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一晚上看完的，在河西走廊生活了十八年，而我现在在深圳看完这个纪录片，心情特别复杂。

我记得小学写的作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在张掖在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北要塞。

看完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了。

听见那句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 瞬间泪目。

之前都是装逼告诉别人张掖含义是 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第一次这么深入了解为什么，明白它的含义。

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两千年多没变过的名字，承载两千年的侵略，战争，繁荣，落寞，孤寂还有落后。

大概西北人才会真真体会到这种无奈，全片我是哭着看完的。

之前最讨厌别人问我哪里人我说甘肃时，都觉得我们很穷很落后，都没水喝，高原红，匈奴后裔，很野蛮。

因为这些偏见一直都对自己家乡很自卑，甚至不愿开口，后来慢慢明白我们河西走廊的历史，然后努力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让别人真的我们这里的好，尤其是河西儒学那集，明白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并不是蛮夷不是莽夫，我们的文化不止敦煌。

还有隋炀帝的万国博览会，我们的经济曾是那么繁荣，和现在深圳一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西方交流中心。

看完这个真的觉得很自豪，当然还有遗憾难受，闭关锁国，还有没有提到的很多战乱，还有马步芳军阀的混战，河西真的是无奈沧桑的包容，生在河西走廊在张掖真的很幸运。

听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看到家乡熟悉的一景一物都想哭，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美还有我们河西走廊被人遗忘的历史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我想家了。

不行我要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大概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想去河西走廊看一看，作为本地人，有一点小小的祈求。

河西走廊的景观大部分是地质类，地貌都要几千几万年才能形成，麻烦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它，拍拍照就好，好嘛？

我去年又去了一次丹霞，看到很多游客都用水瓶什么的装丹霞的土，说实话，丹霞地貌的土带走一点和西北随便一个戈壁的没什么区别，它的颜色是属于整个丹霞，说实话真的没有几年前去的时候那么鲜艳了，真的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别再挖土了，大自然用了几千年孕育出这神奇的地貌，给了我们人类几天就给挖没了。

很心痛（*/∇＼*）2018.5.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刚刚看完国家宝藏第二季的甘肃省博物馆有点骄傲想叉腰 因为提了很多张掖 我觉得应该和张掖的含义张国臂掖有关吧 纵使铜奔马是隔壁武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河西四郡永远都是可爱的河西四胞胎谢谢大家喜欢甘肃喜欢河西走廊～当初就是看完随手写的一些小小感受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同 有点受宠若惊 真的是谢谢大家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安利我们小甘肃 小河西2019.1.20——————————————————

第一集：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囚禁九年后同随从堂邑父出逃，继续西行，靠强大意志力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到达西域。

回程再次被俘，数年后带匈奴妻子和堂邑父又一次出逃东归。

十三年后，终于再次望到长安城，张骞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第二集：没有呀。

霍去病死因正史鲜有提及。

专门去看了法律讲堂文史版，讲西汉霍氏。

第三集：解忧公主乌苏和亲，儿时好友常惠五十岁第一次出使乌苏，再次相见时解忧公主和常惠互相凝视的眼神。

两位演员演得好传神，一眼道尽几十年沧桑。

常惠最后一次出使西域，归途最后一次经过悬泉置。

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和他曾经生机勃勃的悬泉置。

解忧公主在儿子死后叶落归根，终老长安。

第四集：郭瑀为老师郭荷服丧三年：“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之谦也。

”北魏东迁，八十多岁的刘昞决定返回敦煌，途经张掖，魂归于曾与师父郭瑀谈经论道的马蹄寺临松薤谷。

总结：怎么这么爱哭(>_<)

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也就是汉帝国设郡之时的武威，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重镇。

同时，凉州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曾有梦幻凉州之称。

数度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原与西域的物资贸易、文化往来，更是要在这里交汇聚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或者扎根，或者住泊在这座城市里，久而久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便会打上鲜明的凉州特色。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而对于和谈对象，多尔达在信中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提出了几个来自吐蕃噶当派、达隆派、止贡派和萨迦派的人选，其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

萨迦班智达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端的视线。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挑战者纷至沓来，其中一位名叫措杰噶瓦的学者前来与萨班辩论。

双方约定，辩论中输掉的一方要皈依对方教派。

结果萨班不孚重望，赢得了辩论。

措杰噶瓦皈依佛法。

成为了萨迦班智达的弟子。

由于内明外明遍知，智慧无与伦比，萨班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萨班。

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止贡寺京俄仁波且。

但京俄仁波且当时已经65岁，他不愿或者不敢去凉州，转而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

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在信中，阔端写道：“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

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萨迦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并不看中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阔端选择萨迦派的萨班进行会谈，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吉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积极主动地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收集整理向蒙古汗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凉州。

为了说服他们，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漠北和林参加他的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势，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思巴是有悟性的，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阔端还嘱咐八思巴好好学经，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人。

这样的交流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情感基础．同时阔端也越来越多的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远处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延绵的雪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一次关乎吐蕃归顺蒙古的重要会谈在河西走廊上举行了。

阔端与萨班就归顺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遗憾的是，会谈的具体细节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但就综合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事实来看。

在吐蕃归顺蒙古帝国后由谁来直接管理，以及上交税赋多少的问题上萨班与阔端有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一，归附者官任原职；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萨班在信中列举归附的条件及一系列实际情况，讲清蒙古王室尊重吐蕃宗教信仰，对萨班和八思巴兄弟特别关切，创造弘扬佛法的条件，安排宣讲佛法的场所，归顺之后可让本地人担任官职，群众可安居乐业。

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吐蕃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班和使者官员对吐蕃进行共同治理。

由此，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得知此事的阔端非常高兴。

他请萨班住在幻化寺，并不惜财力扩建寺院。

幻化寺也就成为了萨班在凉州居住、修行、讲经之所。

因为有了萨班的驻留，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曾有上千名僧人在这里研习佛法。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萨班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反复谈到阔端尊崇佛法，对他十分关心和照顾。

而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

”河西走廊，成为了蒙藏两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交点。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都不影响八思巴和他的弟弟在河西走廊的成长岁月。

有关八思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主要是跟随叔父萨班学习佛篮，掌握担当萨迦派教主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16岁时写于凉州的《怙主赞颂》。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这里汇集了汉人、蒙古人、藏人、西夏遗民、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这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八思巴很快成长起来并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

他与阔端的儿子以及蒙古贵族子弟们的交往比较频繁，学识深受推崇，这为日后八思巴走入蒙古政坛奠定了基础。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尽管阔端一生都没有迈入西藏，但，越过崇山峻岭，他一定牵挂那遥远的高原。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肃南皇城滩草原，也是埋葬阔端的地方。

数百年过去，唯有蔓蔓青草与声声牧歌在时光的轮回中经久不息。

西凉王阔端最终与河西大地融为一体。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八思巴最终选择投奔忽必烈。

他1 1岁时来到蒙古属地凉州，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四年后，公元1280年，46岁的八思巴在西藏的萨迦寺忽然圆寂。

但，八思巴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发酵。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帝国末端，并延续到今天。

而追溯源头，这种影响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凉州。

部分台词：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人们几乎再也寻找不到那些大儒的踪迹，但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那些讲学修行的洞窟还在，还有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迹”“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纷纷战国，割裂动荡，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弹指间，沧海桑田；一霎那 转身千年”“儒教佛家，西来东往”“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学富五明 最有学问”，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大学者”）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瑞的视线“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清早高原的连接点上，汉人 蒙古人 藏人 西夏移民 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勿必烈为他建造了灵谷塔一座，无论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勿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藏传佛教，在八思巴和勿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的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 部分人物：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清早高原的连接点上，汉人 蒙古人 藏人 西夏移民 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五大译师”

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通过河西走廊损失大半官兵后宫，亲姐姐乐平公主杨丽华也命丧河西隋炀帝阳光成为了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后世学者如此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鄂本笃，明末惟一从陆道来的传教士他历经三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契丹”就是中国……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瑞典科学家

英国学者

“中国石油之父”

在河西走廊的玉门油矿

为共和国贡献的地质勘测家

胡友梅新中国第一位女推土机手部分景色：

“吴带当风”“满壁风动”，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驻泊地”

嘉峪关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不仅因为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而且掺入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加粘结强度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探索与构建，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茫茫苍生呃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黄金可求 镍难求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

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长1300米，宽700，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一大记忆景观

部分没啥用的截图：

“玩具相机”摄影

看这小斗鸡眼儿

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日产10吨原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历经河西走廊）

“一带一路”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者古老的奠基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和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深处广袤西部和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明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达的格局，天下！

看纪录片不累，写影评累，写完吃饭去！

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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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使者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二） | 通道在帝国丰盈的财政收入保障下，骑兵数量也急剧膨胀，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相当于中国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十万大军与匈奴单子主力对决，17岁的霍去病以骠姚校尉的军阶随队出征。

在其中的一次战役中，卫青所率主力部队伤亡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人，立下战功。

这次战役引起汉武帝的高度关注，他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但此时霍去病发现，如此精心策划的第二次河西之战出现了意外——公孙敖部由于在行军中迷失了方向，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和霍去病会师。

这令霍去病的奇袭之师突然陷入困境。

此时，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罢兵而归；要么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河西歼敌的重任。

霍去病决定铤而走险，向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队侧背发动攻击。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山丹县。

早在两千年前，匈奴人就在焉支山下这片天然的草场上饲养良种战马。

今天，这里仍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马场。

这里的人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任场长就是霍去病。

”被霍去病击溃的匈奴唱着悲凉的歌退出祁连山牧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兴奋的汉武帝刘彻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并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府第。

听说此事的霍去病向汉武帝上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史官司马迁记录了霍去病这句话并成为流传千古的铿锵名言。

但，霍去病的辉煌难掩另外一个人的失意。

在这场宏大战役中，作为牵制匈奴人行动的李广与张骞部队，却陷入敌人的重围遭遇惨败。

张骞因贻误战机，免去博望侯，成为庶民。

从巅峰瞬间滑落到低谷，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就在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3次河西之战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著名的“河西之战”落下帷幕。

连续三次河西战役对汉匈双方力量的消长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

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屏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

这一年，汉帝国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刚刚19岁。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发生逆转，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

公元前119年夏，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直击匈奴单于本部。

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胥”。

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这一年，霍去病22岁。

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蒸蒸日上，不仅陆续收复了秦帝国时代的领土，还继续开疆拓土，在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设立了郡县行政建制。

在汉武帝心中，他强烈渴望能建立一个疆域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在邻邦中建立威德的国家。

遗憾的是，河西走廊上出现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

公元前117年九月，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

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悲痛的汉武帝用国礼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并把他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样子。

他的灵魂与河西走廊融为一体。

还有伫立在时光斑驳的岁月中的马踏匈奴雕塑。

在霍去病辞世两年后，结束了第二次西域之行的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大行令。

只可惜，这样的荣耀来得太晚。

一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张骞与世长辞。

由此，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落下帷幕。

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

它们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酒泉、敦煌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也就是现在的兰州。

河西四郡的每一个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含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同时，在河西走廊，汉帝国还设置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玉门关和阳关，以此扼守西大门并建立了面向西域的前进基地。

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将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广大地区并入版图。

至此，通向亚洲腹地与遥远地中海的商路完全打开。

此时，再回望地处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的命名，更能感悟到汉武帝的智慧与深远眼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通过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并完全掌控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这块土地和这条生死攸关的战略通道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而打通河西走廊，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

此时的汉朝已经成为和罗马比肩的伟大帝国，在两个帝国之间，是安息与贵霜两个生机勃勃的王朝。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走廊也从汉军与匈奴鏖战的战场，急速转变为汉朝抗御匈奴的前沿地域。

为了固守河西走廊，确保往来军民的安全，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逐步建立。

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向匈奴发起进攻。

在秦军占据河套后，开始有计划地将秦、赵、魏、燕等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甘肃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修筑东起永登、西至酒泉的长城等防御工程。

已经停滞了一个世纪的长城开始越过黄河向西延伸。

数年后，汉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一带，庞大的防御体系横贯了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

这个防御体系在当时被称为河西汉塞，它由烽燧、城障、坞院、出入境关卡等组成。

两千年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代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三） | 驿站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四） | 根 脉【这一集的历史朝代我不太熟悉。

所以记录一下：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三国（220年－280年）西晋（265年—317年 ），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之后的统一王朝，首都洛阳。

从晋武帝建国开始，传四帝，国祚51年，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

西晋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时期中的短暂统一，所谓“昙花一现”。

西晋王朝灭亡后，公元317年，镇守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司马睿在江南重建晋室，史称东晋；“十六国”史称源出于北魏崔鸿所撰的《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从公元304年巴氐族李雄建立成汉和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成汉（巴氐）等政权，总称十六国。

南北朝（420年～589年 ）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处于分裂状态，自东晋十六国至隋朝，始于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止于589年隋灭南朝陈。

南朝（420-589）承自东晋，由汉族建立，有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南朝陈四朝，均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北朝（386-581）承自十六国，由鲜卑族建立，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灭北齐。

出身于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唐宗室修《晋书》奉北朝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奉南朝为正统。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

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

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

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

”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

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

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随着汉朝的覆灭。

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

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

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公元439年。

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

继前启后。

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五） | 造 像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昙曜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公元1949年6月。

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

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

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

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

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

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直到20世纪中期，河西走廊才迎来了真正的工业化浪潮。

在共和国经济建设序列中，河西走廊因为它丰富的地下矿藏，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地方。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

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

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

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

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由于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乃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对于这一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非常清楚。

此前的中国，一度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贫油国家。

曾有西方学者说，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地下几乎不可能有石油存在。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

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甘肃玉门一带出露石油的迹象，早有史书记载。

公元267年，西晋人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就描述过：“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

”唐朝宰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也留下了对玉门石油的记载。

这些从地下缓慢涌出的石油，千百年来被当地老百姓土法捞取，用来照明、配药。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

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

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

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

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

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

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

”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

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

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大规模建设即将展开，沉寂了许久的河西走廊。

又一次迎来了它重新崛起的契机。

1950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中，明确提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工业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石油，加强石油的勘探、开采，成为了一件头等大事。

1951年的5月27日，中共中央收到一封来自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的信件。

信中说：“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当时，全国对石油的实际年需求量约50万吨，而1950年全年实际开采量还不足10万吨。

在这封信中，习仲勋还提出了详细的开发计划，建议1953年起开矿及建厂，争取在1955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这样就首先满足了全国目前的石油年需求量。

同时建议，在兰州修建炼油厂。

第二年的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解放军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数千名征尘未洗的官兵成为新中国在河西走廊的第一批城市移民。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

5年后。

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

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

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而王进喜则是从这里走出的传奇。

这个15岁走进玉门油矿当童工的玉门当地人，在新中国的石油钻井岁月中，创造出惊人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并在大庆石油会战中一举成名。

而诗人李季更是充满激情地赞颂这座地处西北的石油基地发挥的巨大作用是——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

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玉门油田成为河西走廊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发的宝藏。

但这片无言的土地蕴藏的能量远不止于此。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

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

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

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

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

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

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

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

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

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

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

杨守林21岁、白兴民21岁、李敬君32岁、郑存江27岁；孟子明37岁、段文19岁、辛立国30岁、马汉民26岁。

王宏江27岁、宋尚仁30岁、计进伦年龄不详。

这里是嘉峪关市的地质工作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讲述的是中国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和一个工业城市诞生的故事。

1958年1月。

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

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

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乌鞘岭

马蹄山

临松薤谷

焉支山

胡杨林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

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

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

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问清矿石标本的来历后，汤中立和其他同事立即驱车赶到永昌县，然后又追踪到宁远堡报矿人的住地，找到了一个叫“白家嘴子”的起伏山冈。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含有孔雀石露头的岩体。

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汤中立等人对此处的岩体进行了初步勘查，并勾绘了地质草图。

正在检查找矿工作的地质部总工程师陈鑫恰好看到了这块矿石，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要特别注意，化验矿石中是否含有镍元素。

几天后，陈鑫来到河西堡，带来一份化验单。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

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

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中国一直被视为“贫镍国”，镍成为新中国唯一凭特别票证供应的金属产品，可谓是“黄金可求，镍难求”。

因为这是战略资源，西方世界对此始终严密封锁与禁运，年轻的共和国急需镍矿资源。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

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

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

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

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

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

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

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

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

直到今天，对于河西走廊宝藏的挖掘工作仍在地底深处继续。

这是金川矿区的主要坑口。

每天，上下班的矿工们都要沿着这条斜坡道来往于井上井下。

当摄制组乘坐专车穿过全长7公里的亚洲最长斜坡道，走进镍矿深处时，不能不惊叹金川人的开拓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开采，金川镍矿的地下巷道已累计达到近千公里，相当于金昌到北京的距离。

当地质勘探刚刚展开的时候，金川镍矿的建设者便已经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了。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创业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金川镍矿从正式开采矿石，到建立起一座全部利用国产设备的大型电解镍采选冶联合企业。

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

在昔日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一座中外闻名的新兴有色冶金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八下金川，组织全国50多家科研院所和建设单位联合攻关，解决了制约金川发展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难题，使金川公司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功跻身世界镍钻工业技术大国的行列，在遨游苍穹的“神舟”系列宇宙飞船中，在一杆杆入地的钻机中，在一艘艘下海的轮船中，都有金川人生产的产品。

一块无意中发现的孔雀石也改变了这片土地原本荒凉的命运，一代人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河西走廊上，曾经的荒漠变成了新的家园。

1981年2月9日，为加速金川镍基地建设，国务院决定正式设立金昌市，河西走廊古丝绸之路上，又一座蜚声国内外的新兴工业城市——镍都金昌自此崛起。

今天的金昌，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更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园林城市。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继续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因河西走廊矿产开发而新设立的城市嘉峪关和金昌，使延续了两千年的河西四郡变为今天的五座城市，由此形成了甘肃行政区划的新格局。

石羊河上游星空

焉支古城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月牙泉 鸣沙山星空

八一冰川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平山湖丹霞星空 今天，我们沿着贯穿河西走廊的连霍高速一路行驶，茫茫的戈壁上出现了新的景观，它同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由于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的北支西风带上，风向稳定、风力充足，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许多地方都具备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

与此同时，河西走廊平原区为温带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光热资源丰富。

2015年，这里将建成风力发电和光能发电的“陆上三峡”，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巨大宝库。

河西走廊，因为丰饶，所以美丽；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沉厚包容。

当它的潜能被充分发掘的时候．必将带给中国与世界更大的贡献。

若是人们从空中俯瞰这里，最能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的通道价值——这条得天独厚的走廊深居内陆腹地。

独特的地理布局造就了中原与西域的理想联络方式。

古往今来，打造并维护这条交通动脉，始终是中国的国家战略。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

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

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兰新铁路所经地区的地质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大部分线路经过戈壁荒滩，工程分散，严重缺水，冬季漫长，运输困难。

广大工程建设人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多项建设奇迹。

1953年，在河西走廊东端的乌鞘岭，三万劳动大军正在鏖战当年中国铁路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这是当时《人民画报》上的一张照片。

英姿勃勃驾驶推土机的年轻姑娘叫胡友梅。

这位21岁的兰新铁路建设者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推土机手。

1953年4月，胡友梅出席了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马兰花开》，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奋战在兰新铁路上的女推土机司机胡友梅。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

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

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

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

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

不仅如此，在这条中国西部陆路大通道上，还有人们看不到的通道正在持续运行。

2000年2月。

与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送并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的“西气东输”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中国迄今距离最长、管径最大、投资最多、输气量最大、施工条件最复杂的天然气管道。

河西走廊是西气东输、西油东送的能源战略大通道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管廊带，是中亚和新疆的油气资源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也是油气产品进入川渝、中原等地区的重要集散地，在中国能源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河西走廊已经建成、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及天然气管道有十几条之多。

这条宽阔平坦的走廊正在成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通道。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

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草原黄了又绿，海上潮涨潮落。

中国，从强盛到衰落，又从抗争到复兴。

今天，我们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中国同周边国家携手圆梦的意愿，从未如此之真。

而河西走廊，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将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时光一去不返。

但河西走廊始终就在这里。

曾经发生的故事已成永恒；走向未来的脚步正在继续！

公元370年·东晋深秋正在祁连山深谷中宁静思考的大学士郭瑀突然被外面的嘈杂声惊扰。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年代，他成为许多执政者求贤若渴的邀请目标。

而这一次，前凉王张天锡派来的使者准备充分，这已经是最近第三批“请”他出山的人了。

郭瑀悄悄躲进洞中一个不易察觉的密室静观其变。

洞外，气势汹汹的军人和郭瑀的众弟子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逐渐升级。

这并非“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的寓言故事。

此时此刻，中原王朝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改变，混乱与杀戮已经无法避免。

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马蹄山和山下的临松薤谷，重峦叠嶂，松涛起伏，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下四季流水潺潺。

对于专心治学的人来说，马蹄山和临松薤谷是个可以潜心修行的地方。

大学士郭瑀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20年的时光。

从马蹄山上望下去，远处的群山郁郁葱葱，万般世相，尽收眼底。

但，在他视线之外，中原正在经历着血腥而混乱的剧痛。

公元220年，汉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在历经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还是崩溃了。

此后的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迅速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西晋王朝司马氏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混战。

公元311年，趁混乱之际，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

洛阳、长安相继被攻破，史称“永嘉之乱”。

自此，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与大混乱的格局中。

血腥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北方人口锐减。

如此乱世，令中国传统文化蒙受巨大冲击，斯文扫地，伦理尽失，千里沃野的中原转眼间已成人间地狱。

那些身世显赫、家学渊博的名门望族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该去哪里生存？

他们被迫做出选择——其中部分大族南下来到长江流域，并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另一部分，则向西北迁徙，渡过黄河，来到河西走廊。

经过汉帝国将近400年的经营，河西走廊农耕、畜牧与商贸发达，是躲避战乱的桃源之地。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直至今日仍保留着汉武帝在河西设郡时的名字——“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远处，祁连山的冰雪融化汇成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使戈壁深处出现大片湿地奇景，也为张掖留下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魏晋动乱之际，很多向河西走廊迁徙的世家大族选择在这里定居。

大约是在公元350年前后一位名叫郭瑀的敦煌少年第一次离开了故乡。

他一路漫游，来到马蹄山下的张掖。

和家乡气候干燥的环境不同，张掖的葱翠让郭瑀感到心情舒畅。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此时的河西走廊，儒学之风盛行，他远道而来想要寻找的那位大学者郭荷，就隐居在这里。

西晋末年，公元301年，京城官员张轨主动请求调往武威，就任凉州刺史。

河西走廊就隶属凉州刺史部管辖，州治设在武威郡的姑臧县。

张轨家族世代以专攻儒学著名。

来到河西走廊之后他采取了中原重教化与“拔贤才”的政策，招收河西弟子五百人开办官学；同时，他还屡屡遣使持节，厚礼征聘知名学者任职或讲学，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儒学昌盛，井井有条。

就在张轨到达河西的第十年，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

而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在当时的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秦中川，血没腕（读音：wan四声），唯有凉州倚柱观。

”作为一块相对安定、平静的所在，大量人口迁徙至此。

尤其洛阳以西及关中等地，投奔河西走廊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抛下了所有家业的郭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河西走廊的。

一路同行的，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郭荷，今天的甘肃秦安人，出身儒学世家，他的家族在东汉时期就以经学得名。

据《晋书·本传》记载，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

当郭荷带领众弟子穿过武威，来到张掖郡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时，他们停了下来。

千里风尘，艰辛辗转，望见这里的青山翠谷，郭荷感到内心宁静，这正是他心中所期望的安居之地。

和郭荷一样，那些西迁的家族在这里扎下根脉，不再东返。

渐渐地，他们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姓，史称“河西望族”。

郭荷来到临松薤谷的消息，迅速在河西士林间传开了，对于崇尚学问的河西子弟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

年轻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

郭瑀就是其中之一。

郭荷恰好也喜欢这个有悟性的年轻人，于是，郭瑀成为郭荷的入室弟子。

郭荷的声望渐渐引起了当地执政者的注意。

某个晴朗的上午，一队阵势豪华的车马来到郭荷门前。

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归于前凉王张祚的统治，张祚的使者带着贵重礼物面见郭荷，希望郭荷出山去做前凉主管教育的“博士祭酒”。

郭荷婉言谢绝了。

身处乱世，他只想专心做学问，而拒绝做官也是他们家族的家训。

尽管使者表示理解，但前凉王的意志同样很坚定。

他不断派使者登门拜访。

郭荷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使者的要求，他来到了前凉的首府武威，拜会了前凉王张祚。

张祚是曾任凉州刺史的张轨的曾孙，此时张氏家族已经在河西走廊割据一方，建立了史称“前凉”的政权。

虽然张氏子孙继承了张轨的崇文举措，广泛征求儒学名士的支持。

但是，这位刚刚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王位的前凉王张祚并不是发自内心地真正尊崇学问。

当年已八旬的郭荷一路颠簸到达武威后，并没有担任官学主管，而是被雪藏到前凉王宫内，成了陪太子读书的宾客。

与他一起成为宾客的，还有另一位被迫出山的大学者宋纤。

宋纤，敦煌效谷人。

他在酒泉南山中刻苦钻研儒家经典。

开馆讲学。

据说，他教授的学生多达三千余人，规模堪比孔子。

年迈的宋纤被逼出山后，曾多次请辞皆被张祚阻拦，最终他选择以绝食自尽的方式保全学者的自由与声名。

郭荷对前凉政权的热情因为宋纤的悲剧，和张祚的无为，被熄灭了。

他向张祚请辞，张祚没有阻拦。

张祚派人护送郭荷返回临松薤谷。

不久。

84岁的郭荷辞世。

郭瑀将老师郭荷葬在了书院的旁边，那里安静至极，只有流水与鸟鸣。

他素孝裹身，冬寒夏暑，为老师守孝，一守就是三年。

对于这一越过规制的行为，他解释说：“我虽由父母所生养，却是由老师教导培育，古人不为老师服丧，不过是因为圣人谦虚。

”除了师徒之情。

儒家的处世准则早已浸润到郭瑀的血液中。

三年期满后，郭瑀向临松薤谷的深处走去，他希望更加远离世间的纷争。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遥远。

在这里，他把郭荷传授给自己的思想融会贯通，写下了《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希望这些著作可以为后世所用。

随着汉朝的覆灭。

中原的动荡与杀戮使得作为汉朝官学的儒学遭受了重大打击。

但河西儒学却独树一帜，异常繁荣。

武威文庙，是仅次子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的全国第三大孔庙建筑群，相传最早建于前凉时期，是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传播繁衍的印证。

此后，尊儒重教的文风在河西更加延绵不断。

郭瑀的匆匆十年一掠而过。

在这十年光阴里，不断有年轻的学子，或游学到此，或慕名而来，就像当年的自己。

郭瑀传承了老师郭荷的做法，在这清幽的山谷中向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尽自己所学，让他们明白儒家思想的真谛。

学习之余，他还带领门下弟子在马蹄山开凿石窟。

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片原本只为安身而建的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将成为中国重要的佛教造像圣地——马蹄寺石窟群，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河西走廊上儒家与佛教两大文明交汇的见证。

尽管郭瑀为人低调、一心向学，但新任前凉王张天锡的使者还是循着一批批河西学子留下的脚印走到了这里。

就在郭荷去世不久，前凉王张祚就因血腥政变暴死街头。

此时的前凉统治者已经换成了张祚的弟弟张天锡。

张天锡即位不久便下达了大规模的贤才征召令。

这或许是因为前凉国先祖的遗训。

但更重要的是河西走廊长久以来形成的崇尚学识的氛围在起作用。

张天锡向精通儒家文化的郭瑀发出盛情邀请，希望郭瑀能帮助他治理国家。

但，郭瑀不为所动。

老师郭荷出山从政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强烈的隐忧。

更重要的是，这个靠篡权得到君主地位的张天锡，与郭瑀内心秉承的仁义道德标准相去甚远。

他宁愿隐居山林，潜心读书，静待更合适的机会。

张天锡再次派使者前往马蹄山邀请郭瑀，并亲自书写了一封铿锵有力的信函。

他以兼济天下的儒家道义指责郭瑀逃避身为儒者应有的责任。

郭瑀沉默良久，最后指着山间飞鸟对张天锡的使者说：“此鸟也，安可笼哉？

”恼怒的使者下令抓捕郭瑀的学生。

面临痛苦的抉择，郭瑀仰天长叹：“我逃避的是官府征召，又不是躲避罪行，岂能因隐居行义，害及门人！

”郭瑀被迫出山。

但他对前景不抱任何期望。

就在他们到达武威后不久，前凉王张天锡的母亲忽然去世。

郭瑀随即趁乱回到了马蹄山下。

公元376年。

张天锡向大举进攻的前秦国君主苻坚投降，自此，前凉张氏对河西走廊延续近8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河西走廊归于前秦统治。

为了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苻坚让当地太守选派300名河西子弟，拜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

传播圣人的思想，是儒家门生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郭瑀无法拒绝的。

此时，酒泉的祁嘉、马岌，武威的段承根、阴仲达，金城的宗钦、赵柔等一大批儒学大家也纷纷开馆收徒。

河西民间教育如雨后春笋，求学之风蔚然而起。

很快，郭瑀门下就聚集了上千弟子，其中出类拔萃的精英更是深得郭瑀的喜爱和真传。

一天，郭瑀把众弟子叫来，在座位前专设了一个席位并对弟子们说：“我的女儿想找一位乘龙快婿。

你们当中谁能够坐此席位，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话刚落音，一位弟子立即站了出来，说道：“先生要招婿，那当然是非我莫属了。

”这个青年书生名叫刘昞。

同郭瑀一样，刘昞也是敦煌人，同样是为了求学，他十四岁就离开家，来到了临松薤谷。

他是郭瑀最得意和喜爱的学生。

招婿时表现出的自信更让郭瑀感到欣慰。

但郭瑀的心中始终回荡着一声深沉的叹息。

身处乱世，他做到了独善其身，但兼济天下的理想该如何实现？

公元383年。

前秦国苻坚南侵东晋，却在淝水之战中遭遇惨败，前秦元气大伤。

两年后，苻坚被杀，前秦内乱。

趁此时机，前凉国张天锡的儿子张大豫起兵反秦，而校尉王穆也在酒泉发兵响应。

王穆请求郭瑀出山相助。

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次，郭瑀很积极。

作为一名隐土风格的学者，郭瑀在前凉、前秦时不应朝廷邀请，坚持隐于深山聚徒授学，此时却毅然出山，这前后的反差很大。

刘昞对郭瑀的决定颇为不解。

郭瑀解释说：此次是多年好友求助，又事态危急，他决定伸出援手，仗义相助。

郭瑀虽有上千弟子，但毕竟没有军事实力，于是，他又联合了本地有实力的大族索嘏，很快招募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和三万石粮草，响应王穆的起兵。

王穆委任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

然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一名书斋学者的想象。

起兵没多久，生性多疑的王穆因听信谗言，开始怀疑索嘏手握兵权将对自己不利，于是派兵攻打索嘏。

郭瑀见内讧将起，连忙向王穆进谏：“大事未成却杀功臣宿将，败局将定啊！

”但这番劝告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王穆还是一意孤行。

郭瑀见王穆如此行径，再无话可说，转身朗城外走去。

城门外，茫茫四野，夕阳如血。

郭瑀失声痛哭，转身对着城门作揖道别，决心“此生再不相见！

”

此后，郭瑀连续七天不吃不喝。

任凭刘昞如何劝解，他也始终一言不发。

最终，郭瑀死在酒泉南山。

王穆攻打索嘏给了他人可乘之机，氐族贵族吕光趁势进攻。

王穆失利被杀，前凉复辟之梦破灭。

公元386年，吕光割据凉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后凉”。

刘昞目睹了岳父郭瑀出山失利到最终死去的全部过程。

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家最高的行为准则，儒家也自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但这难道就是儒家学者实现存在价值的唯一途径吗？

刘昞隐居深山，继续他的讲学和著述，也继续着他的等待。

时间在不经意间悄然流逝。

几十年过去，刘昞已经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前来邀请他出山做官的人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叫李暠的人亲自登门拜访，刘昞平静如水的生活终于掀起了波澜。

李暠，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天水秦安人，相传是汉代大将李广的十六世孙。

而三百年后，唐代大诗人李白，又自称是李暠的九代孙。

追慕先祖并不断写下新的传奇似乎是这个家族成员的共性。

公元400年，时任敦煌太守的李暠在敦煌自立，在河西走廊西部建立了西凉政权。

李暠在西凉初建时期，就沿袭了汉晋以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兴办教育，倡导儒学，甚至亲自策问士人，量才授官。

西凉时期昌盛的文治之风，在当时纷纷建立的政权中是独树一帜的。

文教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

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曾创作诗赋数十篇，其中一篇《述志赋》流传至今。

在文章里他深入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进而协助晋室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深处的纠结与选择。

他说道：依其本性而言。

自己实在不适宜从事政治，而更适合作一个文人，钟情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不追求功名，愿忘情山水、怡然恬淡，陶渊明、谢灵运都是他生活中的楷模。

但，无奈生不逢时，五胡横行，中原骚乱，民不聊生，大批中原难民涌向河西；在救亡与慕古的艰难选择间，他不得不选择了前者。

这篇发自肺腑的泣血之作，让刘昞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身为君主，李暠的亲自拜访、礼贤下士更是让刘昞感动。

这是自己的师长郭瑀与郭荷未曾拥有的待遇。

刘昞欣然出山，出任西凉主管文教的“儒林祭酒”，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刘昞，比作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

一千五百多年后，公元2001年4月，在曾经西凉国的国都——甘肃酒泉市城西15里处，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古墓葬。

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墓葬——西凉王李暠之墓被世人发现。

李暠或许正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更适合做一个文人而不是政治家。

公元417年，壮志未酬的李暠去世。

李暠去世3年后，西凉为匈奴族建立的北凉国所灭。

刘昞被北凉政权征召，继续在官学体系中从事著述与教学工作。

此后，任凭外界如何风雨如晦，刘昞只一心安坐在自己的书桌前。

他以孔子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鼓励自己，昼夜苦读，大量饱览当时中原世族避难河西时所带来的珍贵文献典章，并为之作注。

他一生著述不下一百二十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述最多的学者。

此时的河西走廊，也继续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

成就突出的，不仅是学术，还有以散文、诗歌、辞赋为主的“五凉文学”。

北凉后期，河西地区向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

《宋书》记载，其中有失传以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也有刘昞等河西本土学者的著作。

十六国时期在中原和江南已经失传的魏晋时期名著《人物志》，就是由于刘昞为其作注而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得以传回江南。

尽管河西地区政权更替频繁，但战乱造成的破坏相对要小。

而历代统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中原、河西两大士人群体云集河西。

以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为代表的河西学者，也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的丰富世界。

在那个天下分崩、豪杰并起的年代，他们不仅见证了河西五凉政权的百年风云，更牢牢坚守着一份属于学者的灵魂净土与儒学传承的使命。

他们开办规模浩大的私学，与政府官学相辅相成，教育与著述并重，造就了五凉时期河西儒学昌盛的景象。

河西走廊因此成为中国北方的儒学文化中心。

公元439年。

鲜卑族拓跋氏率领的北魏军队兵临武威城下，北凉灭亡。

河西地区长达140年的割据态势就此结束。

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自西晋末期中原分崩之后首次迎来统一。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为赢得广泛的支持，开始推行汉化政策。

作为汉文化的正统思想以及中国诸子百家学说中最具有治国安邦特色的学说，儒学受到了格外的推崇。

为了加强学习汉文化与制度，北魏政权进占河西走廊之后，立刻着手将河西走廊的世家大族与工匠三万户迁徙到他们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这次大规模的东迁中，包括刘昞的学生在内，几乎全部的河西学者都被迁往中原，自汉延续至今的河西文化及学术亦随之东渐。

为了建立统治秩序，北魏政权迫切需要礼仪律令的制定和完善，这些熟悉汉代儒家礼仪律令之学的河西学者得到了北魏政权的礼遇和重用。

他们大兴儒风，振兴礼乐，积极参与了北魏鲜卑政权的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

此后的隋唐承袭了北朝的政权系统，以强盛之势统一南北，开创了大一统的盛世局面。

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两千年后，中国20世纪国学大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针对河西文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之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

继前启后。

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这是河西走廊对于中原王朝的回馈，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

北魏东迁时制定的政策是，年逾七十以上的长者可以获准不必东迁。

八十多岁的刘昞选择留在河西。

学生们望着老师的背影一路向西，渐行渐远。

那是他的家乡敦煌的方向。

也是他的老师郭瑀终老的地方。

漫漫归乡路上，刘昞路过张掖的时候，他执意要去看一眼，当年师徒谈经论道的临松薤谷。

那些亲手开凿的石窟样貌依旧，但自己早已不是那个14岁的少年郎。

选婿之时，那一声“非我莫属”的豪气也早已随着三个朝代的更迭而烟消云散了。

而河西走廊的百年风云，已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

这位后来被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蔚为儒宗”的河西大儒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他选择了魂归临松薤谷。

后人理应感激中国辽阔西部摆放了河西走廊这样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

纷乱颠簸的命运将中原文明引向这里，河西走廊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重一极。

它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中华历史的轨迹。

儒家贤达们的身影，也成为我们今天追寻的一座座高山。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人们几乎再也寻找不到那些大儒的踪迹。

但，祁连山凛冽的雪线还在，那些讲学修行的洞窟还在。

还有考古发掘出的历史遗迹——河西走廊分布着大量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有49座为壁画墓。

从中原迁徙至此的人们用图像的方式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河西走廊的生活面貌。

这些多彩的壁画继承了汉代中原墓葬的壁画风格，同时也细细描绘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河西地区平静安乐的生活场景。

就在河西大学士郭瑀在马蹄山开凿洞窟的时候，河西走廊各处也渐渐响起开凿洞窟的锤声。

一个来自恒河两岸的伟大文化即将沿着宽阔的河西走廊进入中国。

公元前140年，一个男婴降生在汉武帝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府里①。

他的母亲卫少儿是公主府里的女仆，父亲则是平阳县一个地位卑微的官员。

他们给这个孱弱的婴儿起名霍去病。

此时，已经是刘彻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看上去，霍去病与皇帝的命运不会有任何交集。

但16年之后，就是这个霍去病，肩负起了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使命。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汉武帝在他的爱将卫青陪同下来到羽林营②视察。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都在紧张备战，伺机发起更大规模的战役。

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将是决定战场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正在指挥军士进行格斗训练的少年军官霍去病。

这个出生在平阳公主府普通女佣家的婴儿原本命运平平淡淡，但转机很快就悄然而至——由于他的姨母卫子夫被汉武帝带入宫中并成为皇后，霍去病也从仆人的儿子瞬间变成了汉帝国的皇族成员。

而他的舅舅正是汉帝国冉冉上升的高级军事将领，卫青。

尽管前程锦绣的霍去病可以享受宫廷的奢华生活，但他却偏偏喜欢舞刀弄枪，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关于秣马厉兵的风云战事与帝国战略。

他酷爱军事，喜欢骑射，每天跟着舅舅厮混在羽林营中摸爬滚打。

汉武帝十分喜爱自己这个虎虎生风的外甥。

在看过霍去病的训练之后，汉武帝建议霍去病要向古人学习，熟读兵法。

没想到，霍去病却和刘彻争辩说：“打仗应该随机应变，光学古时候的兵法是没有用的。

”霍去病犀利、敏锐的思维方式让汉武帝感到后生可畏。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生死缠斗仍在持续进行。

匈奴每年侵扰汉朝的边境，杀掠汉朝的官员和百姓。

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

汉帝国的国力已达到最强盛的时期。

面对匈奴的一再挑衅，汉武帝终于下定了全面反击的决心。

从公元前129年开始，他先后发动了几次战役，解除了匈奴对汉都城长安的威胁。

而张骞带回的关于河西走廊及广阔西域的信息，极大地激发了汉武帝向西拓展的信心。

自从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部落被匈奴驱逐之后，匈奴单于便把走廊东段封给了休屠王，西段封给了浑邪王。

通过这条走廊，匈奴王朝向西可以控制西域诸国，向南可与羌族结成对抗汉朝的联盟，对汉帝国西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假若汉帝国能夺取河西走廊，那么，既能解除匈奴从西方对中原腹地的威胁，又可斩断匈奴与羌族部落的联盟，大大削弱匈奴的势力范围，斩断匈奴的右臂，打通前往西域的通道。

汉武帝刘彻知道，汉匈之间的战争是极其特殊的。

河西走廊远离交通线与人口稠密地区，很难及时得到来自后方的补给。

更何况拥有强大骑兵的匈奴人，作战方式灵活多变，突然性强，这让习惯两军对垒的汉帝国军队防不胜防。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十万大军与匈奴单子主力对决，17岁的霍去病以骠姚校尉的军阶随队出征。

在其中的一次战役中，卫青所率主力部队伤亡惨重。

但初出茅庐的霍去病却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人，立下战功。

这次战役引起汉武帝的高度关注，他赐封霍去病为“冠军侯”。

年少轻狂、冲动骁勇的霍去病，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束缚，更不按常理出牌。

这个皇家年轻军官所采用的轻骑兵快速突袭的战术正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这是位于河西走廊武威市的雷台汉墓，“马踏飞燕”的出土地。

1983年，“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这匹青铜铸成的骏马，从两千多年历史的硝烟中奔驰而来，它三足腾空，右后蹄踏一飞鸟，鬃毛飞扬，飘逸灵动。

汉帝国纵横千里、万马奔腾的激情岁月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它的见证。

毫无疑问，匈奴的军事优势在于骑兵，骑兵的关键在于优质战马，这恰恰是汉帝国所缺乏的，也正是汉军常常被匈奴牵制的重要原因。

当汉武帝刘彻登基时，大力发展优良战马便迅速成为重中之重的国策。

汉朝的军队开始了职业化进程，不再是平时耕种、到战时才征召的农民。

骑兵战术也在与游牧民族不断交锋中逐渐成熟。

在帝国丰盈的财政收入保障下，骑兵数量也急剧膨胀，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相当于中国现役部队总兵力的五分之—。

看上去，万事俱备，只欠一次在河西走廊上酣畅淋漓的胜利。

多年以后，当烈士暮年的汉武帝蓦然回首时，他或许还会记起：在实现帝国梦想的道路上。

发生在戈壁大漠上的生死搏杀是多么令人心悸。

基于打通并有效控制河西走廊的战略意图，汉武帝决定发起河西战役。

初战告捷的冠军侯霍去病成为汉武帝突击河西走廊的首选。

与其说选择喜欢冒险的霍去病，倒不如说汉武帝本人更喜欢冒险。

乌鞘岭位于甘肃中南部，是河西走廊东端的起点，平均海拔3000米，两侧的山势在这里开始收缩，它是河西走廊的咽喉，也是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路。

公元前121年，早春时节。

壮志凌云的霍去病站在大雪纷飞的乌鞘岭③上，手中握着张骞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

在他的身后，一万名精锐骑兵正在翻越天寒路险的隘口。

他的前方没有尽头。

他的国家需要这条通道。

就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春天，从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的霍去病率部急速转战6天，连续扫荡了匈奴五个部落。

抗拒者以武力征服，降服者则予以安抚。

随即，霍去病越过匈奴人放牧的天然草场焉支山，连续疾进500公里，斩杀了折兰王、卢胡王，歼灭匈奴军近万。

惊慌失措的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残部逃走。

霍去病追击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才收兵回撤。

这是霍去病骑兵闪击战术的首次正规试验，结果大获全胜。

年轻的霍将军完全按自己的战术思想单独指挥一支劲旅打了一场漂亮的运动战。

霍去病凯旋归来。

但汉武帝仍然心有遗憾，他把霍去病召进宫中，彻夜长谈。

这次河西作战，虽然深入匈奴境内近1000公里，大军贯穿整个河西走廊，但由于只有平推，没有聚歼，使休屠王和浑邪王逃之夭夭，没能达成围歼匈奴主力的既定目标。

就在这次讨论中，一个新的作战计划逐渐成形——为了迷惑敌人，由老将公孙敖率军从东面进攻，吸引匈奴的注意力，霍去病趁机绕道闪击匈奴后方。

同时，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各带一路人马，分两路纵队切断匈奴援军的路线。

如果计划顺利实施，那么，霍去病和公孙敖将在河西走廊会师，形成东西夹击，彻底聚歼休屠王和浑邪王部落。

他们为这个充满想象力的作战计划激动不已。

3个月后，公元前121年夏天。

汉武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汉帝国的军队按预定作战行动从3个方向出发。

匈奴单于也派出数万骑兵南下，快速进击代郡、雁门，分散汉军兵力，以期达到到汉军不敢放手全力攻击河西走廊右贤王部队的作战目的。

汉匈之战，在数千里的广阔地带展开并迅速推向高潮。

霍去病率领经过严格挑选的精锐骑兵向西北挺进，渡过黄河，跨越贺兰山，横穿大漠，至居延泽，再由西北转向西南，长驱深入达1000公里，按照计划绕到匈奴军队的后方。

但此时霍去病发现，如此精心策划的第二次河西之战出现了意外——公孙敖部由于在行军中迷失了方向，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和霍去病会师。

这令霍去病的奇袭之师突然陷入困境。

此时，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罢兵而归；要么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河西歼敌的重任。

旷野之上，帝国的骑兵和马队整装待发。

霍去病决定铤而走险，向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队侧背发动攻击。

寂寞荒凉的戈壁滩上骤然战马嘶鸣、杀声震天。

匈奴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防线的背后会突然遭到袭击。

措手不及的匈奴主力部队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遭到毁灭性打击。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山丹县。

早在两千年前，匈奴人就在焉支山下这片天然的草场上饲养良种战马。

今天，这里仍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亚洲规模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马场。

这里的人骄傲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一任场长就是霍去病。

”

河西之战后，霍去病的大军接收了这片匈奴人饲养战马的梦幻之地——山丹。

从此，汉帝国有了理想的军马养殖基地，高原环境培养出的马匹质量远远超过中原马。

被霍去病击溃的匈奴唱着悲凉的歌退出祁连山牧场。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兴奋的汉武帝刘彻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并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府第。

听说此事的霍去病向汉武帝上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史官司马迁记录了霍去病这句话并成为流传千古的铿锵名言。

但，霍去病的辉煌难掩另外一个人的失意。

在这场宏大战役中，作为牵制匈奴人行动的李广与张骞部队，却陷入敌人的重围遭遇惨败。

张骞因贻误战机，免去博望侯，成为庶民。

从巅峰瞬间滑落到低谷，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连续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春夏大战让匈奴感到异常焦虑。

一旦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就再无法形成对汉帝国的封锁与围堵，匈奴王朝的战略优势将丧失殆尽。

愤怒之极的匈奴单于打算召回并杀掉浑邪王、休屠王。

听到风声的浑邪王和休屠王万般无奈，决定投降汉帝国。

但得知这个消息的汉武帝担心有诈，踌躇再三，决定派霍去病率领部队前去受降——这是霍去病一年之内第三次受命出征河西走廊。

尽管浑邪王和休屠王两次战败，但他们仍然拥有数万军队，而且，受降地点远在匈奴境内，很有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突然变化。

当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尚未到达河西时，休屠王果然临阵变卦，拒绝降汉。

一场血腥的内讧不可避免——浑邪王杀掉休屠王并收编了他的军队。

但浑邪王自己也举棋不定。

面对人心浮动、剑拔弩张的受降场面，霍去病淡定自若，策马走入匈奴军营，来到浑邪王面前，命令军士将正要逃跑的匈奴兵就地杀掉。

震惊不已的浑邪王只得交出佩刀，在汉军卫队护送下前往长安面见汉武帝。

就在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3次河西之战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著名的“河西之战”落下帷幕。

连续三次河西战役对汉匈双方力量的消长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

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屏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

这一年，汉帝国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刚刚19岁。

经过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发生逆转，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

公元前119年夏，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直击匈奴单于本部。

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胥”。

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

这一年，霍去病22岁。

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蒸蒸日上，不仅陆续收复了秦帝国时代的领土，还继续开疆拓土，在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设立了郡县行政建制。

在汉武帝心中，他强烈渴望能建立一个疆域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在邻邦中建立威德的国家。

河西之战结束后，汉帝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打开了。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征召从巅峰跌落谷底的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

被任命为中郎将的张骞率领一支30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域进发。

此时，河西走廊已在汉帝国掌控之中，张骞和他的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与骚扰。

当年，张骞在离开西域时曾郑重许诺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一次，他们顺利抵达了西域的乌孙国，表达了结盟的意愿。

在这期间，张骞还派副使分道赴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和天山以南的于阗、扜弥等地进行访问，在汉帝国与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张骞和他的使团将来自中原的物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传到了西域；西域的名马、银器及毛织品等当地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原。

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开始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广泛交流，这在河西走廊很多现存文物中都有所体现。

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纷纷进入中原，我们今天熟知的葡萄、胡萝卜、石榴等瓜果蔬菜，以及骆驼、狮子、鸵鸟等物种也陆续沿着这条走廊传人中原内地。

毫无疑问，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促进了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

遗憾的是，河西走廊上出现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

公元前117年九月，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

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悲痛的汉武帝用国礼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并把他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样子。

他的灵魂与河西走廊融为一体。

还有伫立在时光斑驳的岁月中的马踏匈奴雕塑。

时至今日，在河西走廊东面的兰州市，依旧塑有霍去病的巨大雕像，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征战河西的英雄。

在霍去病辞世两年后，结束了第二次西域之行的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大行令。

只可惜，这样的荣耀来得太晚。

一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张骞与世长辞。

由此，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落下帷幕。

公元前112年十月，45岁的汉武帝刘彻率领上万骑兵部队出巡雍州，最后抵达甘肃靖远的黄河岸边。

秋季的黄河汹涌澎湃。

汉武帝向着西方极目远眺。

此时此刻，远方的祁连山连同咽喉一样的河西走廊已经成为中原版图的一部分。

汉帝国的使者、商队、军队，正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奔赴富饶的西域。

尽管他一生都没有踏上河西走廊，但他知道，为了打通并且经略这条走廊，有无数汉家将士为之浴血奋战，忠骨销魂，长眠戈壁大漠。

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年以后。

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

它们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

酒泉、敦煌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也就是现在的兰州。

河西四郡的每一个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含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武威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张掖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酒泉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敦煌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

同时，在河西走廊，汉帝国还设置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玉门关和阳关，以此扼守西大门并建立了面向西域的前进基地。

玉门关

阳关这两个屹立于西北大漠的古代名关是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在敦煌以西约八十公里的地方，一南一北，分扼天山南北路的咽喉。

两千年来见证无数历史沧桑，被世人千古传唱。

两千年云烟聚散，直到今天，尽管当年的四郡变成了如今的河西5座城市，但，河西走廊的格局和其中四座城市的名称依旧没有改变——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

河西走廊的打通，为汉帝国带来了继续前行的机遇。

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将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广大地区并入版图。

至此，通向亚洲腹地与遥远地中海的商路完全打开。

此时，再回望地处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的命名，更能感悟到汉武帝的智慧与深远眼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通过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并完全掌控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

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这块土地和这条生死攸关的战略通道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而打通河西走廊，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

此时的汉朝已经成为和罗马比肩的伟大帝国，在两个帝国之间，是安息与贵霜两个生机勃勃的王朝。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走廊也从汉军与匈奴鏖战的战场，急速转变为汉朝抗御匈奴的前沿地域。

为了固守河西走廊，确保往来军民的安全，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逐步建立。

长城，是古代中国为抵御不同时期塞北游牧部落联盟的侵袭而被迫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

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向匈奴发起进攻。

在秦军占据河套后，开始有计划地将秦、赵、魏、燕等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甘肃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修筑东起永登、西至酒泉的长城等防御工程。

已经停滞了一个世纪的长城开始越过黄河向西延伸。

数年后，汉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一带，庞大的防御体系横贯了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

这个防御体系在当时被称为河西汉塞，它由烽燧、城障、坞院、出入境关卡等组成。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命令在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修居延塞。

其北起居延泽，向南沿黑河河道延伸，分别与张掖塞和酒泉塞相连，在河西形成一个“人”字形的庞大的防御工事。

这3段防御体系组合严密、烽燧相连，有效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运行。

此后，随着汉朝向西拓展军事外交，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沿着疏勒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古盐泽地区，即今天的罗布泊。

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是交通线和供给线。

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邮驿系统也随之延伸至酒泉、鄯善、楼兰境内。

河西走廊一些缺石少土、流沙淤积的戈壁荒漠，给河西边塞的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

于是，建造工匠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将遍地而生的红柳、芦苇、芨芨草等植物茎秆创造性地运用到城墙与要塞的建筑之中。

河西汉塞因此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边塞建筑。

河西走廊也是今天汉长城分布最集中、保持最好的地区。

这些长城烽燧在河西大地上纵横伸展，两千年来始终屹立在戈壁风沙的苍茫岁月之中，见证着汉帝国对这条战略通道的宏大经略。

公元前105年,汉帝国的使者沿着张骞的足迹,向西来到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

使臣在君主的面前展开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国王非常高兴，也派出使者带着鸵鸟蛋和通魔术的骊前人,作为礼品赠给汉帝国。

西域各国派往汉朝的使臣此来彼去络绎不绝。

通过河西走廊带到西方的丝绸源源不断地通向世界,而西方的物种、珍宝,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汉帝国的都城长安。

在世界范围内的海运兴起以前,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世界的最主要通路。

两千年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代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在长城烽燧与驿站、驼队的映村下,记忆瞬间回到从前。

这是河西走廊的荣耀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正在远去,蜚声世界的丝绸之路已经启程。

勘误：①平阳公主府——霍去病不可能生在平阳公主府中！

汉代，府的意思是官署，平阳公主不能开府，所以只能是平阳公主家。

其次，汉代非常忌讳在家中生子，即使平阳公主自己也不可能在家里生育，何况一个女奴生私生子？

霍去病应该是出生在某个公共乳舍中。

②羽林营——羽林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设立的，此时霍去病已去世十三年。

霍去病生前，绝无可能做羽林，在羽林营训练，别说他做不成羽林，到不了羽林营，连卫青也不可能做羽林。

这时候应该叫期门，霍去病是期门将士之一。

③乌鞘岭——霍去病征战河西，并没有翻越乌鞘岭，他是渡过乌逆水（即今之庄浪河）进入河西走廊的。

乌鞘岭暮春时节高寒难耐，在积雪和险峻山路上翻越乌鞘岭必然会造成非战斗减员！

而史料中并没有霍去病有非战斗减员的情况，可以推断，他没有翻越乌鞘岭，而是绕过乌鞘岭，因为乌鞘岭南北仅十七公里，东西仅十余公里，绕行并不费时，没有必要去翻越！

　　清明小长假，和叔叔一起开车回家，在回程路上，他提起这部纪录片《河西走廊》，一直以来，我对叔叔的眼光都是无可挑剔的。

于是回到家的那天傍晚，默默的打开电视，搜索这部纪录片，谢天谢地，让我找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清明短短的假期中，看完了这部让我对西部有个重新认知得《河西走廊》。

　　在看的过程中，同时还不断的百度，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就像一个对知识“欲求不满”的雏儿，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部片子出现的一切。

　　在看的过程中，知道了河西走廊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土，知道了在战乱时期，河西走廊又是如何的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

知道了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发展，了解了敦煌这些石窟的由来，河西走廊就像一个大容器，包容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接受了来自中亚国家的习俗。

　　在这部片子里，可以看到那些文人墨士，将军统领在河西走廊的足迹。

《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每一集都令人感动。

　　看完片子，让我意识到自己认知得狭隘，从未听说过武威在这里知道了，从未去深究过嘉峪关的由来，这会明白了，一直肤浅的以为张掖是一个小城，如今明白这里是一座古城。

原来，我对西北这么一无所知。

　　如果你和我一样，现在对西北一无所知，那现在就开始看这部片子吧；如果你对中华历史文化感兴趣，那就不要犹豫，打开电视，开始看吧；如果你对西北有着眷恋，那就不要想了，打开手机视频，赶紧看吧。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

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

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