更写实。

不会智能机，容易被诈骗的老年合唱团；找工作被“骗”作宣传，在家和各色人等眼里仿佛被圈养一般的脑瘫患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被正视。

被尊重，被正视，这一点很重要小小的我，只是个普通人，我们都一样我不太喜欢最后的结局，刘春和那段发言我有点没懂，不过可能也是健全人无法感同身受残疾人们的内心。

可能他们需要的一场辩论，而非作秀式的政治正确。

你要倾听我，再去接纳我

期待值还是高了，看电影之前刷到各平台对四字模仿脑瘫患者走路姿势的电影宣传视频，想着了解一下这个群体的故事，顺便看看四字表演上是不是真的如宣传所说有什么进步。

结果电影看的我是如鲠在喉，如坐针毡，如芒在背。

我只有一个感觉，这不是呼吁人们关注脑瘫患者这个少数群体，实则是在用明星流量消费这个群体。

综合来说，这部电影非常之不行，实际也就最多值两颗星，最后多给一颗是给这个群体和外婆这个角色。

我可以说这不是一个烂电影。

但是这部电影里有很烂很恶心的设定，不知道写下这种设定，拍出来居心何在？

槽点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想到哪算哪吧。

整部电影看下来首先给人很重的割裂感，剧情像是导演编剧硬拼凑起来的。

电影角色设定的也很矛盾，且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先说男主，想当老师的是他自己，报考的也是师范类的专业。

然后在培训班得到了试讲机会，结束后不出意料的没被接受，但男主自己没有再争取机会，而是看着窗外发呆，让外婆在跟培训班的人掰扯。

结果后面面试咖啡馆服务员的时候反而拼命证明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不去争取，在这种事情上费那么大劲，那既然如此，还报考什么师范专业，还想当什么老师？

就好好干咖啡师的工作就好了呀。

然后是男主妈，这个角色真的是又矛盾又虚伪，让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写的有些扁平了，少一些故事内容情节的铺垫，有些情绪爆发的很突兀。

这种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人，刘春和吵架的那场戏说的非常明白。

首先她是不想承认自己儿子脑瘫的事实，她自己也说了，不想给儿子办残疾证，不想给儿子过生日。

她让刘春和好好准备复读，让他练字，觉得作文的分低，是因为字写的不好看，说真的听到这些话，我都觉得令人窒息。

她所交代的话都看似把刘春和当做一个正常的学生。

可事实上，复读这种事哪怕对于正常的学生而言都不是很容易可以做的决定，因为高考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场艰难的考试，考一次相当于扒一次皮。

准备高考是一个很长的战线，在这个过程中不光是身累，心也累。

而且在高考那几天对体力也是很大的消耗，先不说答题内容上怎么样，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卷子做完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哪个考生在答题的时候字不是写到飞起？

生怕卷子做不完。

但是刘春和他妈根本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做不完卷子，对她而言，高考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做出复读的决定，还在认真抠作文的字要写的规整才能拿高分，她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写字很费劲吗？

她甚至认为刘春和要比正常的考生还要强了，因为她说的是复读不要报外面的大学，要报本地的大学，说明她很坚信她儿子复读也能轻松考上大学。

这种信心是谁给她的？

是刘春和。

外婆说刘春和高出一本线80多分，那这就说明刘春和学习一直很好，其实很聪明，既然能高考说明刘春和一直接受的也是正常的学校教育。

但刘春和他妈又是真的相信刘春和吗？

相信的话，为什么要让他复读？

而事实是她根本就不相信师范类的学校会招收刘春和，他妈相信的是刘春和考试的能力，而不是考上的能力。

如果这一次的大学没有招收刘，那哪里来的自信觉得下次其他大学会要他呢？

所以这是很矛盾的，既想把他当正常人，又不相信他是正常人。

不把他当做20岁的成年男性，让他穿的像小孩，注意喝牛奶，没有手机依旧用的是小天才。

说到男主用小天才，我觉得男主不应该说自己没有微信，说没有手机还合理些，毕竟电影里着重展现了他比较会安装软件指导老人用手机这种，要是他没有微信，说明他对操作手机以及软件相关都不会很熟悉。

还有男主妈又怀孕。

说什么不想留当母亲的遗憾。

我觉得她说这句话非常的可笑，想生就堂堂正正的生，不要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道德绑架自己的孩子。

嫌自己的妈妈不是什么优秀的妈妈，但她自己做母亲也做的很一般，那就不要怪这个又怪那个了。

电影里没有交代清楚男主的脑瘫是基因还是生产意外，他妈一边担心有风险，一边还要继续生孩子，还要把自己的一些过错怪在孩子的身上，这种行为不是很差劲吗？

这种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绝对存在，真实的让人不适。

接着是外婆。

我觉得这个角色还蛮有意思的。

她是男主生活中少有的乐趣存在，能看出来她对男主非常好，她很关心男主，但是对于她自己女儿又怀孕她选择没有告诉男主这件事情，有点打破她关爱男主的滤镜。

无论如何，外婆应该讲的，所以她没说的这个设定有些矛盾，但是也能合理化，所以这个算瑕不掩瑜吧。

最喜欢的是外婆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的存在，让刘春和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更完整了。

最令人不适的角色来了，简直是灾难，周雨彤饰演的雅雅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电影很烂的设定终于出现了。

我想知道安排这个角色的意义何在？

居心何在？

我都不说安排这种所谓的感情戏落不落俗套了，我就问问某些剧情设定合理吗？

正常吗？

像话吗？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很突兀冒出来的姑娘，莫名其妙地接触上了男主，然后莫名其妙地融入了男主的生活。

和男主在房间里独处时，前面都是正常的话题，突然问男主会不会变大，勃不勃起？

我的天呐，你敢问敢说我都不敢听啊！

然后在男主想要靠近，可能想要亲她的时候往后躲，但下一秒抓住人家的手，往自己的胸上放，这种行为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调戏脑瘫患者？

哪个正常的女性能做出这种事来？

这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是谁性骚扰谁了。

想出这种shi剧情的人才是真的哪里有啥问题吧，这是哪里来的恶趣味？

这不是消费是什么？

然后后面两人出去玩，结果男主一抓这姑娘的手，我就知道她要借着尿遁落跑了，怎么，能接受的了摸胸接受不了拉手是吗？

我就不明白了，写这种感情戏有什么用呢？

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能上升什么思想高度？

非要安排感情戏，那就好好写呀。

为什么把年轻的女性角色弄的那么可笑？

这不是故意辱女吗？

看的人想骂人。

我宁愿看刘春和对着骷髅架子有感情线的幻想，因为这样都比雅雅的出现要合理的多。

我认为雅雅的出现不合理，是因为电影里表达出有很多人对男主是不善意的。

比如男主给抱小孩的年轻母亲让座，得到的反馈是躲闪;公交司机是不友善的，车上的人也没有替男主他们说话的;外婆的合唱队友有认为脑瘫就是傻子的;咖啡店的老板是想利用男主表示在做慈善，那里面的同事也有不尊重男主的。

这些例子就是电影想表现男主所受到的现实困境，雅雅的第一次出现是巧合，那为什么非要安排她第二次上去主动找男主说话，雅雅对男主为什么是善意的、好奇的、想要主动攀谈的？

她对男主有什么目的，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那这些为什么又不交代清楚？

雅雅站在刘春和的视角，可以是突然出现在他生活里又突然消失的人，但是站在观众的视角，她不能突然出现在电影里，又不知道这个角色到底想要干什么吧？

搞这么个莫名其妙的角色，安排一些莫名其妙的剧情和行为。

这个角色真的是电影里最大的败笔。

还有我觉得不合理的两处地方。

第一个就是男主的录取通知书，这个时间线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妈怀孕从不显怀到有孕肚到生孩子。

这怎么说都有三个月吧？

感觉好几个月都过去了，男主才收到录取通知书。

谁的暑假假期有这么长？

这合理吗？

第二个是关于男主吃糖自杀。

他坐那吃糖的时候，我一下就看出来他想噎死自己。

他在这边这么大的动静，非要故意安排让他外婆听不见，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什么阴谋呢。

按他噎的那个程度一般抢救回来也可能因为脑缺氧变个植物人，他还能没事不真实，暂且说明还是男主光环起了效果吧。

反正有这种桥段也是意料之中了。

最后提一嘴四字的表演。

在我们刚学表演的前几节课。

老师就要求我们去模仿这种状态的人，目的是为了学会观察，也是为了打破自己。

当时我们刚学表演，虽然硬要模仿，也是能做到这种状态。

但是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出来，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主要在心理层面放不开，包括我自己，不过只要长时间反复训练，专注表演本身，对于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专业课内的事情。

所以四字能做到这些也不足为奇。

只是说他作为偶像流量明星能完全打开自己，算是他的突破，但这也是他本身学表演专业应该做到的。

他的难度在于吵架的戏和吃糖噎住那场戏。

吵架那场戏观感上觉得，表达上其实更接近正常人了。

让人有点忽略刘春和是脑瘫患者了。

吃糖能知道是想噎住自己，但是对于噎住的这个表演觉得程度没达到那种会噎死人的窒息感觉。

不过噎住这场戏难度真的很大，而且蛮有危险性，能演出来也是不容易。

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个角色在往实力的方向转型。

他的表演无功无过，和外婆对戏有来有回。

主要是电影剧情设定太烂了。

希望不要再有这类消费少数群体的电影了，要拍这类故事就好好拍。

看了《小小的我》。

脑瘫题材，又是易烊千玺主演，位列年度最受期待片单，对于我这样一个轻度脑瘫来说，没有不去看的道理。

我说我轻度脑瘫不是开玩笑，去医院检查过，医生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在诗人余秀华、脱口秀演员小佳相继走红之后，大众应该对脑瘫患者有一个基本认识了吧。

他们智力没有问题，而是神经系统故障导致肢体不协调。

我虽然只是轻度，但对这部电影应该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吧。

先说优点，看得出来主创还是比较认真的，想要老老实实做一部关注弱势群体的电影，演员阵容也比较靠谱，易烊千玺演得真的很拼，作为新生代演员领头羊，他确实在以身作则，想要尽力突破自己。

但可能是太想要证明自己了，我觉得他演得有些过于用力，从头到尾整个肢体还有脸部都扭成了麻花，时时刻刻都要呈现出一种“我很艰难我很痛苦”的状态，让我都替他累得慌。

脑瘫从严重程度来说，区别也挺大的。

轻度的比如我，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只是手容易抖，运动能力差，口齿不太清楚，别的也没啥。

如果用十分制来给严重程度打分，我是3分，小佳是5分，余秀华是7分，易烊千玺在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就至少有9分。

这种程度的脑瘫患者，生活中肯定有，但非常少，反正我是没见过。

就算是余秀华那样，她也只是走路说话的时候费劲，安静的时候就还好，只是脸有点歪，如果找好角度，调整状态，也可以给她拍出漂亮的照片。

我就挺喜欢余老师的某几张照片的。

我也理解，演员要图表现，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努力，要把角色的艰难状态传达给观众，就很容易往极端了去演，这也不是多大问题。

很多奥斯卡影帝都是靠用力过猛的演技来征服评委观众的呢。

易烊千玺要走这个路子，也是勇气可嘉。

但遗憾的是，幕后主创，主要是编剧和导演，对脑瘫患者的处境比较想当然，没有做足功课，也缺乏设身处地的思考，导致电影很多细节在我看来都失真了。

比如说，按照易烊千玺饰演的男主角刘春和这个脑瘫程度，他有可能高考考得那么好，超一本线80分吗？

我很怀疑。

我小时候成绩还不错，但有一点很吃亏，就是写字很慢，拿笔的姿势一看就很费劲，大人怎么纠正也没用。

同样的字数，别人轻轻松松一个小时能写完，我可能就得吭哧吭哧用尽全力写一个半小时才行，右手中指指关节因此长期都是肿胀状态。

平时写作业还好，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但考试就惨了，要限定时间。

所以我喜欢做选择题和填空题，因为字数少。

后面需要写很多字的大题对我来说就很不友好，很多时候明明我会做最后两道题，但时间来不及了，只能匆忙交卷。

高考的时候我超了一本线20分，相对于我的条件应该也算可以了吧。

可刘春和的手扭曲到那个程度，连笔都握不稳，写每个字都那么艰难，他是怎么考到超一本线80分的呢？

电影没有任何交代，我就觉得很不服，我靠努力得到的成绩被你这一说好像是有多容易多不值一提似的。

如果这是真的，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刘春和在智力上是个天才，大脑运转速度是常人的好几倍，每道题一看就知道怎么写，这样就能抵消他肢体上的问题。

但电影也没有往这个方向塑造，我所看到的刘春和，在智力上就是个普通人，仅有的展现他才华的部分就是写诗，但那诗比起余秀华肯定差远了。

除此以外，电影里还讲了刘春和打鼓和学开车的事情。

打鼓我姑且信了，那开车呢？

一个这样的脑瘫患者，真的会下决心去学车吗？

我觉得匪夷所思。

就我来说，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摔了无数回，还是没学会。

长大后，又学了一次，自认为已经很努力了，然而也只是可以在没人的操场上转圈，上了人多的大马路又不行了。

这只是我学自行车的经验，我觉得连自行车都不行，汽车更不用考虑了，所以后来压根不会往这方面起心动念。

当然开车我不懂，没准就是有人不会骑自行车但却会开汽车的，但电影对刘春和学开车的展现，还是太轻飘飘了，好像一拍脑袋就能下决定似的，而我恰恰觉得这个决定本身是最难的。

还有整部电影的主线，都在讲刘春和想去师范大学，将来想当老师，主创也明显相信他能当一个好老师。

我就很无语，那么多职业，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师呢？

他那个口齿，让学生完全听明白就很难吧，干嘛要一边为难自己一边为难孩子们？

我知道电影主创是想说，脑瘫患者其实也是普通人，大家应该平视他们，不要看低了他们，他们其实可以做到所有一般人能做的事情，只要不自暴自弃，有志者事竟成。

这个出发点当然很好，但也不能完全悬浮吧。

从起点（身体条件基础）到终点（理想目标），你得扎扎实实地把这条路铺出来，而不是先把人物状态设置成极端残疾，然后只要他想，不管什么事他都可以完成，过程和理由不重要。

类似这样的残疾人挑战自我的例子，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最近我就在关注余秀华学跳舞的事情。

一个英国顶级的舞蹈艺术家，法鲁克·乔杜里，因为喜欢余秀华的诗，突发奇想邀请她参与一个舞蹈项目。

她一开始不相信自己能跳舞，在舞蹈家的反复劝说下，终于答应了，然后在排练过程中，又是一番起起伏伏。

有对舞蹈的好奇，对艺术家说辞的怀疑，排练的辛苦劳累，达不到目标的沮丧焦虑，很多次想要放弃，又出于对别人的承诺和信任勉强应付，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又确实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认识，最后正式登场演出。

▲余秀华参与的舞剧《万吨月色》海报

▲法鲁克和余秀华在排练中

▲余秀华和舞伴在舞台上表演当然她的舞姿离团里其他舞者还是差得很远，但自有一种倔强鲜活充满生命力的美，那个状态明摆着就是在告诉所有人，她有强烈的想要冲破肉身牢笼的欲望。

那就是舞蹈家之所以会看中她的原因。

如果对余老师这段经历感兴趣，推荐阅读她经纪人胡涛写的这篇长文：《陪余秀华跳舞的那些日子》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话：法鲁克一生合作过太多的舞者，他对完美的东西感到厌烦，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他在舞蹈生涯中见过太多技术很好的舞者，但成为一个舞者最需要的是“真诚”。

余秀华具备这种真诚，而且做到了她能力范围以内的最好。

这段经历不知道有没有全程跟拍，如果有的话，剪成一部纪录片，我相信会比《小小的我》有力量得多。

其实如果要表现脑瘫患者的优秀和励志，最适合的路子就是讲他们脑子的聪明。

不管是余秀华还是小佳，能让大家看见，可不就是靠的聪明么。

身体虽然不行，但脑子好使啊，然后还能展现一下灵魂和肉体的错位，无限奔放的灵魂被囚禁在一具凋残的肉身之中，这个戏剧性一下子就有了，又有深度。

可以推荐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爱尔兰和加拿大合拍的《莫娣》，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的是加拿大画家莫娣，从小身体残疾，然后靠画画得到自我救赎，还有和她丈夫的关系，人物塑造得非常立体生动，女主角莎莉·霍金斯演得太好了，张弛有度！

反观《小小的我》，拍半天打鼓开车啥的，都太没劲了，浮于表面。

可能因为没有原型故事参考，主创又没找到合适的路子，或者是能力不足，不知道怎么用劲。

电影里还有一个很有突破性的场面，正在被很多观众讨论，就是展现了残疾人的性欲。

周雨彤饰演的漂亮女孩雅雅，因为一场偶遇成了刘春和的性幻想对象，还在一场春梦之后遗精了。

后来雅雅和他关系越来越亲密，进了他的卧室，跟他讨论性话题，问他能不能勃起，为了检验一下还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胸部。

那段戏在国产电影里绝对算大胆，意识上是值得夸奖的。

但整个呈现效果，在我看来却处处透着尴尬和莫名其妙，感觉周雨彤在里面就是个工具人，只是为了体现编导在这方面的想法而生造出来的。

雅雅一开始接近刘春和，还可以解释为是出于好奇和关心，但后来他俩关系是怎么一步步靠近的？

怎么变亲密的？

年轻女孩雅雅为什么总在一堆老人和残疾人里出没？

她为什么愿意进刘春和卧室？

又为什么突然聊性话题？

一切都缺乏铺垫。

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刘春和在思想上还算是个有趣的人，可以与雅雅产生共鸣，所以雅雅被吸引了。

但电影一直到雅雅进了刘春和卧室，才让他们有了一点精神交流，让雅雅看了刘春和写的诗，前面在这方面都是空白的。

你就很难相信一个年轻漂亮女孩会主动接近一个重度脑瘫患者，整天围着他转，难道就因为他是易烊千玺演的，所以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么？

挑了这么多毛病，我也不是要故意吹毛求疵，可能就是期待太高，所以忍不住吧。

客观来讲，这部电影肯定也不算差，打分的话，我觉得可以打6.5到7分吧，至少及格了。

里面有几场戏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刘春和狂吃牛轧糖自杀，还有痛斥蒋勤勤演的妈，那段台词就还挺震撼的，落点是现在很热门的有毒的东亚家庭关系，和导演的前作《春潮》对应上了。

▲《春潮》剧照电影本身应该还是功大于过的，我也乐见这种题材能有这么大的反响。

但再想想，我又觉得，说到底，这个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对残疾人是很难有什么主动自发真心的关怀的，除非这个残疾人身上有什么其他的噱头，比如TA很会写诗，很会说脱口秀，或者是由当红流量明星来演。

如果不是易烊千玺，如果不是易烊千玺演重度脑瘫患者带给大家对于视觉奇观的期待，这部电影绝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多关注。

这才是电影背后最现实的地方。

我刚看了一下电影的几款预告片，所有预告片都规避了易烊千玺的正面镜头，故意营造神秘感，意思就是想看正脸就得去电影院。

这部电影的最大卖点是什么，已经很明确了。

最后我还想说，与其非得让残疾人努力证明自己和正常人一样，还不如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的残疾人，就像我有3分，你有5分，他有7分，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吧，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就算身体完全健康，精神上也会有残缺，要么缺爱，要么缺德，要么缺心眼。

这么比起来的话，我倒宁愿自己只是3分的轻度脑瘫。

接受所有人的残缺不完美，比身残志坚的励志故事，更能治愈我。

本篇末尾有更新：体面的演员易烊千玺与体面的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全文约5400字，阅读约需25分钟。

不搞内娱，纯路人视角观察和解析。

这个年轻人 将捍卫这一代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发布于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后 在东京看了《小小的我》。

这场没有主创团队，于是没有周身粉丝的骚动，反而促成了一次全情投入的观影体验，早在媒体宣传中，得知易烊千玺在影片中扮演一位20岁左右的脑性瘫痪者。

我的担心多过期待。

毕竟过往的国内影视剧里头，饰演特殊群体的演员不少，往往对特殊群体的刻画流于表面，以呆滞的表情和异样的肢体来代表“特殊”。

那些演员均年长于易烊千玺。

担心自然多余。

这是一位体面的青年演员呈上的一部体面的影片。

我依然无法从中窥探他演技的上限，这种未知令人一阵颤栗——也只是触及到了这座孤山的一角——自然令人欣慰。

影片在国内尚未上映，既然不方便剧透，那聊聊其他。

-我对四字的过往了解不深，只知道他出身草根，自幼随父母北漂。

多年前我在剧组待过一阵子，闲暇时观察剧组的人，包括四字。

那会儿他还是小小少年，终日眉头紧锁，带着少年不该有的沉思和紧张，也许是心中的弦不敢松懈。

小小少年的烦恼，多年后我才知晓，他正面临一场人生的抉择：决定留下来，继续往前走，做个名副其实的演员，还是体面退场（他甚至想到了学习美术专业作为退路）。

相比其他两位前路明朗的同行，他的未来显得晦暗不明。

好在，他在这场博弈中选择坚持，而后一骑绝尘。

得以在今日，观看一部又一部他的主演佳作。

再一次令人欣慰。

-我鄙夷流量，四字是我少数瞧得上的流量演员，甚至认为用“流量”二字定义他稍显轻浮，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拥趸呢。

如果看穿流量背后的虚假与空洞，便会知道流量明星的诞生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星运动，精致的包装、大差不差的宣传策略，仿佛一批又一批提线木偶被精心雕琢，少了真诚的情感与真实的自我。

但在这一片毫无生气的流量浪潮中，四字似乎是个例外。

即便他也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甚至常被贴上“流量”的标签，却能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真正属于演员的自觉与深度，这让他从“流量”的定义中脱身而出，自成一派。

-观影时，我一度开始思索他存在于内娱的意义。

也许是捍卫？

捍卫这个平庸的流量时代里，作为华语青年演员的尊严。

连同他对剧本的选择，也在无声地支持，支持华语电影的多样性。

我看许多人说四字是天才，极具天赋。

可是他的表演绝非“天才”二字可以概括。

用“天赋”去简单归结他的演技，是一种对他努力的忽视与抹杀。

不如说，天赋只是他进入“艺术窄门”的一把钥匙，而真正通往“窄门”的道路，崎岖深幽，艰苦卓绝，绝非凭天赋便能一路坦途，而是要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开辟。

只有在不懈的追求中，经历打磨与考验，才能逐步接近那条狭窄之道的奥义。

显然他正在接近奥义。

且在这条道路上，他将自身的存在打磨成一种新的高度与意义。

那么祝他畅快淋漓，也希望他早日摆脱流量标签，到那时，他一定拥有更丰富的自由和选择。

11月3日 于东京 体面的易烊千玺与全女班底 一次关于“被看见”与“被理解”的深度凝视——发布于国内首映后 针对电影本身的深度解析 如果只看电影的简介，或许会把《小小的我》归类为“讲述脑性瘫痪男孩在逆境中成长”的励志电影。

那我断然不会在国内上映后，又去重刷一遍。

可能得益于《小我》的全女制作班底，即监制、导演、编剧皆为女性。

女性电影人更倾向关注家庭、个体及成长，擅长聚焦和解构人性。

《小我》正是如此。

影片没有把刘春和的残疾符号化，也没有刻意强化“热血励志”的叙事套路。

拒绝煽情与卖惨，拒绝消费残障群体，以平视的视角，用自然轻快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有着独一份的体面和高尚。

我记得电影的第一幕实在震撼——手持镜头特写刘春和扭曲的脚，慢慢向上移到他腿部、五官、背影，接着他在天台写下“遗嘱”两个字，故事随之展开。

导演没有站在“同情者”的角度怜悯刘春和，而是真实直观地呈现了一个在场者视角。

没有被迫感动，也没有捆绑同情，在刘春和日复一日的生活片段里，我看到了一个残障青年如何直面身体的限制与心灵的渴望，在家人的呵护与社会的偏见之间寻找自我和尊严，在渴求爱与自由中找到成长的出口。

仍然得益于女性创作者的细腻和修养，影片始终保持着“温柔”而“克制”的整体基调。

以下是我的观影感受： 一、东亚家庭普遍存在的代际难题影片中，外婆、母亲与刘春和之间久未厘清的情感纽带，是东亚家庭的一面镜子，映射出三代人在责任、愧疚和爱之间的千丝万缕。

外婆陈素群，21岁时遭遇婚姻背叛后离异，为了谋生独自远走，留下襁褓中的女儿（刘春和的母亲）。

她背负着“抛弃”孩子的深重愧疚，四处奔波赚钱，险些在西藏丧命。

直到女儿16岁时，才回到故乡，试图弥补母女情缘，然而为时已晚。

这也成为这段复杂代际关系的起点。

从女儿生下的儿子（刘春和）确诊为脑瘫后，她便承担起照料外孙的责任，成为他最重要的保护者和陪伴者。

她从不缺席外孙的每一次治疗，一张张火车票记录着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她的爱并不轻柔，是带着锋利的保护欲和对女儿深沉的愧疚。

母亲陈露则是另一个矛盾体。

她的童年缺乏母爱，对自己的母亲心生怨恨且关系疏远。

她不是合格的母亲，没有人教她如何做一个好母亲。

因难产导致儿子脑瘫后，她深感愧疚和自责，却在教育儿子的过程中展现出近乎苛刻的严厉和控制欲。

她不允许儿子报考外地大学，要求他复读，甚至在二胎女儿降生后，下意识怀疑儿子可能会伤害妹妹。

这一切看似残酷，背后是她对儿子的命运的恐惧与无助。

外婆和母亲的故事反映了不少东亚母亲在“自我生存”和“母职责任”之间的拉扯。

影片展现了长久积累下来的愧疚、怨恨与隔阂——母亲因为“被抛弃”而愤懑，外婆因为“抛弃了孩子”而愧疚。

此外，关于刘春和的父亲，在片中仅出现三次。

其中一次，以近乎残酷和冷血的形象浮现在刘春和的回忆中。

导演用最少的镜头呈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父亲角色：在面临孩子的慢性病、特殊需求时，他们习惯性地退到生活的“背景”里，也许忙于工作挣钱，但最终还是把更多的家庭照料重担压在女性身上。

我想，“消失的父亲”也是发生在东亚家庭的普遍现象。

二、残障青年也有渴望爱与性的权利在传统叙事中，残障人士的情感需求，尤其是对性的渴望，常被弱化或忽视。

《小我》却大大方方呈现了刘春和的爱与性，以及因身体状况而产生的自尊心与无力感。

我喜欢在刘春和房间发生的那几场戏。

雅雅对身为残障青年的刘春和在x方面的表现感到好奇，俩人发生一些身体的触碰试探，狭小的房间开始升温。

也是在此刻，刘春和希望雅雅能理解他不仅仅是“只能做朋友的男孩”，而是一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人”。

此外，刘春和还通过梦境与生理反应展现了他对x的的渴望。

例如，他梦见与雅雅的亲密接触，醒来后显得迷茫和失落；清晨，因“鼓起”而尴尬地应对。

这些细节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青春期男孩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也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刘春和在爱与x面前的复杂情感。

“性”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噱头，而是真实地刺痛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通过这些真实且现实的描绘，赋予了刘春和充满欲望与渴望的灵魂，打破了我们对残障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引发了我们对残障人士情感世界的深刻思考。

三、扭曲的人生，也要挺直地活着影片开头，刘春和歪歪扭扭攀爬楼梯的步伐，是对脑性瘫痪者最直观的呈现。

身体的局限影响了他的内心与性格，他最痛苦的部分是被社会与他人眼中的“残障者”标签束缚住。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渴望自由，渴望尊严，想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的机会去生活、去爱、去远方，去被尊重。

在人群中，总是能感受到他有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并非来自于物理上的距离，而是来自于无法与他人真正连接的隔阂。

刘春和并不需要同情，他渴望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独立的人来看待，这是他一生最难以得到的东西；甚至连她的母亲，都无法平视他。

吞咽牛轧糖那场戏太令人心碎了。

在这个20岁的夏天，刘春和努力融入外婆的乐团，跨出爱的第一步，打工赚学费，考驾照，和乐仁善地接纳新生的妹妹，给所谓的“正常人”让座……却被现实一次次重重打击。

他吞咽的是满腔委屈与自我否定，表面上看是一颗颗糖卡住了他的气管；在心理层面，是他难以咽下的现实、渴望与尊严。

片尾，刘春和和外婆开车去远方，他将猫的骨灰撒在风中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与过去和解”的仪式——他要真正告别那只三条腿的小猫，就像告别以往总以“残缺”定义自己的人生，奔赴大学生活，和崭新的人生。

当然，依然会面临偏见。

四、当代年轻女性的迷茫与探索仅从影片呈现的故事来看（忽略演员），我觉得雅雅的人设相当好，是一个具备现代困惑与人际魅力的复杂个体。

例如“全职女儿”这个设定，也是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

雅雅并非是个“工具人”的存在，她之所以拒绝刘春和的进一步靠近，不只是因为对方是残障人士，更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

影片中有交代，雅雅人类学专业毕业，“廉价粉领”，毕业即失业，正在啃老中，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她在外人面前表现得自信洒脱，实际上“无所归属”，在情感上选择“退一步”，或许是因为她担心自己尚且没有安放好的人生，无法承担对一个特殊青年的责任。

从女性观众的视角来看，雅雅其实也是一个“被看见的当代女性”。

她对刘春和并非只有好奇，也包含一份互相欣赏的纯粹；但面对身体残障与社会偏见，她确实有无法跨越的犹疑。

可能会有人judge雅雅“残忍”，却忘了她也正在面临生活中的迷惘、原生家庭的束缚与自我价值感的找寻。

导演没有将她塑造成单一化的“女神”来拯救刘春和，而是给了她不完美的真实处境——这也是女性导演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表达，坦诚展现人物的“闪闪发光”与“犹豫脆弱”，让人物有层次、有矛盾。

五、关于易烊千玺的表演之前的影评发出来后，有粉丝推荐我去看《扬声》的采访，里头有关于四字对表演的看法。

我看了，认同他反对“真听真看真感受”，以及“我的感受不是角色的感受”的观点。

“真听真看真感受”一直以来是表演学界的“金科玉律”。

是指演员完全进入角色的情境中，真切地感受角色的情绪，从而激发出看似更真实的表演。

但这种方式容易导致演员的个人感受与角色混淆，甚至有时会让角色的情绪被演员的个人情绪主导，变成一种带有自我色彩的“真实”。

从本质上说，这种方法容易让演员的自我意识介入角色，使得角色成为演员情绪的载体，而非独立的生命体。

四字所反对的，或许正是这种个人情感的过度介入。

他认为演员的感受不等同于角色的感受，是对表演的界限的清晰认知。

演员的任务不是去“感同身受”，而是去认识、理解和传达角色的情绪。

角色的体验来自角色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演员作为扮演者，需要对角色进行细致的揣摩和分析后，以一种间接的、克制的方式呈现。

这种方式是将演员的主观感受置于角色之后，让角色纯粹地展现出来，不被演员的个人情绪所干扰。

或许是四字使用了这种经过反复实践、深度思考、摸索并沉淀出来的高明的演法。

我看不到他演技的上限，这令人不寒而栗，而后血脉偾张。

举例四字在《小我》中的呈现，他没有选择浮于表面的肢体动作、强烈失控的情绪宣泄来抢戏，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角色的内心世界，向内探索和挖掘，在角色深处向外传递角色的劲儿。

观众因此不会被他的表演所分神，只会逐渐被角色的情感层层包裹，沉浸在角色的生活里。

这种低调的演绎方式更贴近真实的本质，而非短暂的视觉震撼。

能在表演中能达到这种境界，体现他专业素养是一方面，也能折射他对表演艺术的虔诚。

演员不是站在自我表达的角度去“演”，是以近乎谦卑的态度将自己完全交付给角色。

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更是对艺术的敬畏。

所以他值得被尊重，未来也会被敬重。

六、全女班底：监制尹露女士，导演杨荔钠女士，编剧游晓颖女士2024年看到了许多女性导演的高口碑作品，都在以犀利又柔和的视角剖析个体、女性、家庭、社会等议题。

相比一些登味电影，女性导演更善于从家庭、日常、个体切入，在微观处展现宏大的人性悲喜，这种兼具个人风格与现实关怀的“女性力量”显得弥足珍贵。

《小我》也是这一趋势的延续：它关注社会中“被忽视的人群”（脑瘫、残障、以及家庭里的女性）、也打破了一些老派模式（比如绝不把男主角当作励志工具人，也不给女主角贴上“拯救者”标签）。

这种多重维度的探讨深刻且真诚，它让我们看到女性创作者敏锐、丰富的情感，以及那份“不偏不倚一针见血”的叙事技巧。

从我作为女性观影者的角度来看，《小我》既有对母亲、外婆的传统形象解构，也有对“女性如何面对自我人生”的再思考。

它在温暖的底色中暗藏凌厉的问题——我们是否懂得真正“看见”彼此？

当一个家庭里有了特殊的孩子，当女性在代际中背负着无数重担时，我们要如何在爱与不理解、在责任与自我之间寻找平衡？

正是因为有了女性创作者对角色的关怀与尊重，我们才有机会如此全面地触摸一个脑瘫青年的生存状态，也在“平等地注视”下，静静地思考：我们到底要用怎样的姿态去对待那些身处社会边缘的人？

而当我们自己被人生困局折磨时，又能否收获那份“只把你当正常人看”的珍贵关怀？

也许这正是女性导演能在今年的华语电影市场崭露锋芒的一大原因：她们让电影拥有一种更温暖、更有弹性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伤痛与困境之上，依然能开出的希望之花。

12月27日 于北京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在中国，约有600万脑瘫患者。

然而，这一庞大群体的声音和身影却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难以想象的挑战：从生活自理到社会融入，都有艰辛与不易。

《小小的我》就像一束光照进这个长期被忽视的角落。

电影聚焦患有脑瘫的20岁青年刘春和（易烊千玺 饰），在一个夏天里的生活。

刘春和在社会上的遭遇，就像他所说的：“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

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

”

搭乘公交车时，刘春和给抱着孩子的母亲让座，当车辆突然急刹车时，由于身体控制能力较差，刘春和不慎摔倒在地上。

周围乘客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有同情也有厌烦，司机甚至责备说：身体残疾就尽量少出来走动。

这是一种把脑瘫患者视为负担的目光。

刘春和到培训机构面试，他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童言无忌的孩子们并不理解这个“老师”为何讲话是这样的，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担心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效果，未能接纳春和。

这是排斥和犹疑地目光。

外婆（林晓杰 饰）想给春和一点信心，也想让春和有点事做，极力邀请春和加入他们的老年乐团，成为一名鼓手。

这起初遭到乐团其他成员的反对，一位阿姨认为刘春和根本无法胜任，因为脑瘫就是傻子。

性格直爽泼辣的外婆直接跟对方“干架”。

将脑瘫视为“傻子”，这是偏见和歧视的目光。

刘春和来到一家咖啡馆应聘。

店长看到他摇晃的步伐、不太协调的动作和不是那么清晰的表达，打算拒绝。

店长说，他们店要的只是个普通人，刘春和说：他只是个记忆不错的普通人。

刘春和以为自己是凭借努力获得工作机会，但咖啡馆老板或许是想着雇佣残疾人可以减免税收，还可以给咖啡店做公益宣传。

店员们背地里仍嘀咕议论着刘春和。

这是利用的目光。

如果说这些目光来自对脑瘫群体的隔膜和不了解，那么最刺痛刘春和的“厌恶”的目光，却来自刘春和的母亲陈露（蒋勤勤 饰）。

但其实，母亲怎么会厌恶刘春和呢？

她对刘春和的疏离、严厉甚至苛刻，并非厌恶，而是一种混合了无奈、痛苦、自责以及对命运不甘心的心灰意冷。

陈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她要照顾患有脑瘫的儿子，要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和潜在的社会歧视。

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她身心俱疲，逐渐积累起对现状的不满情绪。

尽管她爱着刘春和，但在某些时候，外界施加的压力间接影响到她对待儿子的方式。

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拥有美好的未来，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遥远。

这让陈露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如果当初没有生下刘春和，刘春和就不必经历这一切，她也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但同时，她也明白这样的想法是自私且不公平的。

这难以言喻的矛盾状态，让她在面对刘春和时总有距离感。

编剧游晓颖提到，在创作过程中，她避免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无可挑剔的形象，而是试图呈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人物。

陈露一方面想要给予刘春和关爱和支持、希望刘春和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自身困境所带来的阴影。

这是女性编剧的细腻之处，深入洞察女性在母职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将母爱的伟大与母职的困境融为一体，观众既能感受到母爱的力量，也能体会到女性在母职中所承受的压力。

虽然电影揭示了刘春和生活里的种种挑战，但没有丝毫的悲情、苦情，因为镜头始终是平视的。

平视的目光，意味着电影没有将刘春和视为一个需要怜悯或同情的对象，而是将他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个体。

镜头没有刻意放大他的苦难，也没有回避他的困境，而是以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去记录他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变化。

例如，在他参加老人乐团时，镜头展示的是刘春和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与老年人成为忘年交；当他在培训机构面试时，我们看到的是他克服身体上的不便，勇敢地站在讲台上讲解知识；在咖啡馆应聘为了争取机会，镜头捕捉到他不放弃的精神，用大声报菜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这些情节让观众清晰意识到，刘春和虽然有着跟我们不同的身体状况，但他同样拥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展现出非凡的决心和毅力。

难得的是，电影也平视了刘春和的情欲。

《小小的我》并没有因为刘春和的身体状况而回避他作为正常二十岁成年男性应有的情欲，而是以一种坦诚、自然的方式将这一部分融入故事叙述之中。

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相处的过程中流露出的羞涩与期待，以及两人之间偶尔擦出的火花，都是青春期少男少女间常见的情怀，让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刘春和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所经历的情感波动。

这突破了刻板印象中对残疾人士情感需求的忽视或遮掩，也体现了电影对人性完整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刘春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正如诗人穆旦所言：“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的残疾而要求特殊的待遇或怜悯，而只是希望被当作普通人对待。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这是对生命尊严的颂歌，也是对普通人生活价值的深刻诠释。

“刘春和”们，以及那些或许曾因平凡而感到自卑的你我，以后请坦坦荡荡地走入生活。

请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每个生命个体，请以热烈的态度去投入每段普通的人生。

在这个大大的世界里，每一个小小的我，都值得被看见，被听见，被温柔以待。

这部电影在观影过程中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情绪冲击。

一直是展现一种偏见与刻板印象。

一开始的刘春和在课堂试讲课中，男主的行为被突出于一种“异于常人”的状态，甚至小孩的台词中直接用“神经病”来形容他，也没得到培训中心的认可。

紧接着，在公交车上的场景中，刘春和作为一位残障人士主动给带孩子的母亲让座，但整车乘客却没有任何同情之意，甚至连司机都冷漠地表示“这种人就别出来了”。

这种社会氛围的描绘让人感到压抑和不适，这也是违反常理的场景。

在大众社会中，不表态或表露基本善意才是主流，人通常不会在大众场合展现人性之恶。

接下来的场景中，刘春和与老刁进行打鼓比赛。

尽管他完全不具备相关技能，但剧情却以“奇迹”的方式让他成功击败老刁，甚至通过持续熬战直到对方力竭的戏剧效果完成了这段情节的铺展。

这里的设计似乎过于强调戏剧性，反而不具备合理性。

他无法拿着酒杯喝酒，却可以用鼓棒打鼓。

整体要求的技巧、灵巧性很高，有些许失真。

女性人物雅雅也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她与男主青春期的成长展现了“男性成长需要女性帮助”的陈旧观念。

这种表现手法显得落后，甚至带有某种性别偏见。

这个女性角色太工具化。

如果把她当成是男主幻想出来的引导者，一个帮助他度过困境的精神象征，青春期的幻想朋友，倒显得合理。

与此同时，影片对社会冷漠的刻画也显得过于刻意与单一。

虽然影片试图展现社会对“异类”的排斥与不接纳，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对陌生与不同表现出更多的好奇与包容，而非纯粹的恶意。

种种社会之恶的展现，倒是对应了影片开篇便呈现刘春和写遗嘱的情节，社会、家庭的冷漠与否定使他对生命的绝望。

母亲与姥姥的表现也凸显了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

这种状态延续了20多年，使刘春和一直处于被否定与不被认同的心理困境中。

在咖啡店打工的桥段中，展现了极为熟练的技巧与职业能力，这一情节试图表达他“接近正常人”的能力，但表现方式却显得哗众取宠，缺乏说服力。

而礼物糖果的设计也颇为矛盾——主角的母亲并不爱吃糖，但却将其作为礼物送出，而男主也有吞咽的问题。

仿佛牛轧糖就是某种“毒药”般，母亲与自己总要死一个。

但是电影并没有表现刘春和有阴暗面，没有展现他人性的复杂性。

影片的结局同样令人感到遗憾。

刘春和最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这一希望显得微弱而无力。

因为他本身就有高于本科线的分数，上大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片中刘春和一直在积极的参加康复治疗。

然而，这种表达却传达出一种隐含的偏见：只有通过变得“正常”才能被社会接纳。

事实上，一个人即便有身体或心理上的不同，也理应被社会尊重与包容。

人可以有健全与残缺，无论是何种，都不是人可以选择的，但社会也存在一个他们的位置。

每个人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电影一直是一种向下的基调。

没有展现过多的希望。

过于展现社会对“异类”的刻板印象与歧视，但这种刻画方式反而可能加深了这些偏见。

可能使他们更加惧怕融入社会。

整体来看，这部电影的核心价值在于呼吁社会包容与多样性，但整体观感真的一般。

我希望的是看到他们眼中世界的精彩，他们有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是他们努力融入社会的表现。

用能力弥补身体的不完美，用善意感化社会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