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科林尼案》是一部2020上映的德国悬疑剧情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由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执导，演员埃利亚斯·穆巴里克、亚历山德拉·玛丽亚·拉娜、曼弗莱德·扎帕卡主演，剧情讲述在柏林豪华饭店内，85岁的企业家麦尔遭到凶手科林尼枪击头部死亡，虽然他坦承犯案，但却对详细情况三缄其口而使得案情胶着。

同时，承接此案的菜鸟律师卡斯珀也在发现死者是成长过程中对他情深义重的长辈之后，让原本成名的大好机会瞬间成了梦魇。

《科林尼案》把故事聚焦在三个月前才刚取得律师执照，富有相当程度热诚与理想抱负的主角卡斯珀，正准备在自己首次委托中大展身手，就碰上一起艰险棘手的案件之上，不仅身为财团总裁的死者使案情受到广大民众和媒体的关注，犯人科林尼在投案后始终不向警方和自己透漏事件的发生经过、细节与犯案动机，反而一心求死所显示的众多疑点，《科林尼案》光是故事背景就带有着浓厚的未知悬疑感。

不只如此，《科林尼案》片中卡斯珀作为公设律师，除了必须为自己早已承诺接下的案件负责之外，死者多年来跟卡斯珀这种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的关系，对他人生带来重大影响，使他得以从大学毕业、考上律师的恩情，也让卡斯珀陷入了自己身为一位具有责任感的年轻律师，是否要为以行刑式枪击手段杀死麦尔的科林尼辩护的两难挣扎，使《科林尼案》在全片弥漫的悬疑氛围中也有着对角色内心的描写。

整体而言，《科林尼案》能把一起涉及德国历史污点的杀人事件延伸到司法判决标准的反思实在令人惊艳，电影不禁让我联想到近期台湾吵得火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许多人批评给出判决的是恐龙法官，而其他人则指责这些人是只以自身价值观来判断是非对错的法盲，但到头来，这个问题的重点不也跟《科林尼案》相同，在于可能不够完整法律之上呢？

我们如何记起这些历史教训，制定更健全的法律规范与制度，让所有人的人权都能受到妥善的照顾和保护？

我想正是整部电影的希望传达的主题。

首先感谢#桃桃观影团#提供的观影机会，但很遗憾这部审判纳粹暴行的片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人心，也就临近片尾科林尼自杀后情绪才略微调动了起来。

原因有二，其一:影片叙事有种左右横跳+强行推进的迷惑感，粗略捋下剧情:一开始莱恩傻乎乎接了案子准备为凶手辩护→发现被害人是熟(en)人(ren)准备打退堂鼓→转头又对老相好表示得尽律师义务(咱可不是亲属关系哦，回避不着哦)→见科林尼死活不开口便开始划水顺便跟老相好打一炮(绿帽+1)→发现凶器有蹊跷果断化身名侦探（太弱智了）打算背刺→约老相好再打一炮(绿帽+2)然后偷摸搜集证据准备背刺→隔天在法庭上掀桌“異議あり!”→四天就挖出了迈耶黑历史(之前早就给了护照的镜头，诶，我就不去查就是划水，就得先跟老相好搞搞不伦，就是玩儿，DDL是第一生产力！

）→马丁格反杀一回“法院早就判啦，迈耶是无辜哒，血亲复仇damedane”(可电影都给了迈耶准备在童年科林尼面前杀了他父亲的镜头，这么变态的人渣还有脸说无辜?这什么弱智阴间辩护?）→莱恩懵B了“科林尼你丫之前咋不跟我说?跟我这儿挖坑玩儿呢?”→科林尼痛心疾首“这国怎，总亏民，我陷思，定法问!”→一查还真这么回事儿→马丁格GG→科林尼自杀。

其二:人物刻画比较扁平，科林尼还好些，眼里的悲愤、大仇得报后的空虚和解脱都能让人感同身受，你一开始死活不开口就不开口吧，可从莱恩身上就很难看到法与情的纠结(也不是没有刻画，但就那几个画面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也看不出对律师职业道德有多坚持(前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划水，也不知道马丁格后不后悔当时点了他一句，后边查案与舆论的阻力也不是很大，对比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戏剧冲突的张力简直差远了)哪怕是最后的正义审判也略显爆发力不足，拔屌无情搞不伦的形象倒挺令人印象深刻的。

剩下的角色里老爹&太妹纯工具人，老相好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马丁格表现拉胯卖相还行，哦还有挂掉的发小就是个最后憋了的电灯泡，简直不知所谓。

本文文笔是有些胡闹轻佻，但实属不吐不快，不过虽然片子不大合我胃口但若能让观众对当年那段历史产生兴趣，去了解去反思，我觉得还是值得看看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是好的教材，可以一窥当代德国人对他们那段黑暗历史的精神分裂，包括本片在内的一大批作品，都是为了调适这种紧张，不致于发疯，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但是效果却是欲彰弥盖。

以下有剧透。

主人公是个萌新律师，第一次接公家的活，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全是内部人，简单交待工作，却穿律师袍去，被前辈笑话。

这一幕设计地很巧妙，律师袍是体制的象征，分不清场合，反而暴露小伙子尚未体制化，对工作，对法律还保有纯粹的信仰。

这是为后面铺垫。

但他马上惊奇地发现，受害人是他的恩主。

一家工业企业的大老板，热衷收藏老爷车，凡尔赛本凡。

他从小在他家，和他的孙子女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在老爷车里为爱鼓掌。

还供他上大学，读最贵的法律专业，才有今天。

后面竹马怒斥他，没有我爷，你今天只能当烧烤店的伙计。

我始终没搞清楚这是什么关系，没有交待老爷和主人公的妈有关系，那样的话和孙子女也不能这么亲密。

还是容克贵族的什么风俗，给孙子女找个玩伴，或者如同我国的旧士绅，赞助穷亲威的聪明儿子，光大本宗族。

不管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德国法律对于回避如何规定，又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显然存在利益冲突，不适合担任这一职位。

编剧显然意识到这个bug，让他一度表态退出，但还是继续下去。

这么安排，金手指开地很大，是为了让主人公牵涉进个人感情，而不只是公事公办，体制的螺丝钉。

后面揭示了，这次谋杀是复仇，老爷当过党卫军，在驻意大利期间枪杀了嫌疑人的父亲。

后来按照1968年的某法案，以职务行为脱罪。

但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其所作所为根本不是职业需要，纯粹为发泄自己虐杀的欲望。

主人公是老爷的镜像，同样有一己之私，不同的是，最后克制了私。

当然这么安排刻意了。

另一个镜像是主人公在法学院的老师，跟他打对家，替受害人辩护。

直接的戏剧冲突，全片的高潮，都是在师生之间展开的。

老师在体制内德高望重，驾轻就熟，虽然口口声声信仰法律，但是私下交涉赶紧结案，让竹马来色诱主人公，并亲自登门利诱，已经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还在法庭上说俏皮话，其实是缺乏尊重的，就是在玩弄法律。

并且老师作为实习律师参与了1968年法案的审议，也有个人的渊源。

也曾经青涩过，和现在的主人公一样，但是对非法的法案保持缄默，顺理成章地浸染成一个官僚主义者，体制的老油子。

这个故事有个正义的走向，主人公一再挑战即定程序，通过古怪的凶器，揭露嫌疑人的动机，这里有点推理元素，但还是利用开挂的优势，直接摸进老爷家取证。

当老师用嫌疑人曾经申诉过，宣判无罪，暂时扳回一城，主人公最终在法庭上审判了老师，逼他当众认错，也审判了已死的老爷，以及1968年立法的高官们，这时多半也不在了。

尽管审判如此有力，但是编剧最后安排复仇者上吊，当然可以理解为他大仇得报，心愿已了，或者怀有负罪感，当年因为他无知指认，导致父亲被杀害。

但是很显然这就让法庭，让体制逃脱了判决的尴尬。

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复仇者就是有罪，法庭无权撤销此前法庭对老爷的脱罪，更不用说1968年法案。

但是戏都演到这份上，要这么判，观众不能答应。

编剧就只能耍滑头，已经开了这么多挂，再多一根绳子何妨。

本片一直不诚实，这是最鸡贼的地方。

最后的最后，主人公开着自己的律所，雇了办案期间结识的外卖小妹当助理，上班穿渔网袜，两个人很来电，暗示断了与名媛的关系，也没有上流社会的客户。

主人公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虽然气氛很欢快，这个代价无疑是沉重的。

电影越高光，也就越不现实，正常人都会选老师的路。

个人不可能对抗体制。

但是这一类电影仍然执迷这种套路。

他们的说辞是个人良心作主，其实是回避“(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

1968年法案暗示上层有内鬼。

在舆论场中，德国的认罪态度较好，以勃兰特华沙一跪为高潮，总被拿来与日本对比，也确实立法禁止一般纳粹成员任公职，但很多军政高层凭着旧关系，被招安加入新政府，1968年法案就有这些人的影响。

在更高层次上，德国是西方文明的外围，纳粹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最初以“尊王(西方文明)攘夷(苏联)”的面目出现，一战前威廉二世鼓吹“黄祸”同理。

纳粹为什么能够做大，主流叙事归因于西方的绥靖主义，被一战吓破胆，这种批评中隐含着开脱，实际上西方的作用远比这积极地多，与纳粹暧昧，苟且。

只是不料被反噬。

纽伦堡-东京审判最大的问题，德日罪行确凿，但是其共犯没有得到审判，反而坐在审判台上。

德国扮演了成济这样的倒霉角色，保卫司马氏，由贾充直接下令，杵死废帝曹髦，最后被诛的只有成氏兄弟。

苏联是抗德主力，消灭大部分德军，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系登陆摘桃子，占领德国大部分领土和人口。

战后世界霸权在盎-撒系内从英国转至美国，战前德国是霸权的挑战者，战后则变成了附庸。

黑历史也是一种控制手段。

昔日共犯又凑到一起，冷战再次向苏联和其它“蛮族”发动进攻。

就决定清算不可能彻底。

奥斯威辛是整个西方对人类犯的罪，实际上西方的光环早在一战就已经破产，靠阿伦特的“理论建设”修饰，锅全让德国背，“平庸的恶”，又让所有的德国小人物背，从而撇清了精英体制和西方，宛若白莲花。

本片也忠实地执行阿伦特路线，塑造了两个小人物二元对立。

施密特指出，纳粹是启蒙的终点。

纳粹和他们的法国先驱是同一种套路，或者说低配的启蒙。

《三体》的术语是思想钢印。

有人会争辩他的思想钢印比别人更高级，但只要单方面打钢印，就像《庄子·胠箧》的道理，人们把财富锁在箱子里，只能防小贼，大盗整箱劫走，反而提供了方便。

从阿伦特的论断推出，还是要启蒙，向个体灌输“平庸的善”，培养本片主人公这样的好孩子。

这就是现代性的死循环，总是用麻烦制造者来解决麻烦。

并且结尾揭示，这个体制没有好孩子的容身之地，这就是伪善和愚忠了。

尽管德国的跪姿很端正，但只要西方没有反思，且一直反思到启蒙，就不是反思，而是逃避和遗忘。

启蒙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仍然是个美好的字眼。

这一类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辛德勒的名单》，但是在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看来，是部拙劣之作，“把劫后余生看作胜利是绝对荒唐的。

”用中文语境的一个术语，丧事喜办。

各种泪点，黑白片嵌套红衣小女孩，结尾变彩色，全是好莱坞套路。

最近的一部《波斯语课》也依托刻奇的设定，纳粹军官没有别的求证源，不学语法，只学单词，以及犹太人记忆力超群的刻板印象。

和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存2840个名字的工具人。

在更高层次上，观众都被“文化工业”物化。

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不是为了建设理想国，而是票房。

不只历史题材，表现小人物都天然正确，问题在于这种表现往往碎片化，也就是刻奇的。

难的是表现小人物与世界的联系，特别是现代世界，影响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远方，一块屏幕塞不下。

这个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行业剧怎么拍。

这方面的典范，是山崎丰子的《白色巨塔》。

《游浪地球》的饱和式救援一反好莱坞孤胆英雄的套路，更接近现实，同时照顾到个体。

也是所有科幻作品共同的命题，如何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出与现实歧异的世界设定。

或者更抽象地表述为，电影是一种话语权，存在制约与自我制约的问题。

当我们自以为在呈现现实的同时，遮蔽更多的现实，可能是更重要的，尽管不是更具戏剧性，感官冲击力。

这里面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

德国导演敢于拍出这种类型的影片，值得日本人好好学习学习！

科林尼故意谋杀了大企业家迈耶，莱恩为他辩护，科林尼却拒绝开口，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事实上，莱恩年少时与迈耶的孙子孙女是好友，曾受到迈恩诸多照顾和恩惠。

但是，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接受了委托，并真心实意帮科林尼辩护。

一开始科林尼并不配合，对方律师是莱恩的老师，他提出让科林尼认罪，他负责减轻科林尼的刑期。

但莱恩从凶器手枪型号发现这把枪和迈耶图书室的枪是一种型号，由此怀疑科林尼杀死迈耶的动机。

他去图书馆和意大利调查，发现迈耶曾是是纳粹军官，屠杀了科林尼的父亲及其他乡亲。

科林尼是为父亲报仇。

法庭上，控方律师提出科林尼对迈耶提起过诉讼，被驳回，证明迈耶是无辜的。

莱恩调查发现，诉讼被驳回，不是因为纳粹无罪，而且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将纳粹罪行降低到一般杀人罪，享受诉讼时效保护，而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二十五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保护纳粹分子免受处罚，是保护加害者不保护受害者的法律。

莱恩质问，这样的法律正当吗？

当事情真相大白时，科林尼心无所恋，在狱中自杀身亡。

电影《无罪谋杀》是一部德国电影。

这几年，每年都有几部欧洲电影上映，不过多是意大利、法国或者西班牙的。

以及还有俄罗斯的。

德国电影有几部，但是不多。

这部《无罪谋杀》虽然全程是围绕一件谋杀案，但是并非是犯罪片或者是警匪片或者是推理探案片，而是一部反思历史，带有左翼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

这部电影通过一桩显而易见的谋杀案，通过一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刚入行的律师，将人们的视野重新带回到二战，带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讲述了一个复仇的杀手故事。

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杀手，讲述了一段德国战后不光彩的历史——即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德国实际上是将很多在二战中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纳粹在战后无罪话了，赦免了他们，让他们能合法地无须受到法律和历史的制裁。

从当下法律的角度，复仇者无疑是谋杀者，是犯罪了——动了私刑。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复仇是一种果，它背后有因，而且不是一个因。

一则是曾经的国恨家仇，一则是法律的不作为。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还是要实质正义。

除开这，电影在某些方面也是留有让观众回味的余地的。

例如，最后谋杀者在狱中自杀了，所以这个案子终结了。

我个人倾向于是认为，所谓的自杀是假象。

因为谋杀者没有自杀的理由。

反倒是法官和原告一方以及检察官，需要被告人——站在历史正义一方的被告人——死亡。

这样就能所谓的结案，而且不需要对被谋杀者——当年屠杀平民的人——做出基于历史的判决。

另外，案件发生后，选择这位律师，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

就是为了能在他们掌控范围内结案。

不过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

现实其实没有这样的光鲜的。

当下，对于德国战后对于二战中罪行的反思和批判，有很多人认为做得不错，是榜样。

但是，仅就这部影片看，所谓的模范生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假象而已。

也许，相对于日本来说，德国对于当时战争中的罪行有更深刻的反省和切割，但是在实际中，却也是在法律层面做到了除罪化，使得正义不能得到彰显。

总体来说，这部影片虽然剧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过从上述的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来看，我个人评分8-8.5分。

光从名字来看，没有人会去设想这是一部复仇片，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复仇这一元素也不单单是它的重点。

影片开头就铺设了伏笔。

德国某酒店发生一起残酷的杀人案件，科林尼枪杀了某企业家梅耶后主动投案自首。

各项证据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动机却没人知晓。

他自从入狱后就一言不发，对犯罪行为也是毫无辩解，很明显，杀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动机是什么？

没有证据表明死者与科林尼相识，可从尸检报告来看，这绝对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枪全部打在死者的头部，鼻梁断裂，面部严重毁容，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击打过死者的面部，而这些举动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他对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

影片开始没有给出科林尼枪杀梅耶的镜头，就是在暗喻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样子，接着另一位主角的出现引领了接下来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担任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更是能揭开故事谜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见的手枪作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此撕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原来，梅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他在战争期间无情地杀害了包括科林尼父亲在内的20名平民。

但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皆因为德国在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对梅耶的追诉期超过了时效。

所以，科林尼选择了自己动手。

显然，这是一部复仇类型的电影，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只属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赶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他执着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这份决心，给科林尼带来了第二次正义（真正的正义）。

结尾，科林尼自杀了，没有审判，也没有正义，只有摆在眼前的真相。

对科林尼来说，看到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就是让他放下多年遗憾的根源。

对梅耶来说，在面对科林尼时，他便知道搁在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辈子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亲一样。

设定他们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也让该片有了更多的冲突，谁袒护谁？

这不仅是卡斯帕要面对的问题，更是那些经历过战争时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战犯？

法律应该对他做出最好的裁决，不仅是为了给那些经受摧残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法律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是一部反思历史题材的电影，铭记和弥补是它的主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些的话，死去的人便没有了意义。

电影前部分的铺设和叙述很丰富，但是后面发力不足，有些仓促，导致头重脚轻。

卡斯帕带来的反转与之前的铺垫不够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悬疑色彩过于浓厚与背后的真相没搭上的原因。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好故事。

在次次审讯中沉默不语的科里尼第一次向律师坦明心迹，是声泪俱下地表达对迈耶的控诉和对法律的疑惑，“我只想要个公道，到底凭哪条法律让迈耶可以逃脱？

”法律天平的倾斜，给特定群体覆上了保护伞。

即使在法治社会，法治也是由人来完成的，法律由人来制定，也由人执行。

1968年德国《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颁布，让无数二战罪犯得以逃脱法网，在国家强制力的制裁下侥幸生存甚至成为业界翘楚，这无疑对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

而这条法案的带头人是转业为德国权威法官的二战纳粹，他的身份为法律蒙上了浓重的价值判断色彩，让一国之法成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工具和冠冕，失去了科里尼所追求的“公道”。

面对不公正的法律，个体该怎么办？

是遵守它？

还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出审判？

科里尼选择了后者，伸张了正义，也招来了牢狱之祸。

我联想到与科里尼相反的苏格拉底，他在雅典不公正的法律审判中拒绝了弟子们帮助他逃脱的请求，依旧坚持法律的审判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

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人人对于公正的理解因自身的处境、地位而异，若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公正判断选择是否遵守法律，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强制性的约束，也就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撑，那法律将何去何从？

《无罪谋杀》的“罪”更多是道德、道义，是我们理解的“恶有恶报”的应该如此，特别是在电影情境化的故事叙述中，在接触到战争罪犯的惨无人道后，我们对于这场谋杀也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在法条方面对事件的动因进行模式化的判定，因为法律从来不是脱离具体地方道德环境的象牙塔里孵化出来的产物，而是与情理融合一体。

注意：有剧透这是一个菜鸟律师求锤得锤的故事。

德高望重的商界大佬遭到枪杀，死后尸体还被进一步毁坏。

疑犯带着血迹和凶器大喇喇走出凶案现场，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

套用热血少年漫画的一句台词，这个名叫科林尼的嫌犯“浑身都是破绽”。

菜鸟律师卡斯帕被指派给科林尼辩护，而被告人一句话都不肯说。

更麻烦的是，死者汉斯迈耶还是卡斯帕的恩人。

身为土耳其移民后代的卡斯帕从小在迈耶家里长大，他从这位老人身上获得了自己本已失去的父爱。

迈耶的孙女乔安娜也是卡斯帕少年时的爱慕对象。

如今乔安娜已嫁作他人妇，她的丈夫是与雷神托尔在赛车场上互相较劲多年的泽莫男爵。

不过人妻的身份并不能阻止她与卡斯帕旧情复炽。

律师喜欢人妻有什么错！

倒不如说，对于他这个律政界的明日之星，正因为是不伦恋，才更有搞头。

迈耶死于非命，乔安娜回到故乡继承家业，并为祖父治丧。

其间她多次软硬兼施，试图让卡斯帕放弃为杀害迈耶的凶手科林尼辩护。

然而卡斯帕总是觉得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坐实了科林尼的杀人罪行。

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揭开了死者迈耶在半个多世纪前不愿被人提及的经历，以及科林尼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亲手处决迈耶的动机。

本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前半段观众的观影期待主要是好奇一桩铁案如何能在菜鸟律师手上翻盘，而看到后面才明白，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一个杀人嫌犯翻案，而是要翻出战争给国家造成的伤痕以及德国法制史上一段不光彩的过去。

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名叫《黑塔利亚》的动画片，拟人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是非常有爱的一对CP。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斗力孱弱的意大利也确实一直在抱德国的大腿。

但是真实历史中，大腿可不是随随便便就给抱的，德国与其说是对意大利提供保护，不如说是直接出兵占领。

德国兵在意大利成了高高在上的天龙人，明明是盟友，意大利人却要处处看德国人的脸色。

于是意大利民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也就难免会时不时地做出抵抗行动。

两个抽象的国家或许可以马马虎虎地进行一番拉郎配，可是具体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国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了。

纳粹兵自己不知道自己招人讨厌吗？

大约也是知道的，但是元首已经把他们忽悠瘸了，他们也就更进一步自我催眠自己是真的天龙人、高级人种。

偶尔让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打死几个人，不能说是英勇牺牲，只能说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然而抓不住真凶的德国军官，也就是年轻的汉斯迈耶，只好把火气撒到平民头上，说什么十条意大利人的命抵一条命，其实是真正的无能狂怒。

冤有头债有主，有本事就查个水落石出、拿凶手的血祭奠战友，虐杀平民只是让这些孬种自以为自己有力量。

汉斯迈耶领导的屠杀平民事件发生在1944年，这时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正常思路应该是跟属下商量着如何分行李，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

可是偏有人不放弃最后的释放变态杀戮欲的机会。

这让我想起了《鬼子来了》临近结尾处，日本鬼子得知战败以后，对挂甲台村民的屠杀。

有些人骨子里已经被邪恶浸透了，对他们来说，战争结束之前再进行一番屠杀，就好像男人的婚前单身派对一样，是要让自己最后再彻底发泄一次，以便从今以后“收收心”，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

本片的科林尼就像是挂甲台屠村案幸存者马大三，走上了以暴制暴的道路。

不同之处在于，科林尼在踏上这条不归路之前，曾试图走正当的法律途径来伸张正义。

遗憾的是，德国的法律并没能还他公道。

他的父亲直接在战争中被杀害，而他的其他亲人又在战后因为德国法律对刽子手的包庇而含恨终身、相继郁郁而终。

战争直接戕害人命，这种伤痛虽剧烈，但并非完全无法愈合。

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一个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包庇战犯，阻断受害者寻求正义之路。

如果科林尼早年的官司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也许他早就可以将人生中与二战有关的痛苦一页翻过，开始属于自己人生新的篇章。

可惜法律辜负了他。

他不得不背负仇恨与绝望走完自己的一生，直到临近生命终点、遇上了不为权势、美色、人情关系所惑的菜鸟律师卡斯帕，他才总算有机会获得解脱。

影片中迈耶在临死之前平静地跪在地上接受处决，给人感觉他似乎有心忏悔。

一部分观众或许会因此对他抱有些许同情。

但是本片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初，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即便躲得过这次血光之灾，也没有多少时日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战犯面对血债债主做了一次顺水人情。

一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大老板，大概经过了一番计算，认为这波儿不亏，于是才送了人头。

在年轻时的罪行被揭露之前，迈耶大部分时间里，给观众以及故事中其他与之有过接触的角色留下的印象，都是一个慈祥和蔼的亲切长者。

这让我想起了《金刚狼2》里面那个老日本鬼子矢志田。

他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摇身一变成了为战后国家经济复苏做出卓越贡献并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社会精英。

弥留之际，他请金刚狼来日本一叙。

你以为他是念旧情，其实他是馋人家的身子，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孙女作为诱饵，来窃取金刚狼的自愈能力给自己续命。

假如汉斯迈耶也知道了世界上有某种方法能使自己长生不老，他在面对科林尼的枪口时，又是否还会坦然赴死呢？

我想他大概率会换回曾经披着纳粹军官那身皮时的狰狞嘴脸，像对待科林尼之父一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个来报仇的儿子一并解决。

而假如他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恐怕会变得像《赛博朋克2077》的荒坂三郎一样，继续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若干年后用比希特勒、东条英机们更隐晦的方法摧毁这个世界、残害并奴役着世人。

现今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那场战争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理应是丧家之犬一般的存在。

即便一般国民可以得到赦免，那些手上沾染鲜血的战犯也该付出代价。

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又接踵而至。

那些战犯成了可以利用的人，因为既然他们能在战争期间有着活跃的表现，就表示他们的执行力超强。

擅长细菌战的被野心勃勃的世界霸主聘请回自己国家继续发挥所长，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擅长带兵打仗的，暂时没了用武之地，或者一时半刻不想重操旧业，就让他们把掌握生杀大权时的凶狠果决应用到商场上，成为所谓“战后经济复兴的栋梁”。

道义上的失败者，因为在经济、军事、科研等方面的利用价值，得以继续寄生在经历二战战火洗礼之后本应洁净纯粹的新世界，继续扩散遗毒。

寄生得久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有了足够的能力绑架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于是国家还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防止他们被清算。

这样的做法看似宽容，实则怯懦。

不清算不是因为想通了、放下了、原谅了，而是因为无可奈何，因为清算的对象把持着国家经济命脉。

而依赖这群人建设新世界，也不是什么变废为宝、改造罪人成为社会栋梁的有益尝试，其实是饮鸩止渴。

任由这些未得到彻底清算的纳粹余孽、法西斯余孽、军国主义余孽寄生，国家的伤痕没有得到治愈，只是被暂时盖住。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他们会一个个装得儒雅随和、风度翩翩。

一旦形势恶化，附在他们身上的旧帝国的恶灵就会在社会上弥散开来，感染更多的人，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年代的人陷入狂热，去追求和享受党同伐异的快感。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轰动了全世界。

这一略显夸张的举动，使得德国国家形象就此大幅度提升。

他们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得到了举世公认。

而在艺术文化领域，除了美国人不遗余力地拍摄反战电影、控诉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外，德国人自揭伤疤的态度也不落下风：无论是经典战争片《从海底出击》的写实和压抑，还是德国版《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血腥和残酷，德国的电影工作者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上还原那场战争的真相。

他们更是敢于直面曾经的反人类罪行，拍摄了诸如《死亡终点站》这样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在2019年这部名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电影中，德国人再次重翻旧账，将一段武装党卫军屠杀意大利村民的恐怖故事带了出来。

这次导演马可·克罗伊茨派因特纳使用了一种类似悬疑片的拍摄手法。

当所有杀人证据都指向一个叫法比奇·科林尼的意大利老工人时，他却故意缄口不言，沉默如海，导致观众们不断猜测他的杀人动机。

你知道他一定杀了人，你也知道他一定是蓄意杀人，然而导演好像偏要折磨一下你的耐心，你越是想知道他就越不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直到将近50分钟，一把二战的德制瓦尔特P38手枪出现…… 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否战争片爱好者或军迷，都能猜到这把手枪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了。

电影里的男主律师莱宁正是通过这把手枪找到了突破口，而你也在隐约中猜到了个大概……当莱宁在法庭上告诉众人被谋杀的德国老人汉斯迈尔就是制造蒙地卡蒂尼大屠杀的元凶——一名武装党卫军军官时，观众倒吸一口凉气的同时，心中那块巨石也陡然坠下。

果不其然，德国人又要对二战那段黑暗历史进行自我鞭尸了。

身为MMF集团总裁的汉斯迈尔，和蔼可亲，事业有成，曾获德意志十字勋章荣誉。

还对莱宁有着养父一般的恩惠，赠送给他一辆老派的奔驰轿车。

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老人，在战争年代却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SS军官，这种反差是否过于不可思议呢？

不，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演员”比比皆是。

多少像迈尔这样的战犯，只要把军装一脱，转眼就在一个新生国家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不但远离清算，反而活得有滋有味。

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演戏，还是本性使然，就像迈尔对莱宁的照顾，你很难说出于一种怎样的情感。

人性太复杂了，很多时候，它比深渊还要更加靠近地心。

莱宁是一名土耳其移民。

在现今德国乃至欧洲，移民和难民越来越多地涌入，我们司空见惯的同时，也很少去换位思考他们的处境。

就像德国国家足球队有很多土耳其裔的球星那样，莱宁以土耳其移民的身份考取德国律师，并在德国家庭照顾下长大，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隐喻。

这也让他担任科里尼的辩护人时压力巨大，并且难以洗刷一种“白眼狼”的嫌疑。

莱宁还面临着无数诱惑，这是一个现代版的浮士德故事：他的老师使用歌德的典故，暗示他放弃良知，做出一个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选择。

讽刺的是，这位老律师当年就是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选择，并成为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的签署者之一，给德国法律画上了污点。

然而，德国毕竟是一个盛产思想和哲学家的伟大国度。

莱宁也没有重蹈老师的覆辙，他坚定选择了程序正义的这一方。

不管你信仰真主还是上帝，真正能审判一个人的，唯有法律。

莱宁的老师甘愿成为浮士德，所以终将面对丧失灵魂的虚无。

意大利人卢凯西站在法庭上揭露迈尔，也为他被指控为通敌的父亲完成了赎罪。

“无罪”的法比奇·科林尼，也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上路了。

历史是最好的剧作家，电影也正是取材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畅销小说。

但无论如何，“科林尼案”都只是冰山一角。

就像以色列特工曾经满世界地追寻纳粹战犯那样，又有多少坏人因为德雷尔法案得以庇护呢？

这显然已经无法追溯。

而现今的世界各地，隐形的歧视仍旧随处可见。

电影里的菲利普曾对河里游泳的莱宁说，“不要污染我们德国的湖。

”甚至菲利普的姐姐也对莱宁说过“若不是我爷爷，你还在卖沙乌尔马（一种穆斯林手卷食物）”的气话。

所以，电影让一位土耳其律师担任主角，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用意。

也只有像他这样不徇私枉法的“白眼狼”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