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拥有一部成熟的传记片该有的样子，冷静、内敛、完整，不做作，不花俏，抛出了一个与普罗大众都相关的问题，让阿伦特这位20世纪最具思想性的女哲学家给予了答案。

当然，这个答案与哲学一样，魅力无穷，随着思考主体和背景的不同变换着光芒。

汉娜•阿伦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深受导师海德格尔的喜爱，著于二战后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被欧美舆论界称为大师杰作。

受胡塞尔的现象学影响，中年著有《人的境况》，以思维与行动的概念迭代古典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概念。

作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二战期间开始流亡旅居生活，50年代在美国教学，她是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首位女性正教授。

讲述这样一位不算家喻户晓的故事，是不容易的。

影片没有采用通常传记片的做法——浓缩叙事，即把人物一生中大名鼎鼎的事件描摹一遍，再辅以交叉蒙太奇渲染情绪，俘虏观众的判断，这是大多数名人传记片的拍法。

然而，这部德国电影充满批判的内涵，没有采取万花筒式的结构，而是客观坦率地再现与发现阿伦特对纳粹“死刑执行官”艾希曼的庭审观察，写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处于舆论风暴中的种种。

她的视角超越了犹太民族，也挑战了同胞们的情感认同。

拥有浩瀚哲学星空中最亮的那几颗星辰，德国思想界的严谨思辨传统对后世的影响一直都在。

本片绝不止于呈现这个极具话题和学术造诣的女哲学家个体，更意在表现犹太民族面对劫难的反思和质疑，回忆同胞逝去的扼腕和痛楚。

正是在一片民族阵痛中，阿伦特的警醒与思考显得振聋发聩。

她看到了一种“平庸的恶”，个体在纳粹极权政治下的麻木和不思考，人们犹如机器一般附庸作恶。

这种恶平庸又日常化，导致艾希曼一次次执行屠杀命令正是这种“平庸的恶”。

片尾，阿伦特的好友、同事、邻居、亲人，因为她高高在上的哲人姿态离她而去，她孤独地站在窗边自言自语道：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平庸的恶汇聚起激进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的不幸。

镜头转向阿伦特的哲学家丈夫，他揽过阿伦特的肩，问道：如果早知出版后会引发争议和批评，你还会出版吗？

阿伦特眉头一锁，说：我会。

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的公民精神，比他的老师兼恋人海德格尔走得更远。

作为基础存在论的弟子，阿伦特没有停留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此在的学说，而是将人的生命实践延伸为个体责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当中年的阿伦特每每陷入回忆中，一个象征性抚慰的画面就浮现了：少女阿伦特羞涩又好奇地站在海德格尔面前，提出质疑，海德格尔只说一句：思考是一份让人孤独的事业。

拍哲学家的传记片远比政客、科学家或是明星要难，常常会因为着力思维的快感与痛感显得晦涩艰深，而本片的两层叙事一张一弛。

一层用艾希曼庭审牵引，镜头在犹太幸存者之间平移。

庭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与挚友的对谈也外化为她的思索。

严谨的叙事推进，没有绕过任何重要的情节演进，直到阿伦特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和庭审录音里，找到了论点。

另一层有阿伦特的家人朋友们领着，带出她生活化的一面，话唠群戏像是在试探她的思维底线，当她和闺蜜、丈夫在一起时，每段台词和场景都透露着她本真的一面。

那些略带辩论味的形容词和对话，道出了一个女哲学家智性的叛逆和精致的淘气。

在与海德格尔重逢的中午，两人漫步在深秋的白桦林里，海德格尔再次表露爱意，又说教了一句：真正喜欢的东西，只出现在少年或是青年，就是所谓“爱在第一眼”。

玩笑间也有浓浓的形而上的腔调。

好在这腔调并不令人生厌，相反，也增添了本片的哲学意味。

作为一部传记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拧巴和纠结，没有刻意把冲突和内心戏戏剧化，而是节奏稳健地只拍一个事件，毫不吝啬地沉溺着展示着她的思考，正如她主张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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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这是一部艰涩深刻的德语电影，所以我也没法写一篇轻松的评论。

故事开始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前党卫军“犹太人问题”科的军官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秘密抓捕。

按理说，被摩萨德逮到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当时已经1960年，西德是成了犹太复国运动中最可靠的盟友，而摩萨德搞的大量暗杀动静太大已经引起关注。

所以，在阿根廷的谴责声和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艾希曼被押解（绑架）回耶路撒冷受审。

这场世纪审判立即吸引到了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首先，她是《论集权主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作者，本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

其次，自己也是 “黑暗时代”里侥幸逃离集中营的一名犹太人，曾亲历邪恶。

于是，她接受《纽约客》的邀请，来到了耶路撒冷，自然感慨甚多。

从小看动画片时，我们常常会先问大人，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动画片里的好人慈眉顺目，坏人狰狞可怖，正所谓，相由心生。

而这个事件，好人坏人表面上看似乎不言而喻，一方是受迫害屠杀的犹太人，一方面是邪恶的纳粹官员。

于是审判开始了，世界听着检察官义列举着一桩桩我们早已熟知的骇人罪行，围观群众慷慨激愤，恨不能杀之而快慰人心。

而随着审判的深入， 被关在“玻璃笼子”的艾希曼面无表情，略带口吃地辩解道，自己根本不反犹人，只是纳粹官僚体制下一个奉命行事的公务员。

他对纳粹党教义从不关心，他喂流浪小狗，喜欢动物，并且希望努力工作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一生中，不和人吵架，“从未亲手伤害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换而言之，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只是你我一样，是一个最最不起眼的普通人。

<图片2>这样一个有点像大学教授般温文尔雅的普通人。

而正是他所供职的犹太人问题科学负责“公文的流传和政策的落实”，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的政策。

随着审判的开展，汉娜阿伦特以作为哲学家的敏感和冷静发现了问题远不是一开始的区分好坏，这么简单。

20世纪人类社会的邪恶已经不再像魔鬼孟菲斯托般舞着疯狂的爪子向你扑来，有一种新的邪恶产生了。

它打着“努力工作，幸福生活”的口号，通过办公室里的公文，电子邮件，通过精密的推演测算，冷静理智地去杀人。

600万犹太人，对于艾希曼来说，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数字。

他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更没有扣动过扳机。

而最大的邪恶，一桩桩“行政谋杀”却是因为有一个个像艾希曼这样不问对错奉命行事的nobody，才最终成为可能。

汉娜•阿伦特把这种新形势的邪恶，命名为“平庸之罪”。

当她向纽约客交出她并不怎么“接地气”的作品，并坚持不做改动地出版后，读者们首先是震惊，其次是困惑乃至愤怒——恶徒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想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你给我们看哲学论文？

艾希曼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纳粹，你阿伦特作为一个犹太人居然为他辩护？

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进水了？

一时之间，“婊子”，“卖国贼”的骂声响彻全世界。

最后，甚至以色列的摩萨德也跑来威胁她，最好的朋友在也误解她无法原谅她。

汉娜在乡间林荫道上孤独地走着，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众叛亲离。

思考，虽然并不一定能导致行动，但有时却比行动更需要勇气。

阿伦特所说的思想，德语Denken，被她的恩师海德格尔诠释为对于存在的领会和铭记，思想是把握人类安身立命之根基的唯一道路。

从哲学角度理解很复杂，此文中难以尽述。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康德所说的，不依赖任何权威，为自己树立独立的人格和道德。

正如影片中汉娜的闺蜜，美国著名作家玛丽•麦卡锡所言：你们这些骂她的，大多数根本没有看过她文章的人，批判她的，批判的都是些她根本没说过的话。

汉娜作为集中营的受害者，能思考，能说真话，这更需要很大勇气。

影片的结尾，阿伦特来到大学课堂，以一场慷慨激扬的演讲解释了自己“平庸之罪”的哲学观点。

汉娜认为，艾希曼把自己当成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罪，他的罪在于“思考的匮乏”和“拒绝行使判断力”。

当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个齿轮，拒绝思考的时候，他就是等于把自己“非人格化”，主动放弃了作为人的资格，从而顺应集权主义暴政，从而带来了极端恐怖的恶。

阿伦特断言，唯有思想能够对抗“平庸之罪”，在整个国家机器逼迫你去犯罪时，每一个个体的人当以思想来行判断，指挥自己的行动，才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来对抗集体的邪恶。

也许你问，反抗“平庸之罪”就是死，不服从怎么办？

电影《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第一军团的风暴士兵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格，他们不会思考不会去问对错，也不会去问反抗军是不是该死。

“执行任务是军人天职”，况且背叛就意味着与整个军团为敌，螳臂挡车，no zuo no die但是构成这庞大军团的，正是他们自己，每个人成为自己觉醒的绊脚石。

一照思想之原力觉醒，才能尽破藩篱，冲散一切阴霾。

<图片1>集权主义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国家暴力，而在于用洗脑让普通人停止思考。

只知道服从不知道反抗，最后只能被异化为“非人”，沦为国家意志行凶作恶的工具。

主动地去思考，哪怕不行动，也是对邪恶说不，保全自己的人格需要莫大的勇气（如《辛德勒的名单》），而当每个人都能尝试真正去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集权主义的根基就轰然倒塌了。

《铁皮鼓》中写到很多二战后的德国人来到杜塞尔多夫一家叫洋葱餐厅的饭店里，花钱干什么？

切洋葱。

为什么要切洋葱？

因为洋葱“创造了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创造了人的滚圆的泪珠”，德国人终于又在体面地哭泣了。

的确，战争中，需要忏悔需要带着负罪感生活的，不仅仅有纳粹党卫军，那些逆来顺受地听任着一切发生的普通人，难道能心安理得吗？

不说德国人，即使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很多犹太人被德国人提拔为小吏，去压迫，甚至去按下塞满自己同胞的毒气浴室的开关，活下来的人常常会在夜里一个人羞愧地自问，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

日军在华屠杀时，帮忙抬尸体的是中国人，起哄围观的也是中国人。

我们建国后的30多年集体浩劫，几乎大部分人都间接参与了对“右派”的迫害，此后，邓公拨乱反正，运动结束。

因为有“平庸之罪”，每个人，甚至被迫害的人，都无法逃避面对历史时应负的责任，所以巴老提倡建议XX博物馆，而我们却选择集体遗忘。

只要有人在，集权主义的幽灵就永远不会死，停止思考，dark side of the force就一定卷土重来。

或许，这才是这部不太轻松的德语电影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首先来说媚俗点1. 抽烟。

汉娜抽烟的镜头不下10个吧，即使抽烟是个文艺的，有些文人可能还为之丧了小命，但是并不是每个文艺女青年都要抽烟。

即使汉娜幸好是个烟鬼，也不必在慢镜头推进的时候，再拿抽烟搞个更慢的镜头，汉娜绝对有除了抽烟之外，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其他特质，我想她老人家躺在棺材里有天听说我们后人这样埋汰她，肯定跳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不懂事，要学习的！

2. 绯闻。

她和海德格尔，是永久的绯闻，不灭的神话。

不得不承认，没看之前，自己也期待过，电影中会有点涉及。

但真的如愿以偿了，又不免失望。

海德格尔潜入她房间扑上去的时候，小心无比激动, 生怕眼睁睁地看着一朵鲜花被猪给拱了。

还好，导演也只是点到为止，剩下的让大家去想象了！

3.语言。

电影语言主要是德语，辅助为英语，对我来说没啥，说英语的时候，因为我主要精力用来看字幕了，可我的几个朋友受不了，说口音太怪，故意为之等等喋喋不休了一路。

实际上，我还没揣摩透，为啥导演会安排三个关于语言的情节，一个是同事聚会，纠正汉娜的发音，一个是纽约时报编者？

和汉娜讨论语言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编辑部的人暗暗嘲笑汉娜的语法问题。

我不觉得这和主题有关，或者说这点不值得这么多镜头。

4. 有关艾希曼的被捕。

那个镜头太假，以致于看完之后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被捕。

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于，那个镜头给人的直接感觉是，SS重现，而不是一个恶者罪有应得。

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机构的强权。

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最近看集中营文献过多而产生的后遗症。

值得推荐的地方：1. 艾希曼耶路撒冷原材料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给我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

艾希曼的慢条斯理，冷静，逻辑清晰，面无表情...... 和幸存者控诉时的难以自控，语无伦次，甚至崩溃离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再长点，我估计我都承受不住。

这个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汉娜的平庸的恶的观点。

2. 汉娜的私生活。

电影中比较感人的是，她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互相调侃却相看不厌，一个是贴心相助一路相随，看着她们一起欢笑一起飙泪，感觉汉娜很幸运，在高处不胜寒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身边。

相比之下，男性朋友，大多比较扯皮，包括海德格尔。

3. 成书过程。

如果不看电影，不读传记，大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本书会给汉娜带来这么多的打击和困扰，我们应该还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世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对这本经典教材一样顶礼膜拜呢。

在最困难的时刻顶住了，坚持下去了，才会成全自己。

4. 时人对该书的反应。

当校委会粗暴地决意停下汉娜的课，汉娜决定公开为自己辩解时，我既为她的勇气而鼓掌，同时也为她的无奈而气馁。

当学生为她的演讲而鼓掌的时候，我也真正为之欢呼。

在此，经常套以“幼稚”的年轻的学生，在此却远远把那些“渊博” 的教授们给落下了，十分值得玩味。

5. 关于形而上的问题。

这个影片中提到了很多次“思考”，用海德格尔老爷爷的话就是“das Denken”。

我觉得，当中插叙汉娜去质问海德格尔，为什么对世人不解释也好，还是汉娜说，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不是在于他不能思考，而是否认了自己思考的能力，不愿思考也罢，还有第四条中校委会和学生两种不同的反应，都表明了思考的能力和意愿的问题。

其实这个归结到底就是“不能”还是“不愿”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勇气的问题。

用康德老爷爷的话说，就是要有勇气利用自己的理智，脱去蒙昧，逐步启蒙。

总体来说，在糅合了大众口味，人物传记和历史史实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还能把片子拍成这样，值得推荐。

PS： 今天看了本有关纳粹战犯心理分析的书，有讲到 1946年的时候，有人组织对战犯进行系统的心理分析，一共邀请了10个心理分析师，最终没人做出任何回应。

后来分析，他们很清楚，公众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不敢把他们的结果公之于众。

1974年，又重新做了一次，8个战犯8个普通人，分给15个心理分析师，匿名，要求他们说出，分析对象属于那些人群，结果没人认为在其中有战犯，甚至有人认为其中有民权维护人，有艺术家，心理学家。。。

玩味之处，这一结果其实并不支撑汉娜的观点，平庸的恶，因为他们连恶都算不上！

刚刚看了一张Adolf Eichmann的照片，问一下各位同学，在这张面孔上，能看到平庸和恶么？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347514/347514/0/4e0b3ea48a0b53cb9052eec2.html#albumindex=0&picindex=1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平庸之惡還是惡之平庸？

(原載於《時代論壇》一三七○期.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http://brucelaiyung.blogspot.hk/為甚麼歷史上會出現納粹大屠殺和文化大革命等滅絕人性的災禍？

即使幾個極度聰明、心裡滿懷惡念的人聯手，也無法造成規模那麼巨大的人道罪行。

參與那些惡行的，包括了無數平民百姓。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經歷過二次大戰，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國，畢生致力研究有關邪惡和極權的問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這齣傳奇片，以鄂蘭在一九六一年在以色列見證「耶路撒冷大審」前後的事跡為主幹。

鄂蘭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嘗試抽離而冷靜地思考邪惡根源和歷史責任的問題，結果惹來激烈的批評。

曾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擄走，並舉行公審。

在大學任教的鄂蘭向知識份子雜誌《紐約客》自薦，願意親臨大審現場，撰寫一份歷史紀錄。

艾希曼在審訊時的表現令鄂蘭感到詫異：他完全不像一個兇殘暴戾的惡魔，只是一個平凡人。

甚至可以說，他不是沒有道德感的，因為他堅持自己「盡忠職守」是應份的。

他推說，他不是親手殺人的兇手，他只是執行命令。

艾希曼的「純真」表現使鄂蘭不得不反思「邪惡是甚麼」的問題。

邪惡是有本質的嗎？

抑或邪惡只是良善之缺乏？

二○○八年上映的電影《讀愛》（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戰時也曾為納粹服務，而她只是一個文盲，幹甚麼都只是執行任務而已。

結果真實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視為戰犯而判刑。

鄂蘭除了把別人眼中的惡魔描述為一個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與納粹合作的猶太社群領袖牽進來，指他們也須對大屠殺負責。

她這樣的論點旋即惹來學界內外、猶太同胞與其他族裔的人、報章讀者與鄰居等各方的攻擊和恐嚇，說她背棄自己的同胞、違反人性、冷酷和高傲。

連大學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卻堅拒妥協，並在大學講堂裡辯解時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

「Banality of Evil」多被譯作「平庸之惡」，偶爾引來誤解，認為這是從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態，詆譭平凡的普羅大眾，意味著他們本身蘊藏著一種邪惡的特質。

其實「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應是「邪惡的平庸面向」。

鄂蘭澄清，她不是說像艾希曼所做的事並非不邪惡，而他受刑也是罪有應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惡不一定體現為滿懷惡念的魔君形式，猶如《讀愛》中目不識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

邪惡會以「平庸」的方式體現於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絕獨立思考，只管跟隨比個人更大的國家機器和集體意識。

在巨大的邪惡之網羅籠罩之下，即使「盡責」本可稱為美德，一旦人們停止思考，彷彿把腦袋皆變為「外置硬碟」，結果仍是災難性的。

「盡忠職守有甚麼問題」的反詰，令人想起無數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

」香港人並非不會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餘時間不想用腦，所以反智電視劇比國家地理頻道更吸引。

他們也不是不關心社會，只是那些高官和輿論領袖的「語言偽術」功力太高，真假難辨，只能順大勢而行。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穿插著鄂蘭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舊日交往的回憶片段：當日已婚的大學教授海德格與學生鄂蘭發展一段不倫關係。

一九三三年，海德格加入納粹黨並成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助紂為虐。

戰後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聲名狼藉，卻跟鄂蘭解釋說當時世局艱難，作為不諳政治的學者，他只是一時糊塗，很多人的攻擊也是無理中傷云云。

鄂蘭似乎被打動了。

電影對於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只是蜻蜓點水，主要是跟鄂蘭和現任丈夫的恩愛甜蜜作比較，卻沒有深入地勾劃鄂蘭、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間的微妙關係。

儘管說艾希曼只是機器裡的一顆螺絲，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會思考的平庸之輩？

電影也沒有提及戰後鄂蘭如何跟海德格回復曖昧的師友關係，幫助名聲掃地的他回復學術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終沒有真正悔改。

若編劇在鄂蘭和海德格的關係上著墨更深，或許會令電影沒那麼沉悶平板。

其實魔掌也是孤掌難鳴的，邪惡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兇惡的一面實是渾成一體。

汉娜阿伦特一开始的毛衣两件套好看，最近miumiu又出了很多类似的套装。

开篇汉娜评论好友的丈夫不愿离婚是为了掌握更多主动权。

感想太多了短评不够。

汉娜好友家的玫瑰品种好像是女娲。

她竟然在57岁已经有相当存款和超稳定收入的时候还自己看着菜谱做饭。

烟瘾这么凶吗。

在逆境中坚持突破的勇气可以瞬间从有到无，这个我有体会。

汉娜丈夫对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的反对理由：以色列没有对艾希曼进行跨国直接抓捕和在耶路撒冷这个部分犹太人新国家对其进行审判的权力，所谓正义不能凌驾于公约法治上。

原来英国军队里还有一个犹太旅。

遗憾电影这种形式更方便展示人物的经历而不是人物智识思想的形成。

可惜中国人没有等来针对日军的纽伦堡审判。

反对审判成为煽情表演。

犹太战后一代与战争一代的分歧。

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性让受害者希望加害者加倍偿还也是正义，学者阿伦特追求在思辨中更精准的定罪，不是复仇思路。

阿伦特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思路更容易被普通人理解。

这场审判的律师很会打煽动。

阿伦特在这里默认了艾希曼是诚实地为自己辩护而不是在表演，但一个人对自己的记忆就是会随着当下的利益而修改，即使他自己没有非常刻意地掩饰自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人性。

艾希曼在代表整个纳粹被审判。

审判也是一种专家访谈。

为什么阿伦特在艾希曼说对希特勒的宣誓誓言在希特勒死后自然失效时笑了？

因为艾希曼在通过把自己看作一个工具来减少自己对恶行的主观责任吗。

艾希曼说自己对自己良心和行为职责的认知是分裂的，在二者之间摇摆，这只能论迹不论心地去听了。

一个邪恶组织中的“乖孩子”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恶行）但他的主要发心是赢得环境的认可不被环境排斥，而对环境本身的善恶没有思辨的愿望因此也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中耶路撒冷的风景画面令人怀念起6年前的旅行。

结合我个人对恶行的复仇心态我可能做不了政治哲学家。

我发现很多电影中的插花都不摘叶子，尤其是玫瑰，外国人养花只在乎外观不在乎花期是不是，后来电影里还出现了一瓶混色、一瓶艾莎，一把紫霞仙子与黄玫瑰。

犹太人也觉得美国人请假太多了。

电影好像在暗示汉娜的亲密女性朋友们都认为她丈夫在出轨只有汉娜毫不在意，不过查查资料没有他出轨的新闻。

电影的边叙边闪回的方法和节奏很适合我。

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怪不得像我这种表达欲旺盛的人总是感觉自己思考量不够。

第一次知道法国人在短暂地接收了犹太难民后因德国入侵（可能明显武力不敌）把犹太难民送进了法国的隔离营（也是一种集中营吧）。

也是第一次知道大大小小各处的犹太人领袖在早期与纳粹是有合作的并且这种合作对大屠杀的后果有直接影响。

对艾希曼进行绞刑是正义的表面的对恶行的惩罚，更勇敢的做法是让他活着。

（inspiring personally）。

阿伦特的犹太人朋友/同僚因艾希曼的职位和影响力而把他看作罪恶的首脑之一，阿伦特把他看作思辨能力有限的官僚体制中的傀儡，犹太人朋友当然会认为这是一种洗地说法。

犹太人朋友希望有人能为罪恶负责。

我觉得更关键的需要去理解的是，阿伦特并没有因为艾希曼对罪行的缺乏思考而“原谅”他，她似乎是在试图寻找更精准的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

（海德格尔）思考不产生实际的知识，思考不能赋予人行动的力量（怪不得我内心OS这么多还是行动力不足动力也不足）。

人思考是因为思考是人的天性（此处与对艾希曼的论述有冲突吗）。

——（安娜阿伦特）思考给人力量尤其在危急时刻阻止灾祸发生。

汉娜阿伦特是不是在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中半被动地做了小三。

她对交稿是真没有迫切性啊。

这就是已经成名的著名作家的底气吗。

汉娜阿伦特因这篇论述在部分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不是类似周树人在日本人政府工作时论述的地位。

看起来她所引发的公愤对她的攻击没有对她的情绪或精神有什么影响。

海因里克的红颜知己精神分析学者朋友对她的精神分析对了吗（partly）。

她的作家朋友好会吵架。

以色列的特务机关好厉害呀。

“我为什么要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具备的爱”。

抽象的思辨，具体的情感。

初代网暴、恶评与线下boycott受害者。

她的朋友们在文章发表前都提出了发表的后果，是她的学术自信让她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的真实的思辨结果。

”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

我用哲学方法思考这些问题” 这种平庸不思考或怂于抵抗系统的邪恶在我身边仍比比皆是。

勇于公开回应。

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旦认为自己被伤害了情感，他或他们就开始拒绝沟通思辨了。

电影结束的时机也很好，适时的停顿。

令人想要继续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就像电影最后，她的昔日好友所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瞧不起犹太人的德国知识分子＂。

确实，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高度思辨Einchmann这个＂杀人机器＂的平庸之恶，写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她的总结是＂思考，不是知识，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这番演说和理论赢得满堂喝彩，放弃思考只是服从，其实放弃的是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力。

保持思考，不断思考，这也可窥探到德国的哲学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但是，从情感上来看，真的无法接受。

哪怕是在昏庸无能麻木冷血的犹太委员会。

当你真正作为第三方去评判他的时候，一堆热血，存良知的人民，第一时间还是会维护他的。

汉娜够胆魄，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也确是她一贯作风。

至少，她在思考。

我们呢？

我们，希望看了之后，能思考。

本片几乎没有娱乐属性。

对汉娜阿伦特一无所知的观众，可能会看得有点费劲。

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众多，谈话中还夹杂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名，一次又一次考验观众的眼力和记性。

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整本电影看完了，可能会被结尾的演讲所震撼，但回过头来想想前面细碎冗长的铺垫，会不会觉得有点“头轻脚重”？

至少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看完第二遍，我有了新的发现——前面的“铺垫”才是本片想要完整呈现的阿伦特。

一般的传记片以时间为序，记录人物在不同年代的经历，本片没走这条寻常路，而是通过一件事来展现阿伦特这个人。

所以除了要讲清楚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来龙去脉，还要交代阿伦特的过往：有些可以通过她的叙述完成，有些必须再现当时的场景，比如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具有时间跨度的感情线，穿插在电影的不同处，直接导致了时间线的跳跃。

海德格尔晚年幽居山林，阿伦特几乎每年都去探望他，两人保持着一种“友达以上，旧情未满”的微妙关系。

电影如实展现两人悠闲的林间漫步，以及海德格尔猝不及防的炽热表白。

如果观众对此毫不知情，难免满头问号：这个阿伦特和老公那么恩爱，一言不合就把嘴亲上了，怎么转个身又在森林里和旧情人搞暧昧？

仔细想来，真不能怪满头问号的观众，本片对于汉娜的感情世界，表达得实在隐晦。

电影开篇就是关于婚姻的讨论，闺蜜玛丽麦卡锡红杏出墙要离婚，汉娜劝她冷静些，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要么接受男人的本性，要么就自己一个人过。

”言下之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阿伦特的“美满秘诀”。

阿伦特和丈夫海因里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容开放的婚姻关系。

影片多次暗示海因里希在外偷腥，而阿伦特表现得毫不在意，哪怕闺蜜都提出了质疑。

海因里希也不干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通信，各自放飞。

普通人难以想象，一对如此亲密无间的伴侣，明里暗里可能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越轨……你和幸福浪漫的婚姻，差的只是一只闭上的眼睛。

闺蜜玛丽麦卡锡在片中的存在感非常强，当汉娜的文章遭受抨击，她冲到第一线反击，当汉娜暂居乡下小屋时，只有她手握一束鲜花去探望……发自内心的欣赏，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石。

阿伦特在1975年猝然离世之后，麦卡锡发表了一篇《怀念汉娜》：汉娜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

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

”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

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

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

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不好，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我觉得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阿伦特的性格，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我想讨论的一点——真实的阿伦特到底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我觉得芭芭拉苏科瓦表演细腻，眉宇之间情感流转，把一个女性在舆论围攻之下的矛盾和不安都演出来了，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里少了一些内涵。

直到我看了汉娜阿伦特的访谈录像，再回去看电影里的阿伦特，不得不说，完全是两个人。

我丝毫不否认戛纳影后芭芭拉苏科瓦的演技，但她与阿伦特的气质实在大相径庭，即便用力模仿，依然毫无交集。

真实的阿伦特有一种雌雄同体的粗砺感，不拘小节。

她斜坐在沙发上，呈打开的姿态，气场强大，抽烟动作早已和她融为一体，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她忽然摘下眼镜大力揉搓眼睛，几乎要把眼珠挤出来了，完全不是优雅淑女的作派，更像一个斗士。

她的目光坚定，毫不畏惧，仿佛体内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她绝不是多情敏感的，她的肢体和语言都异常干脆，不拖泥带水。

她声音低沉，语调平稳，时而微笑，充满智慧。

反观电影里的阿伦特，她太精致了，太多愁善感了，她的姿态是内收的，眼神是闪烁的，她思考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了她指间的香烟。

她更像是一位温柔善良但心理素质不佳的母亲，而非犀利睿智大气沉着的思想家。

本片关于“平庸之恶”的理论，浓缩在了片尾的演讲当中，这段台词字字玑珠，非常精彩！

阿伦特跳出了犹太人受害者的立场，如实记录了“犹太委员会”的劣迹，实事求是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不思考只听上级指令的事，生活中比比皆是，只是恶有大有小罢了。

逃离“平庸之恶”，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然而在极端的政策下，这么做谈何容易？

假设艾希曼经过了思考，明白杀害犹太人是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他权衡了一下，不杀的话自己和家人可能会有大麻烦，最后，他还是做出了更利己的决定……平庸之恶，恶的不是个体，而是极权暴政。

个体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对权力滥用保持一份警惕，以及对自己的道德底线，多一分坚守吧。

最后附上演讲全文： “《纽约客》派我去报导艾希曼审判，我认定法庭只有一个目的，行使正义。

这任务不简单，因为艾希曼所犯的罪行，在法典里找不到，而这样的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法官还是要把艾希曼界定为因其行为而受审的人，受审的并非“体制”，不是“历史”，不是“主义”，更不是反犹主义，只是一个人。

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有个问题，他们坚持这些不是自己的主观行为，仿佛这样一来就没人应被惩罚，也没什么需要被宽恕。

他再三强调，与检方的指控恰巧相反，他从未做过任何自主行为。

他也没有一丁点儿“意图”，不管是好是坏，他做的只是“遵循命令”。

这是典型的纳粹式辩解……他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最极端的恶，是无名之辈所犯，行恶之人无动机，无信念，也非心怀恶念或以恶为志，他们只是拒绝当人，我将这种表现称作“平庸之恶”。

” 问：“阿伦特女士，你回避了这场争论最重要的一环。

你说如果犹太人领袖不和纳粹合作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 答：“这个议题在审判时出现，我如实报道。

我不得不厘清犹太领袖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曾直接参与了艾希曼的行为。

” 问：“你责怪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对他们的大屠杀？

” 答：“我从没责怪过犹太人！

反抗是不可行的，但或许在反抗与合作之间有别的形式，或许有些犹太领袖可以采取别的行为。

提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犹太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更加深信，纳粹在欧洲社会中造成了全面的道德沦丧。

不仅在德国，几乎遍布欧洲，不单是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

” 问：“迫害是专门反犹太人的，为什么你文中描绘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罪行?” 答：“因为犹太人是人，而纳粹恰恰就是想否定这一特性。

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犹太人。

大家指责我是“反犹太”，替纳粹辩护，蔑视同胞。

这不是所谓的争论，这是诽谤!我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我只是想把这个极其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

尝试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宽恕。

了解真相是我的职责，敢论述这件事的人就要敢担当。

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来，我们把“思考”看成是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艾希曼拒绝成为人的同时，也放弃了身而为人的特质，就是“思考”的能力。

因此，他无法再进行道德判断。

这种“不思考”，导致了许多普通人犯下滔天恶行。

没错，我是用哲学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思考的表现不是渊博的知识，而是一种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力量，在紧要关头避免惨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