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纳粹德国高官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的索林根（Solingen），父亲是一名簿记员，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五个孩子，他是老大。

1914年，他全家搬到了奥地利的林茨，就读于林茨国立中学，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校友。

由于他表现不佳，他的父亲让他退学，安排他进入了一所职业学院。

不过，他没拿到学位就辍学了。

1932 年 4 月 1 日，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7 个月后，他加入了党卫队（Schutzstaffel，英文简称SS）。

1933年12月，艾希曼被提升为 SS-Scharfuhrer ，相当于中士或小队长。

1934年，他加入党卫队的情报机关——帝国保安部 (Sicherheitsdienst，SD)。

该部门负责鼓励或强迫犹太人将财产和财富交给其他德国人，并将他们从德国移民到其他国家。

1934年，艾希曼由于管理达豪集中营“表现突出”而受到党卫队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赏识。

1935年3月21日，阿道夫·艾希曼与维罗妮卡·利布尔（Veronica Liebl）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儿子。

纳粹分子本来以为，他们一旦掌了权，迫害力度逐步升级，大多数德国犹太人就会识趣地润往外国。

没想到，德国犹太人以为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即过的暴风骤雨，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

甚至1935年出台的《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律》把犹太人贬成了下层贱民，他们还心存侥幸，不愿出国。

1937年，艾希曼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但他最终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1939 年，艾希曼从SD调任盖世太保；1940年，艾希曼成为 RSHA 第四部 D4 小组（清理活动组）负责人；1941年3月，他成为第四部 B4 小组（犹太人事务组）负责人。

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期间，艾希曼成为党卫军高级指挥官（相当于中校）。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召集了德国多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共15人在柏林近郊万湖旁边的万湖路58号别墅开会，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史称“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

会议通过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议，提出“最终解决”的办法是把犹太人运到东方劳动，“其中大部分毫无疑问将通过其自然减少的方式消灭”，“对于最后还能留存的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以相应的方式处置”。

这次会议成为把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到最终从肉体上消灭的标志。

艾希曼以记录秘书的身份出席了万湖会议，而且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由艾希曼计划与调度。

1942年-1945年，艾希曼犯下了累累血债。

他每天满负荷工作，办公桌上摆满了列车班次和集中营的屠杀时间表，“能干”的艾希曼总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1945年，德国战败，艾希曼被盟军俘虏；1946年，他逃到了奥地利；1950年，艾希曼以假身份逃到了阿根廷，并在那里隐姓埋名，定居生活。

世界那么大，为何去阿根廷？

因为当时的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就是一名法西斯分子。

1960年，艾希曼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追查到了行踪，并于5月11日强行绑架，乘坐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专机来到了以色列。

1961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一并起诉。

1962 年 5 月 31 日晚上 11:30 ，他在以色列被处以绞刑。

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由以色列海军撒到了地中海上，奥托·阿道夫·艾希曼从此灰飞烟灭，只能做孤魂野鬼。

艾希曼为人低调，落网都怪儿子坑爹。

据说，他的儿子当时在和一个犹太血统的女孩谈恋爱，这小子居然自曝家族史，说他爹曾是纳粹高官，这才让摩萨德锁定了奥托·阿道夫·艾希曼的位置。

受审席上的艾希曼并非凶神恶煞的模样，相反，他彬彬有礼，甚至有绅士风度。

他口若悬河地为自己辩护：我并不仇恨犹太人，我没有迫害犹太人的主观故意，我只是执行命令，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和美德……所以，我没有罪；如果说我有罪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服从。

不过，资料显示，艾希曼的反犹情绪很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经历，因为他的肤色较深，鼻子较为鹰钩，曾被嘲讽是犹太人，遭到同龄孩子孤立，导致他从小非常厌恶犹太人。

当时，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全程报道了这次世纪审判，并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

https://mp.weixin.qq.com/s/yjXWIS0HzyMPEle_Bo_I2Q

1942年的春天却是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末日，纳粹的种族清洗不因万湖会议而起，却由此拉开序幕。

假如从未深入了解过二战的观众，印象中的纳粹一定是残暴嗜血又泯灭人性的怪物，更不用说是纳粹头目的集会，脑海里一定浮现出野蛮人喝血吃肉的画面。

但影片中的万湖会议却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庄严和正式感：穿着正式的军官，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使工作分配出现问题，也能以大局为重；极其专业的数据会议准备，任何问题都能做计划有理性；程序正义，人道主义的“光芒”在会谈频频穿插其中。

如果忽略了会议的主题是1100万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这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政治精英谈话。

会议的过程其实并不顺利，抱怨自己属地囤积的犹太人太多、运输压力大，战争与清洗计划资源的平衡，官僚之间互相的讽刺和挤兑不断。

“我们的子孙不会具备如此的行动力，也不具备这种直觉上的清醒，今天的负重前行，是为了后代的收益和幸福。

”正是这样坚定而又不可置疑的大政方针下，一切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但一句帮我在希特勒面前美言几句，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群最核心的纳粹分子对于嘴里喊的口号似乎并不关心，唯有在集团里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追求，他们对于计划的妥协并非绝对的精神意志，而是保全自己不得不做的让步。

这确实是颠覆普通人观点的，往往纳粹都是被洗脑又嗜血残暴的怪物，此刻好像下降到了某种“同意权利”下的利益集团。

这似乎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情况，人们往往因为树立了共同的“敌人”，就能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良心受到安置。

一个希特勒的背后有一众万湖会议，万湖会议的背后又有千千万万个高级将领，最后还有普通的士兵和平民百姓，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到一场万湖会议，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所谓“德意志精神”都是不同的，从平静到狂热，从厌恶到信仰，没有清晰的坐标轴能够刻画这股“邪恶力量”对于人们的影响，甚至左派中也会被这股“力量”渗透，人类从不害怕一种主义，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害怕的是藏在背后的贪婪、自大、残暴。

当某样事物变得理所因当得正确且不容分说，异己者都是错误且必须消灭，这才是人类真正该去小心和提防的东西。

斯图卡特对于混血犹太人的法律辩论，几乎是整个会议最大的高潮。

当他不断强调法律规则对德国人民的重要性，并佐以混血犹太人在各种情况下被无差别清洗导致的后续社会问题，其精彩程度甚至让人跳戏到了“十二怒汉”或是人权法案的起草现场，舌战群儒，用才华和智商碾压了一众外强中干的纳粹军官，最终抛出了全体绝育的缓兵之计，几乎激怒了海德里希中止了会议的进程。

“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的下一句是如果你改掉我的毕生心血的犹太法会让我挂不住脸。

无不体现斯图卡特有智力，却没有智慧，有才华却没有为人基本的道德，直到这一幕，这满屋纳粹内心的真实想法才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当恶魔掌握和知道什么是高尚和正义，那将成为他们为自己辩解最完美的工具，纯粹的恶威力远不及乔装打扮的正义，这是信仰的崩塌，试想当人们不在相信善良、秩序和自由，那只剩下无尽的猜忌和争斗，赢弱的群体就必然会被消灭，为了保证人类文明的正常延续，也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求善之心是刻在人类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总是在斗争中意识到合作，又在合作中爆发斗争，但好在跌跌撞撞中人类一路走到了现在，如果犹太人该被清洗，那以同样的标准，没有哪个民族有资格继续留存在地球之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此生都没有机会坐到万湖会议的席上，但也许会成为1100万悲惨犹太人其中的一分子，也许会不得不成为按下毒气室按钮的普通士兵，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必参与到这些残酷斗争之中，作为旁观者只希望能先告诉自己，我是人，我们都是人，承认自己也害怕落入刽子手手下，可能尝试去谅解那些同样受尽折磨的“坏蛋”，审判永远是自省失败的后果，也是人性最后的保险，不让自己成为审判的主语，更避免自己成为宾语，毕竟人作恶的理由故有千百种，最好的选择还是不做。

大公司里干过的人对这种会议肯定无比熟悉。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多部门高层会议，来自不同派别各有各的立场。

参会者个个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会议招待/组织相当高规格，会间茶歇点心、餐食酒水无可挑剔。

会上偶有唇枪舌剑，但大部分时间大家言辞优雅，语调内敛，不时穿插些活跃气氛的小笑话。

会议的目的不是真的要讨论什么，其实结论在会前早就定好了，只是借着开会把结论给各部门传达一下，表示下姿态，证明这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决议。

相信任何一个在职场或者体制内工作过的人对这种会议都司空见惯。

只不过这个会议的议题比较特别：怎样最终解决日益严峻的犹太人问题。

其实本片的精华就在开头的自我介绍环节，认识每个人，了解每个人的立场，才能看懂会议讨论的意义。

法学专家斯图卡特博士真是在纳粹屠杀中最典型的德国精英了。

他对犹太人的最终清除没有任何异议，对犹太人没有任何同情。

他只是认为法律就是法律，必须按照字面意义严格执行。

对于犹太混血的身份鉴定问题，海德里希观点是，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可以不算，前提是此人必须在行为和思想上没有任何犹太痕迹。

斯图卡特就受不了了，他的观点是法律不能这么依赖于主观判断来执行，这么太不严谨了！

当谈到德国人和犹太人婚姻的处理方案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处理离婚的民事法院得累死，犹太人被“清除”后他们的德国配偶要怎么处理呢，算丧偶还是算离异？

财产怎么继承？

社会关系怎么处理。

一本正经地讨论手续问题。

全国副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您的论点很好，您也很会表达。

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博士：但是对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海德里希：有时候……请容许我坦白讲，有时我会想，您是否……为了辩论漂亮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施图卡特：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片面理解为您火车头的刹车片。

海德里希：我部里全都是学法的。

施图卡特：真是雪上加霜，就像舍恩加特博士、兰格博士之类。

海德里希：我欣赏敢打敢拼、积极有为的品质，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我很少用。

思考是好事，但是行动更重要。

施图卡特：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

想倒洗澡水，结果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海德里希：强制绝育，您是认真的吗？

还是只是随便提出来，知道反正我们做评估也要好几个月？

施图卡特：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

我不是要论证反对您的最终解决，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我对您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报以最大程度的敬意，您带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坚定、战斗铿锵有力的部门，且随时待命，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海德里希：受教了。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施图卡特：有劳。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

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

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

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

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

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

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

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

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

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

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

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

德国人拍的，敢于直面自己民族的黑暗历史。

影片全部都是对话，会议前、会议中、休会时、会议后，都在谈话。

影片不讲究复杂叙事方式，揭示的却是极其严峻、恐怖的事情。

建立欧洲新秩序，提升人种质量，对占领区进行日耳曼改造，对其他一切劣等民族实行愚民政策，他们仅是奴隶工，知识达到小学水平即可。

纳粹高层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导致了犹太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大灾难。

犹太人首当其冲，不仅包括德国犹太人，还包括占领区的法国、波兰、拉脱维亚等国犹太人，也即全欧洲的犹太人。

这次会议是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的一个别墅。

这次会议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阿道夫·艾希曼准备，帝国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艰难并成功劝说各个部门都接受秘密警察在犹太事务上的统一领导，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艾希曼将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公之于众，与会者进行提问、修正及补充。

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决定了1100万欧洲犹太人的去向以及其中600万人的生死。

根据影片，会议讨论了各国犹太人处理顺序问题，混血犹太人的处理问题，涉及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犹太血统，以及犹太士兵，还讨论了枪杀与毒气杀等问题。

一部和十二怒汉很像的片子，但塑造了截然相反的叙事表达——人类文明去往何处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分。

Overy在The Second World War: A Barbarous Conflict中谈到了二战东线骇人听闻的野蛮性，并表明这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双方都为各自的信仰而战”。

苏联，显而易见，是将这场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而对于德军来说，这是抵抗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红色意识形态威胁的正义战争（这种关联早在一战末德国国内工人革命时期就已出现），加之希特勒所承诺的“不追究责任的战后新秩序”加剧了士兵对国际法的僭越与漠视，反而使得1939-1940德法英之间相对“文明”的战争成为了二战中的例外。

这种观点被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所支持，Reinhard Heydrich在片中说，“谁不想生于和平？

但命运偏偏选择了我们这一代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措辞传达了这样一种讯息，即彻底清除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将自己视为殉道者。

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美丽人生、波斯语课、钢琴师等数不胜数的影片从正面描绘了为了信仰赴汤蹈火的狂热与血腥，但万湖会议笔锋一转，展现了信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群理性人以资金财力、物流运输、权力划分、技术劳动力为博弈，以高效、可持续为宗旨，严格遵守了斡旋、协商与洽谈的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会议中，谈判桌下往往会达成比谈判桌上更多的实质内容），达成了一个条理清晰规划明确面面俱到的解决方案——种族屠杀。

在我看来，尽管诚然这种官僚层级设置确实分担了个人责任降低了心理压力，但这并非所谓恶的平庸性，也并非他们高度缜密如机器般丧失人性，而是植根于最坚定的非理性信念（这从各个角色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即排除异己，净化血统，抑或是费舍尔所论述的犹太恐惧症，这反而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最人性的。

桌上的人是军事高层，因此需要以理性高效的方式制定方案进行指导，而至于其他，则交给那群被感性支配的乌合之众——Dr Kritzinger所忧虑的德国年轻人。

这是信仰的一体两面。

很细节的电影很好看

万湖会议 (2022)8.12022 / 德国 / 剧情 历史 战争 / 马蒂·格肖内克 / 菲利普·霍奇迈尔 约翰尼斯·艾麦亚🐰🐰🐰🐰🐰🐰🐰🐰🐰🐰🐰🐰🐰🐰🐰🐰🐰🐰🐰🐰🐰🐰🐰🐰🐰🐰🐰🐰🐰🐰🐰🐰🐰🐰🐰🐰🐰🐰🐰🐰🐰🐰🐰🐰🐰🐰🐰🐰🐰🐰🐰🐰🐰🐰🐰🐰🐰🐰🐰🐰🐰🐰🐰🐰🐰🐰🐰🐰🐰🐰🐰🐰🐰🐰🐰🐰🐰🐰🐰🐰🐰🐰🐰🐰🐰🐰🐰🐰🐰🐰🐰🐰🐰🐰🐰🐰🐰🐰🐰🐰🐰🐰🐰🐰🐰🐰🐰🐰🐰🐰🐰🐰🐮🐮🐮🐮🐮🐮🐮🐮🐮🐮🐮🐮🐮🐮🐮🐮🐮🐮🐮🐮🐮🐮🐮🐮🐮🐮🐮🐮🐮🐮🐮🐮🐮🐮🐮🐮🐮🐮🐮🐮🐮🐮🐮🐮🐮🐮🐮🐮🐮🐮🐮🐮🐮🐮🐮🐮🐮🐮🐮🐮🐮🐮🐮🐮🐮🐮🐮🐮🐮🐮🐮🐮🐮🐮🐮🐮🐮🐮🐮🐮🐮🐮🐮🐮🐮🐮🐮🐮🐮🐮🐮🐮🐮🐮🐮🐮🐮🐮🐮🐮🐮🐮🐮🐮🐮🐮🐮🐮🐮

万湖会议 看的毛骨悚然。

故事不复杂，1943年纳粹德国在万湖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商量怎么灭绝犹太人。

这个议题就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会议过程和电影整体调度。

如海报所示，电影一共出现了16个人物，全部都在一间会议室里，电影也仅仅拍了场会议。

16个人物份量不同，主角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主持会议。

其他角色按会议进程分别负责功能性阐述，还有一位速记员稍微带一点情感线。

开会，都是台词，好在人多，可以给够反应镜头，再加上每个议题对每类人反应不同，于是还有多人反应镜头可以切出来。

过肩中景，长焦近景，大全景，景别相当丰富，节奏其实很快。

但镜头切换并不是电影要秀的主要任务，会议内容才是。

讨论灭绝1100万犹太人，像讨论一个产品执行方案，冷酷而无情。

更可怕的是会议的高效，100分钟的电影，会议过程大概有70分钟。

会议发起人提出总议题，然后各部门负责人讲述部门的实际情况，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

整个会议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发起人开会前并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参与者级别也几乎平级。

但参与者只说和自己部门有关的话，在其他人发言时没有讨论更没有拆台，有疑问也带着解决方式来提，会议极其高效，丝毫没有偏离主题。

会议主持人也没有摆出一副传达精神或者必须听我的架势，而是提出问题，协调各部门工作。

从这点看，整部电影简直是职场会议的教科书，比那些没想明白为什么开会，把工作会议当沟通感情闲聊的扯淡会高效太多。

所以电影才看的毛骨悚然，因为从技术到现实，都是现在的我们只敢想象的内容。

改编自历史真实事件的《万湖会议》，曾先后经历过两个版本的影视化改编。

84年的德版因为年代久远一直默默无闻，真正让其为公众熟知的版本来自01年的英美翻拍。

时隔20年后，德国人再次将这场臭名昭著的会议搬上电视荧幕（新版为电视电影），凭借对事件事无巨细的还原，影片再次于看似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向世人揭露了纳粹德国的滔天罪行。

故事起源于柏林西南部的一处郊区别墅，这栋别墅原本隶属一家制药厂，后几经易手，于二战期间成为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的休养所。

前来参加万湖会议的德国官员，除了有当时负责主持会议的党卫队上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外，还包括在东线执行犹太人清除计划的纳粹高级将领若干，以及在国内司法部担任要职的文职官员。

了解这场会议核心议题的人心知肚明，它的召开牵扯到1100万犹太人的性命，此后，纳粹德国将对他们进行批量化集体大屠杀。

不过出于行政和国际影响层面的考虑，当权者并不打算对计划做过分露骨的表述，而采用所谓的“官方用语”加以漂白。

于是，当这场涉及种族清洗的邪恶计划经文书一番修饰过后，就成为了“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要讨论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不容易，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而言，要完成如此浩大的灭绝计划，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考虑到万户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在1942年1月，此时美军已经就珍珠港事件对轴心国宣战，德国东线也面临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列宁格勒保卫战后，苏方由守转攻），战略物资调配牵扯的运时运力问题，让德军再无更多精力顾及对犹太人的清算。

更不消说，这批等待“处理”的犹太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德国内部。

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视角，去详细审视纳粹德国在种族清洗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单单关乎人道及伦理层面，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血缘及历史问题。

因为移民的关系，定居德国的犹太人已经与日耳曼民族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就包括联姻。

混血的出现，让当时的德国境内已涌现不少拥有1/2或1/4血统犹太人，按照法律规定，这批人并不在政府的清洗名单中。

一来是因为他们和纯种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沾亲带故，二来则因为当中有一部分人正在纳粹军队服役。

另外别忘了曾在一战为国出征的老兵，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拥有犹太血统。

如何处理这部分人，成为清洗计划里异常棘手的一部分，一旦管理不当，搞不好会造成内部局势紊乱，形成不必要的恐慌和反抗。

所以在高层的提议下，德裔犹太人并未被批量送往环境恶劣的东方集中营，而采用新办法，要求对本国犹太老兵进行国内集中隔离的同时，对正在服役的犹太裔军人，采取强制绝育的办法，形成有效的种族净化。

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战时的运力问题，又能长远杜绝联姻带来的基因池污染。

讽刺的是，贡献这条提案的官员不是身处灭绝前线的一线军官，反倒来自看似文弱的文职人员，而他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身为执法者的尊严（反对者认为对犹太血统的彻底根除，将影响否定这项提议的法典合法性）……

在这套尊严面前，犹太人的性命是可以被交换，甚至可以讨价还价的。

不光执法人员拿犹太人的性命维护自己那可笑的职业尊严，一线军官也在为到底该先处理积压在东线的犹太人，还是从西线运输过去的犹太人下手争得面红耳赤。

这类争执的重点永远不在于犹太人的性命，而在于如何更高效地提高灭绝后者的效率。

虽然大家在对待灭绝程序存在分歧，但争论的方式，总是以漫不经心的语调展开，看得旁观者不寒而栗。

当个体尊严和价值无限让度于独裁统治，迎接个体的，只会是越发得寸进尺的压迫和剥削。

让人绝望的是，面对威权的压迫，大部分受害人除了被迫接受即将到来的命运，别无他法。

于是，执掌他人命运之轮的一方得以随心颠倒黑白，将恶行合法化，并罔顾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人伦与道德，成为极恶之道的代言人，肆意玩弄着是非曲直。

有关这种恶的表现形式，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平庸之恶的表述中，曾有过非常深刻的见解。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

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

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在这场针对犹太民族的集体审判中，握有生杀大权且自诩正义的一方，罔顾生命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擅自对另一方发动圣战式的毁灭清洗，整个会议期间，人们谈论起另一部分人的不幸，仿佛那只是某种无关痛痒的任务，而并未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算入其中。

当漠视少数人生命的思维被一个民族普遍接受并被认同，迎接被制裁一方的，将是彻底的人道灾难——各大集中营的毒气室，最终成为这场灾难的历史见证。

时至今日，《万湖会议》再度翻拍的意义，不光是为了提醒着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中惨绝人寰的事件，都是如何被策划并被顺利执行的。

它同时让我们目睹了人性可以在缺乏道德约束的环境下糜烂到何种地步，并警示着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但电影能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随着经济下行带来的欧洲右翼势力与民粹的抬头，历史似乎正在以某种讽刺的方式“重演”。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当潘多拉之盒重新被打开，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

而那些未知，将交由时间给出答案。

撰文 / Zed策划 / 轻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