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

作为一个川渝出生的、有亲弟弟的、也经历过童年艰难的姐姐，我理应是这片子最能戳中的那部分观众，但看完它，我感觉有些可惜。

片子呈现出了个体的困境，但编导团队缺乏了全局性的思考，所有的对照人物趋于同质化，令它呈现出的思想内核较为单一片面。

这也不是说它特别不好。

相反，《我的姐姐》，我认为它首先是一部诚意之作。

很少能看到如此直接地探讨重男轻女话题的影片，故事揭露现实的部分，是有细节、有设计的。

我比较喜欢的两处，一个是在姑父病床前女主轻描淡写说出的“被姑父看洗澡”，她离开后，姑妈用力捶打已经人事不知的姑父；一个是姑妈的俄罗斯套娃片段，她年轻时也曾学过俄语，考上好大学，但要帮扶弟弟，她被拖垮在泥潭里。

如今的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最后这一次，她选择尊重侄女，把层层相扣的套娃取出来，不待在别人安排的壳里。

照在套娃身上的那一束光，很温暖。

片中重点表现了两个女性，女主角和姑妈。

她们人生的转折点，其实就是她们淡淡说出的“志愿被改”“从俄罗斯边上买了套娃就折返”的瞬间。

命运的可悲，毋庸置疑。

而弟弟，他有一些看似很成熟的话语，我认为是了解当代小孩的人能写出来的。

这个年代的小孩子从小接触网络，被各种资讯轰炸，是很早熟的，时常会语出惊人。

包括弟弟吐口水的细节，我弟的一个熊孩子同学，也曾对我这样做过= =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弟弟的表演，有些段落我觉得比姐姐更可信（也有些段落稍过）。

那我为什么觉得可惜呢？

作为一个同样地域、时代背景下成长的“姐姐”，我自己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来源于重男轻女的父母，也有一部分是时代的原因，甚至是自身性格的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无数家庭本就经历着剧变。

父母为了赚钱养家离家远行，不管男孩女孩，都寄养在亲戚家的，非常之多。

这个时期的小孩，很多都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关心陪伴，靠着自己野蛮生长。

有的家庭比女主好，也有的，比她更糟。

而这些家庭出来的小孩中，我见过自暴自弃、所有责任全怪父母的，见过一直对原生家庭耿耿于怀至今的，也见过彻底走出来、真正拥抱自我，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的。

而本片里，对于父母可能经历的困境没有着墨提及，父母更像是被妖魔化的纸片人，观众跟随着女主的视角，不断看到她的苦难、她的不幸、她内心的委屈、她父母有多可恨。

只有两个特别小的细节让我知道这对父母对女儿也是有爱的：一个是挂在钥匙上的儿女照片，一面是儿子，翻过来，另一面还有女儿；一个是母亲给她洗头的回忆。

我想更多地探究她的父母的想法、困境和压力，为什么篡改女儿的志愿，但是无处着手。

家庭关系的彻底交恶就是在篡改志愿的时刻，但是这部分呈现得太模糊，观众能看到的，只有女儿从此以后深陷藩篱，一直挣着一口气，要离开父母靠自己的力量改写命运。

而她的目标，比起自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其实内心深处，更多是希望父母看到之后能认可她（这一点从最后墓园的自白可以看出）。

作为矛盾的爆发点，观众有权了解更多，对这个家庭产生更深的理解。

然而，一直到最后，关于这部分我都没有看到更多呈现。

同样，女主最终的选择也给人一种“因为割舍不下亲情，而舍弃了更好的未来”的感觉。

就好像亲情和更好的未来之间，一定是对立的。

而女主，是被父母迫害拖垮了人生，最终仍然逃脱不了的。

（看起来像开放式，但呈现出的观感并不够开放。

因为前期一直在向观众输出强化“把弟弟送养，才能追求自己想要生活”的现实）你养、不养，都是你的选择，但一定不要有一种被现实所迫的感觉。

我希望你养，是因为确实很爱弟弟，有弟弟一起的人生是更幸福的，你没有遗憾，未来会更好，那我觉得很OK。

片子最后可能是想要做这个方向，但呈现出来不到位，因此带了一种“我如此拼命只不过希望得到你们认可，你们现在不在了，我在墓碑前与你们和解了，我如此拼命的理由也消失了”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她接受弟弟，就仿佛背弃了自己之前的信条。

这是我最后觉得压抑不适的原因。

我认为，女性真正的独立恰恰是要走出藩篱，但片中女主却一直深陷其中。

而困住她的，更多是自己。

另外，片子里，所有的对照组全都被刻意处理得非常相似：女主的家庭关系、姑妈的家庭关系、医院里待产孕妇的家庭关系，这种方式偏激到我感觉是在有意迎合部分受众，在故事里制造了大于事件本身的冲突。

过犹不及。

学习戏剧时，老师曾告诉我们：要跳出来，站在高于故事的位置去看待问题，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东西。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用于这个故事。

它缺少的正是高于故事本身的视角。

编剧对于故事中呈现的局面，还没有产生更高的认知，只是把苦难呈现出来，并将苦难的制造者绝对化，对其加以声讨、宣泄情绪。

女主父母是有错，是重男轻女，但是编导有责任把故事呈现得不那么绝对化。

因为人生是自己的，不是父母的。

很少有人家庭百分百完美，很多人都经历过原生家庭的阵痛，但是要不要走出来，怎么走出来，是自己的选择，是要自己去涅槃的。

这样的家庭片，没有留白，撑得太满，就没有了美感和余味，只剩下血淋淋的现实。

观众看得也会疲劳（我弟说他全程血压狂飙）。

太想把一个道理告诉观众，不如收着一些，留点观众自己思考和探索挖掘的余地。

这一点上可以学习日本的家庭片，比如是枝裕和，同样是血淋淋的故事，却能举重若轻地表达。

另外，片子里缺少了一组，与这种苦难对立的人物关系，一个相反的对照组。

比如，一个与女主有同样的起点，但真正活出了自己的女性。

有时候，不是因为光不存在，整个世界一片黑暗，个体的孤立无援才显得可悲；正是因为光一直存在，自己却因种种原因够不到它，才更可悲。

这个原因，一方面是原生家庭的，一方面是社会因素，一方面也是自身性格的。

这样，观众对女主、女主对自己，都会有更高的一层认识，主题也能得到升华。

但片子里没有，片子里甚至没有一个代表着光明的符号。

（姑妈不算，姑妈的无私奉献呈现出来是可怜可悲的，一个转变为加害者的被害者）创作者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给出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这让我想起了《东京家族》里的家庭。

几个兄弟姐妹中，确实有让人齿冷的虚伪和冷漠，但这个家庭就可悲到底了吗？

没有。

平时看起来最不靠谱的小儿子，代表着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束光。

他小两口最后坐着船走向远方，是对这个家庭最后希望的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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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将生于一个重男轻女家庭的长女如何面对几乎素未相识的二胎弟弟并处理其养育问题的困境作为切口，力图呈现出经济半独立并有着强烈个人企图心的现代女性如何遭遇性别不公正社会的系统性围剿。

而这系统性围剿从一开始孤儿福利支持制度的缺位就体现出来了，这一点电影没有花费任何笔墨，从车祸现场直接跳到包括旁系亲属在内的复合式家庭的集体会议。

支系繁复的大家庭以及亲情伦理自然也不太能够轻易通过将弟弟安子恒送往民间儿童福利机构（更何况存在民间机构募捐运营难，缺乏政府支持的现况）或者直接联系收养家庭的提案（同样，国内也缺乏规范明确的收养服务机构，片中来咨询弟弟情况的法律资格收养人都是通过个人关系联系到的）。

现行《民法典》规定，父母已去世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的未成年子女，其有能力的兄姐需要承担对未成年弟妹的抚养义务。

但与此同时，对事实孤儿的津贴补助是不足的，由民政部负责的孤儿养育津贴门槛也很高 —— 因为姐姐作为监护人承担了弟弟的抚养义务，安子恒并不满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发放条件，也没有办法得到经济扶助。

因此，“谁来负责弟弟”的决策需要对伦理道德、经济能力、社会名声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后才能做出，也自然而然地滑入了家长里短的争辩与利害商榷；在这个场域里，安然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支持，甚至她的存在都是让在座的家人们松一口气的 —— 她是最理所应当、名正言顺的那个全责抚养安子恒的人。

影片的主要部分都在呈现安然想要实现个人理想的不易，而安子恒的出现让她“去北京”的野心变得困难重重（在这里，“去北京”更像是一种修辞，它不一定指向更高的生活水准或者更光辉的事业坦途，它是安然认定的能够逃离过往命运的唯一选项）。

安然私人生活的肌理慢慢铺开，观众知晓她有一个沉迷赌博视财如命亏欠妻女的舅舅，有一个总是在家庭里扮演润滑剂角色、能干且为家人做出太多奉献牺牲的姑妈，有一个典型男性大家长作风、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姑父，有一个相处五年却最后因为未来规划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的男友，从事护士职业的她在医院里过得也并不开心。

这些切面的呈现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譬如与男友家庭的互动。

上大学后几乎与原生家庭断绝联系的安然在与男友的交往中似乎天然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她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她有一个待抚养弟弟的事实情况成为了一个需要对男方家庭守口如瓶的秘密。

这不仅揭示了对女性“婚恋价值”的某些评判标准，也暴露了现存的婚姻制度实则是新人双方家庭联姻的事实。

而男友与安然不同的未来规划也颇有意味。

作为城市家庭独生子，男友不需要离开家乡去其他地方谋求更好的生计，留在成都反而能够得到父辈资源的支持，而对于以安然为代表的得不到家庭照抚的女儿们来说，“待嫁的”“无法传宗接代的”女性身份让她们无法得到家族资源的倾斜，留在原生家族扎根散叶的家乡又要时刻警惕基于性与世代来进行权力与资源分配的父权原则对女性的无情剥削（为供中专弟弟读书而被迫放弃西师俄语专业录取机会与前往俄罗斯经商机会的姑妈便是典型），“出走”成为了获取个人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安然第一次去男友家里吃饭时，男方母亲对待安然的态度令人窒息，仿佛儿子给家里找回了一个让人满意的媳妇、一个足够优秀的为夫家生儿育女的子宫载体。

舅舅让弟弟安子恒去喊安然“妈妈”那段看得我很痛，能够对女性造成伤害的攻击手段在父权社会俯拾皆是，我丝毫不觉得那一幕好笑，只觉愤怒升腾，憎恶舅舅也憎恶让这条诡计能够得逞的社会环境。

说到影片中的“笑点”，我在意的是笑料的选取与梗的制造。

除了喊“妈妈”情节以外，另一个在电影院激荡起笑声的情节是安然发现托付给舅舅的安子恒染上了赌博恶习与街头口癖。

片中设计了两段被托付给其他人的弟弟回归姐姐怀抱的剧情。

第一次是从舅舅那里，第二次是影片末尾安然带着安子恒跑出收养家庭。

银幕上的安然发现舅舅没有投注丝毫心力在安子恒的教养上，而是随意放养让弟弟浸淫在街头棋牌室亚文化里时，她是出离愤怒的，而银幕外的观众却被耳后挂烟炸金花的安子恒逗乐，这也是一个让我无法发笑的时刻。

为什么男性能够毫无愧疚地不承担对子女的教养责任？

安然与舅舅在棋牌室对峙缠打的场景让我联想到，每当父亲偶尔提出想帮母亲承担家务劳动的时候，他不娴熟的、笨手笨脚的模样反而会让母亲不满“还不如我自己来做更省时省心”，这场交换性别分工的实验反而戏剧性地印证了刻板性别分工的理所应当并为这套程式的延续提供了证据。

那时安然的愤怒里还夹杂着“为什么这件事还无法彻底解决”的困苦，本以为托付给舅舅就万事大吉，但对方只挂养育之名未行养育之实，男性在养育义务上的不称职与不作为加重了女性再生产劳动的负担。

除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以外，对待不同性别孩子的教养方式差异也在这一段剧情里体现出来。

如果是男孩，似乎就没有严格管教的必要，放他在城市公共空间里闲逛，自然而然就可以学会那一套充满男子气概的言谈、行动与趣味偏好。

舅舅也是影片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他抗拒成家立业的性别责任，玩世不恭，追求独身来去的自由，这个人物也能够与现实起到呼应与对照。

在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作者承袭了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先驱驹尺喜美的观点，对日本近代私小说以及其中典型的男子形象进行了批判，在此略作摘录：“私小说中的主人公，真的是被‘家’制度压迫而牺牲的被害者吗？

…… 岛崎藤村也好，太宰治也罢，私小说作家们无一不是站在父权者的立场上的男性，他们笔下没有在父权统治下痛苦挣扎的女性和孩子。

他们所书写的是他们与‘家’制度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所谓的冲突不是什么‘家与近代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而是‘无法背负父权责任的怯懦自我的烦恼与苦闷’。

而且也正因如此，‘从父权责任中逃离的未成熟的自我’深深伤害了在父权统治下的妻儿，反倒对自己的加害性没有自知之明且不以为耻。

”影片最糟糕的人物设定是安子恒。

已有很多网友指出，安子恒的话语与举动与他作为一个被双亲宠溺的幼儿园男生的形象完全不符，这也是我的观感。

他更像是成年人对一个乖巧小孩想象的投射，他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诱导性的，总能够准确抓住安然软肋，也是高度父权化且可怖的。

在最初姐弟俩“相看两厌”的阶段，安子恒砸球、哭闹、朝安然大吼“这个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把食物倒在安然床铺上的举动都是符合小孩行动逻辑的（这些举动也能够看出，弟弟对于领地的所有权意识十分强烈，这也相应地刺痛作为“家庭外人”的安然，同时安子恒报复、惩罚不负责姐姐的方式是通过增加安然的家务劳动负担，这也让人心惊），但到后来，无论是那两次交心谈话，还是安子恒主动打电话给收养家庭，也包括日常表达，他身上人工智能的AI味几乎漫溢了出来。

“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

”“但姐姐，我只有你了。

”“姐姐，你的味道跟妈妈身上的一样。

” 每一句都是包裹着蜜衣的“长姐如母”规训，每一句都在加重安然的道德与情感负担。

环环相扣的诱捕和劝服，从一个孩子口中说出来似乎会显得更加无害，试图把一个残酷又“天经地义”的决定软化成了商议性质的“自愿选择”。

安子恒人设的高度功能化反而衬托出了安然的形象。

观影过程中，意识到安子恒形象的虚假性之后，我不再关注弟弟的个性与弧光，把重点放到了安然的思索与改变上。

安子恒成为了安然的镜面角色，他的事实性存在是最重要的，是为了反射出安然对他具体态度的变化以及对姐弟关系的认知变迁。

安然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丰满的青年女性角色。

在影片给定的剧情框架与人物关系里，安然给出的每一个反应、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背后的行动逻辑都是足够成立的，也符合她有着强烈自我意识并会为自己争取权益的个性，包括在家庭争吵时与姑父硬刚并拿出了去做伤痕鉴定的法律武器自我保护、与肇事司机当面对质、效率极高地会见各收养家庭、正面回怼嘲讽她的走后门同事、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男友果断分手、试图去阻拦濒危产妇及其家人保小不保大的抉择、去棋牌室掀桌以及最后没有办法果断签字送养安子恒。

前几幕我有多喜欢安然的应对方式，最后一幕我也就多能共情她的纠结与犹豫。

此时的安然已经与安子恒拥有了姐弟情谊，却并非生物决定论意义上的血缘连带关系，而是在几个月的共处与实践里构建出来的亲情。

安然对分离的不舍反而证明了她是一个自为思考、自主做决的行为主体，如果说前二十余年她的功课是处理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内心创伤并培育一个不通过依赖ta人而能够独立生存下去的强大自我，与安子恒相处几个月后，她则需要直面自己对安子恒的照拂与关怀之爱。

这份后天构建的亲情暖意，与对重男轻女父母的恨意、对独享父母宠爱的安子恒的恨意融合缠绕，让安然不再能够果决地“抛下”安子恒，此时掣肘的不再是僵化的伦理教条，不是某种不得不为的责任强逼，而是自发的姊弟情谊。

此时的安然仍然能够与自己的真实保持接触，不会去否认自己的内心，也不被“独立女性拒被吸血”的姿态口号所绑架，而是一直努力地思考，试图找到独属于自己的、用以描绘自身生命经验的语言。

最后安然带着安子恒跑出收养家庭，我认为这里的“出逃”不是一个现实层面的抉择，并不意味着安然决定自己承担下抚养安子恒的全责并为其放弃去北京的梦想，这个行动更多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指向安然对姐弟感情的再思考，是直面内心之旅，此时她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处理这段关系 —— 最后协议书签字那刻的落泪与挣扎是安然内心舞台上的独白。

这也是电影媒介的力量，对心灵世界进行视觉化并让虚实交合，从而给观众呈现一个可供多角度解读的结局。

但安然对姐弟感情的省察并无必要也不必然指向对过往的全盘原谅。

为什么一定要顺着走一圈跟每一个发生了矛盾的家人来一场促膝长谈互相剖白内心？

除了与姑妈的那场谈话揭示了两代女性命运无可奈何的纠缠与掰不清的牺牲和亏欠，与舅舅的强行和解实无必要，更何况考虑到安然与舅舅之间的那些争吵与金钱纠葛（更准确来说，是舅舅对安然进行经济盘剥），和解来得这么容易丝滑的吗？

想要入木三分地呈现现代女性的困境不是非要造出一个令人不得不怜爱的乖巧完美弟弟来增加姐姐的道德与情感负担，而女性从困境里突围也不是非要她与所有曾经加害过她的人和解，从此切断怨恨心理健全前途无阻。

现代女性的情感世界更多是混沌的、是千头万绪理不清的。

如果说安子恒的人设是败笔，那么影片尾部“合家欢”传统的旧影就是赘笔。

总体而言，《我的姐姐》作为此类题材的商业片首试，它的完成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尽管有一些留有遗憾与商榷余地的安排与细节处理，“安然”这个人物塑造得是较为成功的，生动、复杂又富有生机。

所以影片结束后的演职员表让人很不满意又十分不解，它并未使用片中人物的真名（i.e. 安然 安子恒 武东风），而是直接使用亲属称谓（i.e. 姐姐 弟弟 舅舅 姑妈）。

尽管《我的姐姐》呈现的主线故事与其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纠葛都能够在观众里引发共鸣甚至是足够具体的指认，尽管千万女性的性别困境因她们共享的亲属身份有着显著的共性，但每一个女性都是有血有肉的立体存在，她们的经验是绝对独特且不可复制的，所以她们的名姓也不应当被类属化的亲属称谓所遮盖，甚至是抹去。

因为预告片先入为主，一直以为讲述的是安然和安子恒的故事。

后来在镜头对向套娃的时候，猛然醒悟“我的姐姐”原来还是姑妈。

忽然又意识到，安然的舅舅，或许他也是安然母亲的弟弟，又是一位姐姐。

在看之前，我难以想象在姐弟这样一个亲情线的故事里。

“重男轻女”的问题如何讲述与化解，女性的困境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的矛盾该如何处理，也担心着剧情陷入姐姐因为亲情扶养弟弟妥协不考研的陈词滥调之中，我自己的想象力很难跳出出这个圈，哪怕是送养，面对我们固有的观念，亲情这个话题又如何体现呢？

我担心着，却又好奇着。

很惊喜，编剧的处理比较巧妙。

而且能看出，整部电影很有野心。

但觉得剧情走向还是有点零散，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地方的元素也没看太明白，比如寺庙的镜头？

写写一些自己的感受。

关于女性的困境。

那场在医院的谈话，安然说出“小时候姑父偷看我洗澡。

”姑妈是愣了一下，坏人无处不在。

安然对着自己的姑妈能如此自然地说出来，已经足够勇敢，个人感觉也是后来两个姐姐之间关于“套娃”的一次铺垫。

依旧是在医院，安然对着关上的救护车门大喊：“你们这是谋杀。

”在孕妇转院的走廊里，两个女儿跑在病床之后。

我就明白了，他们想要个儿子。

面对孕期子痫，医疗原则应该保大弃小。

“我已经尽力了”“你问过本人的意愿吗？

”是沉默。

安然虽然辞职，依旧追出去，对着他们歇斯底里，她想救人。

孕妇的老公说了一句：“她自己愿意生。

”细思极恐，恐而生畏。

女性真得能够自己掌握生育权吗？

“愿意”背后是多少个有形或无形的手掐着她的脖子，逼着她，像是施予给她的最高荣耀，而本人却没有拒绝的选项。

随后镜头扫过孕妇的两个大小女儿，在哭泣。

那种哭泣更像是配合环境演出的效果，女孩们或许隐隐约约感受到她们会失去母亲，或者是因为责骂，她们没有意识到有了一个弟弟之后会如何长大，或者更糟糕的是没有母亲只有弟弟，又该如何自处。

安然能够读懂，她不想让他们再重蹈覆辙。

包括去男朋家里吃饭时，依旧逃不脱，结婚生子的命运，这似乎是女性最应该去走得人生之路？

关于姐姐的困境。

“因为你是姐姐。

”所以很多事情就理所应当吗？

姑妈和姐姐的对话的那个场景最为触动我，当镜头疑向“套娃”我突然意识到，姑妈何尝不是“我的姐姐”？

她是“重男轻女”思想里，最完美的姐姐，最理所应当的姐姐。

为了照顾弟妹的女儿，放弃做生意，只有一个上学机会，那只能是弟弟，哪怕是吃西瓜也在深夜里不能被姐姐知道……对于很多姐姐来讲，已经习惯了。

但习惯了不代表是正确，也不能因此而言，所有的姐姐都要这样。

“套娃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安然后来离开，姑妈念起俄语，这是她被迫放弃了的梦想。

桌面上放着一半完全不同的套娃，被阳光笼罩着，我的姐姐—安然会不一样。

编剧对于剧情的设计太巧妙了，在第一次我以为弟弟要被领养的时候，恰恰没有，我以为这对夫妇和弟弟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弟弟和姐姐相处的越来越融洽，我以为剧情会走向姐姐和弟弟相依为命，努力奋斗过上美好生活的理想走向时，突然之间，弟弟过于懂事，主动联系了那对夫妇，为了然后他们收养他。

这是姐弟情里，最让我动容的一段，尽管我在怀疑幼儿园的小男孩真得会这样懂事吗？

但是小孩察言观色的能力，天生的敏感与灵性，我相信这样的走向合理，又格外心疼这么小的孩子如此懂事，再见面，互相试探的纠结万分，拒绝签字，安然还是叫住了安子恒，泪流满面，不顾一切，“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至于未来怎么样，以后再说吧。

我的姐姐，这次和以前的都不同。

安然和男朋友的悸动、亲吻，拥抱都发生在夏天，男朋友出现也永远是晴天，暂且说他也曾是安然的一道光。

尽管还是分开了，但他离开时说得那句话，会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被爱过，这份力量就已足够，种种细节，他还是不适合她。

和朋友看电影时玩笑着说，至少她还被人如此热烈和专一的爱过。

像是我前不久听到的一个词“夏日情侣”，他与安然，像是黄昏时分伴着橘子花香味晚风，吹着暧昧模糊的晚霞。

每天都有，但却转瞬即逝，像梦一般。

抓不住的，镜头呈现给我的也是这般感受。

整部电影，泪点最戳我的是弟弟拨出的那个电话，我觉得不合理却又心甘情愿地觉得就是合理。

还有表姐可可出嫁时，安然舅舅没去，但安然去送红包和拍照，可可笑着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而姐姐所体会到的那种不公，其实我更多的是愤怒与无奈，只会觉得自己真得足够幸运，作为独生女在无数个幸存者偏差中长大，独生政策下的女孩们也不都是宝贝，有一些也是特定环境下短暂地存在罢了。

最后的结局，怎么说呢，我希望它是我所希望的那样。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霧風誌】，欢迎关注）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的话题，近几年越来越被重视了，不少女性主义作品诞生。

前几年的《82年生的金智英》在巨大的争议中成为了现象级作品。

最近热映的《我的姐姐》，也在女性题材上做出了一些探索。

短短2、3天票房破4亿的《我的姐姐》，由新人导演殷若昕指导，张子枫、朱媛媛主演，上映时豆瓣7.9分，目前下滑到7.2分。

最大的争议点集中在结尾上。

故事讲述女主角安然面对6岁的弟弟，在抚养弟弟还是追求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做出的抉择。

显然，这是一场针对“理所当然”的质疑，为何她必须要接手弟弟，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李银河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我的姐姐》，从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交锋、批判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方面，这部电影都立得住脚，且扎根生活、合情合理。

她尤其肯定了结局——“开放式结局更是绝妙一笔，令人浮想联翩，欲罢不能。

”但为何有那么多网友们对这个结局不买账？

虽说是开放性结局，但姐姐的表现，也就是最后去领养家庭，始终不签字的部分，就能猜到姐姐一定会带弟弟从那个家出来，并没有太多悬念。

这是一个大家都料想过的普通结尾。

当这个普通结尾就此上演时，一些观众并不会产生“猜对了”的心理，毕竟不是悬疑解谜类型。

反而可能产生一种失落、气愤，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做出超脱现实桎梏的选择，略显温情的结尾削弱了对主题的批判力度。

明明前面说了姐姐多么惨，小时候被逼迫装残疾、被偷改志愿、被偷看洗澡，她经历了太多“被动”的苦难，这些苦难似乎带有“原生”的悲剧感，因为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因为她生来是个女孩。

而安然这个角色，有点像个小刺猬，她并不逆来顺受，她有明确的梦想、有上进心且向往独立，这情况下，抚养弟弟的责任的确是一种拖累。

这个人物要成长，要突破、对抗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理所当然”命题，正是这种强大的困境，让安然处于两难，血缘和个人，似乎只能二选一。

但结局给出的是和解，和血缘的和解，和个人，也就是自己的和解。

和解或许是一种内化的突破，但前面非常强调外部因素的困境情况下，最终的自我和解看起来就好像一种妥协。

一种个人主义面对现实，不得不对传统价值观的妥协。

看到一种说法，认为离开弟弟去北京的话，可能会变成“爽文”。

爽文其实有点将个人主义置于一个不现实、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了。

这难道不是使“理所当然”的事更加固化了吗？

这时一定有人要说开放式结局的另一种可能，安然虽然没签字，和弟弟一起踢球，结合原著《踢皮球》的名称，皮球隐喻着弟弟，最后她还是把弟弟留在领养家庭了。

如果是这样，或许会比较好些，但的确拍得有些隐晦了。

而接走弟弟则渲染得明明白白，以至于大部分观众立即接收到的结局就是表面上那样，并且为他们的亲情所感动落泪。

至于什么银行卡没拿的小细节，在情感驱动、有点冲动的时候，会想不到钱的事也是正常，觉得那不重要，之后也可以再拿。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觉得结局的确就是表面上那样，姐姐舍不得弟弟，又把他带走了。

就是导演和编剧现身一起接受采访的内容，这点我个人感觉是很扣分的。

当时看到的一篇采访文的标题是：《我的姐姐》导演编剧回应结局争议。

个人认为，如果创作者真的认可结尾是个开放式结局，并且展现出的影像是创作者自己也满意的话，是不会跳出来对大家说，其实我们不是要怎么怎么样，而是我们要表达什么，诸如此类的“回应”、“补充说明”。

甚至编剧还说：“是有些观众自己不相信，不相信姐姐安然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

”

这些脱离了影像本身的意涵，如果在影片内没有充分展现，没有让别人看出来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去补充说明得如此详细。

因为导演就是要用电影语言说话，用影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够了。

何况都说开放式结局了，就应该交给观众们去讨论，看观众自己想要选择哪一个结局，否则只能说是一个“伪装的开放式结局”。

什么是伪装的开放式结局？

故事进行到这里，女主角已经完成了她的自我和解，她已经是个可以自己做选择的个体，也接受了割舍不了的亲情，就此说来，人物该有的历程、心结其实已经解开了，她接受了她对弟弟的矛盾情感，已经完成了内化的突破。

这时弟弟就不是非“送”不可了。

那么比较隐晦的结局走向，是不是可以支撑它的可能性又变小了一点？

女性主义作品不仅揭开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不公、也把镜头推向女性至今仍然面临的一些困境。

《我的姐姐》触碰到这些女性困境议题，提出问题，就算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也无妨，电影、文学，都不会明确的给出一个答案，多种答案的可能性也是设置开放式结局有趣的部分。

遗憾的是，这个开放式结局实在是普通了些，且比较明显地偏向温情，原本以为的社会现实女性主题，结局却走上了亲情片的老路，主题还是落回到血缘亲情的珍贵，也许是为了更符合传统的大众取向，展示人温暖、柔软的一面吧。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今天要讲的电影，可能会有很大争议。

鉴于各大平台都已经吵炸了，咱们就不绕弯子，直接进主题。

我要聊的这部电影是《我的姐姐》。

正式开讲之前，为看过电影或者宣发的小伙伴们稍微科普一下。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在没有父母且哥哥/姐姐成年有收入的情况下。

姐姐/哥哥会被作为第一监护人，抚养弟弟妹妹是公民的义务。

同样是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在证实自己没有抚养能力的前提下。

通过合法途径把弟弟妹妹送养他人，则是公民的权力。

换句话说，这个电影里姐姐为弟弟选择任意归宿。

都可以笼统的归类到“价值观”层面的争论。

讲完提要进正片。

先说第一感受吧：《我的姐姐》可以被称之为“治愈系电影”。

刚看到一半，我的血压就蹭蹭往上升。

在治疗低血压这块，一部俩小时的电影，真胜过一切升压药。

堪称医学奇迹，建议《我的姐姐》电影票纳入医保。

之所以我做这么一段不积口德的评价。

并不是说它是一部烂片。

反而，我个人非常喜欢张子枫塑造的姐姐，和肖央饰演的舅舅，这些人设本身都还挺丰满的。

加上《我的姐姐》前半段较高的剧情完成度，让我能够沉浸到故事里。

但也就是因为它讲故事的素质不差，等剧情展开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的太压抑也太憋屈了。

一对父母双亡的姐弟，姐姐正在积极准备考研，准备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年幼的弟弟却成了姐姐考研路上的拦路虎。

姐姐到底要不要抚养这个弟弟，作为主线贯穿了整部电影。

假如姐弟感情很好。

是“背着弟弟去读研”，还是“含泪送弟弟去更好的家庭”。

两条道路二选一，兴许都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

然而，现实却是姐弟关系并不好……不对，是姐弟之间毫无感情基础。

姐姐上大学之后父母生下了弟弟，姐姐刚毕业，父母就突然车祸身亡了。

别说情感互动，如果没有寒暑假，恐怕两个人之间都够呛能见面。

往下看，几乎所有的长辈都强求姐姐停止考研抚养弟弟。

甚至父母葬礼刚结束，就要求把姐姐名下的学区房划给话都说不利索的弟弟。

再往下看，在这个家庭里，姐姐的存在更像是一次“生产事故”。

父母为了二胎生儿子，不惜假造女儿是残疾人的证明。

而被计生办工作人员识破后，第一件事就是揍了姐姐一顿。

一心想学临床的姐姐，被父母私下修改志愿成了护士。

理由仅仅是“女孩子早点挣钱多好”。

父母去世时，手机里只有跟弟弟的合照和姐姐那个没有标注的手机号。

以至于交警在父母车祸现场看到赶来的姐姐时要先问一句：你是谁？

“扶弟魔”、原生家庭、道德绑架、重男轻女、两性对立……一个个揭互联网逆鳞的政治不正确，毫无预兆的砸了观众一脸。

只看营销，《我的姐姐》这片子相当成功，它成功刺激到了观众最敏感的神经。

让人下意识就想骂脏话。

但骂完之后，我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要骂它！

我并不喜欢“重男轻女”这种封建余孽思想。

大家都是生而为人，凭什么“生男就比生女好”呢？

难道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王位，等着册封太子去登基？

这很不合理，该骂！

而等我看完整部电影之后，一个细节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在姐姐供职的医院，有一个病危的孕妇。

面对“保大保小”问题的时候，孕妇的丈夫毫不迟疑的选择了保小。

理由是“好不容易怀上”，转头就让老婆听天由命。

更糟糕的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孕妇，居然也认可这种做法。

这或许更像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而且这个时候，没人知道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只是大家形成了一个“生下来”的共识。

结合姐姐“被逼当妈”的处境，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的命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谁敲定的？

《我的姐姐》的主视角是一个家族，拆分开是三个家庭。

分别是姐姐家、舅舅家和姑姑家。

三个家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姐姐+弟弟，为了弟弟的“未来”，姐姐都是牺牲品。

也许，在这个家族里，每一个姐姐的诞生都是“事故”吧。

姑姑为了主角爸爸先是放弃了上大学深造，又为了给主角爸爸看孩子放弃了去俄罗斯做生意。

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选择了“认命”，放弃了也许是光明的未来。

于是变成了剧中的惨相担当。

舅舅呢，二混子一个，日常活动是玩麻将和觊觎主角继承的那点遗产。

而在姑姑的家里，又生了一对年龄相差很大的姐弟。

姐姐强势却在外面租房住，弟弟住家但没什么存在感。

加上自强不息的主角姐姐，和她的熊孩子弟弟。

这个家族变成了代代相传的“套娃家庭”。

弟弟唯唯诺诺却永远被众星捧月，姐姐天赋异禀但被边缘化成牺牲品。

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套娃里左右横跳，按照一种特定的“命运”循规蹈矩。

有人恃宠而骄，有人敢怒不敢言。

但等到出现了主角姐姐这个“反抗者”，打破了原本的“和谐”。

所有习惯于把灵魂交给命运的人，全部变成了施暴者。

他们用了一万个理由：家庭、责任、爱……想用这些东西，把姐姐的命运框定在某个他们认为合理的框架里。

唯独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试图站在姐姐的角度思考问题。

哪怕姑姑对于主角姐姐正在遭遇的这一切，有那么多感同身受。

她究竟想干什么？

她如何定义她自己？

她又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

总不能因为她是小辈和女性，所以就要接受这种牺牲自己的“认命”吧。

我不完全否定姐姐去抚养自己弟弟这件事。

但不把话说死的前提是“一切基于当事人自觉自愿”。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一段看似和本电影无关的法律知识，放在文章开头的原因。

要不要放弃考研养弟弟，不在于“血浓于水”的亲情羁绊。

同样不在于“当不当扶弟魔”的道德包袱，更和法律无关。

只在于姐姐本人想不想养和能不能养。

养了，或许就可以用“无私奉献是一种天赋”概括。

不养，那就是基于现状，自己还想不想坚持梦想、有没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弟弟，跟着姐姐和去一个条件更好的家庭，哪个更适合自己和弟弟……这些以姐姐的视角去分析的东西，才是处理姐弟关系的关键。

在《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前一个半小时，虽然中间有些车轱辘话拖了节奏。

姐姐在“是否抚养弟弟”的问题上，也是来回烙烧饼。

但始终还能贴着我前面说的这些“反宿命论”去讲故事。

如果一部电影商业能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真的去让大家引发一些真实的社会思考。

至少主创团队用心了，我可以给他一个7.5以上的评分。

作为一个有姐姐的弟弟，它的有些观点，确实让我很受用。

但剧情来到收尾环节，一切好感戛然而止，剧情突然就变成了一碗白水。

没错，最后半个小时，在我眼中其实是垮掉的。

一方面，和我个人希望姐姐能不受羁绊安心追梦有关。

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电影为了一个happy ending强行拔高了角色的三观。

前一秒还是熊孩子的弟弟，后一秒就决定把自己送出去。

而为坚持梦想不惜和世界为敌的姐姐，却一夜之间就接受了弟弟。

甚至还特别加戏的让姐姐来了段坟头独白。

一个从小不受重视、长大脱离家庭、差点被全世界当工具人的姐姐。

突然就“感谢苦难”去了。

最后再来一个有点拉偏架的所谓“开放式结局”。

不是不能这么演，可一切都太突兀了，人物和故事的割裂感过于强烈。

明明只要在前面任意一个准备送走弟弟的情节留白刹车上片尾。

就有可能突破“探索人性上限”的大气层，变成神作。

几个硬续的转折，让电影又摔到了拿“重男轻女”和“性别对立”引战撕x。

顺便让观众压抑到呼吸困难的地下十八层。

害，反正我是搞不懂编剧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也许，大团圆的结局更好过审，或者编剧想强调亲情无价吧。

看到这里，血压又上来了。

电影看完，剩下的篇幅上点私货情感上我是非常反感“重男轻女”思想的。

这种封建老棺材瓤子观念，就应该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冒臭气。

可话说回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天下大同的世界。

但有些沉淀上千年的积弊，也确实没法一蹴而就。

无论对女性或者男性，歧视、对立、冲突、误解很难马上消除。

那么在一个有些瑕疵的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首先端正自己。

我们可能是一个丈夫或者妻子、父亲或者母亲、学生或者职工……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任意一个角色。

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我首先是“我”。

是一个除了法律之外，别人不应该过份干涉的自由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力，在法律的框架里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一切。

就像《我的姐姐》中的姐姐一样，只要愿意承担选择带来的结果。

那么，这种不受干涉去选择的权力，就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每一个男孩、女孩、父母、姐弟、对了还有那些准备生娃要二胎的准爸妈们去好好琢磨琢磨。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有点意思，或者也希望能够早日摆脱那些无聊的束缚，那就点个赞，让更多的人给你更多的力量。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拜了个拜。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阿翟

如果姐姐丢下弟弟走了，电影将迅速沦为另一种“爽剧”，如同《消失的爱人》那样，为了标榜女性的独立而标榜，设计一出让人爽快的仇男大戏。

事实是，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女性也会承受自我愧责的压力。

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连现实是怎么运作，为什么这么运作，以及作为个体，能为改变它起到多少作用都不清楚，会活得很艰难。

所谓“爽剧”，是为部分观众量身定做，来实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

无论是甜宠，还是耽美，说白了都是为在生活中遭受不公的女性观众特意设计的。

那些都是商品，并不是为女性走上独立之路助力，而是让她们继续生活在幻觉中。

这些女性仅仅是被收割的韭菜罢了，然后还给片方爸爸道一声感谢。

近年来“大女主”的影视剧备受称赞，原因也在于此，它们实际上满足了女性被现实所压抑的欲望。

“爽剧”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爽”情节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性，仅能起到替代的作用。

因此，“爽剧”从来都不会是现实；它是另一道迷幻药剂。

如果《我的姐姐》中的姐姐丢下弟弟走了，那确属“爽剧”无疑，能够迷惑大批女性观众。

但这绝对不会是现实，现实世界里的姐姐只会留下。

《我的姐姐》的结尾是唯一可能的结尾，遵循现实的逻辑。

只有看见现实如何运作，我们才能行动，不是吗？

而不是在假象中自我安慰。

《我的姐姐》展示了现实，而没有提供价值观，于是招惹了粉红女权的恨意。

所谓“中特拳”难道不是自慰器？

那就跟举报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幻觉罢了。

“打拳”为她们补偿了在这个权力稀缺的社会丧失的潜在权力。

因此她们只敢在网络上打，那些小拳拳永远都碰不上领袖。

我的姐姐——家庭是我们一生的羁绊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走过计划生育时代，又走向了二胎时代，家庭的结构似乎在不断变化，可变化的可能仅仅是结构，家庭所蕴含的道德的感情的内里却是一直延承下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代人可能有的是幸福的，有的是不甚幸福的，但我们却共有一种来自家庭的拧巴感，这种拧巴带来了诸多的困境，这种困境将会伴随我们一生，家庭才是我们一生的羁绊。

1.家庭的困境影片似乎在探讨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之外，还试图将很多家庭共性的问题拿出来探讨，虽然并没能深入透彻，但也算是抛出了问题给我们思考，影片中每一个家庭都是正好应了那句俗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家家都有一个拧巴的故事。

1）离异家庭片中安然的舅舅是非常不靠谱的，肖央演活了这个市侩的油腻的势力的游手好闲的吊儿郎当的中年男人。

但抛却他的所作所为，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离异家庭的群体，自己有着深爱的女儿，但女儿却与他形同陌路。

他看似沉溺麻将娱乐人生，实际上内心又有着自己的柔软之处，每月定期去扫墓，嘴上说着不要却依旧在帮扶安然姐弟俩，时时念叨着要拍女儿的相机，这都是他的柔软之处。

正像是他代表的离异群体，一面过着自己乏善可陈的生活，一面眷恋着自己的儿女，一面思索着自己的后半生，一面幻想着儿女的未来路。

终了只能用外表的游手好闲来伪装自己的内心的空虚和无力。

2）大病家庭安然的姑妈所代表的是家中有大病或者慢性病病人的家庭，姑妈本人也像极了无数中国女人的形象，善良坚韧更多的是默默忍受和承担。

丈夫身有大病，自己还有一双儿女，与此同时弟弟夫妻去世，又得操心弟弟家的儿女，每日不仅需要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费尽心思的去付出自己的善良，正像片中安然所说“姑妈你是一个好人，但好人不一定做的是好事。

”她有时看似泼辣，实则是刀子嘴豆腐心，她看似能将一切兼顾，实则是完完全全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她所代表的大病家庭的健康者，一面要顾及家里的病人，一面又要维持整个家庭的平衡，一面要让家里每个人的生命完整，一面又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最终还是选择隐忍和承担，偶尔回想起年轻时所学的俄语絮絮轻语。

3）二胎家庭女主角安然和弟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二胎家庭，大孩子在近乎成年之际又获得了一段新的极其亲密却又极其陌生的亲情。

这种亲情需要不断的退让和付出，而且永远无法逃离。

每一个年龄差巨大的二胎家庭的哥哥和姐姐都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可能会失去原本该有的宠爱，失去原本该有的自我，他们不仅要承担自己的生活，甚至还要承担弟弟妹妹的生活，家庭的压力深深的压来。

这样的二胎家庭的长子/女，一方面要活出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不能称为弟弟妹妹成长的阴影，一方面想要摆脱这种年龄差带来的代沟，一方面又要像第二个父母一样面对弟弟妹妹。

这种压力最终会影响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选择和判断，陷入一个难以抉择的怪圈。

4）独生家庭片中安然的男友就是独生家庭，虽然影片整体着墨不多，但所展现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

男友迟迟没有告诉父母要去北京上学的事情，就足以说明他在独生家庭中的困境，每做一个选择都是困难的，走的每一步有时都是被精心规划好的，很多独生家庭大多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对唯一的孩子有着更高的期盼，可这种期盼也最终会变成一座山压在每一个独生子女的身上，是动力也是压力。

独生子女们一方面想要闯出自己的人生，一方面又要考虑家庭的规划，一方面内心渴求反叛与自由，一方面又要完完整整的维持这个家庭的秩序。

每做任何一个选择都要深思熟虑，难有痛快恣意的选择。

2.女性的困境这部电影在探讨家庭之余还探讨了关于女性的困境，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下，女性在很多时候都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而这些付出在很多时候都是对女性的一种困境，尤其是家庭对女性带来的困境，难以挣脱。

1）重男轻女的困境首先是安然，父母为了生下一个儿子宁愿将自己的女儿上报为残疾人，一心将自己的爱和支持给了儿子，女儿甚至都很少得到一句赞美的话。

其次是姑妈，本有机会去大学读俄语的她因为弟弟考上了大专而放弃了学业，本来在国外工作的她却因为弟弟的需要而被迫回国，被要求服务于自己的弟弟，服务于自己的家庭。

还有在医院的家庭，有了两个女儿却冒着失去妻子的风险而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儿子。

重男轻女思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根深蒂固一直以来都是女性的困境，而影片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性别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要拿人当人，男人女人都无非是一个人字，我们无法奢求这样的思想会很快消除，但我衷心的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被完全摒弃。

2）自我价值的困境影片中，安然早早的学会独立，自己赚取生活费学费，渴望考上北京的研究生，都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她又要面对父母的离世，需要照顾的年幼的弟弟，自我价值被横在面前的家庭困难拦腰斩断，这注定是一场无法有结果的努力，自我也只能在家庭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安然的姑妈也是如此，放弃自己的俄语学业国外工厂工作，成为一个所谓的优秀家庭主妇，在家庭的困局中无法挣脱。

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在现实中一定是远比男性困难的，她们要面对更多的要求，她们被要求做到极致，才能勉强达到男性的标准，另一方面她们又需要维持传统道德中女性的优秀品质，并且随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局。

一个女性成为所谓独立女性需要有很多的前提，而一个男性的独立仅仅是成为一个人。

自我价值从来都不在于成就些什么，而在于能够真正的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3.反叛与顺从其实影片的结局多少是开放性的，一度让我想起了《天才少女》中关于孩子抚养的探讨。

但无论如何，本片女主角安然在反叛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顺从，从一开始的放弃弟弟，到最后自己和自己和解都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注定是一个无法走出的迷宫，只能在反叛和顺从中不断周旋。

她反叛于自己的命运，反叛于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和姑妈争执，和舅舅争吵，都是她对于家庭所带来的伤害的反叛，同时，她也顺从了自己的不备怜爱的命运，顺从于自己世上仅存的亲情关系，了解姑妈几乎相同的曾经，视舅舅如父亲一般，这也都是她对家庭的妥协和顺从。

我无意去揣摩最后姐姐弟弟的生活到底如何，影片或许在这里可以戛然而止，但是实际上不论结局如何，终其一生，安然对于家庭和命运的反叛和顺从还将不断矛盾的交错的进行着。

4.没有错者的错误这部电影表达是一场错误，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说是错误的，每个人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每个人也都是可以责备的。

姑妈没错，她也有家庭要照顾，但又不忍心将弟弟送人，舅舅没错，他内心的创伤和空虚更需要填补，他的责任需要不断被人提醒，姐姐没错，她只是想要自己的人生，想要得到那么一声肯定，弟弟当然也没错，他只是想要爸爸妈妈，只是想要一个家。

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家庭的困境，没有人真正有错，但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做错过什么，才让我们的家庭拧巴成一种困境，或许每个人都需要反思，每一个人都需要或多或少改变些什么。

5.愿爱无忧她拼命学习也无法逃离重男轻女的束缚，奋身向上游也会沉溺在家庭的深水；家境优越的男友，游手好闲的舅舅，同样困难的姑妈，天真顽皮的弟弟，拧巴着裹挟着她；不用底座的套娃也能契合，碎裂的关系终会愈合，扎破足球却不能扎破姐姐二字；她是女儿，是姐姐，是女性，更是自己；她需要家庭，需要爱与被爱，更需要自己的人生。

家庭是我们一生的羁绊，愿每个家庭少些难念的经，愿每个女性都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愿少些羁绊，愿爱无忧。

我是家中独子，又是爷爷的长孙，重男轻女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就像是饥荒和种族歧视，常常听说，也明知存在，却从来只停留于字面，未曾体会过亲身遭遇时的感受——委屈、愤懑、凄苦、不甘——这就是我坐在影院观看这部电影时的心情。

感谢导演殷若昕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体验许多身边人的日常，而能把这样的题材搬上大银幕，去唤醒社会的认知，我相信对编导心怀感激的，远不止我一人。

但遗憾的是，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准却配不上它的社会价值。

新导演不善于做减法的通病，让叙事显得黏腻拖沓，闲笔过多，煽情过猛，弟弟超越年龄的言行也显得生硬失真。

前半段的处理干净利落，但随着这些问题在后半段逐一暴露，我慢慢涌起一个不好的预感，该不会最终还是要妥协吧？

果然如此，不幸料中。

编剧自我感动式的结局令前功尽弃，如果最后要落回传统家庭观的窠臼，那之前的大声疾呼意义何在？

这不是角色的妥协，而是幕后创作者的妥协，他们掀起的这次女性启蒙令人钦佩，但对于结局的处理却暴露了他们的暧昧和胆怯。

如果这是基于市场考量的选择，则更会令人失望。

我多么希望张子枫饰演的姐姐能够一刚到底，走得义无反顾，潇洒决绝，为每一个曾受过冷眼的女孩竖起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五个大字：为自己而活。

如果是那样的结局，我一定拍手叫好。

当电影从一起车祸开始，到家族成员聚在一起讨论弟弟的养育归属，导演试图以隐藏的第二视角带我进入故事，手持加上“暧昧”的剪辑，摄影机在场的意味很明确，作为观众，我仿佛是女主角安然亲戚中的一人，仿佛是弟弟，是一位注视着安然处境的沉默者。

片名《我的姐姐》中的“我”也带有很强的指向：观众被允许代入“弟弟”的视角进入故事。

以“弟弟”（或者片名中“我”）的视角来观看，整部电影像是身为男性的弟弟/观众对姐姐处境的体会和反省，从立意上便会被拔高很多，不过考虑创作者是两位优秀女性，这样推断立意存在可疑之处，因为它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导演殷若昕要想建立一种男性凝视，需要其本人有极强的创作者意识（从情感里完全抽离），被干扰时，她要自我觉察，在视听技巧上做到始终理性。

观看中，我觉得影片并不是始终理性的。

随着姐弟的互动越来越多，摄影机逐渐从理性中抽了出来，有时它是第一视角，导演自己仿佛要附身在安然身上了，（代入了怜悯），有时又混杂着第三视角以完善剧情。

随着故事推进，影片越来越忙于捕捉情感细节，越来越流露出（创作者的）同情，煽情音乐被重点使用，视听系统变得感性，那种前半段由理性带来的批判力则越来越微弱。

当然，观赏影片并非只有这一种视角，创作者未交待片名中的“我”究竟是谁，或许它不重要，或许观众不同，关于“我”的理解也有千面。

我进行了各种尝试，无论用什么样的叙事视角梳理，都会遇到同样问题：影片的视角并不稳定，技巧上也不系统。

这大概是很多人批评影片前后割裂的缘由。

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不只是导演的锅。

它是一部被剧本过度“绑架”的电影。

影片越往后，导演越依赖煽情。

作为一部议题电影，议题核心在前半段已被交待完毕，编剧没有更深认知（或者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故事的张力，而选择了依靠情感和情绪营造冲突。

从剧本来看，情节呈现了姐姐安然的两个面向：身为姐姐的不公遭遇。

这几乎是激烈事件的堆砌，它包括了“姑父偷看侄女洗澡”，“父母更改女儿高考志愿”等 社会新闻细节，编剧“收割”了不少新闻素材，并把它放置在了安然身上。

安然追求个人独立的努力。

它可能融合了不同的人的生活素材，包括安然和男友、姑妈、舅舅、弟弟、表姐妹之间相处的细节。

为了刻画这个追求自由又遭遇性别困境的人物，剧本把很多冲突放置在这彼此支撑和对立的两个面向中。

在观看时，它们不断让我提出质疑：这样设置安然的困境，是否有助于我更深地理解现实？

安然追求自由的姿态让我信服吗？

我的观感是：整个故事像媒体人撰写的一篇非虚构报道，安然是喻体和符号，她可以唤起不同观众心中无数个姐姐的案例，让伊们深有感触，并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但这位叫安然的姐姐本人没有那么鲜活（真正鲜活的，是观众自己的姐姐）。

首先，用素材拼接创作，很容易留下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疤痕”。

比如作为护士的安然，面对医生的嘲讽进行反抗，但是剧本又特意交待，护理专业的高考志愿只是父亲强加的意志，安然则更希望辞掉护士工作。

于是我很关心创作者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呈现出的是情绪上的勇士，行动上的逃兵？

其次，自由和亲情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吗？

疑问背后隐藏的真正问题是，创作者认为，安然的困境是源自亲情的绑架，还是社会结构？

它还附加了另一个问题，创作者认为，文学的反抗是争取权利还是挣脱逃离？

如果创作者没有一定认识（或者被审查删改），安然所想要的独立很可能沦为意志不成熟的离家出走式叛逆，一种少数男性为嘲笑女性所挖掘的陷阱（他们认为她们无法做到理智），而不是追求真正的精神自由和反抗。

新闻采集是在人身上找到事件，引起大众对人的关注，而电影不是。

电影需要把虚构的人和事，塑造成一个“活着”的人、一件“发生”的事，并做到让观众相信。

新闻引起对问题的共鸣，艺术创作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影片原本可以使用更富有挑战的技巧。

比如把强加在安然身上的重担，恰当分配给配角，让配角更立体，不那么工具化。

有现成的三个人物可选：幼儿园的女老师；和安然形成对照的姑妈女儿；和安然形成另一种观照的舅舅女儿。

然后再好好设计配角的完整性：姑妈和舅舅是两个最大的工具人，尤其舅舅需要更多自己的生活；弟弟不能跟随编剧的意志讲话，《相爱相亲》里的姥姥讲“我不要你了”，有一辈子的记忆帮她撑底，但弟弟这么讲的合理性在哪里；有官方的判定，有心脏药物，同时又有从弟弟口中得知的喝酒谜题，肇事司机的道德面目仍是欠缺交待的；既然想让弟弟完全摆脱原生家庭，让姐弟永远不要相见，这个富足的领养家庭竟没有拒绝那一半的卖房钱（藕丝般的羁绊和隐患），为什么？

……到了后半段，逻辑拼接留下的缝隙逐渐显现，煽情的音乐和情绪岌岌可危地支撑着我的耐心。

影片视角的不稳定、视听的不系统，说明了创作的软弱（肯定被外界影响了），审查想要抹除《我的姐姐》的反抗性变得毫不费力：1、不质疑案件的判决，摘除官家责任（肇事司机面目无法做到清晰），也不对计划生育进行任何反思探讨（缺少时代背书，父母的动机浮光掠影）；2、把结局改成一个开放结局，突出亲情感人美好的东西。

在首映现场，导演和编剧分享了设计开放结局的想法：姐姐的命运是在“套娃”那里埋下了伏笔，故事到了那里也算结束了。

套娃没有了底座，代表了大家的命运不用被套在一起，姐姐的未来会有跟姑妈更不一样的选择。

坊间传言，电影结局原本不是如此设计。

但所有人物都在这个开放结局里模糊了起来：母亲（携父亲）和姐姐在回忆里和解；被妻子抛弃的舅舅成了姐姐心中最像父亲的样子；丈夫卧病的姑妈有自己年轻时的传说；软弱的男友原来这么体贴她的心意；娇生惯养的弟弟莫名如此懂事。

男朋友曾复述母亲的话说，人如果不够强大，就不要撕破脸（大致意思）。

谁都没想到，这句话成了电影的现状。

或许她们谁都不想得罪，也或许在审查之下，她们被要求放弃最后一点点反抗。

只有逃离是始终被允许的。

可是真的能逃离吗？

虽然套娃失去了底座，细节和视听技巧却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套娃终究还是套娃。

电影认真讲述了姑妈的过去，她去了比北京更远的莫斯科，摄影机用饱满的感情，描画姑妈的“背影”，而镜头一转，姐弟之间的快乐互动，指向一种残酷的现实：在性别困境面前，是去是留都是代价，创作者并没真的给姐姐什么选择。

因为，艺术的反抗性不能只被理解为用脚投票，亲情更不是平权的真正敌人。

本文来自个人公众号“E本笔记”，欢迎关注讨论

《我的姐姐》如题，讲述的是关于姐弟的亲情故事。

但不仅仅是关于姐弟，它讲述的更是万万千千女性在当下的困局。

一直想要男孩的父母在安然（张子枫饰）上大学时生下了弟弟安子恒（金遥源饰），姐姐与家人关系不好，和弟弟更是陌生。

然而，一场车祸带走了父母，姐姐被迫面临着弟弟的抚养问题和自身未来人生发展的矛盾······走进电影院前，我内心祈祷：千万不要一番波折之后让女主被感化决定抚养弟弟！

某种程度上，怕什么来什么。

电影开始，我压抑沉重，心有戚戚；看到一半渐渐开朗，露出微笑；谁知道接下来剧情急转直下，表情渐渐凝重，最后四十分钟坐立难安，连连叹气。

它本来可以是《82年的金智英》、《俗女养成记》，可是最后却变成了《娘道》。

六分给表达的勇气和前半部分的铺陈，给子枫妹妹和小弟弟的演技，给配乐和摄影。

下面慢慢梳理。

一、姐弟先夸。

电影虽然主要聚焦安然和安子恒这对姐弟，但却以他们为中心，横向辐射整个社会，纵向触及几代女性。

电影以小见大，用不动声色却压抑不适的点滴日常，一点一点将那张笼罩包围女性的隐形大网揭露开来，并以情绪的迸发和滴滴泣血的质问将这张网撕碎。

电影一开始，是安然父母的车祸和葬礼。

主要人物挨个出场：父母辈，父亲的姐姐安蓉蓉（朱媛媛饰，安然姑妈）、母亲的弟弟武东风（肖央饰，安然舅舅）；子女辈，安蓉蓉的一双儿女、安然的弟弟安子恒。

数数，到这为止，已经出现了几对姐弟？

可以说，电影里出现的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是“姐弟”。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中，“姐弟”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自古以来就有“长姐如母”的说法，在我们所阅读的古典著作中，不乏担当起类似母亲职责的姐姐、抑或长嫂的角色。

如《红楼梦》中的贾元春，宝玉幼时就是由她教养，堪称长姐典范。

姐姐们需要知礼懂事，不仅要完成作为女子所必须的自身修养，还需要照顾弟弟、体贴家人。

出嫁以后，便从侍奉父母变为侍奉丈夫公婆，从照顾弟弟到教养自己的儿女。

某种意义上，传统姐弟的相处模式，几乎是女子未来生育的提前预演。

当下，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主义”、“女性困境”成为了当下社会持续争论的话题。

许多陈腐的、杀人不见血的观念在当下获得了重新审视和批判。

《我的姐姐》就是致力于从女子视角，展现社会对女性无形围杀的作品。

弟弟才六岁，而安然也仅仅二十出头。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由她来抚养弟弟，她自己未来的人生就没有了盼头。

她本来就与家人亲情淡薄，又一直抱着考研去北京、脱离小城镇的梦想，可是当面临弟弟的抚养难题时，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她的角度为她考虑，所有人都在指责她、辱骂她、命令她。

电影将这种密不透风又无处不在的围剿呈现在日常的点滴和对话中，一字一句都是耳熟能详又如鲠在喉的：“弟弟做错了什么”、“你家将来还要靠弟弟撑起门户”、“女孩子就应该离家近些、早点挣钱”、“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为了要男孩，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为了要男孩，不顾妻子脆弱的身体；为了要男孩，不惜让女儿装成一个残疾人。

电影中通过性别和代际的对比，展现了传统观念和新观念、男女性别之间的明显差异。

舅舅和弟弟是明显的男性代表，尤其是舅舅。

作为被溺爱的弟弟，他们成长得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弟弟会对姐姐大喊“爸爸说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舅舅则完全成长成了一个不负责任、游手好闲的痞子赌棍。

（这是指被溺爱的后果，不是说男性都这样）

姑妈是最典型的传统女性代表：她年轻时就对弟弟处处退让，母亲偷偷给弟弟吃好吃的，她也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她考上了西师的俄语系，弟弟考上了中专，家里只能供一个，他们选择了弟弟；年轻时她本打算去俄国经商，可是弟弟新添了个女儿，一个电话，她只能放下梦想回国帮忙带孩子；家里的一套学区房，也是她主动放弃继承权，让给了弟弟。

用她的一句话就是：我生下来就是姐姐，也永远都是。

而下一代的女性则截然不同。

姑妈的女儿看不惯母亲一贯的忍让和奉献，怒其不争地说“你不命苦谁命苦”；安然更是一个叛逆的代表：她的一切都是反传统女性形象的，短发、凶悍的脾气、对家人的远离和对弟弟的冷淡。

我本以为，这样的安然，是被塑造出来作为一个全新的、叛逆的、或许并不为某些人喜爱但却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可是这个本来鲜活独特的形象，却在电影最后模棱两可的叙事中被模糊了。

二、自我救赎、互相救赎电影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女性的自我救赎和互相救赎。

自我救赎，抑或称为自我解放，主要体现在安然身上。

电影中有一段充满隐喻和美感的梦境。

在梦中，小安然和父母一起去游泳，父母为她买了冰棒，她正吃时，父母却骑着自行车远去。

小安然只好一直追，一直追，父母终于停下来向她招手，可是一晃眼，父母不见了，只剩下她一人。

画面一转，成年安然站在泳池边，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父母和小安然在泳池里嬉戏，小安然从水里抬头，本来在身边的父母却突然出现在泳池边缘，沉默地瞪着她。

随后小安然惊恐地溺水，安然跳下泳池，前去搭救小安然，然而自己却也溺水。

追赶、遗弃、敌意、溺水、自救。

这些就是提炼出的梦境的隐喻。

因为父母对男孩的向往，小安然从小缺乏安全感，总是害怕被遗弃、被父母敌视；她努力生活，也是为了能获得父母的认可称赞，她的潜意识里总在追逐、乞求父母的关爱；小安然因为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饱受挫折，大安然想去用自身的力量拯救她，却也不由得陷入困境。

原生家庭所给予的伤痕，是根深蒂固的，需要一生去治愈和逃离。

互相救赎，抑或称为彼此理解，主要由姑妈承担。

姑妈这个角色，是电影最出彩的。

她的角色形象最为饱满立体，人物弧光最为完美。

她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汲汲营营，有时也爱贪小便宜；温顺勤劳，面对伤害家人的人也会瞬间化身泼妇大吵大闹。

开着小店，住着逼仄的小楼，照看重病的丈夫，拉扯一双儿女，一辈子没享受过什么福气，和侄女吵架把她气走后还要把她留下的咖啡倒进保温杯带走。

总是在让步，总是在奉献，总是在包揽，总是在付出，像一头温顺的牛。

可敬，也可悲。

让人崇敬，也使人怜悯。

好心未必就能办好事。

她帮忙照顾的侄女在她看不到的地方被表哥当成练拳沙包、被姑父偷看洗澡。

让步和牺牲无法带来真正的和永久的圆满，只能让痛苦拉长战线；心结和愤懑无法因为让步被避免，只能不断延长、代代传递，最后扭成一个解不开的结。

她主动把学区房的继承权让渡给弟弟，但自己一家却只能挤在狭小的阁楼间里。

女儿工作后暂时搬到学区房借助，但也是寄人篱下，真正的房主轻飘飘一声，也只能搬离。

这种付出和牺牲的后果是由她的家人一同承担的，而她的子女们，显然无法像她一样无私。

因此表姐和安然因为搬家的事大吵一架，还彼此动了手。

这又落得了哪门子清净？

从小就是替补，是备胎，是垫脚石；一开始是姐姐，后来是妻子、母亲；人生和青春被瓜分，没有自我。

习惯根深蒂固，成为处事原则、条件反射，本来扭曲的、不公的，竟然成了理所应当，甚至还以此绑架下一代人。

最后她终于醒悟：俄罗斯套娃，不一定都要放在一个套子里（形形色色的女性，没必要都按照一条路子走下去）。

抚摸着代表年轻时梦想的俄罗斯套娃，她喃喃地念着还依稀记得的俄语单词，遗憾和释然在她岁月蹉磨已经不再年轻的脸上绽放，这一刻，她放开了侄女，也放过了自己。

然而就在这一刻开始，电影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剧情发生了大扭转，啪地一下离开了原来的轨道。

本以为被分开的俄罗斯套娃，居然最后还是被塞进了一个套子里。

电影后半部分，描写姐弟亲情的片段大幅度增加，基调改变，如果说前边是沉重灰暗的社会纪实片，那么后面就是色调明快温暖的公益亲情电影；如果说前面的情节是噩梦，那么后面的情节堪称童话。

最可笑的是，通往童话故事，居然还要以男性（弟弟）的自觉让步作为前提。

三、严重分裂，狗尾续貂不是说不能拍姐弟亲情，只是实在呈现过多、痕迹过重。

一个六岁的男孩，正是无法无天狗见狗嫌的年纪，前半部分他的吵闹和胡来承担了极大部分的“笑点”，后半部分则画风突变，变得无比懂事，承包了大部分“泪点”。

当那些老气横秋无比刻意的话语从一个六岁的孩子口中说出，实在令人难以共情。

不是说女主角不能被亲情打动，只是这本该是抉择，而不是义务。

仿佛是惧怕舆论，不愿意让姐姐真的成为一个“坏人”：明明前期已经把姐姐的难处一一铺陈，后期却让姐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最后还是“懂事”的弟弟自己联系了想要领养他的家庭，主动放姐姐离开。

怎么？

女性想要自由就只能靠男性良心发现吗？

前面已经说了，如果弟弟一开始就是一个懂事早熟的孩子，或许这还符合逻辑，但是他明明是个不成熟的、被惯坏的小霸王，他凭什么这么做？

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突变，在情节衔接上，或许是因为承担了舒缓观众情绪和挽救观众缘的作用，电影的后半部分情节内涵明显疏松下来，比不得上半部分输出缜密。

就连台词，也变得东一榔头西一锤，片段和片段之间的连接更是拼凑得随意，似乎改变一些顺序也无伤大雅。

又要用弟弟被惯坏的骄纵暗示重男轻女的影响，又要用他的早熟懂事来感化“心硬”的姐姐；又要用安然的叛逆表现对旧观念的推翻，又要用她的心软挽留住大部分的观众缘。

既然已经选择了扯下遮羞布，为什么最后还要虚情假意地握手言和？

自个不觉得分裂吗？

电影上映以来对结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导演在首映上也被迫作了几次回应：电影是开放式结局。

我只觉得受到了欺骗。

在我心里，电影的结局是这样的：安然和姑妈彼此敞开心扉，获得了姑妈的理解和支持，姑妈向领养家庭解释了之前的误会，弟弟获得了优渥完整的家庭，安然释然地、卸下重负地、面带微笑地骑着车，在风中离开座椅微微站立，让风吹过脸颊和鬓边，呼吸自由和理解的空气。

全片终。

虽然这也是“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样的童话式ending，在最美满的时候戛然而止。

真正的现实是，即便王子公主结了婚也需要面临柴米油盐，而安然即便离开了弟弟、前往了北京，作为女性的她也要面临着工作、结婚、生子等诸多前辈遇到过的难题（电影在男朋友剧情线已经隐晦涉及）。

生活未必，不，是一定不会总是自由而顺利。

但是只要这样就足够了。

在这个充满了绑架和指责的社会，只需要再多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离经叛道，就能为万千女性多挣开那么一点点的生存空间。

这难道不正是各位主创想要做的事吗？

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