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

”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

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

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

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

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

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

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

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

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

”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

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

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

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

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

”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

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

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

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

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允许商用转载

在#IFFAM 4th展映单元看了气球🎈整体上，影片在主题和剧情上都更接地气，更能让大众看明白。

这部影片应该会有更多的受众，估计会是大家更喜欢的电影。

镜头语言和剧情都是刚刚好的干脆和点到为止，甚至内化有一丝丝商业片和喜剧片的影子，会使更多人喜欢吧。

纯粹个人感受而言，和以前的影片相比，看完有一些失落。

看完一身轻松，不会再让你思考更多、更深、更模糊的东西。

即便有一些日常生活中吊诡的真实呈现，有关藏族女性，有关社会中的宗教，呈现就完成了全部的思考，甚至提供了一种困境式的解答。

或许这是功力上达到了一种大道至简的境界，但纯粹个人感受上，还是觉得少了一些更个人和更独特的部分。

或许，一切都在变化……

首发于“娱理”公号《气球》上映三天，票房300多万。

它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

影片情节一波三折，视听语言流畅，每个画面的构图、色彩、运镜都很考究，被评为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气球》剧照这样一部艺术品质颇高、表达也并不晦涩的电影，为何票房如此惨淡？

不是拉踩，但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观众宁可去看4.8分的国产烂片，或者5.8分的外国批片，也不愿意去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国产佳片。

11月22日票房及微博口碑前几年，一部仿纪录片《冈仁波齐》突然爆火，金融、教育等各界精英纷纷包场“净化心灵”。

最近几天，康巴少年丁真的一举一动牵动无数人的心，他清澈的笑容满足了网友对藏区草原天空的想象。

但到了藏族作者讲述真正的藏文化故事时，票房却无人问津，形成一种怪异扭曲的对比。

丁真第一条微博吸粉34万，很多网友齐喊“老公” 万玛才旦是广袤的藏区走出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民族的电影浪潮，未来还有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要走。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获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几年前的一天，万玛才旦走在北京中关村，抬头看见一只红气球飘在空中。

一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型——如果它不是一只气球，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气球的避孕套，在传统的藏族家庭里会发生什么故事？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藏区，如果遇上被活佛认定为转世的新生儿，该怎么办？

这不是凭空想象，藏族演员、歌手蒲巴甲讲过，他小时候真发生过误拿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儿。

在闭塞保守的年代里，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羞耻而不可谈的。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用十来天时间就写完了剧本，然后倒推回来写了小说。

又等了几年电影资金才到位，他用四十几天拍出了《气球》。

像万玛才旦这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到现在，找投资仍然困难。

搜网上新闻，还能看到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的万玛才旦在北京青年电影论坛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永恒的一天》，讲一天之内一个人四季般度过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

因为投资需求比他一贯拍的“小人物、小故事”稍多，直到现在，万玛才旦头发斑白，这部电影还是没能拍出来。

2009年的旧新闻，万玛才旦为《永恒的一天》融资所以这么多年万玛才旦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时推进若干个剧本，哪个能落实投资，就先拍哪个。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投资方，都清楚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的局限性，是一个能大概算出票房回收的项目。

我最近几部电影的投资方基本都没有金钱上的诉求，都是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

目前中国整个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电影为主，你想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付出很多，拿出好的作品，然后推广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万玛才旦说。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导演的藏族学生。

他童年生活的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汉族人，可以读到汉语的小说，看到革命题材的露天电影。

但电影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整个西藏连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相比之下，文学就平易近人得多。

藏区的民间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其实非常发达。

人类历史上篇幅最为浩大、也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还在持续创作的史诗，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18年出版的一部全集就有8000多万字。

万玛才旦本科读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学专业，毕业后在自治区工作几年后，又回学校攻读了藏汉语言翻译硕士。

那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藏语文学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拍成电影岂不是也很容易？

多年来也一直有人问他，藏文化有这么伟大的史诗，你为什么不拍？

万玛才旦“到电影学院读书，对整个产业、环境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很多题材都是不能拍的。

在电影学院那几年，伊朗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如何去寻找讲故事的可能。

”万玛才旦说。

他先是到文学系编导班进修，后来又读了导演系的艺术硕士。

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艺术的大门一下子向这位说汉语还带着口音的藏族小伙子敞开，他如饿狼扑食，几年内恶补了几千部经典电影，国内外都有。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往往半夜12点才回到宿舍。

黄亭子小区里经常有卖盗版碟的，沉甸甸装在牛皮袋子里，什么大师导演的合集都有。

学校里也有拉片室，按字母查找小卡片，一个片子交两三块钱，可以反复拉片琢磨很久。

青年时代的万玛才旦学校平均每周大概还会放两部外国片，有时会有主创来交流。

并不是每一部都拍得好，遇到烂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就毫不留情地发出嘘声。

有一些交流和比对之后，就能思考每部电影好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

万玛才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使用彩色胶片练习，开始在全校征集剧本。

万玛才旦扎实的文学功底派上了用场，他很快递交了剧本《草原》，获得了用胶片拍片的机会，拿了奖，后来又把这部短片扩展成了长片。

那时候必须通过体制内制片厂才能拿到龙标，用胶片拍摄才能送进国际电影节，想拍电影，门槛真的不低。

《草原》海报

第四代导演谢飞是万玛才旦在校期间的老师。

谢飞2000年拍过一部藏族电影《益西卓玛》，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用的是藏族演员，拿过金鸡奖剧本奖，但因为少数民族题材原因，立项通过了却无法公映。

拍摄那部电影时谢飞就感觉到，因为语言和文化有隔阂，“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克服”。

藏族的文化、藏族的电影，最终还是应该由藏族的编剧、导演来拍。

电影有有限的制作周期，非本民族的创作者，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生活。

他者的目光要么是仰视，用神圣的光环进行美化，要么是俯视，以同情姿态描写落后，都难称客观深入。

谢飞电影《益西卓玛》剧照谢飞回忆，他是直到看了万玛才旦2009年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后，才看清楚喇嘛究竟是怎么念经，藏人到底是怎么唱戏的。

“万玛才旦是我们大陆很不容易才出现的一位电影作家”，谢飞说，“法国新浪潮有了作者电影、作家电影，导演自己写自己拍，我们现在有了万玛才旦，他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他对生活的观察大量来自藏区的普通人，将幻想手法、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有机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越来越成熟。

我们应该爱护和支持这样的导演。

”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画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也惊讶于，万玛才旦能如此执着地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小人小事，并且把每一部都拍得有趣且不一样。

他说《寻找智美更登》是他近几十年看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看完就受不了了，这家伙太牛逼了。

”万玛才旦天然有一种在文学和影像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

读他的小说会觉得情节生动、笔法朴素，而他的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精悍的短篇小说，他能很快把一个凝练的文本拓展出深度和厚度来，并且完全转换成非文学性的影像思维。

比如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到了《塔洛》，他用了极其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

《撞死了一只羊》则被一些人说受到了监制王家卫的浓烈风格影响——万玛才旦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气球》变得又不一样了，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

《塔洛》剧照

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没有固定风格，他永远在变。

每种下一个故事的念头，最后都能长成一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万玛才旦非但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导演，还很善于运用超现实手法。

在《气球》里，小儿子的后背上有一颗痣，跟过去他奶奶背上的痣一样，于是小儿子就被全家人认定为奶奶的转世。

电影里有一个梦境：一只手把那颗痣拿掉了。

仿佛孩子终于摆脱了信仰、轮回给他戴上的枷锁。

还有爷爷去世时，梦境中的孩子提着油灯声声呼唤，天国般梦幻的天光云影倒影在水面上，爷爷的身影再也寻不见了。

万玛才旦说，这些超现实的手法跟他背后的藏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

藏文化里天然有超现实的部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区很容易被接受。

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认为自己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不，他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主义。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的舅舅是一位僧人，从小他就被舅舅告知，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

他曾经对此也深信不疑。

他从小在藏文化中长大，所有的认知、价值体系都建立在此上，连名字都与宗教有关。

藏族又是世界少有的全民族都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轮回与救赎观念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人说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背后都有同样一个东西作为支撑，那个东西叫做慈悲。

但后来到北京上学、工作、生活后，万玛才旦的认知受到了另一套体系的猛烈冲撞。

他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反思。

他借卓嘎，《气球》里那个朦朦胧胧觉醒的藏族女性之口，问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活佛错了呢？

《气球》剧照，意外怀孕的姐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现在的藏区跟几十年前已经大不同，也开始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很多藏族普通人、知识分子也会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局限。

以前的藏族人汉语很差，但现在为了务实的找工作需要，很多藏族孩子普通话说得很好，反倒是藏语已经不大会了。

万玛才旦也很多年没用藏语写小说了，一些读者对此表示生气。

“你现在还相信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吗？

”“嗯……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会反思。

”万玛才旦说。

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纠结的、困顿的他自己。

《气球》剧照

零几年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万玛才旦做了一个个人影展，提出“藏地新浪潮”的概念。

藏地新浪潮不像法国新浪潮、台湾新浪潮那样，是一群导演共同发起的一场电影美学运动，更像是业内对一种新鲜现象的关注和概括。

毕竟在万玛才旦之前，大家能看到的藏族题材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万玛才旦周围，竟真的涌现了一批有实力的藏族导演、演员、幕后，一些非藏族创作者也开始从事藏区题材创作，形成一股作品浪潮。

而万玛才旦，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就鼓励松太加也来电影学院学习。

松太加以前是画画的，万玛才旦建议他先学一些电影基础，然后去进修班学摄影。

松太加跟着万玛才旦，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师和《老狗》的摄影师；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中为松太加，右为万玛才旦德格才让原先是万玛才旦的同学，自己会作曲，唱歌很好听，万玛才旦建议他去录音系读了两年，成为“藏族第一个录音师”，然后担任了《寻找智美更登》等电影的录音和原创音乐演唱者；89年生的拉华加是万玛才旦朋友的弟弟，一开始不想上大学，一心想学电影拍电影。

万玛才旦拒绝了他，让他先读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再去电影学院学习，后来做了万玛才旦《清水里的刀子》《塔洛》的执行导演。

这群年轻人都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在原本各自的长项基础上，到电影学院选择一门技术工种学习，然后进入万玛才旦的剧组积累经验，成为幕后骨干力量。

而他们的现状也出奇一致：都转型独自做了导演，且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

松太加的《河》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阿拉姜色》获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新片《拉姆与嘎贝》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还拿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不久前也在平遥影展进行了展映。

万玛才旦三位“学徒”的导演作品《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他与罗耶戴尔》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这样成了藏区有电影梦想的孩子迈向电影专业的一道桥梁。

很多家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万玛才旦，请他帮忙出主意。

万玛才旦的心情有点矛盾。

一方面他很欣喜有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想要加入电影行业，拍出纯粹的藏族题材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也见到很多失败案例——有些年轻人既没美学基础也无实践经验，梦想一步登天做导演，好像这样很容易、很风光。

结果因为没有一门能保障生存的手艺，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能悻悻回老家了。

就像在电影学院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终极梦想可能都是做导演一样，在电影这条修行路上，总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

今年51岁的万玛才旦，不过才公映了他的第7部长片，也依然在为投资和票房焦虑。

谢飞说希望有一天，万玛才旦可以拍出更宏大、更厚重的作品，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万玛才旦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让少数民族电影脱离边缘地位，让纯正的、而非他者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被大众理解，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藏语电影虽小众，但也有“自来水”。

以上为部分网友设计的《气球》海报

晚上，两代七口坐在一起，讨论着第二天要做的事。

尼姑说寺庙要翻修，这次来就是为了化缘。

爷爷说一定要多捐，爸爸说当然，只有他们家多捐了，村里的其他人才会多捐。

妈妈叫妹妹明天把儿子带上，因为这是积德的好事。

姨妈笑着看着外甥，提起了去世的奶奶，说外甥一生下来，就知道他是奶奶的转世了。

爷爷喝了喝茶，说明天要带着大孙子去点油茶灯。

两个年纪尚小的男孩也吵着要去，去点油茶灯。

神话在一张普通的饭桌上编制了起来，观众开始想象布达拉宫红白耸立的神圣、转经筒在风中旋转、彩色的布条挂在祭坛上空，秃鹫从羊群头顶飞过。

牧民们围着一头雄健的公羊赞不绝口；沉默的母羊孤独且拒绝进食；关于房事和避孕套的讨论需要低声进行；尼姑难掩心中难言的躁动；上神不可置疑，转世轮回决定了人的意志。

在原始的食色声欲之上，生活完完全全由神话和信仰构建。

诸如避孕套这样的现代化产物只能被谨慎地视为危险品，有伤害名声和扰乱神明的威胁。

但神话的人在现代化面前一步步崩塌。

计划生育的威严与转世轮回的信仰相互碰撞，揪着女人的心。

曾经的恋人因为误解走进寺庙，削发为尼，本身就是自我在信仰受到动摇时的后退。

男人带着种羊而来，公羊在羊圈中横冲直撞，硕大的睾丸让男人在半夜也不顾风险挥洒雄性汗水。

妻子离开后，和羊绑在一起的男人被一哄而上的商人解开绳子，像牲畜一样被拉扯、决定。

当信仰受到动摇，人只能退回寺庙和羊圈，却还看不清自己是谁。

曾经有一个冬天，我站在山顶的寺院中，佛像之龛临洞穴而列，院外的阳光在这里暗下去，声音也在这里静下来。

蜡烛缓慢燃烧，我觉得心中终于平静了下来。

但不得久留——为什么不能，我也不知道。

哪怕生活原始，藏地的牧人也曾精神富足。

现代化的入侵尝试用自己的规则去规定无法用语言敲定的意象。

之中的人们支离破碎，而之外的人们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在城市里，早就没有神话和水草丰美。

都市神话向我们讲述小巷子里的鬼，但那不过是对草原和本性生活的向往。

气球是经常被导演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时而演绎自由，时而诠释欢乐，而电影《气球》也在经历了各种电影节与话题关注后，如期而至。

影片依旧带有万玛才旦独特的导演色彩，在藏区的语言环境之中，关注最普通的人的故事，将那些个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故事，一点点地用自己的视角记录、呈现出来。

《气球》本身的故事并不复杂，影片将故事的核心，集中在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人物的命运选择上，以女主人公卓嘎的意外怀孕作为主要冲突点，讲述了青海藏区牧民达杰一家的故事。

文化与信仰的不同给藏地人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在《气球》中，这层面纱却渐渐被导演掀开，向我们娓娓道来藏区人物的真实生活。

人们即使羞于谈性，但仍旧有渴望，就像卓嘎一直将丈夫比作种羊，说他晚上在床上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而在谈到这些时，她的脸上也总是带着羞涩，因为我们知道，在她想用尽可能满足丈夫的同时，她也是在满足自己；卓嘎的妹妹，一名正值芳龄的女孩，因为一段失败的爱情过往，竟不惜剃发为尼，从此阪依佛门，不再为爱欲牵动，但即使这样的她在面对前任的再次出现后，我们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放下这段感情，她一切的举动都在诉说着她对感情的焦灼。

而这就是影片的精彩所在，藏区有着极其浓厚的藏地文化和宗教信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人们，自然在性话题方面有些蹑手蹑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思想漂泊的漩涡。

所以在观影过程中，人时常会有些沉浸后的恍惚，不过导演所选择的拍摄手法却为故事的讲述增色不少，所以最终我也一点一点地被故事所说服，对故事中的人物也多了些感同身受。

说到《气球》的拍摄手法，不得不提下导演这次所采用的大量长镜头跟拍。

在长镜头的展现下，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凸显地如此生动：你会看到人高马大的达杰在追逐羊群时是那样勇猛与热烈，他带有野性的荷尔蒙呼之欲出；你也会看到在送葬爷爷时，各大僧人围聚在狭小的房间中，暖黄色的蜡烛摇曳在他们脸上，家人们在一旁都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多了几分克制，他们在用一种隐忍的方式去送别亲人；你同样可以看到卓嘎将妹妹前任送来的图书扔进火里，妹妹可以不顾一切的将手伸进火内，不畏炙热只为拿回那仅有的依恋。

而这些在长时间跟拍镜头的展现下，你很难去定义演员的表演，而是能热切的感受到他们对角色形象塑造上的敬业与人“人”合一。

除此之外，整个影片为了能与主题相映衬，在画面色彩上也偏冷色调。

清冷的画面，多了些沉淀与冷静，也与藏区经典色系形成对比，多了些暗潮汹涌。

而在这种色彩选择的衬托下，影片中的几段超现实片段才能更加突出，影片结尾那一直在空中飘摇的红气球才会看上去如此浓艳。

而这红气球不光代表着被吹大的避孕套或是卓嘎因怀孕而挺起的肚子，也代表着一个个生活在藏区的藏地人民们，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摇曳着，不断成长却又不断自我否定，寻觅生活真正的意义所在。

藏地人民的生活，与轮回转世的命运紧密相连，因着独特的宗教信仰，而拥有不同的生活形态：孩童背上长痣，被长辈说是奶奶转世留给他的记号；老人死去后，家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安葬，而是向上师请教老人转世的去处；甚至丈夫强迫妻子生下孩子，就是奢望能为死去的亲人前世接环……万玛才旦用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了一个藏地女人乃至藏地人民的命运，这个看上去是讲述藏区家庭和生育、生命和信仰的故事，是万玛才旦一直探讨的传统和现代两种观念碰撞的主题，以及这些生活在特有文化背景里的藏族人民，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到生活的答案。

片中所述的困境虽然被放在了特殊的背景里，但这份迷茫与自我怀疑是所有人都可能遭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份信仰并不一定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但它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和你的现实人生相撞，令人不得不面对如何抉择的难题。

所以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部类型电影，它更像是一部普世电影，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影，照应到内心的种种困惑。

看着影片结尾那飘摇在空中的红气球，像是人们想要得到答案。

我们终究还是会发觉，文化的差异带不走人们情感的共通，信仰的不同抹不灭人们内心共同的欲火。

人生或长或短，起起伏伏，不妨坦荡些，不妨勇敢些。

文/东SIR公众号：抛开书本终于等到《气球》上映了，有幸去年在海南国际影展上提前看了影片，非常喜欢，个人觉得可能是大陆院线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作品。

影片《气球》的核心事件就是女主人卓嘎怀孕后，全家人围绕着是打掉还是生下来的矛盾冲突。

这个矛盾背后的问题实际上是藏族地区特有的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生活的矛盾，这个是藏区特有的传统信仰和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文明产生的困境。

这种思考对世界上那些有着特别的宗教信仰社会进入现代文明又有着普遍的意义。

比如以往我们在伊朗电影里也看到过类似的矛盾困境，因此也有影评人把它称为法哈蒂困境。

影片根据万玛才旦导演本人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

影片一开始二个小男孩偷了父母的避孕套当气球玩耍，这首先为卓嘎后面的意外怀孕埋下伏笔。

同时从这里开始气球成了贯穿全片的一个意象。

使得整个故事在探讨生老病死，生命轮回的沉重话题时，又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灵动轻盈质感。

正如小说获得2019年《花城》文学奖时，主办方给出的颁奖词“作品用生死繁殖的生命之重和孩子眼中的气球之轻，寻找面向未来的生存与抉择，具有直达生命根本的原始意义，也打开了藏区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

”

故事的前半部分一直在描述羊的配种，这自然是藏区的生活日常。

同时影片反复强调了那只公羊的强壮和强大繁殖能力，而镜头在此时又每每转向男主人，或者用台词直接类比男主人，这都暗示了后面的意外怀孕。

相比男主人，女主人在前半部分影片一再出现的画面是在寻求避孕，要避孕套是要避孕，要求做结扎手术也是要避孕，这一切显然是她全家同意的。

影片中反复出现二个调皮的小男孩和他们放暑假回家的哥哥，除了再一次展示藏民生活日常，同时又为影片增添一些轻松愉快的氛围外，实际上也是在和卓嘎寻求避孕一起强调他们一家从当下的世俗生活而言完全不需再要个孩子。

大哥的回家也带来了影片中的另一重要线索，他身上的胎记是奶奶的转世留在他身上的标记，这不仅为后面爷爷转世埋下线索。

同时通过全家人包括卓嘎对此深信不疑，强调了转世是藏地文明对原始生死的一种解读，生命轮回是他们的坚定信仰。

因此在后面的转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不是汉地所说的封建迷信。

所以后来的矛盾无关科学或迷信。

是一个让当事人两难的选择。

影片里面还有一个亮点是对卓嘎和她的出家为尼的妹妹香曲卓玛的设置，电影在这个角色的设置上比小说多了一条“前男友”的故事线，这条故事线不仅丰富了妹妹香曲卓玛这个人物，也丰富了卓嘎这个人物。

卓嘎最后在生育问题上的态度当然是对传统、对宗教的反抗。

这是她在现代文明熏陶下个人意志的朦胧自觉。

然而她的成长是不可能脱离大环境独立存在的，所以必然会有二面性。

卓嘎在生育问题上是一个反抗者，然而对于妹妹卓玛和“前男友”的感情问题上却是一个对传统的维护者。

而对妹妹卓玛来说，她一方面在感情问题上是传统的受害者，然而在生育问题上又是传统的捍卫者。

所以可以说这对姐妹是互为表里的，是一体两面的。

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是所有在当下有着藏地信仰的藏人共有的困境，身为藏人的藏地女人也不能逃脱，身为藏女人的姐妹俩亦不能逃脱。

影片也可以看出万玛才旦导演在影像语言方面的优秀。

这部影片的镜头语言不同于《塔洛》的黑白影像、固定长镜头，也不同于《撞死一只羊》画幅、影像的风格化，《气球》镜头大量采用手持长镜头、低照度成像。

这种镜头的采用在影片前半部分展示一家人的和睦勤劳的时候，让人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感，然后在结局处果然有一个巨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等着主人公们。

这一切展示了导演娴熟的导演手法，根据题材自如的选择技术，让镜头服务于内容，而不是炫技，通过这些技巧的采用为观众呈现出各种状态下藏区面貌。

这部影片所述说的是万玛才旦导演一贯的主题。

一方面是对藏区特有的文明传统的真实记录，在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里人们看到了布达拉宫、等身长头等标签后面更真实的西藏，天地高远、辽阔，人心纯粹、良善。

另一方面万玛才旦导演也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着现代文明进入藏区以后对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影响。

这一次导演把这种思考投射到一个女性身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女性身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部作品，包括电影和小说可以看出万玛才旦作为作者方面的日趋成熟。

文本层面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峰峦起伏，让人看了被深深吸引。

影像层面人像雕刻、氛围营造，真真做到了表达了文字所不能表达的内容。

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作者致以更多的期待、更多的关注，也相信导演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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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国女性电影元年，从《热辣滚烫》到《出走的决心》，从《从今以后》到《好东西》，女性电影如突然觉醒了似的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获取大量好评。

在这样的基调下，反观2019年的《气球》，虽然不是以女性为主题，但依然从某种意义上诠释着女性的困境与觉醒。

不少人说，《气球》是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

我不置可否，毕竟《气球》是我看的第一部万玛才旦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藏语电影。

对于中国的方言电影，看得最多的当然非粤语电影莫属，四川话、武汉话、陕西话、上海话，以及贵州话也常常出现在电影中。

但基本上以上方言，听上去跟标准的国语电影没有什么障碍。

倒是藏语，着实是不得不靠字幕的翻译，像是看外国电影一般。

然而，虽然语言上并不相通，但《气球》却切切实实是一部颇具中国本地电影内核的优秀作品。

《气球》的故事来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的一篇。

是的，这位已故的导演还是一位小说家。

他的许多电影作品的剧本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比如《塔洛》，比如《静静的嘛呢石》，比如《撞死了一只羊》。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其中却涵盖了诸多人与人间的关系和冲突。

小到夫妻间的、父子间的、姐妹间的，大到信仰与现实、现代与传统，乃至希望与生命的传承延续，都一一能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体现。

作为一部以西藏牧民为社会背景的影片，《气球》呈现出的不只是一幅幅美丽的藏地风光，更展现出了一个与现代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这个相对传统保守的群体中，对宗教的信仰，对父权的推崇，都仿佛把我们拉回了几十年前的社会一般。

而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影片表达出的对家庭中女性的困境与觉醒的阐述，更尤为突出。

影片中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无疑是卓嘎和卓玛两姐妹。

姐姐卓嘎是育有三个孩子更操持家中一切家务的母亲，妹妹卓玛是因一段孽缘而出家但依旧心存一丝红尘挂念心的尼姑。

两相比较之下，个人更喜欢索朗旺姆所饰演的姐姐卓嘎的角色。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卓嘎是立体的，她有着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一面，也有作为长姐当机立断为妹妹斩断前缘的一面。

在人物发展上，卓嘎更有自我觉醒，冲破世俗和传统的勇气，并赋予了父权社会下女性抗争得以绵延的希望。

生育是影片最重要的主题，虽然似乎从一开始影片就将生育阻断，无论是两个被吹成气球的避孕套，还是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的标语；但电影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生育充斥，无论是借来的种羊那沉甸甸的雄性器官，还是关灯之后男人无法抑制的欲望冲动。

《气球》并不将这一主题隐晦表达，占据海报显眼位置的红气球与姐姐卓嘎的腹部刻意重叠，鲜红的色彩夺人眼球，凸显着在母体中被孕育的生命。

女性是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姐姐卓嘎的形象带着羞涩和顺从。

保守的思想让她羞于和男医生讲诉自己的妇科需求，顺从的驱使又让她甘愿结扎能厚脸向女医生讨要计生用品。

她知道丈夫欲望强烈，更不惜冒着再度怀孕的风险来满足丈夫。

如果说这样的顺从，感受到的更多是卓嘎的贤淑，那这场生与不生的选择风波，则将冲突激化成为女性抗争的矛盾。

生活的捉襟见肘让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面临再度怀孕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上师口中腹中胎儿是上代转世的箴言让丈夫与大儿子都坚定不移地选择将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

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他们抛却一切现实生活于不顾，高高在上的男权思想更不允许卓嘎拒绝生育。

在这一刻，女性似乎成为了生育的工具，也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正如羊圈里那只总怀不上后代的母羊一样，丧失了生育功能的雌性动物的下场只能是送进屠宰场。

在《气球》中，卓嘎是勇敢的，她敢于挑战深入人心的宗教，她敢于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进行流产手术，在她质疑上师的判断之时，她已是带着觉醒的特质的。

虽然遗憾的是，她冲破藩篱的壮举最终还是被暴力冲进手术室的丈夫给阻止，但她的逃离却象征出了莫大的希望。

我们不知道卓嘎到底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此行是否真会毫不回头，虽然这场逃离略显突兀，但这逃离的勇气却与《出走的决心》中李红的奔赴远方，都彰显着被困境束缚的女性抗争后的觉醒。

手持拍摄下的观感充满着不安定，时时被障碍物刻意割裂的镜头代表着每个人的各怀心事，两个女人远走的开放性结局，无不体现出了导演的独特用心。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

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

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

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

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

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

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

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

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钟情于把玩各类符号和隐喻，这也许是他最近几部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影评人青睐，以及在各大国际影展上屡屡现身的原因。

上一部《撞死了一只羊》还得到王家卫的垂青，由其亲自担任监制，打造出强烈的迷幻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藏语影片的表现力。

这部新片《气球》早已在去年威尼斯上首映，我有幸在电影节上观看了世界首映，等了一年终于在国内上映。

两次的观感相差不大，他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改编最出众，但是过多的符号和隐喻依然掩饰不了其匠气，尽管这次已收敛不少。

这部《气球》有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王家卫”风格，万玛才旦又返回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质感，用温情幽默的口吻讲述80年代计划生育时期在藏民区的残酷故事。

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妻子一直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措施，但当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妻子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

丈夫认定是父亲死去的灵魂转世降临在胎儿上，要求妻子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妻子却极不情愿。

这个故事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小说，他对小说情节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糅合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基础。

这些符号往往巧妙地成对出现，形成强烈碰撞的趣味效果，隐喻着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男性与女性、生与死之间的对立关系。

如果公羊配种、草原上骑摩托车、试管婴儿的新闻显得太过直白肤浅的话，那么作为核心意象的“气球”则具有无比精准的象征性。

“气球”既是孩子们的玩具，同时也是大人的避孕工具，更是整个故事里女主角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导演巧妙地将女主角置身于各类冲突之中，揭露出在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男权压迫下，女人的性意识和生育权遭到无情剥夺，而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两位女性角色成为难得的一抹亮色。

不过，导演为女主角设计两难处境时考虑得并不周全，她坚持要堕胎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但细想之下却是站不住脚。

万玛才旦无法像伊朗导演法哈蒂那样，令核心人物处于道德两难的焦灼处境，宗教和世俗的对立面在此看来并不强烈，这无形中便削弱了后半段情节的戏剧张力。

这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点新发现。

之前感觉重点都放在了女主角身上，讲述她如何主动争取权利而对抗传统专制和宗教压迫，但这次发现这并非完全是女性视角下的反抗意识叙事。

作品更像在呈现整个藏族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冲突下的现实处境。

不仅女人深受压迫，男人也深陷困境：男教师无法与心上人相爱，老一辈男人跟不上时代，无法接受新事物，面对开放观念显得蛮不讲理，而男主角更因生殖崇拜的男权思想和教义规条而失去了妻子。

最无辜的要数儿子，年轻一代似乎无法走出父辈的阴影，沦为继续打压女性的帮凶（父亲与儿子在医院劝导母亲的一幕令人震惊！

）这种恶性循环的父权社会结构和意识似乎暗中契合着传统藏族文化的轮回观念，生死轮回在此显现出无法摆脱的宿命意味。

然而，导演又在结尾留给观众一点希望，红气球飘扬在空中的镜头接上一张张静默的人脸剪辑，散发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诗意。

那不仅是象征着新生命的红气球，还可能是导演对藏人未来的乐观期望。

▶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风格总是那么的简洁素净，像是在一块白布上轻描了几笔，静待墨汁四散开来，就成了一幅作品。

《气球》的观感依旧是那么的浑然，卓嘎、达杰、卓玛是万玛才旦点下的三滴墨，孩子、老师、医生、羊、摩托车、气球，都是四散开来的衍生，它们一起构成了“一梦一重境”的《气球》。

《气球》中有三场梦，这三场梦又形成了三重境：第一场梦——爷爷去世后，孙子梦见爷爷走在前方，无论如何呼喊爷爷都没有回头，怎么追也赶不上，爷爷的身影倒映在水泊中，仿佛在天空行走一般，这是影片描述最详尽的一个梦，与后续的剧情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这么也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梦，前行的爷爷与消失不见，有着轮回转世的意味，所以这一场梦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暗示的梦，暗示着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家；将会发生冲突；第二场梦——卓嘎梦见自家的两年没下崽的母羊怀孕了，这个梦境仅由卓嘎的语言叙述，没有画面，映射着卓嘎对于可能怀孕的恐惧，同时又给影片增添了一份“轮回”的宿命感；第三场梦——气球飞上天，众人抬头望向天空，仿佛一同进入梦境，这是在卓嘎打/掉孩子后（亦或没打，全靠个人理解，我选择相信卓嘎坚持打掉了），达杰给孩子买了影片开头承诺的气球，两个孩子玩耍着气球就这么飞了，这个众人的梦境很像《树先生》最后的红/色迷梦，飞起来的气球飞得越高离破灭越近，村民奔跑的越快就离根越远，所以第三个梦境在讲未来的不真实，也许万玛才旦内心期待着，但苦无方法，只能借用向死而生的表达方式了吧。

▶卓嘎还会回来了吗，待入梦，也许你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