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

很多场景我和我妈都有发生过，很多对话也一样，可是要说起来，我从童年到现在快30岁的年纪，其实从来不觉得我们相处的有多愉快，在妈妈那里得到的基本语式基本都是，你穿这件衣服真难看，你咋越来越不会收拾自己了，你要抓紧多存钱，要不是因为找了你爸我早过上好日子了你老公是不是出轨了，看紧点 等等之类的语言，不得不说我经历的母女关系和这部剧如出一辙，于是我选择一毕业就结婚逃离她逃离家，可是又发现自己由于种种能力和性格的缺失，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相处模式我越来越怕我变成她，有时候想想其实人更需要的自洽的过程，自己接纳自己就好了。

本文首发于《幕味儿》微信公众号代际传递下的女性贫困纪实青年导演杨明明的处女长片《柔情史》在去年游历过各大电影节之后，终于来到院线银幕跟国内观众见面。

新作延续了她对青年女性生活的关注，从友情层面向亲情进阶，将一对母女复杂的爱恨关系放置在一个窄狭空间中行进着演化着，让观众如照镜般直面最真实却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代际关系问题。

影片选定的独特空间——北京二环内胡同里一间雨天会漏水的廉租平房——成为了这种“中式女性贫困”故事发生的最佳场所。

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厨房和餐厅，一包牛奶要喝得一滴不剩，一锅羊蝎子要留着分成两顿，洗衣机放在廊院里甩干时摇晃得需要一个人全力摁住，住在这里的人们还在使用夜壶。

导演用极大的耐心向我们展现了这对母女的日常生活，从事无巨细的衣食住行到各自的工作与爱情，在看似闲散的叙事节奏里，以充满生活气息的三种食物为章节，勾勒出一幅当代都市中低层女性的生活肖像。

《柔情史》试图通过一些讨巧的视听手段（声画对位、快速横摇、环境声混响）摆脱同类型题材的电视感，但为了表现这对“文青”母女的姿态，在人物对话中加入了很多非日常的台词，在这种纠结和矛盾中，同时讨论着文艺创作中“真实”与“审美”的关系。

所以，在影像的创作意图上，导演一方面想让影像看上去没那么乏味、低级，一方面又倾向于保留、还原生活的纪实感。

这使得成片时观众与影片的距离被拉近，它的切入点极其细微，姿态也很低，人们就像在看自己的家庭日常实录一样（有映后的观众笑言：导演在自己家装了监控摄像头）。

而影片之所以能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除了所呈现的生活细节和母女感情羁绊以外，它还展现了很多国产同类型电影里，没有正面涉及到的“女性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中的年轻女性贫困。

何为“女性贫困”？

日本的NHK电视台早在2014年就做过一档名为《看不见明天——越来越严重的年轻女性之贫困》的社会调查节目，在节目中，记者采访了日本各地区年龄在18-45周岁的年轻女性，她们由于家庭等各方面原因导致自身经济状况窘困，生活艰辛。

有的人因为出身贫困一边身兼数职一边函授学位，有的人正值青春却因为背负巨额助学贷款不想结婚，有的人与伴侣离异或伴侣意外身亡后独立抚养孩子，在精神与金钱上孤立无援，有的人由于意外妊娠被夺走了生活的一切最终只能投身色情行业。

在这类贫困的年轻女性群体中，有一大部分人来自单亲家庭，而有另一大部分人，正在成为单亲家庭。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经济拮据，却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外形，在服装和发型上颇下功夫，乍看上去跟普通女性相差无几。

她们尽力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追求一定意义上的“体面”，但往往需要寻求心理咨询与援助，通过少量药物稳定精神状况。

在长期的跟踪调查中，记者发现，作为今后社会的支柱、未来孩子们的母亲——年轻女性这个群体在男性优先的企业文化里，成为了普遍贫困的社会族群。

而这种现象，则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因为不同原因成为单身妈妈的女性，在得不到足够经济援助的情况下，将贫困传递给下一代。

为此，节目组进行了后续报道《女性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冲击》。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踏入社会，大部分工作稳定的高学历女性也要面临着“如何工作和生孩子两不误”的问题。

当今社会，女性通过婚姻与生育实现生存物质交换已不再是主流，但“嫁个好男人保障一生”与“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支撑一个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生存下去的社会构造发育不良，而年轻女性的贫困问题又在逐渐扩大。

总有一天，女性贫困会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体制内一个肉眼可见的囊肿。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具体国情不同，但可以比对的是，在当下全民热议“996”工作制的大环境中，城市年轻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状况，以及同样会在单亲家庭里进行代际传递的贫困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丁克，抑或无恋爱欲望、忙于工作而导致无时间社交结识新的人从而长期保持单身状态。

这与国家的某些政策或许有相悖之处，但重点是，作为未来社会的一大支柱，广大年轻女性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较于男性普遍更少的就业方向、岗位数量和薪资水平，大多数的城市女“白领”过得并不如表面那样光鲜亮丽，“年轻女性贫困”问题在中国同样严重。

因此， 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的出现，多少有一点为中国当代“女性贫困”著书立传的意味。

至少在目前的华语电影范畴里，还鲜少有这类个性突出、重点分明地描写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

影片让观众不仅看到了一出母女之间的疯狂Drama，它还让观众（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女性群体）深切地感受到近在咫尺的窘迫生存状况。

从事业晋升到恋爱婚姻再到赡养老人、福利保障，《柔情史》一一地向观众抛出这些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问题，影片对于年轻女性自我价值认定的启发意义，或许远比只将其作为一部中式家庭伦理情节剧，要来得大且多。

一直以来，女性角色无论戏份大小，其形象定位和发展塑造都是依傍在某个故事类型或者其他的强社会话题之下的，影片在结构故事和宣传的时候，也注重于影片所依傍的那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社会话题，而不是人物本身。

即使是一个大女主的戏，她们也并不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个体活跃于银幕上，因为她们身上承担着过重的叙事功能。

比如《宝贝儿》中关注“无肛女孩”这样的医疗事件，《淡蓝琥珀》借用一个丧夫女性的遭遇来探讨社会阶级贫富差距，《嘉年华》聚焦女童性侵案和流浪未成年人问题，《亲爱的》主要呈现拐卖儿童对不同家庭造成的伤害与影响，而《过春天》则是在融合青春与犯罪类型的架构中完成对跨境学童和“走水客”现象的社会话题讨论。

在电影里我们能看到不少的女性主人公，也能看到不少的“贫困女性”形象，但那往往是一些出于叙事上的戏剧性目的而量身定制的角色，更多的是为了整体故事的发展而特意设计的人物出场背景，影片中所表现的她们的贫穷状态和其所处的底层周遭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合理推演后的结果。

以往的电影创作者们都意在创造一个可供观众想象且用以同情的贫困女性形象，并希望引导观众走向影片既定的故事情感氛围里去，完成共情已经是他们能做的最大努力，留给观众对单个角色形象背后的思考空间便几乎不存在了。

这其中难免带有着创作者创作时和观众观影时，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式关怀。

并不是说，这类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是失败或者糟糕的，里面依然有十分动人、出彩的部分，只是在这些文本中，女性的存在感来源于创作者的“我需要”，而这个“需要”多是出于叙事目的。

所以关于“女人们的故事”基本只停留在“设定”阶段，观众都有一套严密智能的心理补全机制，创作者在这样的预设下，只要让观众接受“她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展开后续的故事发展了。

角色与其在各自环境中的真实互动，和由这些互动所产生的发展变化是很少被提及的，往往人们看到的都是一往而深的苦难，一往无前的“圣母”，和义无反顾地挣扎。

所以，到了《柔情史》这里，一切变得不再温柔，也不再刻板。

所有能让你会心一笑的瞬间，都来源于自身的生活体验，你觉得银幕上正在发生的故事就是你与母亲的日常，你觉得影片里的母女怎么拥有这么多缺点，这么不招人喜欢，影片在挑逗和玩弄的，正是观影关系里的仿真性和冒犯感。

点睛之处或者说尤其造作之处，就来自于片中人物谈论“真实”与“审美”之间关系的姿态，小雾认为，真实比美有力量，所以她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太过美好的东西。

生活对她来说，必须时刻充满着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的最主要来源，便是一种身处底层的贫困。

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有钱。

母女俩作为北京土著，没有因为拆迁占到便宜而反被房市浪潮吞没，暂时蜗居在二环内的某个胡同小院里，每天谨慎地打量着邻里关系和警惕地审视着院里院外的来人。

早亡的父亲留下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但因为惦记着他名下的那套房产，母亲多年来亲身照顾着老人的饮食起居。

不是所有的文艺女青年都只知道风花雪月。

女作家与女编剧，她不愿意自己的诗作在交流会上被朗读，生怕被人偷去什么，她不愿意站在观众的立场去创作剧本，企图坚持着作品的自觉。

但当维持生活的第一笔稿费下来，还是会立马激动到相拥而泣，大声高喊着抗日剧里的念白。

生活中最振奋人心的，永远是实打实的金钱，不论你是能通读《斯通纳》，还是喜欢阿布拉莫维奇。

《柔情史》让两个小市民脾性的女人迎面相撞，毫无顾忌地相互憎恶、损耗、撕扯，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怜惜、理解、扶持。

这个由女儿小雾与母亲一同组成的低收入阶层的单亲家庭，其实始终维持着一个极其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她们之间的关系看似每日都在经受着各种考验，但这对母女情感上的需要程度和粘合程度要远大于一般双亲健全的三口、四口之家。

在小雾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旁人无法参与和融入的绝对磁场，无论是其他外围的男性家庭成员，还是企图进入她们生活的男性，两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排他性”，他们最后以不同方式被母女俩排除在这个家庭单元的情感体认之外。

无论她们在发生矛盾争执和各自进入一段感情后，如何去试图离开对方，她们的生活到最后能够拥有的，依然只有彼此。

你可以说这是命运遭遇使然，也可以认为是外部环境促使，但你倒不如承认，这是她们潜意识之下的内向需求和自主选择。

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战争多起于生活小事，但这些小事皆源自生活的贫困。

经济状况的拮据加剧了母女俩在生活各种细节处的紧张程度和对抗心态。

如果她们不是住在如此狭窄的四合院里，如果她们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如果她们拥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经济能力，那么，小雾和母亲就不会因为“先洗碗还是先洗锅”“一个碗要洗多久”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引发一场恼人的争吵了。

贫困给生活带来了一场又一场无聊的战役，她们就在这样的日常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同时，电影像我们展现了那种NHK电视台节目报道所说的能传递的代际贫困。

确切地说，小雾和母亲，其实是一种人，她们贫穷，却无力改变现状；母亲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经济能力悉数传递给了女儿，即使她的下一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女儿依然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经济束缚，完成阶级上升。

在母亲控制欲极强的严格教诲下，她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达给女儿，虽然女儿时常有反抗和质疑，但大方向上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地被女儿继承，甚至是发扬光大。

或许母女俩生活的变数在于男人，女儿通过与教授的婚姻来“拯救”自己和家庭，至少可以让目前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但她性格中的孤傲又促使其放弃了这条捷径。

于是母女俩在各自经历了一段不太愉快的感情后，再次重归家庭，继续守望着对方。

两个人还是一样的磕绊，一样的穷，一起在胡同里迷路，一同踏上旅途未知的公交夜车。

贫穷，势必会在这个家庭里继续延续下去，这多少带有着一丝宿命的意味。

所以，小雾与母亲的对抗，其实并不来自于价值观念的对立，她们性格中矫情、脆弱、尖酸、自卑的特质是一样的，对待异性的交往态度也是一样的，对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和财产继承是处于同一阵营的，甚至连喝奶、吃瓜、啃羊蝎子的动作都一模一样，一幅越进食越饥饿，越贪婪就越空虚的模样。

这对母女是太过相像导致了水火不容，影片里表现母女冲突的段落，多少带有些生涩感，彷佛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为引爆点，这便成为了追求不做作之下的做作了，而人物间一味的争执也会使故事本身陷入一种重复叙事和审美疲劳，导致结尾的难以收束。

这一点，成为了《柔情史》的减分项。

《柔情史》诠释了亲子关系中一种另类的“血浓于水”和“青出于蓝”，这种凸显小市民习性的精明算计和锱铢必较，是对中国底层女性形象的生动描摹，也是对这些女性的贫瘠生活的切肤之感。

影片既不对人物的姿态作道德评价，也不施加所谓的外界压力来促成某些戏剧性的转变。

它只是将一家女人的事摊开来说，满足了角色的口腹之欲，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也满足了创作者追求的文本与生活的互文性。

上一部拥有如此复杂的女性形象的电影，可能要追溯到王竞的《万箭穿心》，颜丙燕饰演的武汉嫂子李宝莉是我们母辈集体血泪史的缩影，它关于性别权利失衡的夫妻关系，关于控制欲尺度的亲子关系，更关于广大中低层的贫困女性群体。

我们什么时候能发现她们——贫困的女性人口，从电影开始吧。

陈好康2019.05.13

"你和你妈的关系，决定了你跟世界的关系"一个生活在悲苦年代的母亲，丈夫的缺失，人情的冷漠，让他含辛茹苦带大自己的女儿，母亲将自己与社会的膈膜，对自己的束缚与规训都强加在女儿身上，从小的严格，要求的完美，独立与自强将自己的女儿潜意识里变成自己欲望施加或者满足自己的替代品；这不是所有母女关系的体现，但是起码真实的像"这本就是生活"，这是母女关系的一种表现。

女儿的任性、刻薄，生活中算计…其实就是母亲的一部分。

母女的镜像关系想互照见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刚柔并济只有"臭味相投"，女儿看似压抑着，想挣脱但是他始终也永远不会脱离母亲，因为他们都固执的爱着对方，执拗，刚烈的性格让他们谁都不会低头。

虽然这不代表着大部分人与母亲的关系，但是起码他真实的在很多方面都让人联想起自己的母亲，当然还有审视自己与女主小雾。

提一下在角色的原则上，评论里包括弹幕都在讨论所有出现的女人的相貌——“丑"。

这让我想起宁瀛导演的《无穷动》，同样是“丑角色”，并不像大部分电影中所塑造的美女形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学电影》中认为“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 / 男性和被动的 / 女性”，通过对好莱坞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女性形象的塑造多是为了男人，他们将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

”导演完全是在诉说着对于"凝视"的反抗。

导演极力的避免这种男性的凝视，将女性打造成一种“丑角”，从男性欲望的角度遮蔽女性被看的惯性和集体无意识。

导演杨明明，女性导演，在这一方面上反而抛开了男性"凝视"的目光，角色的塑造其实是一种"反凝视"，或许以这种规避男性导演所塑造的美女形象来强调女性的自觉.女主小雾的职业在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追求自由，自我的放飞状态，一名编剧，他写的剧本不为迎合市场，（虽然他没钱，与母亲挤在漏雨的出租屋内）这让我们想起《春潮》里郭建波-记者职业，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有一定的学识素养同样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是物质上的失败者，但他们起码在精神上追寻着自由与葆有的激情。

不管是白领，小资，自由职业者亦或者是编剧，导演，艺术家，记者……这类职业对女性来说在导演的范畴内被认为在本性上是女性身份的提高，摆脱掉原先的受制于男人的底层状态，受于职业的原因，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话语权（在能力，魅力上不输男人）另一方面他们带有一种"浪漫的自由追求者”的身份幻想，或许也是女性导演下意识的所想提升的女性意识。

小孩是情绪化的，和人起争执的时候总有些神经质。

小孩很敏感，需要很多很多爱，以及充足的安全感。

小孩易怒，生命力丰沛，但也很好哄。

用美食就可以。

我已经成年好久了。

可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

无措、退缩、多疑，遇到棘手问题的刹那就像幼儿园被老师推到讲台上非要我表演才艺时候的模样。

纵然已经渐渐学会外表上的不动声色，但内心里的那个我，已然如同儿时一样躲在讲台后面，窘迫得哭出声来。

因为小时候的我根本没什么才艺。

我妈说我唱歌跑调，让我学舞蹈，可那我也不喜欢，觉得练功太痛，动作章法我也不愿意记。

每次下课我都第一个冲出练功房。

这是住在我身体的其中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只有面对我妈的时候才会跳脱出来。

她与那些受尽宠爱无法无天的孩子有些相似，但又不是完全等同。

她相信母女连接纽带足够坚不可摧，因此会毫无顾忌地说出一些可怕的言语刺激妈妈；然而她又被更加专制更加敏感更加神经质的母亲所折磨，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这个家庭。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所有的母女关系都不过是互相折磨。

我和她，撕裂一切在外体面的伪装，撕裂一切多余的社会身份，以最赤裸最无耻的嘴脸对彼此辱骂，诅咒，挑衅。

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在气性的余韵里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你收拾桌子我洗碗，今夜我们还能把爸爸赶出去挤在一个被窝搂着睡觉。

柔情吗，那母女之间的柔情也太少了，至少在片子里没有那么多。

柔情过于美好了，而美的东西显得那么不真实。

争执时对方的脸虽然可憎，但是真实。

真实就是好的。

小雾与母亲的争吵贯穿全片。

小雾想要什么？

她有才华，清高、自傲。

有时又幼稚而固执。

比起稳定的生活，她似乎更需要社会对她才华的肯定。

妈妈想要的就更直白功利些，稳定的生活，老爷子善心大发，把房子的产权留给她，如果女儿结婚、自己成为作家能赚钱就更好了。

这样看来，如此迥然不同的母女俩，矛盾必然会一直存在。

片中小雾与妈妈的剑拔弩张也印证了这一点。

他们都要强嘴硬得要死，下雨时，哪怕再关心母亲的情况，在男友帮她发消息问候时，小雾也再三强调，陈述句，说明文，连“妈”都不要加。

而母亲的关心也是传统的中国父母式关心，夹枪带棒，总以为儿女是基督佛祖，能明了并感恩他们隐藏在数落贬损中的爱意。

但人不能一直市侩，同时也很难将高尚贯彻始终。

毕竟是母女俩，母亲也憧憬甜蜜的爱情，失恋的时候会和姐妹坐在酸奶店痛哭流涕。

哪怕再爱钱，也没企图用情感换取物质，那些磁产品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女儿呢，在房子产权问题上，她和母亲站在统一战线上，在深夜打不通爷爷电话时第一时间想的是遗嘱。

如此相似的母女俩，把彼此折磨得体无完肤之后，面对各自的生活，又完整表现出了对方在自己身上刻下的烙印。

不健康，不美，但是真实。

于是矛盾总会解决。

平日里最常见到的，也是平常人家最容易获得的疏解压力的方式。

似乎满足口欲，那些难以启齿难以纾解的苦楚与忿恨都能随着美食轻而易举吞进肚里。

奶，羊蝎子，瓜，一日三餐的顺序，保证营养，物美价廉，也富有地域特色。

如果《柔情史》让我来拍，估计是豆浆、炖排骨和冰镇西瓜。

道理是一样的，小孩子嘛，用好吃的哄哄就不哭了，记吃不记打也是种不可多得的福气。

片尾，晃晃悠悠的公交车，玻璃上倒映出月亮和黑夜。

画外音缓缓念出小雾写的《小孩》。

具体诗句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小孩，我不会喜欢你”。

因为在我看来，你幸福、快乐、圆满，不像我一样在简单却痛苦的关系中挣扎。

她看我就是个小孩，我看她也是，就这样互相折磨着又有什么用呢？

纵然痛快地将你刺伤——“我没有舒心，只是不再在乎你。

”

（本文2018年先发于深焦DeepFocus）（一）柔情的后缀“史”字显示了导演对待柔情的某种特别感觉。

回到影片本身，柔情这一个过份舒缓的词到底能不能承担史的重量？

“史”的出现确实太过于奇怪。

但是，我们必须要发现，史成为史，是因为它首先弃绝了柔情，史根本所连接的不是柔情，柔情被驱逐到了次要的位置，它仅仅作为片中人物行动的第二个方面，柔情是次要的情绪状态，它是暴力的策略，是暴力前进过于急促时的一种后退运动。

史召唤的是暴力，只有暴力才担当的起史的重量，暴力作为直接的因素直接横向贯通母女两个人，暴力为这两个孤独的个体打开一个又一个的创口，创口流血，腐烂，结痂，撕裂，然后留下像纹身一样的暴力图谱。

中文片名与英文片名虽然是由不同的字组成，但是柔情和开心，都是对待暴力后的真实情绪反应，这也间接的引出了本片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暴力永远先在的推动故事，柔情或者开心，是在享受暴力，感受暴力，认同暴力后的一种情感流露。

不管我们是从影片的细部，在母女柔情内看到了温暖的涓流，而这种日常感动不过指明的是暴力前的平静；还是我们从影片的大范围，人与社会中看到了矛盾冲突（小雾和没有实权但是又带有象征性权力的看门人之间的冲撞），而那不过是日常暴力的有机延展。

暴力停留在母女二人之间，并且作为母女之间最为清晰的那个部分被凸显出来，在现实中，这一部分却被各种动人、闪烁的修饰词所遮掩了，一些人感到电影过于真实刺痛，是因为影像内在的真相揭露了这些人总是带有的虚伪热情，这些人不断否认暴力，不断否认真实存在。

（二）为了更好的理解电影中作为核心的暴力，我们不如去看一下老人在影片中所处的位置，老人在普遍概念里是不涉及暴力的。

那个被小雾称为爷爷的老人，按照传统的思路，因为他自身掌握过太多的时间，这些时间足以让他成为传统中国里那个善与慈祥的使者，可惜影片并没有遵守这样一种模式化的规则。

老人在超市偷东西，故意不接电话，门前偷听聊天，老人用他自身的态度在反抗施加在整体老年人身上的那个标签，这不是一定要区分出好人与坏人，而是在说明老人的老除了外表的变化外，在没有任何附属的东西可以添加在这一群体的身上，美德不属于他们，就像他们从不拥有美德一样。

老人的行为是内在的暴力，它在进行这种隐蔽的暴力的过程中，获得不能声张的快感，这肯定比他趴在电视机前努力听《亮剑》中的对话刺激的多。

然而在母女那里，暴力得到的是最外在的体现，因为母亲本身就熟悉暴力，掌握暴力，她看清了老人不露声响的暴力在对她进行悄悄的攻击，所以母亲用她那一连串听起来悖逆之极的恶毒话语诅咒老人，她甚至期盼老人死，那样她就可以继承遗产，当然，她对遗嘱的有无仍然抱有巨大的怀疑，这是暴力催生的怀疑，遗产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就能得到的，她只能怀疑，但怀疑并不是伤害。

似乎只有暴力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和解一切问题，就算对某个人在好，他也可能会生出那个名叫背叛和辜负的东西。

母亲自然不必多说，她就是影片内生产暴力的原始动力，她走到哪，暴力就被携带到哪里，在老人家，在小雾的出租屋，在商场。

她挑衣服，但是不买，喜欢看店员生气。

尤其是在她和小雾的争吵中，导火索基本都是她，她必须要用规则、食物、经验同一住她的女儿，以便实现持久的控制，影片的四个分章对应四个控制的节点，如果没有控制，就没有那点可怜的亲情。

（三）在控制失控，小雾用同样的暴力激发了母亲的暴力时，母亲的暴力达到极点，母亲的暴力是语言的暴力，各种可以达到极限的诅咒之词不停从一张一合的嘴中流出，“妈的、他妈的、凉薄、报应、地狱”，人动物的一面在这语言喷出的过程中被彻底激活，她不停的伤害女儿，女儿也不停的对这种暴力进行回应的反击，在这一种沉浸暴力释放的过程中，彻底的解脱达到了峰点，除了暴力，还是暴力，母女的状态对应的是一种被暴力席卷的失神，在纯粹的失神里，一切的崇高与卑贱都被否定了；也只有彻底的投入暴力，融进暴力，才能在四面无助的境地里填满欲望的沟壑。

母亲回到原始，无限接近真实。

当暴力结束的时候，运动还没有结束，另一行为才刚刚开始，母爱在暴力之后重新爆发，有多少暴力释放，就有多少母爱回归。

夹杂着内疚的母爱将会更加炽热，暴力后的平静恰恰呈现了爱的汹涌。

很多人可能认为母亲和宝钢的那一段影像，没有出现任何暴力，但是我们能看到，宝钢的“暴力”暂时压制住了母亲的暴力，宝钢使用的不是暴力，而是手段，他用语言的狡猾，词语的迷宫，把母亲的暴力暂时封存，这是精明对单纯的战胜，是世俗诡诈对自然真实的胜利。

真正拥有暴力的人，是无法迂回的伤害另一个人的。

（四）至于小雾，我们不会说她继承了母亲的暴力，暴力一定不会以一种玄谈的诡异方式负载在基因里。

她是被暴力传染。

暴力既伤害她，同时也抚慰她，她是在暴力与柔情的二分法中重新去确认柔情的意义，而这种反复的确认，即反复的争吵，已经内在的成了她生命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塑造她的一部分，她在这一部分里肯定暴力，否定对暴力的排斥。

就算小雾会本能的但不是生理上的憎恶她的母亲，暴力也已经像传染病一样“袭击”了她，她不可能摆脱暴力，就像她无法摆脱被传染一样。

小柔拒绝大学教授，这是比较微妙的地方，与教授相关的所有确实都无可挑剔，可小雾之前说“美不够真实”，这是对美的怀疑，携带暴力的人对周围一切风吹草动都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是施展暴力时的紧张和暴力完成后的恐惧混合而成的。

现在小雾主动与教授分手，如果我们用暴力去确认小雾是真实原始的，那么这个男朋友到底好还是不好？

教授努力想去化解暴力，让小雾去体制开会，为了剧本再次去妥协，这带来的不正是更加毁灭而毫无建设性的解决计划吗？

我们难道单纯依靠画面就能去判断他是一个好人吗？

暴力与怀疑留给我们一个难解的谜题，这也是在暴力与柔情出现之后，影片第二个带有思辨性质的地方，我们究竟该怎么面对无法确认的困难真相。

暴力为母女二人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堡垒，她们在里面互相伤害，但又不断体验层次渐深的柔情，互相影响。

暴力同时等同于非人的孤独，近乎于绝对的孤独，间续出现的特写镜头正是在玩味这种面部深层的孤独。

感觉系统不发达的人体会不到这种孤独，幸运的是母女两人的身份都与文字有关，这让她们在靠近孤独的同时保有一种跳脱。

她们能随心所欲、心怀厌恶的进入群体，但是群体始终无法进入她们。

只有对暴力无法理解的人才会对影片密集晕眩的台词感到厌烦。

（五）我们总是在重复一种熟悉且安全的影像制作，这些影像的共同特点是不触碰真实或者对真实圆滑的点到为止，柔情史利用暴力瓦解了人间充满爱的虚假团体。

我们有时会掉入一个自以为和善的人际怪圈当中，每个人都尽可能的奉献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在首次乃至并不多的接触中，每个人与每个人也确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但是随着时间的移动，总会出现某个被毁灭同时也是普遍存在着的时刻，在这一时刻里，关系没有轰然倒塌，但是它出现了一道绝对难以愈合的裂缝，彼此之间产生了隐忍的敌视。

然后，就是没有结束时间的假面舞会，舞池里的众人都在假面的遮挡庇护中，旋转、滑行着名为憎恶和嫉妒的舞步，究其原因，是因为暴力被故意隐藏了，暴力才能揭示深切的爱，暴力才能昭示真实，暴力才能最大程度暴露出悔恨的程度，而单纯的柔情，让我们每个人痛苦的变成每个人的奴仆。

如果非要证明暴力的必不可少，我们不如把暴力清空，用甜腻的亲密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在一瞬间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一定会在财富、欲望、权力、信息等无数的社会概念里被击倒。

我们在今后一定会在表面的亲密关系中内在的进行着残酷的斗争，亲密让我们厌烦，此时，我们怀念暴力。

（六）影片依靠人物的活动以及密集的台词完成了对暴力的确认，并且依靠画面、音乐的骤然过渡，对特定空间（胡同）的深入，表演的夸张性克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但是因为缺少景物，缺少对景物的空无凝视，缺少景物持续延宕的时间，自然属性的缺失使得暴力始终缺乏完美的平行参照，如果暴力是真实，那么这一真实与自然化合将产生更剧烈的反应。

暴力的浓度因为景物的匮乏被降低了，这直接导致电影有像电视倾斜的危险。

但无论如何，赤裸的暴力被没有遮掩的呈现出来了，任何贬低暴力都是徒劳的，就像有人憎恶影片过于真实一样。

2月23日午后2点，呼应着正在举行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和观云影院」在「柏林女子」的主题策展中，放映了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处女作奖提名的华语电影：「柔情史」。

「柔情史」是杨明明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长片作品，讲述一对母女相爱相杀的故事，自柏林首映后，影片在全球各大电影节拿奖到手软。

耐安老师对母亲的刻画，独立策展人张献民老师的跨界演出，针锋相对的台词，让影片趣味无穷。

我们特邀演员袁丽，连线柏林，参与线上的映后交流，聊了表演的话题。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NDc3MDY0OA==&mid=2247485302&idx=1&sn=1e3174d38d1106b47cfdaec866af4ca4&chksm=973a5b41a04dd257bdbce4fe8b7d2a5c6838f04e98b47d980b283f0e96eee5ee9618b00f527e&token=742364634&lang=zh_CN#rd11 号厅柔情史Girls Always Happy—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提名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单元火鸟大奖以及费比西奖

剧情 / 家庭 | 116 min | 2018 | 汉语普通话导演 / 编剧 | 杨明明主演 | 耐安 / 张献民 / 杨明明 / 李勤勤 / 袁丽制片国家/地区 | 中国大陆放映渠道：优酷视频 VIP免费观看剧情梗概：刚和男友分⼿的小雾，因一笔意外的稿费而在北京胡同里租了一套房⼦，期待⾃己⼀个人的世界。

不料母亲因无法与家中的⽼人相处，搬来与她同住。

奇特的战争开始了。

每天⼀睁眼，在屋子的每⼀个角落，母亲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折磨着小雾。

小雾也被母亲的思维逻辑潜移默化的影响着。

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饭桌， 尿盆，碗筷中互相攻击，防御。

在战争高潮，她们已无法面对彼此。

母女各自开始了一场恋爱，获得了暂时的平衡， 但最终都失败了。

特邀嘉宾

袁丽中英德三语演员《柔情史》雨杉饰演者满族，生于北京，现工作和生活于柏林和北京两地。

曾主演过两部中国独立影片《生路》和《片甲不留》，后者获得第33届华沙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

2019出演德国侦探连续剧《Soko Potsdam》第二季，在话剧《Aufstand der Huren!妓女，起来!》中饰演Suzi。

主演短片《Die Manikuristas》于第35届柏林国际短片节欧洲首映。

影片亮点这是一对才华可疑的文艺母女之间的情感较量。

逼仄的胡同小屋里，日常上演闹剧，母女俩以爱之名互相折磨，在彼此的生活里又挥不走对方的影子。

北美电影教科书大师大卫·波德维尔盛赞此片，在博文中将《柔情史》与戛纳金棕榈影片《小偷家族》作比较，推崇狭小空间的运镜实验。

《柔情史》在各大电影节获奖，包括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火鸟大奖”及“费比西奖”，第20届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等。

有些场景可能太过真实。

同时，你会疯狂想吃羊蝎子。

观影交流Q：电影的英文名字为何和中文不太一样？

和观放映员：关于电影的名字，片子的英文片名是《Girls Always Happy》，中文的直译是「女孩永远开心」，但是电影里面，每个人明明都不太开心，导演故意选择这个名字来表达其中的讽刺意味。

*访谈原文见Figure x Peacebird《女导演杨明明:不要被“柔情史”迷惑,《女导演》很生猛》Q：男友的扮演者好眼熟呢？

母亲也是。

和观放映员: 男友是张献民老师出演的，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独立电影批评家、策展人。

任香港、台北、釜山、云之南、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广州纪录片大会、飞帕、克莱蒙费朗、西安、首尔数码、Ebs、鹿特丹、凤凰纪录片等电影节或大赛评委，任亚洲纪录片基金评委。

母亲的扮演者是耐安，她是著名演员、制片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

1990年，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姊妹行》，从而进入演艺圈。

耐安饰演《柔情史》里的母亲可以和《自由行》里的母亲作对照，完全不同的形象。

最为人知的另一个身份是娄烨电影的制片人。

耐安老师是著名演员，对角色的把握很细腻，她还觉得很遗憾，准备时间太匆忙。

她作为制片人很提携年轻人，推荐了很多女演员给杨明明导演，但是导演觉得都不够合适，最后还是耐安老师自己上。

Q：母女俩似乎都没有安全感，根源来自哪里？

Zoey: “结婚吧，你早晚得成为一个女人”、“我本来就是个女人啊！

”这句很棒！

Vivian: 我也喜欢这句。

不过成为女人的说法，更说明女性很大程度是被社会建构的，女性慢慢学会满足社会对于女性职责和女人味的期待。

Rui：妈妈内心有着很多恐惧和不信任，不安全感也影响到了女儿。

我觉得女儿已经算够强大的了，在和母亲的较劲中获得了自己的一点生活空间。

Selina：你看看这，吵完又好，问题都不解决。

这可能就是导演的意图所在：很多中国家庭都这样。

和观放映员: 「矛盾还有一个重要根源，是她们两人对于母女关系不一样的理解。

其实她们两个也许都不太清楚人跟人该怎么相处，这可能是更大层面的社会性的人和人相处的问题。

」 杨明明导演在访谈中说。

*访谈原文见一条《妈妈，我爱你、恨你、逃离你，最后却变成了你》Q：母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和观放映员：杨明明导演在访谈中聊起，「说到底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天生庸俗的人。

她不去跳广场舞，也不像很多大妈一样去聊大天。

她心气很高，梦想自己老年还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她也写点东西，下雨的时候她说牛把草一起吃进去，那一瞬间母亲其实还是展现出了写作天赋的。

但是她最终还是被社会变得市侩而鸡贼。

她很痛苦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是经历了那么多伤害——男人的伤害、邻里的伤害、历史的伤害，她是不是有机会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

」

Q：小雾对这样的母女关系、这种痛苦，她并非完全不能忍受，有时候会觉得她也有点乐在其中？

和观放映员：杨明明导演说，「她们已经变成了一种游戏了，她们两个人在互相测试自己的底线中生活。

她们喜欢伤害对方，这个母亲在一定程度上，她的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武器，她利用这种痛苦让她的女儿产生内疚感，当她的女儿内疚的时候就会给这个母亲生产出更多的安全感，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能量转化。

」*原文见山一国际女性影展《杨明明x 张献民：一个家庭蕴藏着这个社会最大的秘密》Zoey:「我去找工作养活自己，你去写诗吧，咱俩总得有一个人追求理想」，这该是一个文艺女儿给到文艺母亲最好的情书了。

Q：母亲问女儿为什么老是跟男朋友分手，女儿说「他们都太好了，像假的」。

怎么理解呢？

和观放映员：访谈说，「其实女儿说这句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她是认为日子就应该坏着过。

她已经习惯了和她母亲在互相伤害中度日，她不相信美好。

她认为世界上不太存在那么好的东西，“好”都是有代价的，都是有目的可图的。

表面上看，这是女性对自己感情的自主选择，其实深处蕴藏着这个家庭一点点很悲剧的东西在里面。

」明塇：女儿也有深深的不安全感，所以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独立。

Rui: 所以女儿的独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了。

女儿的男朋友也看到了她独立之下的不安全感，产生了一种保护她的欲望，从而也在和女儿相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自我满足。

Q：为何故事设定在胡同里？

和观放映员：杨明明导演如此回应过，「《柔情史》最开始没有故事，我就只想拍胡同。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在北京南城长大，5岁时搬进胡同，住到16岁才离开。

有很多在那种环境下发生的故事，街坊邻居的，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存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景观。

拍北京胡同的电影除了谢飞导演的《本命年》之外，其实很难再看到描写胡同里的平民老百姓故事了。

胡同里面的人都很暴露，这里的暴露是指隐私的部分。

四五户人家，挤在一个院子里面，每一家都认识，声音也能听见，隐私是很少的。

但是胡同生活又很神秘。

那个门常年紧闭，不知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临时开一下门，短暂地瞥见一下里面，是很富有生活气息、很丰富的一个场所。

里面有一个长镜头，小雾骑着滑板车在一个胡同里拐了七个弯。

在胡同里骑滑板车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王，或者是一个女王的形象。

胡同是她的领地。

」连线柏林*片中雨杉饰演者，演员袁丽老师也参与了讨论，以下是大家对袁丽老师的提问Q：您对剧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袁丽：觉得母亲的角色非常清晰立体，但是女儿的角色有些模糊。

说实话，母亲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就好像是自己妈妈的故事一样，平凡琐碎的日常，读来还一气呵成，没觉得烦，剧本有功力。

Q：袁丽老师，我觉得这个片子里的表演比较生活化，很松弛。

我想问一下摄影机的拍摄距离会如何影响表演状态呢？

袁丽：哇！

高手哇，这么厉害的问题。

如果镜头很远，演员就松弛得多。

大特写，谁都不能假装看不到镜头的存在。

但是镜头近，更能促使人专注。

Q：请问袁丽老师觉得对于表演，什么是最重要的？

体验吗？

袁丽：对于表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放，保持开放的心，去感受，先不去评判。

我们像镜子一样，反映别人。

信任也很重要。

我们所有亲密关系都最终碰到这个难题，不能信任就不能爱。

我觉得信任是种能力，可以改变，可以学习。

自己不信任别人，对方会感觉到，凑合的人很多，但一般都不长久。

.Q：袁丽老师，是不是西方的亲子关系没有中国人这么复杂和亲密？

袁丽：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相爱相杀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国际的问题，我们第一场在柏林首映的时候反响非常热烈，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的问题。

Q：参演女导演的片子和男导演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袁丽：我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不管导演是男是女，我都会从做事的角度出发，我做了我该做的准备，分析人物之后，我会把建议告诉导演。

我受到的教育就是，你可以提意见，如果导演不同意，就马上把它忘掉。

这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男导演和女导演的交流都是蛮真诚的，没有太多的区别。

Q：袁老师，想问问对于正在学习电影想从事电影行业的女性有什么想说的吗？

袁丽：我觉得学习的时候，像海绵一样去吸收很多东西，不必有太多的事先的判断，因为我们的判断也是来自于社会上和伦理上的各种方面的既有规则。

也不用想太多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将来是靠脑力的，女孩子做电影我觉得特别合适。

Q：昨天导演跟我说可以聊聊女孩子怎么开心的话题，你们觉得呢？

Blufoot: 我认为女孩子真的很容易不开心啊。

Alice: 女孩子也很容易开心。

袁丽：慈悲，先是对自己吧。

Vivian：生理上累，成就感不足，联结感不够，都会不开心，但是睡足了觉，完成有意思的事情，和聊得来的朋友瞎聊都很快乐。

*更多天马行空的私人讨论留在了影厅中，欢迎大家入群交流，保留独家记忆。

观众短评10分。

真实，真实，真实，好像我就在她们身边，就是她们。

看见了我们自己，哭笑鄙视赞叹心疼心痛心堵想抱不敢抱，好不容易抱过去结果太使力给整恼了……唉，生活就是一地鸡毛。

只有承认生活就是一地鸡毛，接受它就是一地鸡毛，便解脱了。

嬉笑怒骂后面不都是爱？

这人间，多完美啊！

@如是寂静9分。

电影截取了生活中的一段而已，有很多不俗套的笑点，并且贴近了生活让人有很深的共鸣。

@钰8分。

文艺且真实，角度很新奇，特色细节描写很真实细腻。

反映的问题也很直白。

@Ai💋ECHO8分。

贵在真实，影片展现了很真实的中国式亲子关系。

@rui7.5分。

相爱相杀，我们是同契连枝又互相牵绊的一株生物。

@ Zoey7.5分。

对母女关系的描述过于真实，或者是对生活的描述过于真实。

很精彩，动人的电影，结尾公交车部分的长镜头很喜欢，很抒情。

@Ms

7分。

视听语言令人印象深刻。

@ Fabulous47分。

胡同里的真实生活。

母女间的情感总是那么复杂。

@匿名6.5分。

一场没有输赢的母女游戏，热爱把日子“坏”着过的她们在胡同里喝着奶，啃着羊蝎子，吃着瓜，这是生活的静止，也是北京的静止。

影像上实在是过于粗糙，这一点略难接受。

@Chris6分。

母女间的共处太过真实，相处时每个人都是刺猬，而对外时矛头的方向又是一致的，只是描述太过碎片，可惜台词太过文艺没有生活气儿。

@吨吨吨吨吨6分。

柔情史精准又不失巧劲，将一些普遍存在的亲密关系问题，完整摊开，也在其中看到了个人生活不如意的结症。

或嘲笑，或同情，柔情史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或许是导演自身的告白，却也是一封没有回音的告白信。

@明塇175位观众，53位选座，观众平均分7.7分

我很佩服导演，当我还不知道主演就是导演的时候，我喜欢上了导演，导演太有才华了，开头的第三个镜头开始，就把女性的丑，非常有恶心感地拍出来了，如果换我自己，真的拍不出来这种入木三分活灵活现的丑，丑到让人不忍直视，看她们的一言一行都感觉不舒服，恶心，导演的镜头表现，演员的角色还原都太到位了，让人真切地体会到女性那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丑，就像里面妈妈说男人：恶心，导演用镜头也这样描写了女人。

当我知道，主演就是导演的时候，我就产生疑问了，导演是真的构思和拍摄的时候为了表现丑儿这么拍的，还是在导演心中和生活中这些都是自然的？

女主演兼导演那种表情的丑陋，眼神和内心的恶意，性格的乖张和情绪化的任性，还有说话那种书面语的不自然装腔知识分子感是表演还是生活中本身就那样？

这种我看到的丑，是她有意设计，还是她只是表现了她脑海中自然的生活而丑只是我感觉的，不是她感觉的？

还有那种对女性美的拆解，偏重每个个女性看起来都很恶心，这是导演的有意为之，还是只是我的感觉？

电影中，母亲根本不像个母亲，尖酸刻薄，任性狭隘，恶毒冷漠，鼠肚鸡肠，妖叨夸张，矫情多事，还耍少女气，一点也不成熟，一直在膨胀她的脆弱少女心，女儿乖张任性，自私冷漠，又自诩写作者，当母女俩最后谈写作的时候，这么高洁的事和这么猥琐粗鄙的知识女分子放一块，就让人感到女人自诩文艺的那种恶心，那种让人不适的感觉。

没文化的女人丑，那叫俗气，没有素质，有文化的女人丑，那真是恶心。

两个主演把女人的恶心表演得淋漓尽致，耐庵演的妈妈就不说了，真是栩栩如生，那种劣质的感觉真是演到了骨头，但是导演演的角色真的是在演吗，还是那就是她自己？

片子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对白，那种知识分子故作调调的那种对白，如果是学术会议讨论还好，但是放在生活中这种知识分子的谈话调调真的让人受不了，感觉很假，就像导演在片中说的，假。

那几个光头在教授工作是讨论片子的时候，那种说话的调调和方式，那种故作知识分子素质和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的表现，真的很让人恶心，是导演故意的还是那就是她认知的自然，她并不是表现恶心？

两个女主演的对白特点更加明显，思维和套路一模一样，说起话来不像是生活，像是书本像是研讨会，就连吵架都是在论文答辩一样，尤其是女导演自己的对白，那就是她生活中说话的方式还是特意设计的？

女导演的很多表情很恶心，很多言行举止都很恶心，披着有素质的知识分子的外表，却反而更让人感到很反胃，让生活中不那么说话的我感到听了想吐。

所以问题是，导演到底觉不觉得拍出来的演出来的这些都很恶心？

如果是，那导演真的是很有才华？

如果不是，导演并没有觉得和表现恶心，只是表现她的真实生活，那么导演并不可爱，反而让人反感。

但是作为艺术作品，这部电影却达到了丑的高度，丑的非常真实，丑的让人不忍直视，导演还是很有功力的，能把生活这样拍粗来，换做是我，我真的拍不出来这么优秀，尽管，给我们看的都是恶心。

上影节专访

电影《柔情史》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后，亮相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片由杨超监制，是杨明明自编、自导、自演、自剪的电影处女作，作为华语电影中少有的描绘母女两代人生活和情感际遇的现实主义女性题材，《柔情史》在国内外屡获殊荣，此次更入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本片也是本届电影节最受瞩目的女性导演作品之一。

《柔情史》刻画了北京胡同中一对单亲家庭母女。

杨明明扮演的自由编剧小雾因一笔意外的稿费在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

母亲因无法与家中的老人相处，搬来与她同住。

生活理念不同的两人在饭桌、尿盆、碗筷中互相攻击，防御。

她们各自经历了一场短暂而失败恋爱，感情无疾而终后，她们只能继续生活在一起。

导筒带来上影节系列访谈本期为导演杨明明专访

柔情史Girls Always Happy汉语普通话 | 2018 | 剧情片 | 彩色 | 117min2018 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入围 最佳处女作奖提名2018第42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新秀电影竞赛 火鸟大奖／国际影评人联盟奖2018第20届首尔国际女性影展 国际剧情片竞赛单元 最佳导演奖2018第44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 “China Stars”单元最佳新人奖2018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 主竞赛入围2018 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展映导演简介

杨明明198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2012年完成剧情短片《女导演》，《柔情史》是她的首部故事长片。

导演作品年表女导演 （2012）柔情史（2018）导筒这个剧本构思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创作的过程是怎样的？

杨明明一般来说我的写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空间出发，我事先选择一个环境，然后再动笔写，是一个一句话的故事。

其实拍《女导演》的时候，我就想写两个女孩和一台机器的故事。

《柔情史》最开始没有故事，我就只想拍胡同，因为我自己在胡同里生活了十多年，有很多在那种环境下发生的故事，街坊邻居的，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存状态，这是我特别想表达的，包括在它的景观性，我一定要写一个胡同的故事。

《女导演》(2012)然后第二个写母女关系。

因为我不太会写男人，我现在拍的这两个作品，都是女人和女人的，第一个是友谊的，第二个是亲情，这是我能驾驭的东西，是基于我的生活，我跟我母亲的一点点的关系，但那不是一个纪录片，可以说是在生活基础上的一个狂想。

因为女性情感，其实在真实生活中我觉得还是弱势的，女人容易陷入情志，情志还是有限。

如果你想做电影，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你可以完全去驾驭你情感的东西，没有男人的干扰，可以自如地去驾驭情感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种肆意的情感去放在里面，同时还能自如的把握，这是跟现实生活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优势，你在情感中控制不住的东西你可以在电影中控制到。

关于剧本创作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当时就是我想其实写一个女孩，就是里面“雨杉”那个角色，本来想写一个关于一个女孩没有人爱她。

其实有点像《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但是是中国版的，没有人喜欢她。

不过我觉得那个格局稍微有点小，通过那个女孩子的性格我衍生出来了一些角色，为什么会有种人没有人爱？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

中岛哲也《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2006)后来才去写一个家庭的事情，就等于说我不是一个全景式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展现，而是说从一个当代的母女家庭，这样一个以两人为单位的小家，从她们这种横截面，像做手术一样地切开一个口，我们从这两个人的人际关系看待整个社会的际关系的角度。

因为现在写人的电影太少了，真真正正再去写生活，写我们当代生活，写都市、写北京，我觉得是很少但我也不会写别的。

让我写，我只会写人和人的关系。

我还是很喜欢尴尬的东西，但是这个尴尬你需要有理可循。

我写这个母亲其实是稍微有一些被迫害妄想症的，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你要从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角度去想她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慢慢地按照她的思维逻辑去延伸她的这些话，所以说找准了一个方向以后，然后再去铺陈她的性格，就自然了。

但是确实写剧本的过程我很痛苦，经历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在开拍前最后我改了六稿的剧本。

我不怎么会把剧本交给朋友去看，因为我不相信别人的看法。

唯独给的是我的监制杨超，还有我们的制片人杨竞看过。

《柔情史》（2018）导筒电影中母亲的角色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参考身边的人？

杨明明我觉得我们的母亲或多或少都是那个样子。

然后就会你会根据她的这个性格再往外延展。

我身边的女性朋友的母亲都或多或少会呈现这样的状态，没有什么正常或者说特别正常的那种。

在中国，历史的包袱太沉重了。

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来说，还是看她经历了什么，然后你去找。

我把她写成经过历史的伤害，然后再经历邻里的伤害，经历男人的伤害，等于就是三重伤害都有了，所以她才会那样。

极度缺乏安全，这是一种病。

当你社会没有办法提供给您足够安全感的时候，你只有在小家中两个人互相折磨，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导筒设定这一对母女都是没什么朋友比较孤独的，是什么用意？

杨明明我想呈现一个对仗，一句话就是一对母女互相折磨，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然后她们分别经历了一段恋爱，但都失败了，于是又不得不回来一起继续互相折磨。

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等于说是两个人性格悲剧之后的一个对仗，女儿厌弃她妈但其实她就是她妈，她长大后就变成了她的母亲，一个性格导致的家庭悲剧。

导筒小雾和她的妈妈会喜欢什么样的作家？

杨明明我觉得电影里小雾的一部分喜好就是我的喜好，包括我里面写的她读的那些书，但是其实我本人读的肯定会和那些书有不一样，而且我从来没写过抗战剧。

其次是她的母亲，她不去跳广场舞，她是蛮有追求也是被社会曾经伤害的人，她心里有梦，心气当时还是很高的，包括她写的那段文字，下雨的时候她说牛把草一起吃进去，我认为母亲在一些瞬间里是真的展现出了写作天赋的，但是因为知识结构没有那个系统，她可能也就是灵光一现，其实这是最难过的事情。

她发现自己很无力，她只能抓到一丁点东西。

她多数的时候不是个艺术家，也不是个诗人、不是作家，她就是一个生活彻底的失败者。

当生活是如此贫乏的时候，这些文字其实是一种美的东西，让她还能再继续下去。

她不去跳舞，也不去像很多大妈一样聊大天，她还是就是有那种很高贵的品质在里面。

她其实是在拒绝，你看其实她是在拒绝集体庸俗，拒绝集体意识，希望个体的发展。

她是有追求的，她在拒绝某些东西入侵她，她想保持自己的这个领地。

这是一个设定，她不是一个庸俗的人，但是她被社会变得市侩而鸡贼，她很痛苦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在想，如果这个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历史的包袱，她会不会可能真会成为一个欧康纳(辛妮·欧康纳)或者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人。

Sinéad O'Connor 1999年专辑《So Far...The Best of Sinéad O'Connor》导筒为什么会让母女的对话高速而且信息量较大呢？

有没有受像伍迪艾伦这些导演的影响？

杨明明我本身就是一个喜欢不停说话语而且速特别快的人，然后比较话唠（笑）。

《女导演》里也是跟话唠一样，也是不停的在说。

现在国内不少人可能会觉得不说话或者说没台词的电影是高明的，长镜头就是厉害。

我不这么认为，还是我们第五代是或者说是很多人喜欢模仿侯孝贤这些大师，但是电影是多类别的、分切的。

我们可能太迷信于长镜头体系了，太愿意不说话，我觉得没有必要。

一部电影语言的密度其实并不影响一个电影的质量，而是说电影中的人物他们这些话语是不是在一个体系之内。

而且不光是伍迪艾伦，迈克·李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导演，他早期的电影往往都超喜欢那个Naked，那是我最爱的一部电影，还有《生活是甜蜜的》、《秘密与谎言》，那是一个母女关系的的戏。

迈克·李《赤裸裸》 (1993)导筒片中男性角色不少，你在刻画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某种统一的设计？

杨明明男性角色的设计在阶层上的差异还比较明显，有三个，其中张宪是一个，然后小雾爷爷是一个，还有一个门口坐在沙发上的那个老先生，而且每个年龄代沟都是几十年，都代表着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从一方面其实我也是想表达，我们现在文化的差异，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文化差异，可以理解为知识结构不一样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价值上的冲突。

整个中国现在也呈现这样的一个断层，我们没办法，大家都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的之类的去行事。

导筒谈谈男主人张宪，他应该是好几次都接受了反复的小雾。

杨明明妈妈问小雾你为什么跟张宪分手，小雾说他们都太好了，像假的。

关于小雾这句话就很多人还在笑，但其实可能有人没懂，就是说像假的，这就是她的想法，她不是在开玩笑。

她认为日子就应该坏着过，日子就应该在彼此伤害中进行，这样的生活，我们在逐渐试探对方底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方还爱着对方，她会认为伤害着过才是一个常态。

她不认为好人是真的。

张宪的确是代表一类人，就其实他是蛮不错的，他能提供给小雾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可能小雾身上有那种极端性，有那种不能掺杂质、坏也要纯粹的坏的极端性，她认为是那样的，所以你没法去评价。

可能是一种自毁，毁了自己我也要像这样。

她觉得不可能有那种她心里的真正的理想田园的那种好，整个社会环境都不是这样。

所以我写的张宪是一个好人。

我这里面完全没有贬低男性，为什么女性主义的宣传没那么明显，我没有要把男性符号化。

包括我本来开始设计的是小雾跟一个养蜥蜴的男人一起在一个商店里面卖那种夜行动物，什么蜥蜴、蛇、壁虎之类的，然后她同时交了两个男朋友。

但我把这场戏删了，我也没拍，就是我觉得不重要了，就直接还不如，小雾和她母亲说话就没逻辑地突然就来一句，你不如去找那卖蜥蜴的。

导筒母亲的角色最终怎么确定了耐安老师来出演？

和她怎么合作的？

杨明明我当时一开始找的是话剧《丽南山的美人》最新版本里饰演母亲玛格的冯宪珍老师。

找到冯宪珍老师以后，我们俩聊了很长时间，通信了无数次。

她其实很感兴趣，但是因为她长期在舞台上演话剧，比较惧怕镜头，她表示已经多年不饰演影视剧，而且不习惯影视剧组的工作氛围，我跟她解释了电影的拍摄情况，但她还是很难克服工作习惯。

《丽南山的美人》玛格（冯宪珍饰）其实她的塑造能力非常强，所有的小动作小细节，包括看她在小剧场演的《丽南山的美人》那一幕，她那个感觉会更极端，所以我觉得她特别合适，一开始找的就是她。

当然《丽南山的美人》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也是电影《三块广告牌》编剧兼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的剧本处女作，《丽南山的美人》他写出来的时候才27岁。

马丁·麦克多纳《三块广告牌》工作照也找过宋丹丹老师，可能当时是没有档期吧。

导筒陈道明与何冰两位老师2011念在上海演过三谷幸喜的话剧《喜剧的忧伤》，表演的指导老师就是宋丹丹。

杨明明宋丹丹老师也完全OK，但是因为她定型在喜剧明星上，如果可以摆脱喜剧明星的那种东西，就是给一些就是严肃剧的那种内涵的，其实也可以。

三谷幸喜《戏剧的忧伤》但因为喜剧其实很难，它有一些很严肃的时刻，宋丹丹老师其实也蛮可惜的，就是最后有点定型在喜剧方面来。

这没办法，这可能是目前中国演员的局限，很多观念上的问题，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我们的一些演员感觉还是在靠直觉的动物层面，国外的演员像于佩尔和很多演员，他们对于表演的论述都可以成为一个表演系的论文。

我其实就也比较有精神洁癖，就合作的人首先观念上要能聊得来，他得能明白你在做什么。

所以后来发现冯宪珍老师没法演主角，我说你过来帮我演朱园这个角色，她那个时候正好在外地，很多天在演戏，所以就没成。

《柔情史》：耐安 饰演 小雾母亲 李勤勤 饰演 朱园耐安老师不是一种方向的，她身上有那种温柔的气质。

她特别牛的一点是她是一个超级尊重导演的演员，她即使有自己的看法，她不会去修改，她说你什么词我都能给你说出来，会问我要哪种感觉。

我选角用了3到4个月时间，在演员功课上我觉得我还比较有自信，而且我是那种你改词绝对不行，但是你得看合不合理？

就有一些创作是合理的，但是他要是什么，反正我对这个是有判断，我之前会找到最合适的演员。

这种合适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技术上的，第二个是我觉得我跟他沟通起来没有障碍，他不会让我反感，或者说我会很冒犯他，这些都是选角的时候必须要把握的。

我这个电影看上去是一个家常，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关键性的东西，如果演员不知道”我在干嘛“，她可能会演成电视剧，她会把里面所有的荒谬的东西日常化，耐安老师是见过大世面的，也就完全明白我在做什么，她明白这个结构，甚至明白这个张力，就导演最核心的秘密，她可能都有看到。

第二个我觉得她可能会有惊喜，她没有那种程式化的东西，因为这个角色和她本人相距十万八千里，她完全可以没有负担的去演这个角色，而且在有些时刻确实会让人吃惊。

她身上有让人感觉厉害的部分，但也有温柔的部分，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这就是张力。

导筒为什么这一次自己选择继续做演员？

如何在演员和导演之间转换？

杨明明其实是开拍前三天才定下了自己演，之前找的演员正好档期上不合适。

我本来想《女导演》我就已经所有事都干了，这部终于可以少干点了。

但是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好在我准备的很充分，不过确实没想到，除了自己没摄影，其他的一样没少。

《女导演》（2012）我其实在里面做演员我的优势是在于我不在乎一个演员的美丑，就是美丑完全这些其实不care，就没有一个做女演员的一个负担，我通常就是开机了，因为我有时间限制，“开始！

别说话！

”就开始了，全剧组把我就当成导演，没有一个人像演员一样对待我，其实有时候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需要保护自己，没有焦点员没法完成调度炸组那天就是因为我受不了，我会很难过，焦点跟不上这样导演工作的问题破坏了我演员部分的情绪。

我感觉到那一时刻是我做演员的情感被伤害到了，我没有受到保护，我需要保护好我自己。

我跟大家说我同时做这两份工，就体力上是一个挑战，二是你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转换是有消耗的，别人尽量不要跟我说我演错了，不要告诉我，我自己会去观察审视我自己，因为要时刻的保护好我自己的感情和情绪。

当然我们这个剧组还是相处的很融洽，剧组很多女生，我的这个助理是女生，她也同时兼职场记与副导演，然后还有美术师也是女孩，两个女孩子。

然后我的执行导演也是一个超级牛的一个女生，除了摄影团队是男孩，其余都是女生。

所以相处的就是还是很开心。

导筒你是怎么和演员合作的？

杨明明你知道演员其实有些时候心到了，但是表情不到，是因为他对他面部肌肉的结构不了解。

其实我们做导演有时候你不需要跟他说很多，你要看到他的肌肉的特点。

我有时候会看见监视器他瞬间有一些表情，我认为特别对，那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看你记得你刚才这是怎么做的，其实有些时候是按着科学的物理方法去达到的。

我们其实每个人情感理解层面都差不多，而且都很用心。

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看你知道那几块肌肉是怎么动的，那记住这个感受之后，他可能就会给到了，就是说大家一起配合这个是。

其实包括摄影机的角度和运动都是。

要让导演去了解演员的肌肉结构，看周迅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能演得好，我有时候真是觉得对镜练习其实很重要。

一个演员要了解自己的肌肉的运动。

一个职业演员他肯定知道自己动哪块肌肉。

导筒除了张献民老师出演以外，有一场戏还有好几位独立电影的导演在里面，谈一下和他们的合作。

杨明明张献民老师他是影帝，他真的是影帝而且戏瘾很多（笑），没有一条演的是一样的，能给你不同的感觉。

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是按他这种方向，在片场他自己就弄好了，他是我最放心的一个。

耐安老师和张献民老师其实是做演员出来的，凡是本能是什么，我一定相信这个本能。

当然，那一场戏，汪民安是个哲学家，然后王笠人、季丹他们来了半天，然后就拍完了。

导筒导筒: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找到就是那些滑板车，而不是滑板或自行车？

杨明明第一是因为性格，因为滑板太帅了，你看滑板，如果她是一个敢去玩滑板的女生，那她肯定很多行为就不是这样的。

自动的滑板车又太高级了，肯定不适合这个女孩小雾，因为她需要有一些愣的、很笨拙的、那种蛮力的东西，滑板车有腿蹬的费劲的那种感觉，还比较惨，她没那么帅。

《柔情史》（2018）第二个是从视觉呈现来看，固定镜头之内的这样的移动，可以给画面带来新鲜感。

第三个就是她不喜欢人群，在胡同里骑滑板车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王，或者是一个女王的形象。

从胡同里到大马路上的时候，这个滑板车就稍微失去一种意义，等于说它是一个她的玩具，一个可以支撑她在胡同里，可以疯狂想象占据自己领地的一个工具而已。

导筒胡同里的家是怎么选定的？

为什么会选择胡同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

杨明明因为我需要一个空独特的对门，就是两个人对住的空间。

在制片上又不能造成太大困难，所以必须是个独门独院并且需要正好坐落在拐角，其实根据这个位置我设置了他们所行走的路线，就是一个人往这走，一直往那走，母女俩去公交站汇合这场戏是根据这个空间定的。

所以我跟制片，我们大概骑了小一个月的摩托车在胡同里慢慢的找到。

在北京东四跟朝阳门的中间。

导筒小雾和她的妈妈包括其他的人物在北京这个城市里面是不是也算是有某种典型？

包括你也拍了很多北京才会有的那些标语。

杨明明然后那个标语其实是我拍的时候，正好碰到会议召开了，我没有去刻意怎么样加符号，但是我认为我们城市景观就是这样的，用刻意去回避这些东西。

因为这就是真实的北京，像北京现在什么，就是红旗飘飘，真的是那种状态。

然后正好拍空镜的时候，正好赶到会议，就正好捕捉到了这些东西，那北京确实比别的地方压抑的。

因为那胡同可能会更典型，有一个很压抑的东西在里面，因为胡同的这种人跟人之间的私密隐私，其实空间更小。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这种关系造成的。

在中国我们的代际关系是主要关系，夫妻关系是次要关系，对于西方来说夫妻是主要的关系，孩子长大是排在夫妻关系后面的，夫妻永远是第一位的。

但我们代际关系，是一个主要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界限很差，会不停的上一代控制下一代，往下传递所以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杨明明导筒关于拍摄做了哪些准备工作，怎么跟摄影师合作的？

杨明明我是那种在文本上要完成的特别充分的人，之前要写分镜头，而且我不是那种习惯于现场发挥的类型。

因为压力比较大，我害怕会出事，而且处女长片我想准备得充分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自己能演，是因为实在准备的太充分了。

而且我会考虑到语言的密度，跟影片的节奏。

我必须要提速，片中的人物可能会比我们每个人说话比原来稍微快了一些，耐安老师她平时说话语速其实很慢，我们一直在磨。

我们俩其实我会让她看监视器，我对我自己的判断就完全是靠非常客观的，我回看监视器，看自己，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拍家庭居家的戏很容易拍成电视剧。

其实我那个家的空间非常小，只能站下七个人，所以拍的时候经常是我整个的剧组布好光以后，他们全出去，留核心的几个人在，然后把戏拍完。

后面这些拍摄的工作会根据空间而来的，就是戏里，我会跟那个空间去走，回到镜头上，我其实在刻意造成一个疏离的感觉，就是你看其实人物贴的蛮近，狭小的空间我希望抓住人的表情，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人的表情，然后用特写和特写之内的调度，其实我们看到法国，很多电影包括我很喜欢的德斯普里钦，但是他的运动比我们复杂多了，就是他会用那种长焦的跟拍的方式去摇，快摇。

那个焦点员那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达不到，那我可能就是在固定摇镜头上做了一些处理，就是会想得很精确，每一个镜头我都想得很精确，就是从谁摇到谁。

然后包括那几场吃饭的戏可能不会被留意，房间空间小，其实调动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在相同相似的吃饭戏上，看上去可能会重复的镜头我会做一些调整，会让她们坐的区域，然后还有角度都会有变化。

我已经解绞尽脑汁在这个小房间里去探索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当时我跟一些摄影师聊的时候，他们说导演就看到我的空间以后，他们说导演太难了，有效机位特别少，但我认为多小的空间其实都可以拍。

这个就是看怎么怎么拍，你敢不敢。

一个是语速，当我确定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快的语速，你要适应我的节奏，让观众去适应，看进去就可以适应，包括景别那我就是一个近的东西，那你看惯的你也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

导筒拍摄进度是怎样去安排的？

杨明明我们是顺拍，但是会有一些戏提前，比如说让统筹把一些就那种争吵的戏，尽量提前几天，我们先给它拉开，然后室内跟室外分配开，但基本上都是按着顺序，不会跳的很厉害。

我们其实开始头一两天拍的全都作废了，一开始的感觉调子不太对，感觉慢了或者说没有状态，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把最先开始的部分重拍。

因为最先那场吃饭戏是最难的，我们不怕的是那种激情段落，我们最怕的是日常的对话，人是不是在那个状态里。

所以观众看到的第一场吃饭的戏，其实是已经入冬了，很冷的时候拍的。

从夏天开始拍的，9月份其实已经是秋天，但是它在温度上还是热。

中间其实拍了俩月，后来耐安姐的腿受伤，是因为我们有一场戏，就是跑，然后完了之后她韧带拉伤，停拍了一个月，然后再补拍剩余的部分，不叫补拍，还是顺着拍还差的那一部分。

当时已经是特别特别冷了，结尾树叶都掉光了，我们最后那场公交车的戏，那天是冷到爆，我们需要喝热水，先嘴里喝一口热水，然后再开始说话。

那个嘴是冻住的，反正季节上是跨越了三个季节，基本上是这样。

《柔情史》（2018）导筒拍摄期间有没有碰到比较难的部分？

杨明明有一个念书的情节，那是德勒兹这一段文章，那段是一个即兴，我那天坐在那儿，我忘了我前面说什么，不是说那段话，张献民当天带了一本书，我说这样吧，调度我觉得一前一后，换焦点，比较有趣，我说那我们选一段文字，后来就选的是Stubley的那个。

后来就完成了。

所以那场戏的调度都是根据那个书的内容，和那个情景设计的，但那条其实好难拍。

吉尔·德勒兹 《运动-影像》当时拍了一二十条，因为你看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后景，他先是在前面，之后我起来的时候焦点变到我，焦点在我说到Stubley的时候突然变到我，回焦又回到了张老师。

然后我这个时候从后景趴到床前面，这时手机响了，之后我的腿起来，腿起来之后，张宪说了一段话，我又拍了几下，我的身体又起来，还得喝酸奶，身体起来那一下的位置太难找了，因为它是一个大头，这里面有很多大特写的调度，就是特性。

所以有好几次都是那个角度就是那个嘴形状实在太丑，要不然你出画了。

确实很难。

这那条没没有二十遍也得有至少七八条是有的。

因为长镜头，一个是焦点难，二是那个节奏，整场戏的节奏，为了配合技术，拖太长又不行。

所以就是，还有那个特别难拍的是就母亲就说小雾屁股，闻味的那个特别难拍，就那个焦点。

也是大特到我从前景吸着闻着味，从前景划过，然后母亲从后景一个特写，从特写到特写，那个是挺难的，反正特写之类的调度都。

你看看没什么，其实都不容易。

并且我在前几天没有跟焦员，开始我挺相信摄影师手上的功夫，但后来我发现那个调度特别难，然后他们没给我配跟焦员。

我自己炸组，我自己大概炸组了半天。

导演消失了，我生气了，然后制片他们全疯了。

马上给找跟焦员，第二天来了一个，根本不用跟焦器，目测就可以。

我那个天才感觉到我是在拍电影，就是拍那个母女在试衣服那场戏的时候，是第一天有跟焦员，那天我无比开心，前十天全靠手里的，我的摄影师他拍纪录片出身，其实手持镜头是他的强项。

最后说抗日战争，那时我抢密度，我完全相信他，我没有看监视，没有看任何回放，我就一直不停地拍了好几遍，因为抢那点的光线。

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实的，所以我就很相信他。

前后一共有两个跟焦员，开始来两三天的那个特牛的那个太贵了，后来又来了一个跟焦员水平也挺棒的，但他是刚学，他是在《山河故人》里面才开始变焦点，也就两年的焦点员的经验。

导筒影片中有停电以后的烛光、然后蓝色的月光、还有雨中的光，可以聊聊布光的工作是怎么去设计完成的吗？

杨明明烛光其实算硬光源足够了。

蓝色的脸庞是上面有一个小的顶光源。

基本上我们的布光都非常节省，其实我的灯光师非常好，是《河神》的灯光师，打复杂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没有地方架灯，能把机器放进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说一个导演我觉得要看清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这时候该舍弃要舍弃，要看的一个是演员的表演，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二，它不是一个抒情性的，或者是刻意去展现美的那种电影。

我们的跟焦员来了以后就不停的在下雨，但是我们的雨戏全是人工降的，三根水管，后面窗户轮的垂直方向，笔直的平行方向搁的是灯管，这样我正面拍的时候灯就不会露出来，但是一偏其实就是容易穿帮。

要不然雨丝你打不出来，灯光师就说利用窗护栏，还有有一个人在树上，那是我们片子唯一的工业级镜头，光是布光就三个半小时。

导筒那个光一下子跟影片其他的感觉不一样了。

杨明明对，因为那一段情绪那是我想给美的时刻，就是从母亲说看到壁虎，然后镜头开始用轨道了，然后她去读诗的时候有一段，雨、朗读声的有一段稍微有点小交响曲的感觉，就是那一块是我营造的想给出美的、抒情性的东西，但也很克制都没有用音乐。

导筒提到美，电影里面有一段论述是关于美和真实，你是怎么看的杨明明我不认为电影真实，它就没有美了，它是另外一种美学的东西。

因为它足够真，足够真诚。

所以美感不是说我们光靠灯光或者什么去达到，它是情感的美，是情感的东西。

导筒影片的后期剪辑用了多久，调色是在上海完成的吗？

杨明明是。

因为上海它是台北影业的分公司。

上海的corner stone，它是台北影业在上海开的分公司：生动数码。

都在上海做的后期，我的调色师，构成了一部台湾电影史，他是《一一》、《悲情城市》然后一直到现在最新的那些导演，全都是她调。

杨明明与陈美缎她是一个服从于导演型的调色师，自己的个性不强，但她的强处在于他特别能get到导演那个点，她也特别知道这个电影导演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刚才我们找准一个方向，她会立马最快的速度，把你整个的片子的调子给你找准，技术超牛。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耐安老师、包括像调色师她们是极为尊重导演的，而且她们又会在明白导演的构想之后，能协助你在你的这个框架和体系之中去完成他的工作的，这是特别幸运的。

从做分镜到开始，到拍摄，关于剪辑的部分我心理很清楚我要什么。

而且我在耐安姐腿受伤的那一个月基本上就是把该剪成型的都剪辑完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工作完成的很快，要不然赶不上柏林电影节。

导筒在柏林放映的时候观众什么反应？

杨明明欧洲的观众，美国的观众很happy，然后其他观众也很happy，里面的点他们都能抓住，那个开始的时候确实欧洲观众听到妈妈说那个网络磁场让我生病的时候就开始啪就开始笑了。

其实电影里的一些地方还是对观众有一定要求的。

你知道有很多中国观众看电影的时候会很克制。

导筒这片子里面有很多吃的场景，也按照奶、羊蝎子和瓜这三种食物分成了三个篇章。

，当时有没有备选其他的食物？

杨明明没有。

我觉得这三个是最合适。

一是因为当生活很贫乏苍白的时候，那我们就只有围绕着最基本的生存的这个基础去展开了，那就只有吃。

二是母亲她没有任何的存在感，也没有任何的成就可言，那她唯一的可能找到的存在感就是她的生活经验。

她拿食物当成一个武器，她让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为她的武器，或者说她觉得因为我活得比你长，我吃的比你多，我经历的比你多，那在你的生活上我就有发言权。

所以会侵犯别人的很多的隐私。

从食物上去控制。

因为确实这样，这三个章节其实一方面是一个结构，第二个就是你看牛奶，就是最简单最便捷又最便宜，然后可以补充营养的东西。

羊蝎子还有一个层面。

是因为其实中国人有那个饥饿的记忆，其实吃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善生活，就是幸福。

吃肉，啃肉，然后我觉得那个形状在视觉上因为很好看。

那个瓜，确实那个敲瓜的过程是我一开始的的选择，我后来跟大家说，我说我是想留点希望，有点甜的东西在，其实最开始就是你说的我认为那个拍瓜的那个，我就是觉得那个拍的那个是一个真事，妇女买东西是最恐怖的，她们会真的是不会损失一点点她们的利益。

导筒关于吃，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片场故事？

杨明明剧组拍那场戏的时候他们都疯了，不敢咽口水，怕影响收音（笑）。

然后最后剩的羊蝎子，一群人就真的是全都瓜分掉了，就我们剩下的那个道具。

反正在吃上羊蝎子之后，我们剧组的关机饭或者是中间的那个饭全是羊蝎子，就是那个实在是很好吃。

柔情史剧组导筒海报的设计灵感设计来自哪里？

杨明明因为首先没时间拍人，就现在是有带人物的海报。

但之前的那个创投和各种事情实在是没有时间。

二是我本人喜欢画画，然后我喜欢的一些画家，但是席勒不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但是我认为他的那画在审美和画风还有那种古性和我这个片子有契合的地方。

他有不舒适的东西在里面，他有点侵犯，给人那种感觉就是在恐惧和战栗中间，他又有那种伤痛在里面。

这是我觉得跟《柔情史》很契合的地方，所以就挑了他其中母子的这一幅画。

《柔情史》（2018）导筒有一点哥特的风格。

杨明明是有点哥特，我本来最后结尾想让母女唱歌，一边唱那种就是很哥特那种，然后一边吸牛奶。

就是烂，腐烂的过程，在一个泥潭泥潭里面烂掉，就那种感觉，赖着过吧。

《柔情史》（2018）导筒说到海报，电影里出现了杨超《旅程》的海报，还有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的海报。

杨明明那就是在杨超的公司里面，为了省钱吧。

海报的话懂的人自然会懂。

导筒后面还会接着写女性吗？

杨明明不知道，我想写男性，尤其爱情电影。

其实我们看国外电影就很多是亲密关系，我觉得就是电影就人和人，可以拍史诗，但是史诗需要资源。

我给母亲那本书，就戏里给她那本书非常推荐，叫《斯通纳》，超级棒的一本小说，被低估的作品，作家其实是死了之后才被挖掘出来，是美国的作者。

那本书我真的是一口气就读完，写一个大学教授教文学的教授，有点自传的性质，他知道人生不完美，但是我要把每一个过程都过完整，他很认真地过了他这一生的生活。

很不济但是他其实非常有才华。

其实我也很喜欢日本的林芙美子，日本写私生活的小说的作家。

导筒敕使河原宏和成濑巳喜男改编了她好几个小说。

杨明明对，我也参考过那个质地，就是其实日本写私生活，女性的负担真的还是挺沉重的，有很多社会带来的那种重负。

我这次在首尔国际女性影展，我看了很多女导演的电影，就是跟我都是80后的女导演，就我看到两个电影我很嫉妒，我不是嫉妒他们的电影，我是嫉妒他们年轻的生活。

其中有一个电影跟我一起去了柏林的Panaroma，我们全景单元一个剧情片，叫《动物》（L'Animale），是一个奥地利的女导演。

她拍的是大概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生活，就她们没有来自那个社会的重负在里面，她只有那种青春，她对自己的性别意识，她不知道自己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然后她喜欢摩托车，就是女孩和运动。

当时看到一个女孩和一个摩托车，立马我觉得我low了，就是一下赛过了滑板车。

《动物》 L'Animale (2018)杨明明奥地利那个警官又美，然后骑着她的摩托车。

电影的摄影水平又高，就整个是一个超豪华的剧组。

然后骑着那个赛车用长焦，跟拍移动镜头，超长焦，然后一滴眼泪，他抓到了一个女孩那一滴眼泪从眼角，超高速的长焦侧面的跟拍，一滴眼泪从风中流出来，那一瞬间，真的我超爱那个电影。

一定要在大银幕上看。

我超级嫉妒，那些人年轻的时候在做什么，人家在干嘛？

我们在干嘛，我们的青春实在太苍白、太可怜了，我们年轻时候生活利什么都没有。

就还有一部，是阿根廷电影，拍的是女孩踢足球的故事，叫the match at three，就是三点钟的比赛。

然后它讲的是一个女子足球队，她还是在阿根廷不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是在那个最典型的阿根廷城市，她是在一个看上去特别破的村落，路面特别泥泞，一下雨都是在泥里踢球的那种。

不过你看到她们是有青春的，来自她们血液里的活力，那些女孩子们超级开心，她们也没什么上过学，那个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生活。

这个女性电影就是女孩子的身体、女人的身体和运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有时候不用你故事的情感，直接是用身体来表达那种情感，看的我热泪盈眶。

就那种激情，那种在泥里摸爬滚打的那种。

它是一类电影，就运动的电影。

国内甚至都没有这样，它这块是空白的。

别人是有的，我们看别人玩机车，我们会把那个极限运动当成炫技，但那对不起，那就是人家的日常生活。

她们特别逗，说好的三点比赛，然后另外一支队也不来，也不知道后面要不要来比赛，超级乐，超级搞笑。

里面还有同性，女人和女人的那个暧昧。

嫉妒，太嫉妒。

那片子真的非常好看。

这是民族和民族的差异，人家是向上的、运动中的，就包括我们的图腾文化，包括建筑文化，比如长城，你看它都是防御型的，就往内收的。

欧洲建筑的那种教堂，它是哥特，它是往上走。

但是这不能比，同向比较是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情感，还是情感。

导筒后面还会参加别的电影节吗？

杨明明有，接下来我们回到北京，会去爱丁堡电影节，然后后面还有温哥华、First、阿姆斯特丹。

新片都会这样吧。

杨明明与制片人孙合彬在上海电影节导筒上影节期间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

杨明明我今年其实很想看Philippe Garrel的几部电影。

这几天会去看《迦百农》，她之前两部作品我也看过，《吾等何处去》寡妇的那个，她的片子我觉得开始都很好，到结尾就会很混乱，但她是戛纳的宠儿，她也自己演，长得很漂亮，我红毯有跟她一起走。

她是黎巴嫩的，但是生活在法国。

《柔情史》与《迦百农》剧组在上影节红毯

《迦百农》（2018）

“家庭”变成了一个令人无法喘息的黑洞，在这里，“爱”以一种挣扎的方式呈现，城市中的景观成为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女人上演相爱相杀大戏的小剧场。

这是一部“挑观众”的电影，因为它将一种并不被中国观众所习惯的残忍直接抛上了大银幕。

在主流影像中，很少看见如此苦涩又生猛的情绪表达。

当“母爱”被文学作品反复称颂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人人必须顶礼膜拜的时候，《柔情史》仿佛则似一篇出自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的影像檄文，提请观众另一种形态的亲子关系的存在。

本文为国际著名电影杂志《银幕》（SCREEN）在《柔情史》柏林电影节首映后为其撰写的评论。

原文作者 | SARAH WARD翻译 | GlueYoung如果将萨克拉门托的底层中产阶级换成北京的胡同老百姓，那么《柔情史》则可以被称为中国版的《伯德小姐》，电影展现出爱恨交织却又坚不可摧的母女关系中所有的起起伏伏。

编剧、导演、剪辑师和演员心中似乎都隐匿着一处黑色漩涡，这漩涡不加修饰地吞没了所有的温暖与柔情，时不时发出一阵阴郁却有点好笑的咕噜声。

“世上唯一还不清的债就是母爱。

”《柔情史》毫无畏惧地探索亲子关系中的不融洽，并且得益于两位主演精到细腻的表演，电影将日常冲突生动地表现出来。

杨明明和耐安从婚姻吵到钱，从钱吵到餐桌礼仪，而也恰是这吵闹使《柔情史》愈发精彩迷人。

然而，这部电影虽然充分彰显了演员的精湛演技和初执导筒的导演的不俗能力，但是丰满的人物和敏锐的洞察力却难以与叙事主旨相匹，因此影片的影响力极有可能局限于电影节。

片中最明显的无疑是二十多岁的编剧小雾和她的单身母亲各自的绝望，她们深陷生活与事业的双重泥潭，将自己心里的不快抛掷给对方。

母女间的怨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小雾无法原谅母亲以前做出的决定，怨她让一笔不菲的拆迁费打了水漂。

而母亲也从来没落下任何一个批评小雾的机会。

如此的针尖对麦芒使小雾发出“世上唯一还不清的债就是母爱。

”的悲叹。

影片深谙亲子相处之道，上一秒可能还不共戴天，下一秒就可能相拥入怀。

有两种情形能让这对母女暂时偃旗息鼓，平时不可遏止的狂怒到饭桌上变成了涓涓细流，再不然也只有外公的在场才能压下她们的互撕炽焰。

母女的每次交流都让观者感慨她们是那么的相像，即使两位当事人都不愿承认，而这种相像不仅限于她们共有的创作追求和遇人不淑上。

《柔情史》的爱情线稍欠说服力，小雾和离异电影教授纠缠不清，母亲对刚离异的宝刚突然来电，不顺遂的感情生活更是加强了两人的联系和对彼此的依赖。

杨明明本人就是和她的母亲在片中的环境长大的，这也就解释了《柔情史》中氤氲的艺术模仿生活之感。

电影模仿的不光是母女关系，还细致地描绘了家的角角落落，邻里邻居的生活气。

鲜活的摄影也为电影增色不少，摄影机跟随骑着滑板车的小雾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冲直撞，让胡同老巷也熠熠发光。

盘桓在日常场景的镜头像眼波流转，喜爱之情尽显，直接剖开电影内核：你我的爱与憎往往是为一物。

《柔情史》剧组在柏林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