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谈到自己饰演的陈桂林，王千源说，他是一个跟不上时代的人。

那么大的个子，非要骑个小摩托车，到处乱跑。

那看起来就很不合适，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更准确说，是荒诞。

由此发散开来，《钢的琴》就是讲述一群跟不上时代的人，不愿干的王抗美、怕丢人的二姐夫，他们都跟陈桂林一样，被时代所抛弃。

光阴荏苒，它也出现在主人公的突然感慨里：这时间过得真快，那谁刚走的时候，厂子还没黄。

不明的未来，那是结尾的画面，一边是造完钢琴的工人，一边是衣着光鲜的前妻，双方都在听，却好像僵在那儿，背后的对立意味不言而喻。

用张猛的话说，他依然在延续《耳朵大有福》的探索，关于大时代变革里的工人命运。

拍《钢的琴》，就是高于生活的记录，不想他们被遗忘。

同理，许多人的赞誉事先张扬，要的也就是电影不会埋没在拥挤的档期里，不被遗忘。

这不是站队伍，不是好或者坏、吹或者黑的问题。

回到《疯狂的石头》时代，无数人同样大喊不要捧杀，结果，宁浩后来并没被民众捧杀，他的《无人区》是直接被扼杀。

《钢的琴》有不少缺点，音乐太满、转场相似、后半段情绪不对。

然而面对强大的怀旧情怀，辅以段子幽默和风趣对白，可以说，影片优点完全盖过了缺点。

张猛使用了不少破坏性的构图，像开头的夫妻决裂，一边对话，人头各甩一边，很不和谐；中间胖头爬烟囱，画面就定在那里，没有跟上去的意思，相当意外。

在很多时候，当人物已经出了画，镜头就停在那儿不动，深情地注视着背景物——也就是工厂。

当烟囱被爆破、当工厂变成废墟，昔日理想与辉煌只能在歌声里重现。

如果明白这一层，要理解《钢的琴》，理解电影的情感，其实真的很简单。

固然有人要说，这背景物怎么可能比人重要，那不是摆拍么。

在我看来，在人物鲜活的前提下，《钢的琴》所出现的背景物充满了魔力。

炸鱼的小河滩，落日余晖下的铁路桥。

车队出发时的小城风光，破败昏暗的电影院，桌球室的混混少年。

这些东西看上去，确实比人物更具有情感。

毕竟要说回来，空镜头里都没有生命，凭什么在别人那里是大师相，在《钢的琴》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

非要较劲去说，我恰恰喜欢它的多余。

多余的满溢的配乐，多余的歌舞和投下光来的舞台，看似多余的大狼狗和嗑瓜子的东北大妞，它们会带来一种鲜活的生动。

在更多人看来，他们会觉得这般高度风格化的作品，恐怕观众会接受不来。

固然，奢望中国观众像苏联人民那样去支持塔可夫斯基，讨论《镜子》，这有点不现实。

然而，《钢的琴》可以是另一面镜子，你可以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但是，你总该去照照镜子，看看以前的面孔，现在是什么模样了。

或许有人千疮百孔，原地打转；或许有人富得流油，走得加快。

在我的父辈身上，他们遭遇破产，无力应对变动，同样是跟不上时代的人。

于是面对过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放慢一下脚步，认真一回，思考思考。

面对种种不如意，《钢的琴》没有常见的怨天尤人和一把眼泪，它用难能可贵的幽默和不知所以的乐观去愉悦观众。

也许，它拼命地唱啊跳，要的就不想被遗忘。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7/19/content_254721.htm?div=-1】

特别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看了一次，又一次。

纯粹是出于一种私密的情感。

也许，这是共同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阵痛那一代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才能体会到的情感。

我出生在城市的工厂区，是一个地地道道工人家的孩子。

按时间来看，大概也就是影片中小元那个年纪。

我家周围的邻居也都是同一个厂的工人。

就像电影里的那些叔叔们他们穿着工装，下班后常聚在一起喝啤酒。

有时候打麻将，也来我家给我带好吃的。

常揉着我的头，叫我，丫头王。

小时候特别喜欢往爸妈的厂里跑我还记得那个厂房叫做“装配车间”这四个字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组方块字。

妈妈是开行车的，我总是喜欢爬上行车，踮着脚往下看看着很多庞大的机器在高高的厂房里被吊来吊去，兴奋的大喊常躲在里面看小画书，吃零食到了夏天，工厂里每天发冷饮我就一只只的接着吃，直到吃的肚子痛在厂区的花园里跟同学捉西瓜虫，采野果子演射雕英雄和新白娘子的剧情，追来追去都以为这样的日子是铁饭碗，不会有结束的一天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去一直到爸妈退休我们厂开始改革，应该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发现马路上到处开始拉条幅，啸聚着大批工人经常发生交通拥堵，从早到晚，吵的水泄不通。

先是妈妈不用去上班了，整条产线的机器都被卖了，行车也没有了。

她拿着128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整天坐在家里看电视。

爸没多久也被下岗了，到处出去找工作，可想而知是什么也找不到。

他整夜睡不着觉，抽着烟，点一盏昏黄的小台灯。

他开始学着发明各种东西，想自己做小生意。

我们家炸过油香，卖过咸菜他手上常常是切咸菜切出的刀口，还一下一下的往盐水里浸着。

有时半夜起来，看见他还在灯下学着画糖稀画。

我也不睡，就端着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画坏了的，我就拿来吃掉。

有一年暑假，爸买了一包酸梅粉，找了一个大的保温桶。

把酸梅汤用开水兑了，再加醋，加糖和一大块冰说要带我出去买冷饮，五毛钱一杯。

我乐颠颠的跟着烈日下，他用力蹬着三轮车把我和一大桶的酸梅汤拉到一个摸彩票的地方。

那时候的人还都傻，每次摸彩票都人山人海的。

一辆夏利还是摆在最高处的台子上刺激着贫穷的人们渴望暴富的幻想。

不知道是保温桶太寒酸还是为什么总之一下午才卖了4杯，两块钱。

就是这两块钱，我爸也没留住在我的满地打滚中，他给了我让我拿去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什么也没中他又骑了8站路，把那一桶酸梅汤拉回了家。

那时候真是小，只觉得挺好玩，一点不知道生活有多么艰辛。

但更多也是因为，生活再苦，爸妈都从来没有苦过我。

他们在面对未知生活的巨大茫然和焦虑中依然最大限度的保证了我有一个物质丰富的童年。

很多孩子就根本没那么幸运。

有个女孩，比我小一岁，叫小琴，住在我家对面的楼。

她爸带她来我家玩，我们俩常为了一个娃娃打的不可开交。

小琴的爸妈下岗以后，他爸就开始不务正业。

在社会上跟一群痞子混在一起整天靠偷东西，收保护费生活。

开始打老婆，天天打，最后把老婆打成了疯子。

老婆疯了以后，他就很少回家有一次他忽然来我家，找我爸借钱。

我爸下厨做了两个菜跟他喝酒最后好像是吵起来了，他摔了我家一个碗。

从那以后，爸就给门上装了个猫眼。

叮嘱我说，他不在家的时候，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包括熟人。

小琴稍微大一点就离开了家，不知所踪。

偶尔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还能看到她妈妈，那个疯女人在街上游荡。

她脏兮兮的，因为常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会对我傻笑，我也不敢靠近她。

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朴素清秀的样子。

后来，她开始和一个老乞丐在一起。

老乞丐大概有70岁以上，一只腿没了。

有时他们俩就那样坐在路边，互相喂东西给对方吃。

看着他们，似乎是很幸福的样子。

还有一对夫妻，姓方，住在我家楼上。

是有点文化的，当年在厂里是技术员。

下岗以后似乎也试了不少路子，始终没办法养活自己。

于是，妻子开始到处串门，跟大家推销一种类似私募基金的东西就是游说你把一笔钱放在她那里，每个月她就会给你高额分红他们夫妻一向给大家很好的印象。

于是，很多人都中招了，尤其是学校老师。

有给骗了几千的，有的是几万。

后来她所谓的分红渐渐赖着不给了，大家才报了警。

妻子一个人担起了全部的责任，被判了好多年她把剩下的财产都悄悄转给丈夫，让他带好女儿，等她出来这个案子在当时还上了电视，连我妈也接受了采访。

后来方先生就带着女儿搬走了。

据说，两年后他就娶了个新老婆。

方太太，那以后一直在牢里关着。

这样的人生，并不是传奇在我生活周围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残酷已经变的司空见惯。

一年的工龄只值几百块钱。

工龄几十年的人，拿了两万块钱就从此和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再无关系。

在国企改革前，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工人，勤奋，善良这一场浩劫，毫无预警的把他们扔向了社会，脱离了赖以为生的母体。

而这时的他们，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国企的改革，影响的绝不止是一代人，更多的是这些工人的孩子们。

这一段艰难的年少时光大概会是他们终生不会忘记的阴影。

在钢的琴里，小元和我一样幸运，有个伟大的爸爸。

可是其它的孩子们呢？

我有很多同学就此退学，被扔到理发店去学徒，商场卖鞋，餐馆打工。

过早的成家生子，成为这个社会另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

本来，他们也许有机会和我一样，坐在办公室里，电脑前面。

当然，我的生活也未必比他们好多少。

只是，如果当初这一切来的不是这么突然会不会，他们的人生从此就会少一点遗憾呢。

我爸今年整60岁，而我，来到另一个城市也有4年。

他还独自一人，住在我们那个厂区的职工楼里。

当年的老工友们，也熬过了最艰苦的时光现在，仍然聚在一起打麻将，喝啤酒。

有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还是会叫我，丫头王。

他和电影里小元的爸爸一样，会吹口琴，爱唱苏联歌。

家里也还留着小时候他用厂里的零件给我做的各种玩具。

我很想感谢张猛，把这个故事拍的这么真实，动人也让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孩子回首看去时，才知道他多么爱我，为我，他付出了什么。

今年过年回家时，我要把这盘碟带回家，陪他一起看完。

然后买瓶好酒，亲自做一桌菜给他吃。

对他说，爸，我长大了。

影片有浓厚的苏俄怀旧风格，而且每一个转场都有音乐过度，镜头也很文艺。

在国产电影里也算的上市良心之作。

据说这是王千源称帝之作，确实电影本身很有味道，不是硬菜，值得细品，难得的片。

这是隶属小人物的故事，但却深谙大时代的变迁。

本片以钢琴为媒介，将现实主义的压抑与浪漫主义的文艺，巧融一体，荒诞的黑色幽默中呼之欲出的是梦想的坚韧，而与之中电影所寄予的情怀不仅饱涵以友情的羁绊，更令人动容于那父爱的伟岸。

看完着实被感动到一把，虽然我一点也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变故以及它带来的影响，但导演硬是能以一种朴实而有趣的方式吸引我一直认真看下去。

在我看来，我看的下去的，能够触动我的就是我喜欢的好片。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王千源的电影，真的很棒的一个演员。

先是一部《解救吾先生》，又一次注意到了那个其貌不扬的王千源；再一次是偶尔看到他出现在一个脱口秀访谈节目里面，对这演员多了几分了解，是一位用心、认真在做事的人。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王千源因为这部剧获得了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20世纪90年代初 ，东北一个工业城市。

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饰）下岗后，为了维持生计，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终日奔波在婚丧嫁娶、店铺开业的营生之中。

与此之时，妻子小菊（张申英饰）却不堪生活重负，移情别恋，跟了一个有钱的商人。

之后，小菊光鲜回归，要求与丈夫陈桂林离婚，并且要求独生女陈小元的抚养权。

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争夺抚养权的关键所在。

陈桂林希望将女儿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钢琴家。

为了得到对于女儿的抚养权，他忍受种种压力，多方筹措为女儿买钢琴的钱，在四处受挫无果的情况下，于是便决计铤而走险，和女友淑娴（秦海璐饰）以及当年钢厂的好哥们夜入学校偷钢琴，然而却又被人发现被抓。

当所有的办法都失败后，桂林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最后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他们造出一部“钢”的琴，一群男人为尊严而战。

爱情，友情与激情，幽默在不可能的任务中荒诞燃烧。

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钢的琴》——浓烈的音乐，灰暗的色彩，癫狂的人物其实，最初看电影是为了里面的背景音乐。

我总会在电影结束之后的一大堆鸣谢和演员列表里找寻那些配乐和插曲。

有它们的存在，情节和人物才会饱满。

有它们的存在，才会让少女们泪雨潸然。

这些音乐是标签，是分隔符，承接着你的落寞和执着——音乐的魅力。

我是比较老诚型的，喜欢一些淡淡的轻音乐。

如若，论乐器的话，个人觉得钢琴和手风琴是里中的奇葩。

《钢的琴》恰合我的口味。

这部电影中有出众的配乐。

既有细腻情感如水银泻地般的流放，又有似狂沙漫卷般的大胆和狂放——好不自在。

其实，最能动彻人心扉的还是那种细腻和悠长。

电影开始不久，有一曲《玛奇朵漂浮》——悠扬的手风琴的味道。

没有悲伤也没有不悲伤。

只是淡淡的，恰如着平静的生活，即便主人公陈桂林（王千源饰）的老婆移情别恋跟了大款，也没什么——这就是生活。

这首曲子里有气味和温度，让我想起某个已经遗忘的下午——也许彼时一群被陈桂林纠集的弟兄，如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正在用废弃的钢铁打造那架钢琴。

而，据说曲子的名字——玛奇朵，来自于意大利的一种咖啡——有一种不同于摩卡厚重的细腻香甜。

而美国人不喜欢单单这样喝，他们把这种咖啡降温冰冻，在上面加一层焦糖，便制成了口味独特的冰激凌——但满嘴只剩机械的压力和紧凑，全然没有那种自在的享受。

没有陈桂林们朴实的富有张力的生活。

这种生活也许单调，但却保留精致的尊严——一如这个用一排玻璃管子养金鱼的女歌唱家——淑娴（由我唯一认识的演员秦海璐饰演）。

她是个落籍的女歌唱家，随口能唱俄罗斯歌谣。

也许，她就象征着某些已经远离的东西，或者是精神，或者是某个地方。

再向下看，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跟往事干杯》——姜育恒的又一首经典——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他那总睁不开的眼睛让人愈发觉得有一种力度和韧性。

往事成风，却在记忆里刮起了涟漪。

这是生活的插曲。

跟往事干杯，跟往事作别。

随着钢铁厂里两根烟囱的倒下，这个时代过去了。

陈桂林们成为了往事。

而，终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往事。

片中弥漫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俄罗斯的音乐从来都不缺大气和磅礴。

从柴科夫斯基到斯特拉文斯基再到格林卡。

俄罗斯音乐英雄辈出。

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他们以惊人的承受力承受着严酷的生存环境所带来的苦难，怀着朴素的心灵，用自己的劳动去软化自然，软化土地。

就像片中的陈桂林们，也许时代前进的车轮正在碾压他们的身心，但还会昂着头把生活继续，把信念拾起。

其实，本片的境遇和主人公有些相似。

在《变形金钢3》的档期，《钢》显得多少有些脆弱。

寥寥无几的观众把陈桂林们本就糟糕的生活，搅的更乱了。

是的，物欲横流早也不是什么秘密。

虽然，本片好评无数，但叫好不叫座。

同样也是为了物质。

陈桂林的妻子来开了他。

影片在激昂的斗牛士音乐中结束。

陈桂林们迈向了新生活，迈向新世纪。

钢琴，造完了。

生活继续，快乐继续。

≪钢的琴≫，电影说的是一群东北的工人为了一个女孩的弹琴梦，在废旧的工厂里亲手打造了一架纯钢制作的琴。

过两天在奥克兰举行的中国电影节将放映这部电影，我推荐给所有的朋友。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包场一次，让大家都来欣赏。

我生在沈阳，作为曾经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外地的朋友甚至沈阳的晚辈，很难对工人这一群体产生如我们这样的共鸣。

以前共和国还年轻，很久以前了，那时东北的工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业重心，是燃烧着煤炭的钢铁打造的一颗心脏。

工业成绩先按住不表，毕竟要挤掉赶英超美那段日子的水分，就另一经济支柱农业来说，整个东北生产的商品粮，能养活起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后来经济转型，计划经济没了，东北的工业开始没落。

工厂倒闭了，东北话叫“黄了”，开始大面积裁员，这种按照市场经济走的平常事儿，让咱中国人安了一个婉转的名头：“下岗”。

90年代末期，包括沈阳在内，整个东北地区开始涌现下岗大军的浪潮。

有人管春运大迁徙叫人类奇迹，管以前闯关东叫人类奇迹，还有长征，板上钉钉的人类奇迹。

我们的确是一个擅长创造人类奇迹的民族，但我们似乎三缄其口，忘记了这批下岗大军其实也是个奇迹。

喜欢研究各国文化的韩国教授李元馥，曾经用生动的漫画勾勒出日本企业大规模精简的那段时期里，失去工作和尊严的老派顽固日本工人，是怎样成为企业转型的“绊脚石”的。

漫画里，日本企业搭乘现代化管理的小车试图一溜小跑往前冲刺，但一群老日本工人，就像路障一样挡在路中央，眼一闭心一横，说要想裁掉我们，就直接从我们身上碾过去吧。

那时候日本企业里少不得的是鸡飞狗跳，拦上吊拦剖腹，改革派只恨政府对这些老古董过分人道主义了。

但你什么时候看到报纸上大肆渲染我们的下岗大军如何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么？

几乎没有，除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大部分下岗工人在纸面上看来，都是走在再就业的康庄大道上的。

这一伙以百万计的人群，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所吞没。

我算来自半个工人家庭。

我奶奶和三姑都是工人，我父亲以前也是土木工程师。

我记得我三姑父，东北话叫老姑父，以前在工厂工作时的模样。

他皮肤黝黑，肌肉不突兀但很结实，这就是常年在工厂锤炼出的身板。

我们以前喜欢玩他臂膊上隆起的肌肉，他一绷紧上臂，那里的肌肉就饱满地拱起，我们几个孩子就用手在上面“掐小耗子”。

那时的工人学历并不高，那时可没有什么蓝翔技校，不少工人都是从学徒做起，由师傅手把手带出来的。

他们没有金光灿灿的毕业证书，但他们所具有的高素质却是学历所不能尽数的，他们态度积极他们精神饱满他们热情高涨。

曾经穿蓝色粗布、戴手套、缠着白毛巾、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工人阶级，是多么令人尊敬和羡慕的群体。

沈阳的工业重区，铁西区，遍布以工业工人命名的街道：保工街、肇工街、兴工启工卫工...后来工厂倒闭，机床报废，烟囱炸毁，工人们突然失去了信仰和生活的来源。

他们或领着微薄的下岗补贴，或蹬着三轮车做小生意，或挂着如卖身草标一般的“广告牌”，在劳务市场里等着接诸如木工、批灰、刮大白等零活。

如上面所说，他们被社会吞没了，他们垮了。

他们垮得无声无息。

后来总有消息，说哪个哪个下岗工人作奸犯科了，哪个工厂的工人又聚众闹事了。

他们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去运转国家的发动机，而后被人们记住的则是烟囱排出的废气，仿佛没了他们，沈阳的天才是蓝的，水才是青的。

现在沈阳的老工厂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公寓和写字楼。

那群人数庞大的工人们呢？

他们在这个论资本讲学历的年代默然。

市场经济是好的，飞速发展，按劳分配，凭脑力吃饭。

也许是吧。

我小学时曾参加过一个语数补习班，那是1999年。

班级开设在南站附近，靠近铁西区边缘的一家濒临倒闭的自来水厂。

厂里周末连条看门的狗都没有，就有一位看大门的老头，无精打采得仿佛是被这半死不活的工厂传染了一般。

他偶尔在院子里晃悠一会儿，拿拖把象征性地在男厕所那满是污水的地上写意地划拉几个来回。

课间，我们就在大院里游戏。

我们在煤堆上嬉闹，踩过发出咯吱咯吱噪音的灰白色的煤渣子。

用被遗弃的镐头和铁锹玩耍，拿报废的轴承和钢珠打弹子，少不了蹭上满手又难闻又难洗的油污。

南站的铁路线上偶尔会驶过运输火车，上面排满了也许是最后一批生产的坦克。

我们冲着那些绿色钢铁和炮筒欢呼，殊不知那远去的火车，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钢的琴》是一部由张猛执导，王千源和秦海璐主演的喜剧电影。

《钢的琴》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而不断艰苦努力，最后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的故事，通过小人物幽默与艰辛，展露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和友情。

这是一部有生命的电影，小人物大梦想。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

原钢厂的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终日为生活奔波。

他的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离家出走，投入有钱人的怀抱。

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养儿无望，桂林四处筹措买钢琴，一心要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

当所有的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桂林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

导演用平民化的中国式黑色冷幽默反映社会现实，笑中带泪！

影片不光有对生活无奈的戏谑和自嘲，更是对一个逝去的时代，一批旧人缅怀和追忆。

对于现实也许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只要努力过，制造不了风景线，也能留下一段自豪的回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也就我呗，二了吧唧，你干啥我跟着你干啥。

”“你二吗？

”“就你看我不二呗”我对片子这几句东北台词印象特别深刻，大概是我听过的最真实最朴素的爱的告白。

今天去国贸那儿连看了两场电影，先看的是《战略特情组》，然后又看了《钢的琴》。

看完《钢的琴》之后，我在路上用手机发了一条微博：刚才看了《钢的琴》，在黑暗中流干了眼泪，原来我会嫉妒山西出了个贾樟柯，现在不嫉妒了，终于也有关于东北的好看的电影了。

《钢的琴》中那些东北特有的破败场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所以片中的很多细节和气氛都让我情难自禁。

《钢的琴》作为一部文艺电影，它最难能可贵的是，它看上去一点都不闷。

我们都知道，很多深刻的电影都不好玩，很多好玩的电影则不深刻。

而《钢的琴》却是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它让我想起了黑泽明的某些市井电影，黑泽明的电影的艺术性自然毋庸多说，早已经被夸得天花乱坠了，但黑泽明的电影好玩的那一面更吸引我，他在电影中探讨的那些高深的主题都是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情节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不会说《钢的琴》达到了黑泽明的那种高度，我只是觉得能拍出一部又深刻又好玩的电影真的挺难的，而《钢的琴》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看《钢的琴》的时候，我想起了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这两部电影题材相似，只不过后者既是一部伪纪录片，同时也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软广告（虽然《二十四城记》是一个软广告，但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

关于《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

”在《钢的琴》中我再次看到那样的画面，剧中人物家中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那些奖状让我想起张胖儿曾对我说她老爸任劳任怨地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几十年，退休的时候得到了什么？

只得到了一堆奖状，还当个宝贝似的都珍藏在家里。

当时我对她说，那些奖状见证了你老爸的青春，只能说他们的骗术太强大了，用几张废纸就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偷走了几代人的一切。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部俄罗斯电影，名叫《小偷》，也是一部挺深刻、挺好玩的电影，其中的政治隐喻耐人寻味。

说回到《钢的琴》，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在电影院里看过的文艺电影中最好看的一部，如果你是东北人，我强烈建议你看一看这部电影，你看的时候肯定会感觉既亲切又心酸。

如果你不是东北人，我也建议你去看一下，我相信你一样会感同身受的。

这就好像我虽然不是山西人，但我在看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的时候同样会感同身受；这就好像在中国，即使是异性恋者，看了王小波在《似水柔情》结尾写的这段话可能同样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不想回家，但是不回家也没处可去。

眼前是茫茫的黑夜。

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

《钢的琴》2011年中国内地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好口碑电影，也是青年导演张猛的代表作，获得了第14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新人导演奖和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等荣誉。

影片讲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里，下岗工人陈桂林的生活艰难，面临妻离女散的危机，为了挽救自己生活中的希望——女儿，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决定用尽全力去满足女儿的音乐梦想，送她一架钢琴。

为此，他去借钱、去偷钢琴、去造钢琴也终未能留住女儿。

影片通过对小人物辛酸而幽默的生活展示，表达了对那个年代记忆的一种情怀。

这部电影是一部风格化很强的现实主义作品。

虽然影片的主题是当代电影中不并多见的关于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题材，但导演在题材的影像化处理过程中却做出了背离传统现实主义的大胆尝试。

在电影投资越做越大，大片云集的今天，《钢的琴》以四五百万的小成本创作，达到了高质量的艺术效果，为我们的电影创作提出了一种思考。

本文试从镜像话语的角度对影片的艺术效果和表意内涵做出分析。

一、低角度与舞台效果《钢的琴》影像多采用正面或侧面的低角度仰拍镜头构图，不论是在运动拍摄中还是在固定机位拍摄中，镜头都保持着这种低角度的仰拍构图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影像画面构图方式，是一种强化性的表意方式，能够造成影像的扭曲和畸变，一般只偶尔参与特定影像的画面构成，用来对特定人物的姿态与环境风貌做造型处理，以强化对象的高大、突兀、压迫感等效果。

在本片中，导演大量使用低角度仰拍镜头来拍摄这群社会中的底层小人物，并将这一手法贯彻影片首首尾，并非是要制造他们的高大形象，摄影机在低角度中拍摄人物时采取了中规中矩的正面或侧面对准人物的方向，这样就避免了影像的扭曲变形和镜头的主观化，而使镜头保持了一种观众的客观视点。

这样的镜头拍摄方式在画面中制造出了一种舞台效果，导演仿佛是要给这群被社会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小人物们一个舞台，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精神追求。

而镜头的视点则恰恰保持了一种坐在电影荧幕前面，仿佛坐在这个舞台下面的我们观众的视点。

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以持续两秒钟的内银幕开场，仿佛是话剧开场前的暗场，这时画面中已经出现人声，开始了人物对话，接着画面开始亮起来，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对话的人物并排站位正面面对摄影机的中景镜头，低角度镜头中的二人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和一定的空间，但导演把摄影机仰角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了影像的过度变形，中景中的人物并没有给人非常高大或带有压迫感的形象，而是观看舞台人物式的一种感觉，使视点与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人物所处的环境是在一个与舞台相似的平坦开阔的地方，一个废旧工厂外面，人物后面的背景是导演有意选择的，背景是一间有着两扇巨大屋檐的废旧房屋，人物站在房屋的正前方，在低角度仰拍的镜头前，这两扇屋檐正好分别处于两位人物的肩头，像一双张开了的翅膀。

历史的车轮辗过，让这双破败的翅膀再也无法载着昔日的工厂翱翔了，而对于这对正在谈判离婚事宜的夫妻来说，这双背景中的翅膀又成为暗示他们劳燕分飞的一个象征。

仔细看来，这两扇屋檐中，挨着男主人公一面的屋檐是破败的，只剩了空的钢架，而挨着女方这一面的屋檐则是完好可以遮蔽风雨的，这一细节也暗示了这二人在生活中、在这场离婚谈判中以及在影片叙事即将展开的二人对女儿抚养权的争夺中的优劣势地位，为后面的叙事做出了铺垫。

这一背景的选择与利用以及与人物形成的一种叙事关系都与舞台背景的作用与效果相似。

本片中贯穿始终的，执着的低角度仰拍镜头为影片叙事提供了一种舞台式的间离效果，对于影片处理现实主义的题材来说，起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意想不到的特殊艺术效果。

二、景别的选择与叙事表意景别与对象的关系是电影镜头构成的重要部分，不同景别的选择具有不同的画面表现力与叙事功能，在本片中，导演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来构图和叙事，使影像的话语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例如，在影片的片头部分中，镜头利先用中景呈现画面中并排站着的两个人物，根据对话可知，二人正在进行离婚谈判，中景使我们既能看清二人的面部表情又能看到人物形体上的神态和动作，同时也交待了废旧工厂的环境场景，便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二人对离婚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二人之间的关心矛盾。

接着镜头根据对话的内容进展，改变了景别，当小菊提出孩子的幸福问题时，镜头忽然跳至近景，使小菊说话时的面部表情在画面上更加清楚的凸显出来，起到了提示和强调的作用，提示了叙事的重点所在，使二人关系的矛盾在画面中逐渐凸显起来。

接着是陈桂林的近景镜头，镜头中凸显了他脸上坚定的表情，面对小菊的质疑，他内心充满了坚定的信心，认为他心爱的女儿会跟着他并且会幸福，如此，关于幸福的问题开启了影片的叙事。

接着，俄罗斯名曲《三套车》的音乐声响起，画面转入送葬场面，镜头先用中近景展现奏乐队伍的整体，接着切为近景，分别聚集两位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陈桂林与淑娴，交代他们在雨中卖力演出的情状，接着镜头切为远见，交代人物所处的大环境，在一块荒草丛生的空地上，矮墙背后露出两座高耸的大烟囱正在冒烟，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

接着镜头再次切为小全景，使画面中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与人物的位移、动作得到了完整的展现。

这一叙事段落结尾，影片再次转入远景，一大片荒凉的空地上，前景中死者的祭坛与后景中的两根冒烟的大烟囱形成一种画面张力。

镜头中两次大远景的展示具有很大的暗示力，大烟囱是那个工业化时代的象征，就如片中人物所说“烟囱比楼多”，这个场景中所展现的既是一个老人的葬礼，也可以象征整个大工业时代，以及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葬礼。

在影片的叙事中加入了一支关于烟囱的线索，在影片的最后，两根巨大的烟囱作为工业时代的记忆，在人们无奈的留恋中轰然而塌，摄影机在远景中仰望送别烟囱的人群，尘土在镜头前升起，遮蔽了人群，工业空间的摧毁暗示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丧失，历史变迁的大潮将渺小的个体淹没其中。

这里，影片充分利用了不同景别的功能与效果进行选择与变换，使画面构图有力地辅助了叙事中矛盾的凸显，并使故事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扩展。

此外，景别的选择也与叙事空间和话语权利有很大的关系，特写与大特写的镜头使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将镜头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物身上，给人物充分的话语权。

而在本片中，镜头几乎没有用到特写或大特写，镜头的景别配合摄影机的运动形成了一个关于剧中下岗工人社会位置的有效视觉表达。

在景别上，他们被限定在一定的画面空间之中，无法占据镜头画面；在镜头运动中，水平移动镜头任人物在右侧入画、左侧出画，不去干预故事中人物的命运，也使人物无力掌控镜头。

如影片中有多处拍摄人物在巨大的废旧工业建筑中穿行的镜头时，采用了大全景水平移动镜头，刻意把巨大的废旧工厂建筑展示出来，让人物在画面中显得渺小，在巨大的建筑中出现，又在其中消失，人物与镜头的关系作为叙事中的驱动因素在本片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三、水平运动机位的悖反与创新本片的影像主要是在低角度仰拍的固定镜头与低角度仰拍的水平运动镜头里完成的，在镜头运动的方式中，水平移动的镜头最具机械特征，它不能伪装成人眼自如地观察事物，所以导演们一般都要慎用水平移动镜头，通常只出现为恐怖片的鬼视点。

而《钢的琴》中则有大量的镜头运动采用了水平移动方式。

不论是表现人物在场景中运动的画面还是表现人物在固定位置中的场面，导演都执着的采用这种单一的运动方式来表现，并配合水平上的场面调度，以这种看似简单的但却是非常大胆的艺术尝试创造出了一种丰满有力的艺术表达。

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与场面调度强调一种画面的“扁平感”和空间的封闭性，导演利用这一效果来进行画面造型，在较适合水平移动的运动镜头的短景深或无景深场面中，摄影机用水平移动镜头从与人物移动方向成90度的侧面来横移跟拍人物运动。

在演员的调度上，刻意采取了从右侧入画，从左侧出画的走位方式来配合这种镜头运动方式的叙事需要。

本片中的低角度水平运动镜头在画面内成功地创设出了一种观众的在场感，从而使镜头的视点呈现出既与片中人物亲近，又保持一种观众的冷眼旁观效果。

而在大景深场面中，摄影机则采用了固定机位的长镜头静止或推拉来表现人物在景深场面中的纵向移动，塑造了一种纵深的空间感。

影片将水平移动镜头画面与固定机位长镜头画面交替剪辑在荧幕上营造出了一种垂直十字交叉特殊画面空间效果，这种空间是一种限定性的空间，是限定性视点下所能看到的空间，这样拍摄方式的选择体现了导演对本片题材处理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

导演张猛出生在东北的工业区，在那个环境中长大，他熟悉那里的一切环境与那里的下岗工人们，他和影片中的小女孩陈小元一样体验了那个时代的剧变，张猛的影片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但他的重点却不是批评，他热爱那片老工业区，他崇敬那时候的老工人，怀恋那段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人翁地位，热火朝天干事业的社会主义岁月。

导演采用这种限知视角，尽量少的干预题材，在影片中营造一种充满温情的诗意来避免现实主义的苦情，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对那些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普通人的内在精神的注目上，体现了导演内在的一种人文关怀。

如影片第一个段落中，镜头利用轨道在低角度仰拍镜头中展示故事发生地的某一条破旧的街道，然后镜头水平向右匀速移动，逐一展现人物，街道对面先掠过片头出现的几个奏乐工人，接着在镜头中近景中，骑在摩托车上的男主人公陈桂林从右侧入画，接着是第二个人物女主人公淑娴入画，人物在镜头中依次登场后，镜头接到表现陈桂林骑摩托车回家的场景上，镜头在水平横移侧面跟拍与固定长镜头之间交替，在画面中塑造出了垂直十字交叉的限定性空间效果，让观众明确掌握了陈桂林的运动轨迹，镜头中布局有序的工业建筑群也让观众熟悉了陈桂林所处的城市的环境状况。

第一段落通过陈桂林往家中窗内望的动作与画面上响起的钢琴声实现转场，画面剪辑到小元在红布帘内弹钢琴的推镜头，这一段仍然使用了水平横移镜头与固定推镜头的交叉配合，镜头在小元和陈桂林之间呈现出距离感和限定性的空间，通过镜头的操作暗示了剧情中陈桂林无法触及小元的音乐梦想以及掌握小元的成长空间的叙事线索。

四、声光色的能指渲染本片由于受到资金限制，影像画质与音响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但导演在画面构图上的独特造型与配乐上的精心选择则足以弥补这些不足。

本片结合影片不同段落的叙事节奏选取了多首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东德流行的社会主义音乐来烘托气氛，这些极具时代感和社会主义特色的音乐容易引起观众共鸣，使影像的时代特点一下子凸显了出来，同时也渲染了人物内心的情感。

如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聚到一起，各司其职的合力造琴段落，配音欢乐的节奏渲染了片中人物内心的兴奋感，影像中的场景在配音的烘托下也使观众感到仿佛又回到了那些欢乐的音乐所属的那个年代。

本片画面影像采用了一种怀旧的冷色调处理，人物的着装上面，只有淑娴有粉红色的大衣与大红裙装，而她那一群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在陈桂林挽救女儿的一系列行动中对陈桂林的支持与鼓励最多的人，是她帮助陈桂林度过了影片本文中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所以她的着装提示了她作为整部冷色调影像与影片叙事中的一个亮点的特殊性。

在影像布光方面以采用自然光为主，以配合其现实主义题材叙事的需要，在叙事中插入的几处超现实主义镜头中采用了不同颜色的人工的顶光来造型，如偷琴失败后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段落，导演使周围环境在一片黑暗之中，以示暂时逃离惨淡的现实，而安排一束白色的顶光投射在那台令人纠结的钢琴上，偷琴者陈桂林坐在钢琴前动情的弹奏着，渐渐将刚才偷琴失败的尴尬与失落驱散出去。

白色人工光和缓缓飘散的雪花营造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黑暗中顶光的投射便于表现人物的整体行动，不易造成画面形象的变形，能够造成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分离，使镜头表现的焦点投注于人物自我的精神状态当中。

本片中的人工顶光运用起到了渲染诗意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情绪的重要作用。

影片《钢的琴》中镜像话语的特征体现了导演对现实的一种特殊理解。

运用一系列反传统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来表现现实，特写了张猛对工人阶级精神的一种深切理解。

影片以一种积极乐观、充满喜剧幽默与诗意的“语调”来讲述这个现实悲剧故事，导演让我们看到了“钢的琴”所象征的工人阶级在没落中自我救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