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去年春天，还冷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裤子在三联书店旁边的雕刻时光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喝咖啡之前，我终于在三联买到了苦苦寻觅已久的《刘震云精选集》，因为里面有那篇在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喝完咖啡，后劲很大，回去之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到凌晨一两点。

坦率的讲，这不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种纪实文学，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一九四二年，但里面写到的，我相信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后来，听说冯小刚要把这一年拍成电影，我便开始深深的为他发愁：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总局，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部电影——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那一年的本来面目吗？

它在残酷性上堪比余华写的《菜人市场》，却又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所谓政治在其中。

所以，今年电影一上映，就去看了。

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回顾，跟张国立和陈道明无关，跟钢琴师和肖申克无关，跟冯小刚也无关。

电影围绕了一个富裕的河南家庭展开，开头几分钟，有点像《活着》和《白鹿原》的感觉，但紧接着，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九四二》。

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人命如草菅，那么一大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了！

近年来，几乎每一部关于近代战争的电影都掺杂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却让我几乎感谢日本人，他说，饥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他用粮食收买了一些饥民，与中国军人做斗争。

在那个场景下，活着，确确实实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入戏很深，几乎融入到了那个世界里，所以看到红着眼睛的野狗撕扯着路边死尸的时候，确实吓了一跳。

小说里似乎还提到了卖人，但小说里的卖人和电影里的卖人是不一样的。

电影里的人被买走，还能活命，哪怕是受尽耻辱的活着。

但小说里被卖掉的人，几乎全被吃掉了——没人愿意吃掉自己的家小，只好卖掉自己的家小，换来一丁点钱，去食用别人的妻儿。

——感谢冯小刚，没有拍出这么残忍的镜头，否则观众一定会做噩梦的。

我虽然是个喜欢亲近小动物的家伙，但远远没有苛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招人讨厌，尽管如此，看到地主的女儿为了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嫂子找口吃的，把逃荒路上坚持养下来的黑猫给人宰掉，并且平静的说“一会煮好了给我喝口汤”的时候，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来了。

再次流泪，还是关于她，这个曾经的大家闺秀被人卖到妓院，服侍贪官，端着盆为他洗脚的时候，几次弯不下腰。

贪官说你把盆放下吧，她哭着说“爷，我吃的太饱，实在。

是蹲不下”——这个时候，许多观众不合时宜的笑了起来，不知道是他们太残忍，还是我过于入戏了。

而结尾那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煽情的场景——除了最后徐帆和张默在茅草丛里换棉裤的时候响起了音乐——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悲伤。

为那个时代的河南人，以及蒋介石。

他太不容易。

最后一次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是结尾时的字幕出现了“1949年，蒋介石战败，退踞台湾”。

我们都知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很好看，不过它和《一九四二》不属于一种类型。

在毫不犹豫的为前者打满五颗星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狠狠的给后者一个大差评吗？

固执与偏见是一张需要撕破的蒙脸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细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次在没有探究真相的情况下让一种来源于别处的态度在自己心中先入为主？

这样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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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动容的是，主创与编剧对于该篇的诠释，张国立几度哽咽，认为这是“真相的坚守”，冯小刚认为这是18年的“梦想”，王中军则认为这是对于观众的“信心”；刘震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良心”。

冯小刚现场感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刘震云，现场掌声雷动呼应。

感动是感动，回来路上，1942 让冯小刚干了，1960 谁来干！

1960的饥荒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多！

先说不好的地方。

很多人诟病的宗教色彩，这个我也觉得有点自说自话，因为起码在中国，多数人信教都为了占便宜，没人会考虑到受罪。

对于什么苦难，救赎，上帝的 隐遁理解不上去，也没有兴趣。

所以九连谷子地和肖申克罗叔他俩关于上帝在哪儿的那段话，一是大伙没什么感觉，二是即便对这个材料有点感觉的，类似这种陈词滥调也被西方那些影视文学作品说烂了，没什么新料。

这段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拔高而拔高，没必要。

再有，就是舒宝先生在多线叙事方面一直以来搞不利索的节奏感，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唐山大地震，总让人感觉跳很tone，所以有人会觉得看冯小刚的悲剧哭不出来，因为他不给你一个情感累积到爆发的机会，你刚觉得鼻子发酸，故事就从徐帆跳到明叔身上了。

当然人看悲剧不是为了发泄，可是总有点语焉不详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国府一条线，演员形象的纸片化，当然这个跟上一个问题是连着的，野心大玩儿的大，摁下葫芦起来瓢，这都免不了。

我印象里中国导演好像没谁把多线叙事和群像戏玩儿的特别好的。

张艺谋老师试了一回英雄，不玩儿了，陈凯歌老师试了一回无极，被人骂的不值三升小米儿，护导的唐山大地震弄得不怎么成功，但是勇气可嘉，还敢继续玩儿。

下面说说牛逼的地方，那就是逃荒的这个故事。

冯导最牛逼的技能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很冷静的讲故事。

即便是早年间他最好的讲温情的喜剧，像甲方乙方，也都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

为什么葛优一直以来最能代表冯氏电影的精髓，就因为葛优不煽情，煽情也像不煽情，很冷峻，很节制，收着演。

这次这个逃荒的主题，是讲人在一种极端条件下生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很冷峻。

整个逃难的过程中，除了孩子基本没人歇斯底里的哭，徐帆没了老公，张国立没了闺女，情绪上都没有太过于明显的波动。

每天都有人死，亲人也好，外人也好，生死离别变成了常态，自己又在硬挺着活，能歇斯底里就怪了。

这恰好是冯导的长处——冷静的，完整的，节制的讲完一个故事，并且讲的有表有理，有始有终。

再有，就是相对客观的抓住了某些实质。

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下，人人都在做着自以为对的事，但是事情却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谴责任何个人（除了日本人），上至蒋介石下至张国立，都在做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做的和该做的事，但就这样，死了三百万灾民，还不算兵。

这部电影对个人而言，基本没有预设立场，每个人都是被推到自己的位置上的，无论行善作恶，动机都是为了利己。

一个健康的不失控的体制，人人利己政通人和，反过来，一个糟糕的体制，失控的社会，即便天下为公，还是有人中饱私囊，有人横死野外，有人活罪难逃。

这一点，我觉得冯小刚找对了路子。

再有，就是感觉雕琢的痕迹少了一点。

顶级电影大师的牛逼之处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你要不看导演解说音轨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某个桥段里究竟埋下了什么心机。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搞得一塌糊涂，跟时代有关的符号几乎每场戏都得特露骨的表现几个，戴黑纱悼念毛主席啊，高唱走进新时代啊，在家看春节晚会啊，就差直接打字幕把导演的想法告诉你了。

这一部，有点儿不漏痕迹的意思，当然，也是才摸到门儿而已，但是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了。

很多人说冯小刚消费灾难瞎煽情，我怀疑你们看没看电影。

要是这叫煽情，泰坦尼克号估计能煽死几个。

冯小刚煽情煽的不好是公认的，大伙对他电影放的地图炮之一就是煽情过度，而且倍儿做作。

这方面可能陈凯歌是最牛逼的，张艺谋也比他强。

这次可贵就可贵在，冯小刚决定不玩煽情好好讲个故事，就像结尾旁白说的，当妈上岁数的不愿意提及这段往事。

我相信就是逼着老太太讲，估计也是平平淡淡叙述一遍，至多不知不觉滴下几滴老泪，而这恰好是冯小刚擅长的，好容易门当户对可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蒙的。

至于消费灾难发国难财我就更不懂了，按这个逻辑拍什么只要拿到电影院去卖票就是消费咯？

那斯皮尔伯格是消费奥斯维辛集中营呗？

卡梅隆是消费泰坦尼克撞坚冰呗？

奥利弗斯通消费过911，他和库布里克和科波拉都消费过越战。

这种莫须有的帽子一抓一大把，黑人也不应该这么黑对吧。

豆瓣的低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有预设立场的，这个倒也无所谓。

如果豆瓣给每个导演单独弄个页面，你觉得讨厌他护舒宝也好讨厌他砍小孩儿也好讨厌他霸占imax也好讨厌他长得丑也好，完全可以到那上面去给丫一个黑里透红的差评，如果因为冯小刚那身痞里痞气的土精英味道，搞臭了一部认真拍摄中国人苦难的电影，我觉得对1942是不公平的。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

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

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

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

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

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

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

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

《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

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

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

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

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

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

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

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详情可见上期专题。

[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

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

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

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

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

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

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

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

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

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

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

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

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

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

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

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

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

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

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

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

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

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

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

……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

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

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

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

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

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

（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

（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

”（《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

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

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

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

”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

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

”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

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

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不是。

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

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

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

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

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

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回到冈村宁次。

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

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

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

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

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

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

”（《山西通志》）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

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

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

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

”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

”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

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

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

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

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

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

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

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

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

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

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

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

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

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

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

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

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

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

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

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

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

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

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

”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

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

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

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

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

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

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

《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

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

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

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

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死亡人數，政府統計一千六百二十人。

”“實際呢”“三百萬人”。

一條命，值兩塊餅幹。

餓死人的年頭很多，你問的是哪一年？。

這兒的人，善良的人，為什麼要讓他們受到戰爭、饑荒的折磨，如果鬥不過魔鬼，信主有什麼用？

早死早托生，來生千萬別再托生到這個地方。

國家貧弱，只有甩包袱，這樣才能顧全大局……在危險苦難時刻，國家、民族、領袖、主義，一個比一個不靠譜……你給我餅幹，我跟你睡。

爷，我是吃的被撐的彎不下腰了。

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最后，，，老东家的孙子没有被饿死，竟然被他自己捂死了！。。。。

《一九四二》观感——一部有诚意的人道主义电影（无剧透）1）这是一部结构并不小的历史剧：主人公是卷入动荡时代巨潮的民族与个人。

片子从上到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基层官吏/基层民众等)都涉及到了，力求刻画围绕这一事件的整个时代。

对各层级的内容照顾比较平衡，恰到好处，衔接也比较自然，不唐突。

2）关于历史：总体而言我觉得比较balanced的。

对蒋介石的表现比较正面：塑造的是一个愿意抗战、反对腐败、致力于为中国争国际地位、关心民众也笃信基督教的人。

但作为国家领导人要在复杂的局势下考虑多重因素，做多重艰难选择。

国民党：有好人有坏人。

有清廉有腐败。

在今天看都不算什么了。

另外他们是抗战的。

地主阶层：地主主人公心眼不错，对乡亲也很好，形象正面；其他普通人和国民性：都是战乱动荡年代的渺小个体，没有特别好的，也没有特别坏的（少数掠夺灾民的逃兵还有腐败官员除外），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他们的选择和做法都大多可以理解。

片子有避免脸谱化和妖魔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力求真实的。

3）关于共产党：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全片没有一个字直接或间接提到共产党，连lip-service都没有。

共产党好像不存在于那个年代。

4）关于主旋律：这是一个人文/人道主义（humanism）的片子，主题是探讨动荡和灾难年代下人的生存和运命，没有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内容并不政治化，其次从电影本身看也并不商业化（对有些人说冯又在发国难财，对这部片我不敢苟同），我觉得观众在观影后对那个艰难年代活着和死去的人有一丝尊重和理解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这个片子又在挖掘展示国民劣根性和奴性什么的，这些都是今天衣食无忧的人在电脑键盘里打出来的废话。

不在那个年代那种历史情景下亲历和选择，你就没有论断他们的资格。

对于这类历史事件我的一贯观点如此。

5）人物刻画：比较单薄，对人物角色发展不够。

但考虑到时小说改编剧，人物繁多，不可能都交代清楚，可以理解。

6）叙事：比较平铺直叙，缺乏高潮。

总体印象深刻，但坦白而言没有单一一个片段特别打动我。

对里面悲惨事件（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司空见惯，是一个“banality‘"）例如死人什么的，我觉得处理还是比较自然的，没有做作、矫情、煽情。

至少我没有感觉到。

另外有一点不足的是历史背景交待略显不足，再多一点就好了。

7) 表演：陈道明、李雪健、张国立等演得都不错。

张国立和徐帆太胖，不适合演灾民。

张国立的地主角色葛优演可能更好，不过可能剧本里没有有趣的台词做支持。

8）配乐：非常弱。

中国电影的一贯特点。

摄影：总体不错。

其他细节：都还是做得比较到位。

制作组很用心。

9）关于潜在分级：有一些暴力和血腥镜头，包括断腿、狗吃人尸体等，大量的死亡，整个情绪都比较压抑。

我认为不适合儿童（个人以为初中以下）观看。

另外给小孩看意思不大，很难理解全貌。

初中以上可以家长指导观看。

10）补充一点。

关于基督教的东西电影在开头部分涉及不少。

主题大概是这些宗教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没啥用了，甚至本来虔诚的人的信仰都会崩坏，对宗教是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在小说里有这部分内容是不错的，在这部电影里略显多余，可以剪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可以看到作者/导演的诚意。

片子是有教育意义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记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过的苦难，帮助我们了解人性，了解个体与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

评分：4/5

今天刚刚看过《1942》，有种情绪抵在胸口，想和人交流。

来到豆瓣看影评，诧异，然后是深深的失望。

那么多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在那里恶评，声称着坚决不会去看却打了1分。

这个分有什么意义呢，除了抹黑？

豆瓣什么时候失去了公允而被这样的人占据了主流，真是让人失望。

这是片尾的一句旁白：“这些糟心的事我都忘了，你又写它，图个啥？

”糟心的电影导演又拍它，图个啥？

虽然我不知道导演拍这个片子到底是图什么，但我们可以扪着良心问自己，这部片子是不是给我们还原了一段还算比较客观真实的、不为广大青年们所知道的、抹不去的历史。

历史是人们共同的记忆，而维系一个民族情感和关系的纽带就是共同的记忆。

中国人口多，中国人喜欢反复研究历史，这也没什么不好，好歹让人们能忆苦思甜，或是更团结。

看电影之前，千万别带着很沉重的心情。

冯小刚一点也没想赚观众的眼泪，也不想用灾难片来绑架观众，他就是很平静地在讲一个故事，一个比小说略乏味比纪录片略有趣的故事，看完这个故事是笑是哭那都是你自己的事了。

不要将这种题材当做一种负担，它仅仅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不需要我们再来为这些悲剧负责。

看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感性的享受，而理性的思考都是你强加给自己的，却不是电影逼着你去想那些又苦又累的问题。

所以不要拿影片背后隐喻的政治之类的来说事，也不要纠结于人性到底怎样，先单纯地享受电影的本身就好。

回到电影，导演的功力还是有体现的。

每每看到快哭的时候，故事又马上会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收起眼泪，偶尔还会掺杂一些黑色幽默，让你啼笑皆非。

初看电影时间146分钟，在想会不会过长了，后来进入电影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根本是多虑。

2个多小时的电影，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讲述一个令人无法冷静的故事，造成的无奈感和心理反差格外强烈。

除了神父那部分显得有些做作和拖沓外，其余的故事进展得不紧不慢。

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

在河南与重庆之间切换自如，形成对比鲜明的强大反差效果，对天灾的无奈感与对人祸的讽刺味昭然若揭。

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剧本就是要好。

剧中有些台词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在大饥荒面前，人可以什么都不顾；但在大饥荒面前，人却还会有最后的底线。

逃荒路上的主线基本围绕着老东家展开。

老东家经历了十分戏剧化的一段逃荒经历，从痛苦挣扎到愤恨无奈，从最初的人丁兴旺到最后全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撇下他独一人，真正告诉你什么叫兵荒马乱、饥荒逃难的年代。

而花枝、星星等女性角色面对灾难不得不做出一些痛苦、无奈却又充满存活希望的选择，也算是为了家庭的存活献出绵薄之力。

栓柱对于孩子的情感执念与老马挂在嘴边的“保命”信念作比较，虽然略嫌做作，但还是十分现实地将一个忠实马夫作为中国奴仆与一个圆滑厨师作为日本奴隶的差异化结局残酷地表现出来。

让人绝望与苦痛不堪。

政府方面李培基体恤民情的执着与蒋鼎文蔑视难民的冷酷相对，到最后李培基也表达出对官场的无奈，以及注重形式的口号排练与惨造欺凌的完败战役都表现出国民党政府实质性的腐败无能。

事实的真相竟然要一个外国记者突破层层阻碍反映到蒋介石处才能得到还原与引起重视。

电影中的配乐并不多，没有去故意煽动人的情感。

说实话，两个多小时流水账一般的电影像极了纪录片。

但在这基调理性的故事里，导演像是拿着一条细腻的感性长鞭，一下又一下慢慢抽打着你的内心深处。

你疼一下，再让你缓一下，反复交错。

我个人偏好冷静的叙事方式，这样更加能让你感觉到故事本身的痛苦与无奈、挣扎与冷漠。

最后对于那些嫌弃导演不够犀利尺度不够大的观众，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

”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

至于那些想看人吃人或是更残酷血淋淋场面的观众，建议你要么看看小说就够了，要么就先自己拍出一部这种尺度片子在国内公映，给我们开创条先河。

其实，我们应该感激和鼓励充满诚意的导演和演员们创作出这么一部电影。

做人要知足和适可而止，而不是整天四处叫嚣着我只看无删减版国外剪辑版或是还没看电影就开始打嘴炮鄙视“发国难财”的垃圾“商业”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