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

张泠“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电影《塔洛》（2015）中开场镜头，黑白，固定机位，正面中景，长达12分钟。

脑后垂着小辫子的藏族牧羊人塔洛以诵经的腔调、藏语风的汉语一气呵成背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这是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稿。

“文革”初期，此篇与另两篇短文《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被合称“老三篇”，分别阐述“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艰苦奋斗”理念，各地小学生都要学习和背诵。

对于塔洛来说，自小学起就深印在记忆中的“为人民服务”不是政治教条，而是道德劝诫、使此生有意义的精神与实践的标准：他全心全意为别人放羊，也是“为人民服务”，死也要“重于泰山”。

可惜，这一对塔洛来说似乎超越了历史变革、已被身体化的道德准则，在资本主义浪潮汹涌的当代中国，似乎不堪一击。

从小失去父母、为乡人放了一辈子羊的塔洛要被现代社会纳为“公民”，去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在多杰所长面前，背诵了这篇《为人民服务》，而被赞叹惊人的记忆力。

他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因头发太久未洗不够驯顺，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扬措理发馆”洗头。

在这亦真亦幻的镜像空间中，年轻美丽的理发姑娘扬措的出现，使塔洛的人生轨迹有了巨大变化。

这些看似偶然又极日常的一连串事件对一个年龄略长却“涉世未深”的质朴淳厚牧羊人的影响，或许可以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不同民族的人身上，无论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

从这个角度讲，人面对现代化的困境，有其普遍性；而青海海南藏区人语言、文化、宗教的特异之处，以不动声色的庸常细节浸淫而出，避免刻意奇观化的藏区仪式与风景。

《塔洛》是万玛才旦继《静静的嘛呢石》（2006）、《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0）和《五彩神箭》（2014）后的第五部剧情长片，入围威尼斯、温哥华、釜山电影节，也获台湾“金马奖”四项提名（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及最佳摄影）。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一定要通过电影节来肯定，电影节的认可却侧面体现国际艺术电影界对影片探讨议题及视听风格的关注。

万玛才旦近十年来的电影一路看下来，看到的是更深的悲观。

电影人能做的是呈现、探讨与反思问题，却无力解决。

无论藏地世俗化的加剧、传统的衰落、资本的野蛮入侵还是迅速商品化和娱乐化的精神生活的空洞虚无……小喇嘛还俗娶妻生子从“寺院的天上”回到“凡俗的地上”；藏戏继续荒芜，以后更无人识《智美更登》；当高原上牧羊的藏獒都被当作“奢侈品”买卖，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

《塔洛》的叙事与影像风格都简朴至极，始终跟随塔洛的行止和遭际。

从有了“奇遇”的喧嚣县城回到荒原，他牧羊，喂狗，发呆，深夜生火和放炮竹赶狼，在小棚里抽气味呛人的卷烟，喝烈酒，跟着 “桔子洲”牌古老收音机学“拉伊”（流行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安多藏区的藏语情歌），想唱给扬措听。

他在空荡的山野里唱起来，羊与他和鸣。

他去一小时路程外取水，水中晃动的破碎的倒影惴惴不安。

他醉着睡着了。

一切沉入孤独。

他供奉的绿度母前的三盏酥油灯缓缓熄灭了。

狼咬死了一些羊，包括那只他出门装在口袋里的羊羔（它与他一样，都是孤儿）。

他被打了耳光。

羊的主人、比他年轻的穿皮衣的男人训斥他：“你又钻到酒瓶子里去了吧？

……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

”塔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人民服务”，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放牧生活绝不是田园诗的浪漫无辜，离群索居之处也有阶层和权力关系碾压。

这种幻灭和屈辱感，或许是促使他做出改变决定的重要酵素。

而具象化这种变化的，是塔洛小辫子的失去。

那曾是他的身份标识，也是见证。

人们以“小辫子”称呼他，他几乎已忘记自己的本名“塔洛”，直到要办身份证。

在理发馆，扬措调戏他，说：“我留短发，就是等你这样留长发的小伙子来找我啊！

”当塔洛的小辫子被扬措剪羊毛一般整个剪下来完成“落发礼”，他已不再是从前的他。

这种象征性身份“阉割”的外化，令他似乎失了某种特立独行的“仙气”，而成为一位泯然众人矣的光头中年男子。

因为他的行为并因而失去了小辫子，他不再能死得“重于泰山”，要接受“轻如鸿毛”的命运。

剪发过程一个固定镜头拍下来，气氛凝重如铅，演员的表情变化微妙决绝。

不仅有剧中人物的挣扎、惶恐与负罪，也有戏中演员的痛楚（饰演塔洛的藏族著名喜剧演员西德尼玛为艺术牺牲自己留了十七年的小辫子，在片场潸然泪下。

我们看到他闭目良久，缓缓克服巨大的情绪冲击）。

与过去的纽带就这样被割裂了。

塔洛令人惊讶的好记忆力似乎也随小辫子而去，太多杂念、信仰瓦解，令他再也无法流利背诵《为人民服务》。

影片细节在不同的固定场景展开，以塔洛骑摩托车连结：派出所、德吉照像馆、扬措理发馆、卡拉OK厅、小商店、塔洛家。

如何在这些封闭狭小的室内空间中以黑白影像拍出立体感和丰富层次，要归功于俄罗斯学成归来的摄影师吕松野。

尤其理发店空间中使用不同镜子与门窗玻璃构造多重空间，且助以闪烁灯饰在镜面上；卡拉OK厅中则以不同图案的光闪动在壁纸与人物身上，因而在银幕“表面”构成多种“微运动”——这光影都发生在塔洛与扬措在一起的时空，这一切终究是“水月镜花”。

此外，黑白影像中的高原光线显得略平，摄影机之眼捕捉的风、汽、尘，是自然界的“微运动”。

尽管摄影机基本保持静止，视觉重心常在景框左侧，刻意打破平衡感。

卡拉OK厅中扬措在画外左侧唱歌，更由声音延展出更大的画外空间。

卡拉OK厅场景在叙事铺陈、人物互动、视听层面都非常丰富。

从“城乡”关系来讲，扬措似乎是强势的，她对城市生活见多识广、应裕自如，而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塔洛拘谨地被林立的啤酒瓶“囚禁”在角落里。

他不会唱卡拉OK，不习惯麦克风，只能一手遮住耳朵，用在野地里唱歌的方式唱半首“拉伊”。

但从另一面讲，塔洛的歌是天然的、本真的情绪表达，而扬措的经过扩音技术修饰的、模仿流行歌手的声音和情绪显得矫饰，尽管那首《走出大山》或许真的是她的心声。

人通过“歌唱”的情感表达，在消费社会给人的“歌星”感虚假满足中被异化了，变成仅仅是“唱歌”。

如果说贾樟柯的《小武》中人物通过唱卡拉OK而连接彼此，《塔洛》中的卡拉OK，是为了放大人物的差异。

塔洛为唱给扬措而学的三首拉伊，我们终究没有听到；对于扬措，大约也不过是过耳云烟，因她更喜欢流行的藏版“嘻哈”歌手。

扬措和照相馆里拍结婚照的藏族夫妇都曾牧过羊，但都成为历史。

扬措忘记/拒绝“拉伊”，因为那与乡村、与传统的藏族游牧文化同源，而“嘻哈”是时髦的、年轻的、都市的、甚或西方的。

此处有个关于性别的悖论：扬措吸烟、喝酒、留短发、与男性打情骂俏，都不合于藏族传统中女性的行为准则，在塔洛看来是异类，甚至是“坏人”；而扬措是否以反叛的姿态解放于藏族传统对女性的束缚？

同时，她是否又奴役于世俗欲望与消费文化而失去道德规范？

女性承载的现代化的代价，是否比男性更复杂？

有些遗憾，《塔洛》中的扬措仅被描述为世俗诱惑的化身及其软弱的受害者，有些平面化。

万玛才旦导演曾在访谈中回答性别问题时说：“我电影里的叙事主体多是男性，所以女性角色的台词较少，另一方面确实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可能相比男性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男性可能出来说话的时候多一些。

”若说塔洛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弱势者，扬措是权力与性别双重结构中的更弱势者，后者作为人物还有丰满和复杂的余地。

我们看到了塔洛人生轨迹的蜿蜒折痕，会好奇扬措因何、如何变成如今的她。

《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社会主义历史遗产（《为人民服务》）遭遇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物质欲望的身份焦虑与迷失。

塔洛失去小辫子和崇高追求，在象征国家权力机构的火眼金睛的多杰所长眼里却变得更像“好人”，也是一抹淡淡反讽。

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上海电影（如孙瑜《天明》、《野玫瑰》，郑基铎《再会吧，上海》等），《塔洛》中的城镇几成罪恶渊薮，令人不安，但不同之处在于：影片并未美化乡村生活为世外桃源。

而实际上有些遥不可及、影像上唾手可得的超越国界的大都市，却一直摇曳在城镇人民的向往里：拉萨、北京天安门、纽约自由女神像……自1980年代起在中国广大小城镇流行的照像馆里的环游世界，如马克斯·奥菲尔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48）中火车座上环游世界的幻觉。

在失去的故乡与无尽的异乡夹缝中漂泊与观察的万玛才旦，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主人公名字“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他却无可遁逃。

一大概是从小武起，“中国故事”一边痴迷于描摹城市经验轰轰烈烈的转型和颠覆，一边也开始讲述来自别处的失落和不适。

这故事中，一些人率先狂欢，庆祝，急不可耐地触碰现代，又亦步亦趋地奉上拙劣的模仿，一些人则无可奈何地跟从，勉强做出迟钝的反馈，其中一部分，就在被动的社会进击中败下阵来。

这些失败者的踪迹，随着城市经验的不断扩张，“别处”空间的步步后退，显示出一种有迹可循的深入，从沿海到内陆，最终直击最远的地方，来自高原藏区的塔洛。

身处社会边缘的孤独牧羊人塔洛，借着一次进县城拍身份证照片的机会，只身闯入了新世界，不想这世界借着一个姑娘也闯入了他的身体，遂掘取了他。

当塔洛再想退回边缘，却发现自己早已失守了原本的立身之处。

一次还俗，也是一次失身，让他最终遗落了自己存在的证明，成了新旧世界夹缝中无处可遁的弃儿。

二影片第一场，背完毛主席语录，派出所的多杰所长让塔洛去县城拍身份证照片。

他说，没有身份证，你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谁。

可塔洛是笃定的，在他的认知里，自己等于一个叫小辫子的放羊人，无需让别人知道。

而在多杰所长眼里，塔洛等于那个会背汉语版毛主席语录的人就足够了。

何况将要出现在身份证上的大名“塔洛”，对塔洛来说是无比陌生的——他只知道自己的绰号，这条常年留着的辫子理所应当地成了他的身份。

所以当多杰所长和后来的杨措姑娘叫唤他的大名时，塔洛总是因为生疏而感到一种新鲜的好笑。

塔洛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年龄，这种在现代社会中等同于“无”的身份，于他却是确信的自知。

影片一开始就为“身份”制作了各种符号，而这些符号都将在此后被一一瓦解。

从塔洛骑着他的小摩托进入县城起，一个与他截然不同的世界赫然显立了。

他在照相馆看到两个藏民穿着藏服坐在天安门墙纸前合影，随后又换下民族服装，穿上土气的大陆西装，背后是纽约自由女神像，而当塔洛的小羊和奶瓶进入这画面时，三种不同的时空体验竟然得以交汇共存，而塔洛的，正是其中最不现代的那部分。

影片到处充满着类似的对照。

同样是烟，塔洛自制呛人的卷烟，人们花钱买香烟。

同样是藏语歌，塔洛只会唱“拉伊”，人们唱地方性的流行歌曲，歌手做外来的嘻哈表演。

同样是唱，塔洛在草原上，人们在KTV小包厢。

同样是听，塔洛在收音机里，人们在现场酒吧。

同样是场所，塔洛只想呆在草原，而人们向往县城、拉萨、北京和纽约，甚至更远的地方。

塔洛体验正襟危坐的拍照，体验五块钱一次的洗头，体验街头张望，都只是参观和拜访这个陌生的世界，直到和杨措姑娘的艳遇，才真正让这个世界真正闯入了塔洛的身体。

三杨措姑娘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存在，她囊括了这些和塔洛构成对照的全部，还有美貌和活泼。

甚至由于她的带领和引诱，在塔洛眼里，新世界的美好和吸引力，几乎等同于一个女人的美好和吸引力。

所以酒醉一夜情后，塔洛对杨措姑娘身体的侵占，实际上恰好相反，是新世界即将对他的侵占和洗礼。

如果说前半段的张力来自塔洛和新世界所发生的有趣互动和摩擦，那么从此以后，我们所看到最具魔性的 ，是塔洛的精神“还俗”——他一声不吭地为了换取心里的女人和她所讲述的钱、远方、共同生活，一步一步拱手献上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辫子，献上自己最初的身份，直到一无所有。

所以塔洛不再安于做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牧羊人，他在夜里一遍遍听收音机，在草原上练唱拉伊，一心要唱给爱人听。

塔洛又是如此急迫，他被雇主激怒，把“重于泰山”的羊变卖成能在外面花的钱，一摞一摞毫不保留地扔在爱人面前，任由她剪掉他的辫子。

塔洛像前不久看的《冬》里那个老头，出于过度孤独或真心，一旦有谁投之以桃，他就愿意报之以一切。

他又是一个典型的虔诚又热切的新皈依者，比谁都充满盲目的渴求。

掏空自己，寻求一个新的身体。

然而掏空之后，竟然没有什么可以填充——拉伊还没唱，姑娘就剪下了他的辫子，带走了他的钱（羊），欺骗了他的爱情。

拉萨、北京和纽约成了别人的远方，他还是只身留在草原，可是没了羊，他又分明不在草原上了。

更可怕的是，当塔洛回到派出所，他的头发和身份证不一致，他不再是人称小辫子的塔洛。

他不能流利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也不再是多杰所长眼中的塔洛。

失去了绰号和记忆力，对于仅有的社会关系来说，塔洛不再是他们的塔洛。

最要紧的是，失去了“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荣耀，塔洛甚至不再是自己的塔洛。

身体的溃败，渐渐演变到身份的瓦解，这一场原本是进击的社会化行动成了一场血淋淋的洗劫——他失去了他自己。

反讽的是，很多东西是颠倒的，当塔洛失去了身份，不能再“为人民服务”时，却意外赢得了“看上去像好人”的评价。

那一条原本意义“重于泰山“的牧羊人辫子，竟然在过去长期扮演着“坏”的元素。

而这个一无所有的人，竟然获得了安定分子的形象。

塔洛摸不着北，来不及反思，他站在草原上，像从前放羊一样坐在石头上，喝着白酒，只是周围不再有羊。

他点燃了吓走狼群的鞭炮，吓走了自己这一具失去身份的身体。

四第一次看藏语电影。

《河》的自然主义显然是我更偏爱的风格，但是《塔洛》的精致和深远实在值得一说。

藏语听起来很南亚味儿，夹杂着一些汉化的专有名词，异域感很强。

马润生总是模仿藏民说普通话，就是那种种往下走的音调和一顿一顿的节奏，确实适合唱嘻哈。

多杰所长也这么说话，还拖着一个长长的发语词“哎——”。

西北人都这么说，《一个勺子》里那句，“哎——我说拉条子。

” 最好听的当然是那首拉伊。

配乐师傅说万玛才旦对他的要求是让人感觉不到配乐的存在。

目标达到了，几乎全程感觉不到，甚至片尾回响着塔洛流利的毛主席语录。

影片对声音的处理相当细致，在KTV，在草原，野生杂乱的声音模糊地隐在后面，对话和细小行动仍然清晰可听。

尤其观看时，外界不同的声响，风声，歌声，街道声从四周传出，拟真感很足。

很多大陆艺术片以音画粗糙为独立的大旗，实际上是很影响观看的。

五最好的还是和极简的对话和构图，碎片式的零碎呈现。

黑白影像，长镜头，空镜，确实很像《修女艾达》。

人物的边缘化放置，部分切除，固定镜头下不给特写，拒绝关注细节和表情。

1.塔洛和多杰所长谈话时，两人是始终被门框隔开的。

2.塔洛和杨措站在理发店门外说话吃雪糕，从理发店的固定镜头望出去，只出现两个小小的头顶，看不到表情，只听对话继续，镜头四分之三是后面的街道。

3.两人过夜后的交谈，镜头从桌子望出去，削掉了脑袋，只看到身体。

杨措去亲吻塔洛的时候，我们没看到亲吻的镜头。

没有表情，只给对话和场景。

4.镜子中的影像，从小卖部的镜子，理发店的镜子，摩托车灯的镜子，人物的画面总是出现在小小的镜子里。

我们观看到的塔洛是局部的，塔洛感知到的世界是局部的，塔洛的处境是边缘的。

人从来不处于世界的中心，人也就应当避免出现在视野和图像的中心。

塔洛在开头和结尾两次背毛泽东语录形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对应，不过结尾却是用镜像的方式呈现出来，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反过来的！

留辫子的时候，所长说：看塔洛像个好人；剃成光头以后，所长又说：以前看塔洛有点像坏人，现在怎么看都是个好人——而对于塔洛来说，靠着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放着三百多只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死后会重于泰山的好人；后来因为醉酒导致羊群被狼咬死，他认定自己变成了一个死后会轻于鸿毛的坏人！

【两人对于好人/坏人的区分标准，又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对立】所长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还说塔洛这个名字很好听，可最后却还是叫着他小辫子，甚至都想不起来他叫“塔洛”！

对于这些人来说，塔洛是谁无所谓，知道小辫子是一个放羊人就行！

塔洛作为一个“原始”和“边缘”的存在，一开始他拒绝融入主流、融入社会，而－所长、照相馆老板、杨措这些人却都极力的将塔洛往他们的世界拉扯，最终塔洛因为杨措的“爱”——（并非爱情，而是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的关心和在乎）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吸起来带凉嗖的香烟、深夜唱歌的卡拉ok、杨措口中的拉萨和北京……】。

可也正是因为杨措（城市的象征），导致塔洛深夜醉酒，而造成了众多羊儿被狼群咬死的悲剧，最终使他变成了一个“坏人”！

剃光头——正是杨措给塔洛烙下的坏人“印记”。

时隔一年，由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执导的影片《塔洛》终于从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和台湾金马走入了大陆院线，让普通观众有机会感受藏地的风情。

影片的主人公塔洛是一个对善有执念的人，但影片并没有展现一幅合十转山、三叩九拜的皮相。

这是《塔洛》相对于其他描述藏人生活的电影的特别之处：它不需要怎么用力，藏人拍藏人，虔诚就在骨子里。

“虔诚”和“纯净”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构成了全篇的基石，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上面生发。

《塔洛》以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为开头。

在这里，“为人民服务”从形式上代替了“唵嘛呢叭咪吽”，毛主席语录代替了佛经，信仰被放到了藏族与汉族的交界处，使得两种信仰相互对比，产生了文化性勾连和政治性指涉。

随后，全片在塔洛办身份证的过程中展开。

这个过程原本仅仅是“小辫子”塔洛获得世俗身份的过程，但实际过程却远比预想的复杂：以下山为起点，塔洛先是从“牧羊人”变成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人”，但不久之后便从“好人”变成了被女人吸引的“男人”，直至塔洛卖掉雇主的羊准备和扬措私奔，又从“男人”变成了“轻如鸿毛”的“罪人”。

几重身份转换之后，在毛主席语录引导下产生朴素价值观的塔洛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冲击，身份也一层层剥离，最终邯郸学步般失去了所有认同。

通过这种身份的转化，万玛才旦顺畅地把当今西藏社会中并立的宗教性和世俗性嵌入到众多身份之中和盘托出，表现出少数民族“身份的迷失”和“发展的困扰”两种焦虑和反思。

塔洛就像走上了一条横在羊群与人群之间的独木桥，他从大山来到城镇，理发店老板扬措的色相吸引着他，但扬措本身代表的又是更高层面的“色”，亦即光怪陆离的世俗：卡拉OK，薄荷味儿的女烟，自由女神像，投影在塔洛脸上的绚丽花纹……所有一切都将塔洛引入一片全新而未知的境地里。

在片中，塔洛在艰难的抉择之下接受了“双重诱惑”——选择与扬措私奔，由此也义无反顾地逃离了放羊生活，逃离了动辄扇嘴巴子的雇主，走向了更加现代化的人身关系里。

然而，塔洛没想到的是，这种世俗性的转化带来的不仅是大千世界的美好，也有欲望驱动下肆意疯长的现实与残酷。

他没有想到，扬措最终会带着塔洛给她的十六万人民币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举将他推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扬措并不能简单地被称为“骗子”。

影片里，扬措在看到塔洛带来的大把钱财以后并没有想把塔洛拉去卡拉OK的意思，而只有到了卡拉OK，扬措才能确定塔洛会喝醉，从而才有机会把钱鲸吞。

可是如果扬措一开始根本没有过这种想法，携款逃跑这个结局又该作何解释？

是一瞬间的邪念？

还是其他人的诱惑？

似乎都有可能。

万玛才旦选择用留白的方式，将这一段中埋藏的所有可能性都交给观众，让观众自行做出解读（他同样没有阻止观众简单地解读成“骗子”），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不妨碍它最终的指向。

扬措这个角色不是一幅漫画，而是藏区切切实实存在的人，其设定的复杂确证了《塔洛》对人性的书写。

对此，万玛才旦导演在北京首映礼上也透露，女演员杨秀措之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具挑战性，更因为她身边确实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例子。

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多少人耐不住为恶的诱惑而滑向堕落，无论男女僧俗、藏区内地。

从这个角度上说，片子既是在说藏人，也是在说任何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和人群，甚至是借此描绘了整个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这是这部影片的普适性所在。

它让我们有机会跨越时间的断层，无需回顾和记录历史便得以见证这种人性的发酵和腐败。

这也解释了贾樟柯在北京首映后为什么会“柔情脉脉”地说出一句“有万玛导演我便不再孤单”。

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塔洛》里见到了《小武》里那对在卡拉OK里扭着屁股的年轻男女的影子，也见到了被时代裹挟和超越的崔明亮；拍出《世界》的贾樟柯不可能发现不了世界公园和《塔洛》里照相背景的惊人相似性，不可能对说唱藏歌和“魔毯游世界”传达出的近乎一致的荒诞感视而不见。

甚至可以说，《塔洛》就是贾氏叙事在藏区的总集结，凡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和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内地人，也必然对塔洛的所思所感和他所面临的困境深有体会。

当然，要达成这种共鸣，万玛才旦难免会运用符号，而这与片中时刻经历着复杂转变的人物性格并不相称。

大量的符号化表述虽然往往能让人会心一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丰富性，对影片的“肉感”造成了一些影响。

话说回来，《塔洛》也的确是对藏语短片《酥油灯》一个更加具体、更发人深省的阐释，其高妙之处不只在于表意，更在于技法。

《塔洛》重视运用边框，画面的中心部分反倒经常留白，这显示出主人公所处的边缘地位；画幅中间经常会出现的纵向间隔物以及镜子和玻璃的使用，都表现出不谙世事的塔洛和其他人物的隔离关系。

影片高度概括的意象和静止“单调”的黑白影调相辅相成，诠释出塔洛简单纯净的人格，极简的固定长镜头中往往能透出一丝冷峻的气息，让人陷入沉思。

有人会拿这部电影与《修女艾达》比较，其实并不为过。

但两部电影还是有所不同：前者是小说改编，在用镜头调度丰富台词以外的表达，后者则是纯粹的影像诗，对历史的叙说相当克制，但又能“化少为多”，让言外之意尽情流淌。

2015年是藏语电影的“大年”。

除了在台湾金马奖评选中荣获四项提名的《塔洛》，松太加的《河》也在柏林电影节大放异彩，几乎撑起了大陆电影的“半边天”。

在如此强调娱乐性和类型化的中国电影业界，《塔洛》与《河》绝对可以算是异类，也称得上是一股清流。

但万玛才旦有些悲观。

影片结尾，塔洛再也没法背完《为人民服务》，因为他的心已经乱了。

如何守住这份清净，或许是导演和主人公共同面临的挑战。

“藏地新浪潮”发轫于2002年，这一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以万玛才旦拍出了一部颇受好评的真实反映藏地生活的短片——《静静的嘛呢石》。

万玛才旦及其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藏地新浪潮”的到来。

此后的十年间，万玛才旦几乎独自扛起了“藏地新浪潮”这面“大旗”。

2011年，曾任万玛才旦摄影师的松太加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太阳总在左边》。

又借助于数码拍摄的普及，更多的藏地导演及其作品在此后涌现，真正形成了“藏地新浪潮”。

A、“藏地新浪潮”前的藏地电影（前史）“藏地新浪潮”之前，藏地的影像作品并不少见，但多是纪录片，而且绝大部分是非藏人所创作的作品。

藏地电影（剧情片）很少，而且主要创作者也以非藏人为主。

就我“目力”所及，以下四部影片是“藏地新浪潮”前的比较重要或较有影响的藏地电影：《农奴》1963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第三代著名导演李俊（作品有《大决战》三部曲、《闪闪的红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导演，著名文化人黄宗江编剧。

这是一部以西藏解放为背景的意识形态挂帅的藏地电影。

影片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非常“套路”的，人物塑造也高度脸谱化，但影片的摄影放在今天仍然可圈可点，而西藏话剧团的演员们的表现，使得脸谱之下仍有亮点，比如旺堆（饰 强巴）用他的眼神几乎演出了一个农奴的全部苦难（他在影片中是个“哑巴”，极少对白）。

影片中的主要演员都是藏人，但他们在影片中却没有说自己的“母语”，而是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准确地说，是配上了标准的普通话。

影片中还出现了几首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但也都是普通话（中文）歌曲。

《农奴》是它所处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作品，它面向的观众是全国性的，在那个电影字幕（对白）并不普及的年代，让它说普通话其实是必然的选择。

我的疑问是，当年的藏地的普通观众应该很多都是听不懂普通话，我不知道该片是否有藏语版？

如果没有，这部影片当年在藏地的放映面能有多广？

《盗马贼》1986年出品，田壮壮导演，才项仁增、旦枝姬、蒂巴等主演。

这是田壮壮导演生涯中非常重要也非常特别的一部影片，他当年曾因此片及《猎场扎撒》（1984）被称“看不懂”而扬言：“我的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观众看的。

”田壮壮很努力要去拍摄一部相对地道的“藏地电影”，影片中的演员几乎都是藏人，但当年影片在国内上映的时候，影片中的人物并没有说他们的母语（藏语），而是说普通话了。

这也是田壮壮多年来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他认为影片应该以原声（藏语）呈现。

其实这部影片是有藏语音轨的（拍摄的时候演员说的就是藏语），影片当年也许在海外（法国）放映过藏语版？

今年在北影节上放映4K精致修复版《盗马贼》后，中国电影资料馆意外地惊喜地从巴黎获得了这份宝贵的声音资料。

据非官方消息称，不久的将来，《盗马贼》会发行国版蓝光，而这版蓝光将会携带藏语音轨！

如此，我们也许将看到田壮壮心目中的《盗马贼》的原本的样子，而这也将改写中国的电影史——《盗马贼》才是第一部说藏语的“藏地电影”！

田壮壮此后与“藏地电影”仍有不解之缘，比如他担任了万玛才旦导演的《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指导”。

《红河谷》1997年出品，冯小宁导演，宁静、邵兵主演。

这是当年大红大紫的一部国产片，是冯小宁的得意之作，也是宁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

我当年的审美能力有限，觉得这是一部好看又感人的影片。

同学来家里的时候，我还特意拿出VCD来跟他们一起重温了一遍。

现在看来，冯小宁在这部影片中算得上是一位煽情高手，学好莱坞也学得有几分像。

但这部影片确实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毫无疑问，宁静演的藏族公主是美丽的、迷人的，但这是宁静的美丽和迷人，不是藏族公主的美丽和迷人。

《红河谷》看似是一部藏地电影，但其实不过是冯小宁借藏地为背景，拍摄一部爱情与战争的“史诗”而已。

较之《农奴》，《红河谷》汉化得更加彻底（主演演员大多不是藏人），进一步拉开了它与藏地电影的距离。

《益西卓玛》2000年出品，谢飞迄今为止的最后一部导演作品（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故事，串起了个体生命与藏区六十年间的历史沧桑的因缘际会。

影片叙事手法有些陈旧，对藏区的表现仍带有明显的汉族视角。

谢飞导演虽然有宏大叙事的野心，却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但《益西卓玛》在藏地电影中其实是迈出了一大步的，那就是它是一部说藏语的电影！

据谢飞导演说，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用藏语拍摄的剧情片——但是，这个历史的“结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改写了。

此外，影片改编自藏族著名“先锋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扎西达娃本人也是编剧之一。

这是扎西达娃的第一次触电，他也在此后的藏地电影中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B、“藏地新浪潮”万玛才旦是“藏地新浪潮”的发起者，也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物。

2005年，万玛才旦把自己的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改编为长片，让更多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藏区的相对真实的日常生活。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小喇嘛，但影片极少表现寺庙里“神圣”的一面，而是更多地呈现了小喇嘛和小活佛的世俗生活，比如小喇嘛的录像厅体验、小活佛闹着要看“唐僧喇嘛”（《西游记》）等。

没有了宏大叙事，也没有了神圣与神秘，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接地气的藏区生活。

万玛才旦的创作始终植根于安多藏区（青海），但他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题材，并在艺术探索上一再求变。

《寻找智美更登》（2009）是一部“公路片”，走出了一段并不迷人也不神秘的文化和情感的寻根之旅。

在《老狗》（2011）中，万玛才旦探讨的是生存与死亡的尊严，漫长而辽阔的长镜头书写了最残酷的诗意，让人倍感压抑。

《五彩神箭》（2014）似乎是万玛才旦在让人难以喘息的《老狗》之后的一次转身，他以民族体育竞技为题材，拍摄了一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故事片。

影片的基调明亮、轻快，但过于浅白的故事也丧失了自我表达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2015年的《塔洛》中，万玛才旦以黑白影像回到了自我表达与艺术探索。

一个牧羊人的身份成了潘多拉的盒子，他在寻找的时候，他之前的世界也开始了坍塌。

黑白影像，镜像映射，孤独牧羊人的找寻，在真实与幻象之间，在欲望与觉醒之间，在独白与隐喻之间。

万玛才旦今年的新片《撞死了一只羊》还没有上映，这一次，他和王家卫携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神秘气质的悬疑故事。

我相信这是万玛才旦继《塔洛》之后又一次新的尝试！

万玛才旦以藏地电影立身，但他在2008年也拍过一部非藏语电影，《喇叭裤飘荡在一九八三》。

这是一部一部关于青春以及青春散场的电影。

影片的许多元素有点标签化，不如导演的藏区作品自然。

这部影片类似《五彩神箭》，应该是万玛才旦接的一个订单，自主创作的特点不明显。

万玛才旦作为“藏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自然也没少提携其他藏族导演。

松太加曾任多部万玛才旦的影片的摄影师或美术指导，他正是在万玛才旦的身边学会了怎么做一名导演的。

据说，松太加正是受到万玛才旦的“怂恿”，才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的。

摄而优则导，松太加走了一条和张艺谋、顾长卫、吕乐等校友相似的路。

如今，松太加已经成为“藏地新浪潮”的中坚力量。

与万玛才旦在题材和艺术探索中不断求新求变不同，松太加是一个非常“本分”的导演，他迄今为止的三部长片，都是关于亲情的。

松太加电影中的人物较少，故事也很“简单”，都是一段“旅程”，如《太阳总在左边》（2011）中的赎罪，《河》（2015）中的寻觅与求索，《阿拉姜色》（2018）中的朝圣。

它们的简洁与内敛，使松太加始终能够聚焦于人物之间多层次的情感关系，从而带给观众沉静而激荡的感受。

藏地题材的影片似乎自带神秘感，但松太加却从未猎奇，如果说他的影片也有“神秘感”，那便是藏在片名中的“谜语”：左边是哪边？

河有没有彼岸？

阿拉姜色是什么色？

除了松太加，万玛才旦还提携了不少年轻导演。

今年备受关注的《旺扎的雨靴》，是青年导演拉加华（1989年出生）的首部长片。

拉加华曾是《塔洛》的副导演，而万玛才旦则担任了《旺扎的雨靴》的制片人。

此外，万玛才旦还担任了非藏族导演张大磊的《八月》（2016）、王学博的《清水里的刀子》（2016）等作品的制片人或美术指导。

万玛才旦身上已经有了太多带“藏”字的标签，他参与更多非藏地电影，也许不失为一个去标签化的方式。

万玛才旦和松太加都来自青海藏区，这使得青海藏区成了“藏地新浪潮”的大本营。

近几年，其他藏区的创作者也不断涌现，比如下面的作品，主要来自青海藏区以外的藏区。

《贡嘎日噢》2014，热贡·多吉彭措导演。

四川甘孜藏区。

《罗让见差的家事》2015，张国栋导演。

旦增旺加制片。

四川阿坝藏区。

《回家》2015，阿岗·雅尔基导演，纪录片。

四川阿坝藏区。

《拉萨青年》2015，拉毛扎西（甘肃）、嘉样尼玛（青海）导演，纪录片。

西藏。

《孜廓路》2015，旦增色珍导演。

西藏。

《白牦牛》2016，李加雅德导演。

不可否认，这些作品及他们的创作者，都还没有在国内影坛或国际影坛获得广泛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乐见青海藏区以外也出现成熟的创作者，让“藏地新浪潮”成为一股遍地（藏区）开花的“大浪”。

“藏地新浪潮”之“新”，在于——1、 以母语呈现。

藏区的语言并不统一，不同藏区的作品说着不同的“藏语”。

2、 主要创作者是藏人。

3、 立足当下，关注藏民的日常生活，兼顾历史与传统，摒弃“宏大叙事”。

当然，“宏大叙事”也并非一定不能出现在“藏地新浪潮”中，但目前而言，不太可能出现。

C、“藏地新浪潮”之外的藏地电影2017年年中，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成了国产文艺片市场上的“爆款”，在没有明星的加持下，居然取得了过亿的票房。

与《冈仁波齐》同期套拍的《皮绳上的魂》在《冈仁波齐》上映约两个月后，趁热上映，却惨遭滑铁卢，只收获区区300余万的票房，连《冈仁波齐》的零头都不到。

《冈仁波齐》的卖点是“朝圣”，一不小心戳到了无数文艺青年的软肋，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接受一场“心灵的洗礼”。

它的成功有偶然性，难以复制。

《皮绳上的魂》的卖点是“神秘”或“先锋小说”，却得不到文艺青年的买账。

张杨不愧是出色的电影工匠，居然同时打造了两部风格迥异的藏地电影。

张杨的视角与“藏地新浪潮”中的导演的视角有着明显的区别，《冈仁波齐》的“虔诚”与《皮绳上的魂》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更接近一个外来者的想象，而不是身在其中者的体验。

《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虽然是想象中的藏地电影，但它们至少是说藏语的藏地电影——《益西卓玛》之后，藏地电影说藏语开始成为常态了。

纪录片导演马莉【主要作品有《京生》（2011）、《囚》（2017）】在2010年拍摄了一部以“天葬”为主题的纪录片《无镜》，这是非藏地作者创作的最好的“藏地电影”之一。

其他还值得一提的近年的藏地电影，我能想到的有《冈拉梅朵》（2008）、《西藏往事》（2010）、《西藏天空》（2014）、《喜马拉雅天梯》（2015，纪录片）、《金珠玛米》（2017）等，和《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相比，它们似乎离藏地又更远一点了。

这是一部关于幻觉与现实的电影，是新时代下个体的悲歌。

导演的影像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每当塔洛出现在群山矿业之中，镜头便拉得很远，黑白影响下的大山更显现出一种威严和高大，把塔洛的身影映衬得更加渺小。

在以中近景拍摄人物的时候，导演大量使用了边缘调度和构图，人物说话时总是处于画面的边缘或角落，而银幕的大多数部分被环境所填充。

最经典的就是塔洛拿了钱来找杨措的那场戏，两人一开始便一直处于左半边，人物通过镜子来展现，杨措给塔洛剃光头发之后，坐到了另一边的椅子上，合上双眼。

在这种调度之下，导演还喜欢用长镜头来展现对话，从不使用正反打，他做了一些小的设计来让画面不至于单调。

除了细致有趣的布景之外，他采取了意味深长的镜头内部调度；例如第一场戏，塔洛站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前背诵毛主席语录，背完之后，局长走到他旁边，两人分立在镜头两边，说起了关于身份和自我认知的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个演员的表演与念白也非常真实自然。

另外一场塔洛去小商店买东西的戏，同样是通过镜面呈现，前景坐着三个男人，最右边的那个举着一个酒瓶在不停地喝酒……另外几场黑夜的戏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大山中的深夜，塔洛出门去放炮警示狼群，用了特殊的光圈以及将暗部拉低之后，所有的光线都显得非常明亮，塔洛华亮火柴，点燃爆竹，爆竹爆炸的瞬间将天地短暂地照亮，一明一暗之间妙趣横生。

本片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万玛才旦因此获得了金马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其实整个故事顺下来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牧羊人因为要办身份证进了城，因此认识了一个理发店的姑娘并且被骗光全部身家的故事。

本片将这个故事呈现得既有节奏感并且意味深长。

在影片一开始，塔洛只是在村长的要求下去办理最新的身份证——即使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意义，他的状态是真实而淳朴的，虽然理解不了很多东西是为了什么，但是还是按着他人的意图一步步去做，这些事情能有什么害处呢？

在他从警察局去到照相馆，再去到理发店的过程中，开场大概二十分钟的节奏是很明快的，同时也通过与局长的对话抛出了本片的主题。

于是，塔洛碰到杨措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甚至让人感觉是理所当然的。

之后，塔洛遇到了他以为的爱情。

其实杨措这个人物的个性被导演塑造得也非常成功，她从一出场的一举一动都为她之后的背叛做了铺垫，相信所有观众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塔洛并不能察觉，而这才是重点。

塔洛对待杨措的方式，总结起来就是“纯真”二字，他会羞涩地偷偷看他，喝了点酒后又会放飞自我，会为了她学情歌，同时会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全部身家都交给这个姑娘……但是结局也有目共睹，导演让他在真正意义上失去了一切，以各种方式，但原因都是这个女孩，最后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死将变得轻如鸿毛，最可悲的是，他陷入了惆怅与混乱。

这样一个故事，展示的正式在时代发展过程中人性的异化以及人内心的分裂。

借用席勒的观点，塔洛所代表的正是古希腊时期的人们，他们的行为与目标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内心和谐而统一，因此，他们也可以对人信任而诚恳，对自己满足而坚定。

而杨措所代表的正是被现代化所异化了的个体，追求的永远在朦胧的远方，因为身处一个低信任度的时代与环境，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去利用别人的信任并且以自己拥有的任何东西作为工具，比如说色相。

现代制度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体系化的生产与体制给了我们另一种确认身份的方式，并且提供了某种安全感。

但是同时也失落了很多，比如对于真正身份的思考以及——失去了畏惧之心。

于是像塔洛这样的牧羊人注定被剥夺所有，以悲剧收场，手握一只爆竹，随着爆炸声落下帷幕，同时也敲响警钟。

鉴于豆瓣已经有很多影迷细腻走心的分享，这篇影评不会针对电影本身描述太多，本来也没想写，看完以后不禁想起我见过的藏人，如果你不介意离题，可以往下看看。

这部电影是在看幻梦墓园前的预告片时在意到的，那是整个亚洲太平洋电影节的预告片，虽然只插了几个镜头，但印象深刻，黑白极简，构图舒适，台词有趣。

回到家在网上看了整个预告，主角咏叹似地背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再加上陆支羽的倾情推荐，下定决心要去影院欣赏。

进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观众，我很惊讶，志愿者姑娘说可能你来太得早了，她告诉我这是一部很美的电影，我当时对它还不甚了解，默默地质疑美是否是个准确的描述。

我告诉她我认识一个专业影评人把它列为年度十佳，她感叹，继而点头：我确实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棒。

她说得没错，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故事，写实冷静，颇具纪录片的气质，简洁而粗犷的摄影风格，感受得到导演在台词画面细细琢磨的诚意。

有时看塔洛抽烟时会听到烟草嘶嘶的燃烧声，感叹果然看电影还得是电影院。

我去过西藏两次，自认为是心态开放体验至上的旅行者，所以感受很复杂，虽然我没见过塔洛这样的牧羊人。

第一次进藏走的丙察察，沿途景色自然不必说，一起搭车的是两个藏族小伙，他们把松茸馅的包子分给我吃，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脸却朝向我，习惯在每句话最后加一个嘛，但是没有故作亲近的意思。

他们为颠簸的土路感到羞愧：我们这里路很差嘛……我苍白地安慰他们，城市里堵车也很麻烦。

其中一个话多些的告诉我，几年前有剧组在这里拍一部叫做康定情歌的电视剧，里面有个女演员是苏州人，她很漂亮的嘛。

这是他对苏州的所有了解，这也是我听过的对苏州最为特别的定义。

到左贡时天已经黑了，有一家叫做大炮饭店的在营业，两个扎西以主人的姿态颇有派头地要来菜单然后点头哈腰地递给我，你点嘛。

第二次进藏坐的上海出发的火车，车厢被将要回西藏过新年的学生和生意人挤满了，那些年轻的学生除了口音和容貌已经分辨不出他们是藏族人还是沉迷于嘻哈音乐的韩国人，他们大声地放着音乐唱着歌，享受着来自别人的注意。

夜间经过一段海拔奇高的地方，估计是昆仑一带，车舱之间全是蹦进来的碎冰渣。

我有些高反心跳过快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准备看星星，有个扎西沉默地坐在窗边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担心自己的动静会打扰到他。

和同车厢的拉萨姑娘聊天，她说起藏历新年，坦言不是很喜欢复杂的礼仪，宁愿待在家里睡觉。

路上经常会看到向经过的火车立正敬礼的边防战士，过高的海拔和强劲的风让他们无法站稳，他们的战栗清晰可见，我忍不住感叹，真是辛苦啊。

那位藏族姑娘扬着眉毛说他们工资很高啊。

我想我当时看她的眼神一定是难以置信的不满。

不过她多次重复一定要去北京天安门看看。

到拉萨站时已经很晚了，火车站外面仍挤满了接寒假归来孩子的家长，他们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被他们拥着会产生被热烈欢迎着的幻觉。

在去青旅的出租车上不由感叹拉萨的开阔和道路的干净，司机说，是啊，不像你们内地啊，又脏又乱的嘛。

他的口气不容置疑让我难以反驳，接近城中心的时候，一眼瞥到金碧辉煌的布宫，我不禁啊了一声，司机很得意，不要激动嘛，有的是时间慢慢看，这可是西藏的大宝贝嘛。

我脱口而出，这也是中国的宝贝。

他直摇头，中国是中国，西藏是西藏，你们是内地，我们是高原，不一样。

我不置可否，总之是宝贝就对了。

到了平措，司机像是整理衣服一样整理好我的登山包，架着帮我背上，我向他告别：扎西德勒。

在布宫前的广场上看见许多同样远道而来的藏族人穿戴整齐地留影，面对镜头依然有那种几十年前独有的肃穆感。

大昭寺醒得比太阳还早，清晨六点就已经挤满了磕长头的人，这里有更多长期驻扎的藏民，不停行礼的或者只是晒太阳闲聊的。

我没有在塔洛里看到很多以针砭时弊自居的电影里一贯咄咄逼人担当坏角色的警察，我向便民中心的警察问路，他们的态度好得出奇，非常详细地指示方向，一边目送一边问要不要送你去啊？

暴走得太累，在布宫广场上直接坐了下来，一个警察立马走过来说，这里不可以坐哦，语气很和蔼。

我不是来静坐的。

我说。

他笑了笑，我知道，但是地上冷。

绕着八廓街转的时候给一位乞讨的扎西零钱，一群人冲过来暴力地把我手里的钱全抢光了，当时的心声是WTF。

遇到一个小女孩，一头羊角辫使她显得怒气冲冲，她自言自语地对我笑，跟我同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被人群冲散了。

再看见她的时候，她近乎欣喜若狂地扑了过来。

我指了指相机，她却笑着摇摇头。

看到一个藏民错误地估计了经幡的厚度一头撞进去时忍不住笑了，接着感觉到来自人群的恶意目光，急忙躲进厕所，排队时仔细地翻着相机的图，旁边的藏族大妈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相机屏幕，我觉得她很可爱，一张张解释给她听，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意会。

在仓姑寺和一位藏族母女拼桌喝茶，突然旁边的藏族大妈抬起了我的茶壶，你拿错了吧，几个字都到嘴边了，看她很用力还是拧不开，我接过茶壶一拧，挑眉示意：力气大吧，她开心地惊叹起来，拿过茶壶把我的杯子满上了……去樟木的路上，藏族司机把他带着的自制奶酪分给我们吃，说，吃这个就不会高反了嘛。

司机会很得意地介绍一座座山，就像素未谋面的老友一样，经过竖着各种事故多发悲惨指示牌的山口又严肃大声地念些咒语，吓得我忙正襟危坐起来。

偶尔和一些坐在敞篷拖拉机上裹成球的藏民擦车而过，很难想象他们要怎么到达目的地。

聂拉木是最后一个境内的检查站，晚上十一点接近凌晨到了这里。

当时，检查证件的工作人员坐在敞开的帐篷里，我都替他们打颤。

和司机分别的时候，我问他，你应该去过尼泊尔吧，一直走这条路线嘛。

他难为情地笑笑，没有，我们不能出国的嘛。

藏族嘛。

我无由来地满怀歉意起来。

在尼泊尔费瓦湖边闲逛时和一个摆摊的老头聊起天来，他说他们一家当年从拉萨逃亡而来，父母都被打死了，他比对了一个狙击的姿势。

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吧……我无由来地脱口而出，真的……很抱歉……他笑着说，这和你没有关系啊。

在一家西藏人开的工艺品店里和店主闲聊，这位扎西换成中文说，我煮了一些热茶，喝一杯吧。

我当时赶时间去办徒步的手续，只好谢绝了他的邀请。

另一个藏族后裔告诉我他想回西藏，真正的自由的属于他们的。

我告诉他我刚从西藏过去其实西藏现在没有那么糟糕。

这些是我遇到的西藏人，也许他们有过和塔洛一样的尴尬，也许有更多的人去县城走了一圈，去东部走了一圈，去大城市走了一圈，整理思绪，想着，啊，我还是回到我的羊圈去吧……看完电影我瞥见一个端着高深莫测笑容审视全放映厅寥寥十几个观影者浑身散发快来跟我聊塔洛气息的亚洲老头，我终于知道那从背毛泽东语录开始的不绝于耳的哼哈恶意嘲笑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想他没有理解塔洛。

低频的嗡嗡嗡发音里，念经般的节奏中，有过一些熟悉又陌生的组合词，而“为人民服务”的几个大字就在身后，像脚注一样警醒着镜头。

这个口中念念有词的牧羊人叫“小辫子”，也叫塔洛。

他记得现在自己有357只羊，209只白羊，71只黑羊，95只花羊，134只有角的，241只没角的，以及，毛主席语录。

记忆力在此，变得极度奢侈与滥用，只将之用在生计与信仰里，却没有包含他的名字与生辰。

故事发生在藏区，西藏于旅行者的眼中是如何，所有标签式的矢量图都能回答，纯粹的天际与多彩的图腾，而在影片的黑白里，却只能体会沙砾、沟壑、大地的纹路与沧桑肃穆的人物表情。

黑白影片的拍摄方式在最近几年间捕获了众多关注，《艺术家》（2011）斩获了第8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殊荣，《修女艾达》（2013）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亚历山大.佩恩的《内布拉斯加》（2013）当年也备受各大影展关注。

佩恩在戛纳展映时提及影片的黑白应用，“这是一个谦虚、朴素的故事，黑白风格的拍摄模式，是一种视觉风格，就像故事中的人物生活一样朴素、简单。

”那么万玛才旦呢？

他在访问中的回答则是，黑白指向人物孤独的处境。

一帧帧如布列松取景框下诞生的故事性镜头，余味十足，影片中随处截取，都是极其精美且精准的场面调度。

无论是大山内羊群逡巡游移，还是洗发店内镜面投射，黑白画面里的视觉美感，以一种强烈对比的真实与虚匿而存在。

电影从默片的黄金时代启航，到法国新浪潮下的美学实验，黑白的视觉冲突不是后退，而是一种征战。

“你要去办一个身份证。

”所有的故事都因办身份证而起，身份的表达与隐喻，名字所代表的意义与你在世间存活的重量是否相等，由小辫子，或是塔洛这个人物负责叙述。

故事来自于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情节清减，在大山与城市间来回，在塔洛与杨措的交往中推进，牧羊人遇到了洗头女，通俗又庸常。

洗头女杨措带塔洛去卡拉OK，抽薄荷烟，听演唱会，他的世界被生硬安插、置换、推搡，羊群不再是夜里能够闪烁的光斑，欲望成了饿狼，疯狂撕咬，生活有了一道口子，一道念想，你就知道，这是在徒死挣扎。

从照相开始，到洗发店中面对着剪掉辫子的自己。

镜像体验成为了混淆现实与想像的罪恶工具。

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神秘瞬间被拉康称之为“镜像阶段”。

婴儿只有意识到“他人是谁”，才能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镜子。

在《塔洛》里，洗头女杨措的目光，无疑是将塔洛对原始身份逐渐瓦解，建立了新的“自我”的约束，也由此引发了塔洛后续的一系列改变。

“你不知道你就是个放羊的吗？

记住你就是一个放羊的。

” 他需要一个身份证去证明自己，但实际上却只能是个牧羊人。

这种二元对立让叙事频繁换挡，这个大山里灰扑扑的人形变得立体、饱满，他丰盛记忆力将被重新调用，押注在杨措所描绘的五彩未来里。

他卖了羊，吃了羊，带着一笔长期尘封的抒情存款，置换成印有毛主席头像的红色纸片，期待着新学的拉伊能唱进心爱姑娘的心房。

身份焦虑是众多民族电影始终推崇的命题，但在万玛才旦的片子里，他们的冲突、隐忧、矛盾都是应允着这个时代的普遍性，藏族的身份与特征是其叙事的视角与背景，不是一个用于奇观的标签，而是因其对这片土地天然的熟悉。

他不止一次重申，众多外界的描述都是带有想像性的，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西藏”。

在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体》之中，“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想象的共同体”却实实在在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

西藏作为中国大陆的边陲地区，“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

即便导演始终重申无论是从创作班底，还是形式意义上，都没有携带任何的民族情绪，但从《静静的嘛呢石》，到《寻找智美更登》，以及今天的《塔洛》而言，这种追寻，是来自母体的原始欲动，十分明显地印刻在他的作品之内。

导演希望对西藏进行去符号化的叙事，但同时又用各类“符号”去反讽世界。

自由女神背景板，短发姑娘，流行明星海报，嘻哈唱风，甚至细看，你可以在藏文招牌旁，找到了超能英雄的胸章。

这是一种第三世界的延时憧憬，是在当今中国陆地上急速蔓延的时代幻觉。

但这终将是一曲城市的进化悲歌，现实缱绻落幕之下，塔洛像丢掉了记忆的蛮荒动物，早已失却了前进的方向。

本文已发表在《新民周刊》

塔洛稍稍想了想，就滔滔不绝地在多杰所长面前背了起来：“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部电影的开头，在藏区大山里放了半辈子羊的男主角，一字不落地在派出所所长面前背诵出了毛主席的名篇。

在他的嘴里，《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就像经文一样，没有抑扬顿挫的语调，也不求甚解，甚至搞不清毛主席和司马迁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他简单的世界观里，他的道德标准和这篇文章对于好人和坏人的区分很一致。

这部入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电影名叫《塔洛》，实际上应该叫《塔洛与杨措》，这个叫做塔洛的老男人，因为要拍一张身份证照片交给所长，在城里遇到了洗头妹杨措，这个美人怂恿他带她去外面的世界，塔洛觉得她应该是坏人，但他动了心。

万马才旦在自己的第五部藏语电影中，保持了他一贯的克制风格，但相比他以往的作品，《塔洛》多了几分复杂和悲剧成分，主角作为当代藏人经历了精神境遇的崩塌。

风格上，可以说是从阿巴斯走向了洪尚秀，他的世界中，角色的内心第一次潜伏了欲望和不安，影片也更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道德故事。

虽然黑白的影调有点类似洪尚秀，但《塔洛》所呈现的，绝非洪尚秀那种标志性的“无意义的日常”，而是每一幕都包含深邃的主题，固定镜头的画面往往不动声色，却包含能量甚至暗流涌动，像一辆发动之后就停不下来的快车，推着观众观看主角塔洛一步步走向意外之境。

万马才旦擅长用干净朴素的叙事对藏区生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描述，而不会流于藏区的风光和民俗这些表面的东西。

为此，他每每需要做了很多“削除”的功夫，通过与演员的合作以及取景的选择，削去那些观众在庸常的藏区糖水片中见过的“装饰”和“包装”。

扮演塔洛的男主角西德尼玛是藏区有名的喜剧演员，他的脸本身已经具备了表现力，但他压抑了自己的表情，而是体现出角色那种在多年困苦生活压迫下的麻木和孤独，与万马才旦以前使用的非职业演员相比，他在演出中多了几分镇定，对肢体控制自如，同时又不失本色。

在影片前后半段中，塔洛给人的感觉是判如两人，一开头他给人感觉是一个内心特别单纯干净的人，后来内心却捉摸不定。

一开头，他的日常就是念经、祈祷、孤独地放焰火，用收音机听听情歌。

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藏獒以及375只羊，实在太难熬时就在旷野里唱：“我没有飞翔的伴儿，你做我飞翔的伴侣吧。

”引发塔洛的世界巨变坍塌的，是城里的洗头妹杨措。

扮演杨措的演员杨秀措是个90后，但增肥之后有了30多岁的感觉，更重要的是那种风尘感出来了，看人时用的也是那种直勾勾的眼神。

这个侵入的女性，代表的是外来世界/城市文明对藏区的影响和洗劫，塔洛则承受了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中的身份焦虑和无所适从。

影片还用了很多比喻：辫子=个人身份，身份证=现代社会身份标识；羊群远去，仿佛塔洛的精神离体，走向迷失；打不着火的摩托车、消失的好记性，也都象征着塔洛的迷失和崩溃的精神境遇。

新的东西来了，很多东西都变了：头发的长短、超人电影、嘻哈风的藏语歌曲、卡拉ok……塔洛留了几十年的辫子都剪掉了。

在影片结尾，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这种银幕世界里不动声色的变化，与影片安静的风格十分吻合。

照相馆的幕布，从布达拉宫到天安门再到自由神像，可以在一秒钟内变幻。

留小辫子时你还像个坏人，现在剃光头了反倒像个好人了。

影片结尾，在一群警察的“包围”中，塔洛引以为豪的记忆力消失了。

万马才旦镜头下黑白分明的世界，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追求粗粝的质感，倒是好像想划分一条严格的错与对的边界。

然而，对与错，不都是人性吗？

画面构图：黑白片没有了色彩，讲究的就是明暗，构图。

导演的别出心裁每一幕都有体现，进城的时候，塔洛总是在画面的边边角角，不起眼的位置，在照相馆等着别人先拍照，在卡拉OK里被啤酒瓶包围着的一个小角落里不知所措，好像这个城市的世俗生活里没有他的位置 ，他不属于这里他是一个活在城市边缘的人。

但当他回到山里放羊的时候，他总是在画面的中心，但也显得十分孤独。

关于好人坏人的界定：所长第一次见到塔洛对他说我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是好人坏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但那个时候的塔洛内心只有毛主席语录那句为人民服务，那时候的他内心非黑即白，单纯。

后面他遇到了洗头女杨措，她抽烟喝酒剪短发和自己过夜还怂恿自己卖羊一起去旅游世界，是藏族女性里的异类，于是塔洛便觉得她是坏人，跑去和所长说我遇到了一个坏人。

但当时所长说没有证据我们不能乱抓人。

他对坏人好人的定义开始模糊了，于是卖了羊剪了发，他融入了城市生活却又不适应城市生活，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坏人，我要回到原来的“小辫子”，但是回不去了，钱全被骗走了，身份证也不能用了要重新做，摩托车也坏了，此刻他就像泰山崩塌一样难受，选择用鞭炮炸伤手来惩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