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迪潘

众生皆苦，何以为家 《流浪的潘迪》2015年金棕榈最佳影片，当时还想不明白为什么这部影片会力压《刺客聂隐娘》夺魁，现在看完这部影片后，或许能够服气。

这部影片故事通顺流畅，又抓住了法国包括整个欧洲的命门热点——战争难民，加上其他影片较以往戛纳电影都略显平庸，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潘迪》在这一届平庸的戛纳似乎理所当然的胜出了。

这部影片并没有刻意的渲染压抑悲伤的格调，甚至还有一点温情的氛围，但是这却是我看过的最让我感到压抑的电影之一，那种感同身受的压抑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男主人公是斯里兰卡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女主和小女孩是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难民，三个人为了得到政治庇护假装组成了假的家庭，尽管破绽重重，但办理手续的公职人员还是见怪不怪的默许了他们的谎言，仿佛在这个大地上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他们终于辗转颠簸到了法国，这个离家万里的地方，成为了难民寄居在法国。

对在法国贫民区的三人的各方面不惜笔墨的刻画，表现，是这部电影最让人难受的地方，流离失所，远渡他乡的无所适从，无法融入，被当做异类排挤的自卑以及战争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心理创伤，都在影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整个中东难民在欧洲寄人篱下的缩影，也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

如果没有战乱，哪怕有一点点的希望，谁愿意离开故土，谁愿意来到异国他乡，寄人篱下，受尽白眼和屈辱，人们都看到了难民疯了一般的涌入欧洲，但是谁又能看到难民潮背后的无奈与辛酸。

纵使电影刻意地减少这些负面的表现手法，纵使他们一家人再怎么其乐融融，我还是能窥见他们心中的悲哀与痛苦，那是时间无法冲淡，笑容无法掩盖的悲哀，最让人难受的是这些事情真实存在，甚至比电影中刻画的要悲哀数十倍，这让我想到了《1942》中河南逃荒难民的那种绝望，那种让人无力的悲哀，这是导演再怎么刻意美化，刻意掩饰，都无法抹去的，人类的共情能力尤其是对悲剧的共情，是难以想象的强大。

再回到影片，与《小偷家族》家庭结构类似的组建家庭，本就应该是各取所需，毫无感情可言的，但是与众多母爱泛滥的电影不同，这部电影先动情的竟然是男主，这个杀人不眨眼，对烧毁几座学校觉得不值一提的军队机器。

事实证明，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其实是军人，最容易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也还是军人，他也曾有过美好的家庭，但是他的家庭却在战火中支离破碎，而造成这一切的，在男主看来，是他一手造成的，失去了才愈加珍惜，所以当他死里逃生的时候，当他再一次有机会得到家庭的时候，他想好好守护家庭，他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政治信仰，老子只想好好活着，所以当军队再次找到他希望卷土重来的时候，昔日狂热的战争分子的他拒绝了，所以当黑帮的存在威胁到他的家人时，他选择了与黑帮决斗来守护自己的家。

结尾突然的黑帮决斗让整个电影到达了所谓的高潮也在教父式的开头中戛然而止，或许说，整部电影都是性冷谈，在极其理智的视角下让我们感受导演所要表达的东西，最后的戛然而止，或许只是对难民们无尽的苦难的一种理想化的解脱。

战争一旦从潘多拉魔盒中被释放，带来的永远是平民的无尽的苦难，终生皆苦，无数个潘迪都在流浪着，或许也早已倒在了途中，他们是谁的父亲，谁的丈夫，又是谁的儿子？

他们何以为家？

他们只能流浪。

（中东难民问题是欧洲人自食其果，他们挑拨战争，也吃到了战争的恶果，难民把欧洲搞成什么鬼样子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不要再装圣母说什么要收留难民，难道你想让中国的某个城市变成巴黎？

变成柏林那样？

我是同情难民，但是我坚决反对像欧洲那样无条件的收留他们。

） —— 观《流浪的潘迪》有感 2020 3 26 张浅止

“戛纳夏夜，解暑人生”，第三届戛纳获奖影片线上展映。

昨晚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影片《我的国王》的映后嘉宾对谈回放并没有如期与观众见面，但今天，我们在《流浪的迪潘》映后迎来了电影《隐入尘烟》的导演李睿珺和影评人陀螺的直播对谈。

中途虽有网络延迟与卡顿的影响，但导演李睿珺和观众交流了很多，我也尽我所能记了一些，当作今晚参加的一个记录吧。

提到金棕榈，相信每一位影迷都不陌生，它是在欧洲三大电影节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它是影史奖项皇冠上的明珠，承载着每一位电影人的期待与崇敬。

“强大的国际视野，高水准的制作，金棕榈是意外也是情理之中！

”当谈到金棕榈，导演李睿珺这样说。

戛纳的首映礼是最具仪式感的首映礼“那么李睿珺导演是如何看待金棕榈这个奖项的呢？

它在您心目中的地位如何？

”“金棕榈的仪式感是三大中最强的，电影宫的阶梯是一条特别的路，而拾阶而上就是最光辉的高峰。

”对创作者来说，入围已经不错了，而对导演李睿珺而言，在戛纳电影节得奖，最重要还是要看评委。

“如果真的在戛纳获得了金棕榈，只能说是一个额外的幸运和礼物，并不是前进与奋斗的目标。

”反而得了，对很多导演是一种压力，是一种无形的枷锁。

聊完戛纳，转回头再聊聊电影本身，-非常规家庭中的人性挖掘为何成为了表达的共性？

-基于生活！

而“基于人物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生产方式最重要，如果生硬，则割裂”。

“给悲剧性的人物赋予富有希望的结局，这是欧迪亚一贯的。

”影片最后的火拼所运用的长镜头是十分出挑的，导演欧迪亚有意隐藏了对演员面部的捕捉，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部分的完整过程”，而这就是他作品反类型之所在。

“导演欧迪亚的作品《预言者》里也有枪战的镜头，但却明显不同于这部《流浪的迪潘》。

”那么问题来了，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导演该如何把控？

导演需要做的就是调动和鼓励，让演员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进入状态职业演员面对原生态的表现方式，也很容易受挫，感受到不被接纳。

职业演员有自己的工作方法，非职业演员更放松，但不自信（非职业演员需要自信，职业演员需要融入当地生活）。

导演需要做的就是忘掉惯常的习惯，回归原初的感受！

——李睿珺浅谈非职业演员和职业演员的合作题材类型化处理，《流浪的迪潘》比《小偷家族》更类型化，而又介于《小偷家族》与《寄生虫》之间（《寄生虫》，典型的类型化电影）。

相较欧迪亚导演的其他作品，《流浪的迪潘》在他的导演生涯中并不是最类型化的一部作品。

像他之前的作品，更多融入了毒贩、黑帮、监狱等诸多元素，基于城市里的不同阶层，像这种题材的电影，很易类型化嫁接。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加上类型化的处理之后能够更容易突破国界和语境。

“我也有过想法去尝试，但更多考虑题材合不合适。

” 李睿珺这样说。

影片可以从两个符号和一个转折来剖析。

两个符号分别是大象和手枪，而转折恰恰处于影片放到一半时，大象也分别在男主角到法国和男主角下杀心的时候分别出现。

这让整个片子的结构显得非常工整。

大象影片里用女主祈祷的场景来表达大象这个意象的含义：象神。

神在欠文明社会一直都是人们用来对抗现实世界的随机、混乱和痛苦的唯一办法，同时，神也是绝对的、上位的、超越的存在。

人类只能用蝼蚁般的态度来面对神，这也导致了神的至高无上的不可思辨性：无论我的命令是什么，无论我说的是什么，那都是真理本身。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象神就像指挥亚伯拉罕屠杀自己儿子的上帝一样，是一种无可反驳的、不讲道理的至高存在。

理解了这一点后，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象神在影片出现两次的作用：第一次出现，代表着男主还没有被文明世界感化，依然保留着斯里兰卡战争时的野蛮和坚定信念——这里的野蛮和坚定信念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指男主内心对于战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绝对信任：就像相信象神一样，我的杀戮，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我的绝对信仰。

而第二次出现，是在男主陷入帮派火拼，以及遇到“上校”时。

上校的巴掌让男主陷入了犹豫——这是任何流浪到欧洲的落后国家的人都会面对的挣扎，那就是究竟要彻底对自己的过往进行扬弃，拥抱西方世界的所谓“文明”，还是返回自己的家乡，只当这种“文明”是一种令人颓废的“温柔乡”？

男主陷入了纠结与彷徨。

与此同时，象神再次出现，男主选择了自己的信仰，放弃了所谓的“文明”，再度回到了野蛮。

可以看出，象神的两次出现分别暗示着男主尚未脱离野蛮，和男主重新回归野蛮。

手枪手枪是暴力的典型符号，并且通过每一次扳机的扣动，完成了对每一个人的异化：无论是在斯里兰卡的内战，还是在法国的帮派火拼，每个人都通过手枪把自己的敌人人格化，从而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局面。

但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个人内心真正的痛苦和不可能性根本没办法通过符号化——击碎这样的方式来得到解决，手枪看似提供了一个解决通道，但这个通道最终通向的依然是虚无和缺失的骗局，因为你用手枪杀死的并不是你内心真正的敌人，而是你活生生的同胞，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灵魂。

男主看似在支配手枪，实则在火拼中是在被手枪支配，训练有素的他依然会在杀人后觉得后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和上校的对话里表达了他并不想继续战争了——因为他保有人性，但手枪，暴力的符号却一直困扰着他，遏制着他渴望和平的无意识主体。

虽然最后男主通过女主和孩子保留了良知，得到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但影片所起到的警示依然很多：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象神和手枪，到了张力爆发时，我们又该怎么做？

家乡不是安居之所，被迫离乡背井，忍受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在异乡寄人篱下，勉强度日，这种感受太可怕了，哪哪都不是家，哪哪又能何时能为家。

电影取材现实冷酷，虽然我对那种肤色的人种有天然的排斥，（我知道自己偏见），但是这种地狱模式的人生还是很让人动容。

这对欧洲来说真的是意义大于电影本身了，可惜了同期的卡罗尔和聂隐娘了。

为什么说生命宝贵。

假若发现了火星上有生命存在，且不说这生命是人。

火星上有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错，这世界很多问题根本不必我们个人去思考，欧洲难民在战火和逃离的路上，每天都有生命消失。

但思考，便是死之前可以做的一些事。

在我们构造出的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复杂世界，似乎任何一处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消耗的发力点。

表演各种发疯的神态，做出极致好吃的蛋炒饭，说出很多地道方言的脏话看到所谓的文化，研究一个当时并无实用的数学公式。

当时只是被吸引，而后他死了。

可能是死在逃离的路上或是其他一万种死法之一。

我们在死前做一些事，或是别人已经做过可依之模仿改善的事，或是去走似乎没人走过的路。

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存在过，感受过这个世界的一些。

迪潘从猛虎战士的全队覆灭，到逃离斯里兰卡的求生之路，在法国做一个毒品交易楼的隔壁做看门人时，他爱上了这位一起逃难的假妻子。

爱情，激发出他身体的力量，如同小马哥，在最后的枪战中让观众惊叹。

留得一个暖暖的ending。

既然来到这里，似乎你总得做点什么。

那些why why why，就像抛到了外太空寻找生命的检测器，未必都有回应

新晋金棕榈得主《流浪的迪潘》最好地印证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平庸。

这种平庸所刻画的不仅仅是之前饱受争议的选片质量，同样也针对科恩兄弟领衔的评委会最终所作出的无能选择。

从任何角度看，《流浪的迪潘》无疑都具有一个诱人外壳。

这是一部标准的“电影节”式电影：首先，它有一个表面上极富社会关怀的主题：影片讲述了三个素昧平生的斯里兰卡难民为了寻求政治避难而伪装成一家人，并在巴黎举步维艰地融入新的生活。

另一方面，影片也延续了欧迪亚电影一如既往的类型片元素：从2009年点缀着黑帮元素的《预言者》荣膺戛纳评委会大奖到2012年回归法国情节剧传统的《锈与骨》。

欧迪亚始终娴熟操作着法国最一流的电影工业资源，并试图在俗套的类型传统中切入自己独特视角，通过源源不断向影片灌注社会性的方式体现他的人文关怀。

正是这种借力于“类型片的人文探索”使得欧迪亚作品与法国大量以自然主义美学为纲，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作者电影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相比于包裹在自然光、手持跟拍、无配乐这样朴素视听效果之中，并以此为美学武器而弥漫着浓烈道德气息的后者；同样专注于社会话题的欧迪亚作品反倒有了一层既好看又诗意的外衣，他的影片紧贴现实但却不拘泥于一种非渲染性摄影，传统商业片有的视听语言他也一概比较有节制接受，比如在《流浪的迪潘》中，初到巴黎的迪潘在夜色中带着荧光猫耳朵发箍在街边一个咖啡馆一个咖啡馆兜售小玩具，欧迪亚就使用了一个慢镜头加电子配乐的渲染式场景，让荧光发箍首先在大银幕的黑屏上闪现，再慢慢隐现出迪潘身影，视觉设计上极其新颖让人印象极深。

而欧迪亚扎实编剧团队更是保证了他的影片都有张力十足的剧情或反转，而不是简单让位于一种对现实的“忠实”纪录。

与这种表面上的精良制片相比，《流浪的迪潘》的问题则是隐晦的，也是更深层次的。

或许无法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震动的观影体验最清楚揭开了影片的内在缺陷，即它在表面上触及了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刻画了不幸的第三世界难民；但在本质上影片又显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导演和编剧面对社会写作并把对社会的观察结果编织在一个有人文关怀的故事中。

还不如说这首先是一场背对现实的故事创作，并反过来从现实里寻找相关的社会性元素填塞回剧本本身。

通过这样一道社会性加工程序，影片有了一种假模假样的政治姿态，却无法掩盖其居高临下想象另一个阶层时势必会遭遇贫乏。

而这种贫乏体现在电影里便是对另一种生活缺乏实际经验后陈词滥调式复述。

影片男主人迪潘来自于斯里兰卡泰米尔反政府武装猛虎解放组织。

这个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成立，致力于在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建立泰米尔人的独立国家，并在八、九十年代以游记、刺杀、自杀式爆炸等多重暴力方式暗杀了印度、斯里兰卡多位政要和敌对派人士，使得斯里兰卡陷入内战，并成功攻占下了部分领土。

但本世纪初斯里兰卡政府军的反扑，使得猛虎组织逐渐分崩离析。

到2009年政府军已经收回全部领土，而猛虎组织高层也几乎被扫荡一空。

电影即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猛虎反政府军抵抗到最后的军人，迪潘不仅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也失去了自己可供容身的唯一土地，被迫走上逃亡之旅。

与时下欧洲爆发的叙利亚难民事件相区别，迪潘的军人身份不仅为影片接下来的暴力埋下了伏笔，且由于猛虎解放组织长期被西方诸国定性为恐怖组织，迪潘政治身份也比普通的受战争所殃及而失去家园的难民要来得更为复杂。

不过对于这一复杂前尘往事，导演似乎并不太关心，也着墨不多。

在电影中段，迪潘梦境里以慢镜头形式回放的那只大象，作为一个隐喻似乎就已经代表了一个欧洲中产阶级的作者导演，对南亚世界战乱以及痛苦回忆所能怀有的全部想象。

而影片开场少许几个映衬在椰子树下具有南亚情调的拍摄场景也只是为了交代这三个素不相识“难民”是如何临时拼凑成一家人的：女主人公雅丽妮原本试图逃亡去有其他家庭成员的英国却被迫为了逃出斯里兰卡而从路边随手捡来了孤儿伊莱娅，搭上迪潘三人伪装成护照上已经死去另外一家人而前往法国。

而法国，这个西方大国中对前殖民地最慷慨，也是最饱受移民问题困扰的西方大国才是影片主要故事发生的场所。

相比于本身即有移民背景，且早期作品全部对准北非裔移民在法国生活的另一位法国金棕榈得主柯西胥（《阿黛尔的生活》，2013）。

欧迪亚对这“一家人”移民生活的描写是不痛不痒的，非常局促的。

如果说柯西胥可以深入到移民家庭内部，通过家庭中不同年龄、背景个体在法国社会的角色和姿态去剖析移民族群的传统习俗与心理结构与法国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并从经济、犯罪、情感等多个向度去触摸法国社会正在发生种种现象。

《流浪的迪潘》却构造了一个完全与法国社会隔绝的封闭叙事环境。

除却刚搬到巴黎时贩卖小商品和去移民局寻求政治避难的常见段落。

影片重心全部落在迪潘一家人搬到了巴黎郊区——两幢与毒品交易以及黑帮活动有所瓜葛的住宅区里——帮会风云，这是欧迪亚非常熟悉主题，也回归到了导演标志性暴力元素中。

然而，问题就在于，巴黎郊区真的如欧迪亚所描绘那样吗？

是一个充满着毒品、犯罪和帮派械斗的另一个世界？

显然，欧迪亚对现实描绘是刻板而又简陋。

比如《电影手册》就嘲讽认为，这样一种对巴黎郊区刻画只是不动脑子在复述电视和报纸对巴黎郊区想象。

然而，做出这些新闻报道的中产阶级媒体人都并不真正了解和深入过这些地方。

像《流浪的迪潘》这种表面上带有左翼平权关怀的电影，实际上是在助长老百姓对移民刻板想象，甚至是在帮助极右翼的勒庞阵营拉选票。

在《电影手册》看来，电影“要么是私人的艺术表达，要么是文化产业的产物，后者应该大方承认而不是变着花样想让人相信那些标准产品就是艺术作品”。

而《流浪的迪潘》就是一个不真诚的典型，明明是文化产业可以量化标准产品却总是想方设法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艺术品，甚至堂而皇之去戛纳这样的所谓艺术舞台骗取无上的荣誉。

在郊区，迪潘找到了一份为街道看门、清洁和收信的工作；也为法语不通的“妻子”雅丽妮找到了一份为帮派小头目的残疾叔叔烧饭、打扫的保姆工作；而他们的“女儿”则要在新的学校，学习新的语言，结交新的朋友。

这段剧情分别从三个人的视角平行出发，展现了这个不受血缘所束缚的家庭在融入新社会时各自困境，以及因这种困境所导致的成员之间的疏离、误解和冲突。

相比于已经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忘记过去，远离战场，在法国开始新生活的迪潘。

年轻的雅丽妮却心有不甘，她本可以去英国与其他亲人团聚，开始新的生活，却要在法国学习新的语言，凭白照顾一个女儿，还多了一个硬按在自己头上的中年丈夫。

与迪潘拒绝猛虎组织在海外重新结集的坚决态度相比，雅丽妮不顾政治避难的申请结果企图逃往英国则背负着巨大道德包袱。

毕竟她这一走就会连累另外两个“亲人”的命运。

相比于对这种充满张力家庭关系细腻有余，但却多少有些老套的描摹，雅丽妮与帮派小头目之间因语言和身份巨大区别而碰撞出生活琐事却十分点睛和动人。

显然，她从这个危险的男人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并也因此产生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暧昧情愫，在整部影片里，这段简单、真挚而又微不足道细微情感是脱去所有人社会身份之后最自由的，也是最本能的。

但也正是这段莫名不可细说的情感在影片结尾有些做作把所有人拖回到“战争”暴力状态中。

事实上，暴力问题不仅是影片始末相互照应之处，也很可能是这个巧妙剧本的出发原点。

无论是斯里兰卡动荡政治局势所引发的连年战乱，还是法国街区毒贩们之间的帮派械斗，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或许大小有别，但本质却没有丝毫差异。

《流浪的迪潘》这个电影表面上噱头也源自于把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暴力事件通过这三个难民的人生际遇牵连了起来。

使得观众从电影悖谬的叙事发展里看到暴力是如何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运作。

而那个因为经历了战争才明白和平生活是如此不易的迪潘，尽管百般努力在两幢住宅之间划定“停火线”，争取和平生存空间，却最终仍旧为了自己“妻子”突陷于帮派之间暴力争端而重返战场，开启了一场血腥杀戮。

诚然，这段机智、果敢，孤胆一人横扫敌巢的最后一战颇为好看，也极具《稻草狗》结尾暴力反转的气势，但细想却缺乏《稻草狗》中达斯汀·霍夫曼一再被冒犯后因而积累起来的暴力动机。

毕竟，迪潘是帮派之争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而“妻子”危险遭遇导致其大开杀戒则太过于夸张。

如果抽去片尾那个不切实际的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男女主人公假戏真做，缔结良缘，拥有了新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细想迪潘这番大屠杀所可能招致的现实命运（牢狱之灾抑或是军人身份曝光被遣返回斯里兰卡送死），影片创作者强作戏剧性而假借社会题材来装点门面的企图心就昭然若揭。

因为反过头去看，是不是斯里兰卡难民？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移民苦楚？

这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故事早就写好，现在只需要套上一个能体现创作者社会责任心的好看外套就大功告成了，至于现实如何？

欧迪亚和他的团队并不关心。

而据说他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为他下一部电影节类型片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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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

因着政治避难的由头，迪潘终于逃到了法国。

但是，这名为“田园”的郊区，隐藏着毒品交易的暴力与混乱。

迪潘真的能逃离故土的战争与枪炮，开始新的生活吗？

魅蓝色的光从黑暗中浮现，兜售着廉价的儿童玩具，巴黎市区街头，迪潘躲避着警察的追捕，艰难谋生。

看门人的工作看似安全，可是对面大楼中进行的毒品交易，如一颗定时炸弹，威胁着他们的生活。

突发的枪战，吓坏了雅丽妮，她决定离开。

此刻，迪潘不得不做出行动，守护自己的生活和“家人”。

那条白线，正是迪潘最后的底线。

车库中，鬼魅的暗红的灯光之下，迪潘独自坐着，似乎又被昔日屠杀的噩梦萦绕纠缠。

他唱着家乡的歌谣，奋力而迷醉。

远在异乡，怎不思念故国？

可是，我的爱也仅止于此。

曾经的战友找到迪潘，希望他能在法国募资，购买武器，运回祖国。

但是迪潘拒绝了，于他而言，战争已然终结。

面对战友的殴打，迪潘只是忍受。

那首歌谣，悲怆的曲调，亦寄托着迪潘对故乡的思念和再也回不去的悲哀。

时常，梦中会出现一头行走在雨林中的大象，那是故乡的象征，也是流浪者的精神皈依。

不论走多远，看到它就会心安。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甚至血腥。

为了解救深陷包围的雅丽妮，迪潘重新拿起短刀，砍杀冲锋，回到战场。

只是，此时的战场不再是分裂混乱的祖国，而是和平欧洲大陆上的巴黎近郊。

最后，导演还是用明媚的阳光和完美的结局抚去了流浪的不安与战争的创伤。

迪潘抱着同雅丽妮的孩子坐在草坪之上，享受着质朴真切的家庭之乐。

但愿如此吧！

但愿流落异乡的流浪者真的能重拾幸福，寻回梦中的白象。

流浪的迪潘 获奖后一直被各种评论为无趣之作，以至于没有报太大期望现在才看。

看完却觉得毫无睡意，故事讲的明明很精彩啊！

男主从自己国家的战斗换到法国郊区黑帮的斗争，从默默隐忍到最后以暴制暴。

尔女主从原本对新环境的抵触到渐渐接受和融入，并在情感上也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假丈夫。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主角情感的细腻转变。

最然结尾导演保守的拍摄手法和突然的情景转换看起来让人觉得不舒服，最后一笔幻想中的美好生活虽然说是一种期许或者说是一种嘲弄，告诉观者这样的生活只是幻想中的美好，而现实则是无尽的黑暗。

但这也许是导演并不想过多的去描述暴力，说白了这也不是他之所长。

但总体觉得还是比前作锈与骨要好。

虽然得奖争议较大，但不失为一部值得看的作品。

原載新視聽雜誌保溫冰嚼電影專欄近日坎城影展競賽名單揭曉，一股坎城熱形將席捲全球影壇目光；巧的是，去年坎城金棕櫚大獎電影《流離者之歌》，最近也才剛趁熱上映呢！

作為電影藝術的大本營，坎城影展前幾年最高榮譽金棕櫚獎頒得都不差，《冬日甦醒》、《藍色是最溫暖的顏色》、《愛•慕》部部有口皆碑，直到去年踢到鐵板，賽前呼聲最高的《刺客聶隱娘》、《因為愛你》、《索爾之子》均告落敗不說，最後由法國自家愛將賈克歐狄亞《流離者之歌》攻下這座名留青史的桂冠，更引來不少護短的質疑。

對國內觀眾而言，求之若渴、近在眼前的金棕櫚美夢化為烏有，可比當年《喜宴》、《霸王別姬》勇闖奧斯卡競技場意外敗給《四千金的情人》那麼嘔氣，可想而知，時隔一年隨著本片終於上映，「證明它沒有《刺客聶隱娘》好」的酸溜溜情結，恐怕要多過對美學的實質期待。

好在，《流離者之歌》頭起得既不尋常，也不漂亮——不漂亮指的是它擺明不端出唯美菜餚以取悅文青眼球。

順著這大氛圍下來，電影本身應可足國內影迷這波「酸癮」。

來自斯里蘭卡的一男一女一小。

三位難民，被非親非故的罹難一家三本護照偶然對號拼組為一個家庭。

這個冒牌家庭，姓迪潘，也就是原片名——「迪潘」這名字既不存在，也存在。

說穿了就是亂世下失根的異鄉人，賴以苟活下去的假姓氏。

開門見山一場假護照換取新身分的戲，鋪得直白，場景亦不見驚人。

踏入法國領地，慢慢，透過男女主角為求溫飽，披戴看護工新身分，不知天高地厚的誤入幫派毒梟領地——一座容納犯罪交易的超大社區。

在這個視角狹窄、對折再對折的生存場域裡，他們眼中原本滿懷期待的所謂美好未來，也隨之模糊、歪曲起來……去年有個新聞片段大家想必記憶猶新，一名冷血的匈牙利女記者，伸腿將敘利亞難民父子絆倒，令人髮指的行為，如料激起一股義憤填膺的全球熱論，這印證任何議題有效「具象化」後，加乘所得出「眾怒」，力量照樣可以無遠弗屆。

賈克歐狄亞選定《流離者之歌》此一題材，固然呼應難民投奔歐洲的當代國際焦點，偏偏，電影本身並不耽溺於渲染衝突、貧病場景。

說穿了，身在這個資訊爆炸、影音串流氾濫的時代，難民移居歐洲問題在缺乏遠因基礎認識的你我眼裡，可能是更多走馬看花的錯判——意即，身為一位電影觀眾，非洲貧病現況都遠比歐洲難民更可能立即衝擊你我淚腺要區。

換過來講，這時你要拍一部難民電影，「煽情」可能是一種首要手段了——沒關係，把它包裝得好聽一點，我們稱「感人」、「動人」。

作為一部世界一級影展大獎作品，如果你指望它賣相「動人」，《流離者之歌》無疑是讓人失望的。

賈克歐狄亞將野心架構在鬆動那條「寫實／奇幻」的界線，他先告訴我們「動人」不必是一部電影的義務或目的，他並以一種我們未必熟悉的色系，去織就一張神秘組織。

這種組織網脈，未必仰賴黑市交易、槍林彈雨，來體現主人翁的激憤、逼現主人翁的困境。

說穿了，以這種「奇特組織」來貫穿難民這枚寫實性的「社會問題」，是極不討喜，甚至可能被批為流於「取巧」的。

　　偏偏，他場面調度又拿捏得極好。

幾場女主角與毒梟雇主的對話戲，配上一個耐人尋味的電子腳鐐，將「自由」與「困境」辯證得精闢又迷人，那種趨近毒梟，寄生於罪惡之上，益發得見其良善的矛盾，是遠在地球彼端的你我也不難找到共感的。

　　影片後段高潮處，男主角駕著客車，直入這毒梟掌權的小型戰場，衝著鋒，陷了陣，攝影機卻始終不肯離開車廂。

此時，槍林彈雨引申出蛻變的「煙火意象」。

戮力煽出奇幻的氣味，來「供給」某種奇特的救贖。

是的，我用了「供給」這種對應於「難民」的字眼。

　　賈克歐狄亞橫向延伸了前作《大獄言家》對「困境」一詞的解釋。

沒有俊男美女，缺乏討巧的肉搏戲，這回他握擁的優勢不比《大獄言家》，然其粗礪的表層，照樣泛出人性的光澤。

　　真要說最大的技術失誤，要屬童星女孩的演技，未能發揮穿針引線的功能，若干場戲的失誤，對整體造成無可避免的損傷，　　剛好，前幾天在電影社團與其他網友聊到約翰史勒辛格的《午夜牛郎》，有人提到男主角強沃特年少時期遭歹徒強姦的段落，我一陣困惑：「我不記得有這一段哪！

」回家，我拿出片子快速搜尋，看到那尺度刻意大膽、卻不深刻的黑白片段，勉強撈回一點記憶——頗迷幻，有點像同年的嬉皮代表作《逍遙騎士》。

然而，這段就60年代視角堪稱驚世駭俗的招式，卻遠比不上達斯汀霍夫曼即興攔下計程車，咒罵：「I walk here,man！

」來得有記憶點。

同樣，多年後，我們記得的是《流離者之歌》炫耀了那些鏡位，靠攏了那些型款？

還是難忘那一曲深沉的悲調呢？

　　比起過往金棕櫚經典《計程車司機》、《現代啟示錄》加冕時刻便跟時代的乖戾之氣瞬間接軌，《流離者之歌》不是一部你可以迅速找到定位的電影，它難民得不那麼難民，悲憫得不那麼主流，揭獎一剎引來不知所措倒也無可厚非。

　　有人說《流離者之歌》中文片名取得不好，我倒覺得，它歪打正著了本片刻意激昂的旋律，多麼平凡的傷痛，都可以詠嘆成一曲悲歌。

甚至你可以說，因為吃了苦，所以夠格將嘴裡的苦，落款成曲。

　　綜觀影展生態，金棕櫚的巔峰意義往往被投以錯誤期待，舉個例，眾知漢內克兩度金棕櫚之作，開創意義上都超越不了前作！

沒錯，《流離者之歌》無所謂重，甚至多數人認為它比不上賈克歐狄亞過往作品。

但一部「作品」以不以美學為制高點，導演自有分寸，無論如何，本片確實找到一個殊異的角度，有效折射出難民投奔富庶，衣食無虞卻食慾不振的心靈角落，是失根者衣冠楚楚的病痛，未嘗不是根絕不去的血緣之痛！

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影片《流浪的迪潘》，讲述了兰卡内战快结束时，三个陌生泰米尔人为申请政治庇护，冒充一家人来到法国开始新生活的故事。

片中南亚元素很淡，但内战给主角带来的伤痛清晰可辨。

在欧洲难民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欧迪亚的这部片可谓是生逢其时。

导演选择斯里兰卡，也许是因为兰卡内战结束已久，“兰卡难民"相较之下也没有那么敏感。

但是，斯里兰卡内战和“猛虎组织”还是给大家留下了恐怖的记忆。

兰卡内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斯里兰卡最主要民族：僧伽罗族若你踏上斯里兰卡航空的机舱，穿着孔雀绿莎莉的美丽空姐会双手合十，对你道一声“Ayubowan”。

这个饱含问候，祝你吉祥如意的“Ayubowan”就是斯里兰卡的官方语言之一，僧伽罗语。

僧伽罗语，自然是僧伽罗人的语言。

僧伽罗人占斯里兰卡人口的70%。

他们是远古时期，从南亚次大陆迁移过来的雅利安人的一支，信仰佛教。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斯里兰卡还通用另外一种语言：泰米尔语。

在兰卡的印度教寺庙数量庞大，这些都是泰米尔人的神殿。

二、从南印迁居于锡兰的泰米尔族公元前2世纪前后，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也开始迁徙并定居锡兰岛。

从公元5世纪直至16世纪，僧伽罗王国和泰米尔王国之间征战不断。

14世纪初期，南印度的泰米尔人还在北部建立了贾夫纳王国。

如今，泰米尔人依然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

他们主要居住在兰卡的北部和东部。

信奉印度教。

三、神秘北部：贾夫纳的故事影片中最初出现的地点，就是泰米尔人聚集的贾夫纳半岛。

从地图上看，它像一片断裂的人类小腿骨骼。

骨骼底端，有个叫做Chundikkulam的保护区。

贾夫纳半岛就是通过这片十分狭仄的通道和锡兰陆地相连。

所以，从地形上你就能看出，这是锡兰岛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

她静默的躺在印度洋上，遥望着北面的印度。

这片曾经发达的区域历经沧桑，伤痕累累，在旅行者心中，至今是一片迷云般的地方。

同名的城市贾夫纳，是斯里兰卡北部省首都，同时，它也是贾夫纳半岛的行政中心。

历史上，贾夫纳是个繁华的城市。

1619年，葡萄牙人打败了贾夫纳王国，在这里修筑起了港口。

此后荷兰人和英国人分别入侵，不同国家的文化深刻的冲击着贾夫纳半岛。

但是泰米尔人始终是这里的主要居民，贾夫纳也是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文化中心。

1948年，斯里兰卡获得独立。

此后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的关系不断恶化。

四、两个民族的纷争由于民族和宗教不同，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泰米尔人推翻僧伽罗人王国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英国占领斯里兰卡以后，殖民当局用泰米尔人制约僧伽罗人，使泰米尔人占据了工商和行政部门的最多和最高职位，拥有政治和经济的巨大优势，从而导致两个民族夙怨的加深。

斯里兰卡独立后，约占全国74％的僧伽罗人掌握了国家权力，泰米尔人的势力消弱。

两个民族就业、工资待遇、住房和教育等方面产生了不少摩擦，矛盾日益激化，多次发生冲突。

极端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在1983年，13名兰卡士兵死于猛虎组织的一次伏击，该事件引发了“黑色七月”（Black July）。

怒火和仇恨从科伦坡为起点，部分泰米尔人被烧杀抢掠，成百上千的人死亡离散。

此后，两个民族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内战。

1986年。

泰米尔猛虎组织长期占据了贾夫纳地区。

1976年，以建立“独立的泰米尔国”为宗旨的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成立，1978年，少数泰米尔极端分子成立了反政府的“泰米尔虎”等大小30多个恐怖主义组织，此后两个民族爆发多次大规模流血冲突。

2009年，在猛虎组织已被完全剿灭。

现在斯里兰卡是一个和平，安全的旅行目的地。

人民安居乐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