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

5月28日傍晚的戛纳影节宫卢米埃尔厅，鲁本·奥斯特伦德欣喜若狂，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舞台，甩着一头金发，握紧双拳，呲出牙齿，面对媒体的镜头和台下一种影人的狂欢，一把夺过戛纳电影节颁出的70周年镶钻金棕榈。

身后颁奖的朱丽叶·比诺什表演欲极盛，跟着挥舞起双手，一旁的评委会主席阿莫多瓦则微微一笑，一片白色的毛发之下闪烁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获奖的鲁本·奥斯特伦德 虽然有人呼号，有人哀叹，但周围是此起彼伏的是同一种键盘敲击声——“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摘得戛纳70周年金棕榈”。

此时的我坐在媒体中心的高脚凳上，大概是整个屋子里最闲在的一个人。

怀着些许失落，我翻开笔记本，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导演。

之后才发现，不仅我一人如此，奥斯特伦德在国内的关注度确实不高，这可以从他在豆瓣上少得可怜的观看人数中窥得一二：除了2014年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出尽风头的《游客》（Force Majeure），其他几部作品的评价人数加起来也超不过五百。

因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把他之前拍摄的影片掏出来进行一番梳理，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更让人惊叹于他对人与世界的认知。

要知道，奥斯特伦德两个月之前刚刚过完43岁生日，而去年拿到第二株金棕榈的肯·洛奇已经81岁了，哪怕是他第一次拿到金棕榈的时候，也已经是70岁高龄了。

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他究竟还能在之后的电影生涯里带来多少惊喜？

简直是个可怕的问题。

奥斯特伦德从九十年代开始拍摄滑雪电影和纪录片，之后在哥德堡进行电影方面的深造。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友罗伊·安德森。

奥斯特伦德深受其影响，在一些访谈中，他多次提及罗伊·安德森喜爱的布努埃尔（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偷自行车的人》，而这些作品以及安德森“一景一镜”的拍摄方法都成为奥斯特伦德早期创作的重要参照。

直到2004年，奥斯特伦德终于拍摄了第一部虚构长片《吉他蒙古人》（Gitarrmongot）。

在这部影片中，奥斯特伦德第一次展现出他对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的高度兴趣和对固定长镜头的娴熟运用，所有这些都成为他的标志性特点，一直延续到今日的《广场》。

通观奥斯特伦德在《吉他蒙古人》之后创作的数部长片和短片可以发现，尽管这些片子中的人类行为各异，探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所有问题的指向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某种“困境”。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面临两种选择，但两种都不是好选择。

”总体来讲，这些困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每个个体面临的困境，而且通常来自于恐惧。

在奥斯特伦德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在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本能进行殊死搏斗，比如短片《自传场景：编号6882, 2005》（Scen nr: 6882 ur mitt liv）里，本来为寻求刺激想从高桥上跳进河里的主角在路过行人的劝说下退缩了，最终却被朋友的一句嘲讽激怒，冒死从桥上跳了下去。

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游客》中（甚至可以说这部影片就是对上述短片的某种扩展）——男主人公眼看雪崩袭来，在本能（也就是另一个片名“不可抗力”）的驱使之下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逃离现场，造成了夫妻关系的巨大膈膜和裂痕。

通过恐惧，奥斯特伦德展现出本我和超我的错位，以此描摹出“人之为人”的困境。

雪崩来袭时抢先逃跑的父亲，《游客》 在个体的基础之上，奥斯特伦德又将他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扩展到社群范围，开始探讨个体与群体之间纠缠不清的互动关系。

在这之中，《身不由己》（De Ofrivilliga, 2008）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全片由数条线索穿插而成，每一条线索都试图说明人是如何被他所处的群体改变的。

从裙子上一片怕人看到而必须擦掉的污渍，到眼睛被烟花炸伤却不愿在聚会期间去医院进行处理这样攸关性命的大事，再到所有乘客为了让司机开车胁迫小孩承认错误的卑劣行径，导演向观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们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

别人的评价会改变我们的行事方式吗？

面临群体性危机时，人还能够恪守利他主义的信条吗？

——这些困境构成了奥斯特伦德影片的中观层面，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关联。

此后，《游戏》（Play, 2011）将奥斯特伦德式困境带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人类文明之中。

这部作品里，一切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则被五六个非洲移民男孩打破，他们恶作剧性地劫持了三个瑞典本国男孩，并在没有使用任何暴力的情况下掠走了三个小男孩身上的所有东西。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固然是奥斯特伦德探讨的重点话题——这与《吉他蒙古人》中几组病态的瑞典人可谓一脉相承，但影片关注的更是事件发生的环境和周围人对待事件的态度。

尤其是在结尾，被劫持小孩的父亲动手向黑人男孩索要手机，却被围观大妈指斥欺负弱小，甚至上升到种族主义高度（大妈创造性地表述为“双倍的弱小”），奥斯特伦德由此勾画出一条“文明的界线”，标示出“政治正确”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伦理运作之间的巨大沟壑。

新作《广场》基本包含了之前所有影片曾经涉及到的问题，这也使得该作成为奥斯特伦德至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作品，堪称人类行为的百科全书。

影片以双线结构展开：一面是现代艺术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希望通过“广场”（the square）这一现代艺术装置唤醒人们对弱者的尊重和同情，另一面是克里斯蒂安钱包失而复得却引火上身的尴尬处境。

从开头在广场上大呼救命的女人，到观众呼吁宽容对待的秽语症患者，再到整部电影的高潮——上层社会的猩猩晚宴，每个段落都展现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过，与迈克尔·哈内克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快乐结局》不同，《广场》不像是个人元素的简单拼贴和回顾，而更像是一次统合人类行为的疯狂实验，因为奥斯特伦德几乎为每一个场景分离出两到三层含义，这就让整部影片的信息量难以想象的庞大，甚至有一种过度填鸭的感觉，而这样的统合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正因如此，尽管在戛纳放映时笑声不断，媒体对《广场》的评价却没有观感本身那样强烈。

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广场》体现出更强的讽刺性，这种讽刺性一方面来自于双线结构的对比和剧作中无处不在的观照，另一方面也与奥斯特伦德拍摄风格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从《吉他蒙古手》开始，奥斯特伦德就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美学体系，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经由两部作品，最终在短片《银行事件》定型。

这部短片仅有12分钟、一个完整的长镜头，但传达的意涵却极为丰富。

摄影机本身固定在三四层楼高的位置上，视角与监视器类似；通过横摇和推拉，奥斯特伦德不断对画框进行调整，聚焦几组重要人物，同时又将背景囊括其中。

大量远景去除了观众的代入感，给人以旁观和偷窥的感觉，使整部影片变成一种冷静清醒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而这又与他对人类行为的探讨若合一契。

《广场》中饰演猩猩的泰瑞·诺塔里 自此以后，奥斯特伦德逐渐打破这种定式，移动镜头的比例逐渐增加，远景开始向中近景以至特写过渡；监视器视角也逐渐减少，正反打和主观视角在他的影片中显现。

到《广场》时，观众几乎已经很难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这意味着观众已经不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者，而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困境的体验者。

比如在“猩猩晚宴”中，摄影机时而随着猩猩艺术家（泰瑞·诺塔里饰，好莱坞动作指导）移动，时而以宴会者视角被安置在桌旁；“猩猩”的一举一动都对摄影机造成强烈的冲击，观众也由此成为恐惧的分享者和权力结构中的受压制者。

可以说，这种身份的逆转产生了极强的荒诞感和讽刺性，而躲在摄影机背后的奥斯特伦德一定也是嘿嘿一笑，因为他肯定在借此发问，如果我们身处其间，如果困境恰好降临在我们自己的头上，那我们果真还能笑得出来吗？

作为一部获得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影片，《广场》毋庸置疑是一部水准之作，甚至是近几年以来最值得玩味的一部作品之一。

除了其对人类行为的超高敏感性，奥斯特伦德也对作为媒介的影响有着相当深刻的认知和体察。

从《银行事件》、《游客》里作为重要证据的手机影像，到《广场》里导致克里斯蒂安主动请辞的Youtube视频，当代影像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构建出来——它们不仅是观察现实生活的利器，更成为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必然节点。

人再也不可能作为孤岛而存在，事件也不再可能是孤立发生的，每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都无可避免地进入奥斯特伦德所关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范畴。

影片获奖之后，人们不断强调导演对中产阶级和当代艺术的嘲讽，却忽视了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事实：在奥斯特伦德生活和创作的瑞典，大富豪仅占人口的比例的1%-2%，而贫困阶层不足人口的5%。

在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中产阶级”的社会里，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存在了——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奥斯特伦德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表现的所谓中产困境、躁动、病态，其实就是人的困境、躁动、病态，简而言之，就是人性。

————————————————北大二刷后补： 作为一部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夺得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作品，《方形》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质量最高的那部作品，但一定是今年最具话题性、争议性、复杂性和独特性的一部作品——你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影片到底想要说个什么，因为它虽然有一个主线情节存在，但每个场景又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方形》又绝非是一部让人不知所云的电影，每一个看似独立的场景，其实又在一个更为宽泛、抽象的概念上达到统一。

这里所说的“概念”，我想即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尴尬”。

《方形》并不易看，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成体系且含义复杂的表意系统，更源于主角经历在观众身上的投射，源于观众自身在观影过程中以至走出电影院后都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感。

在片中，“公众人物”克里斯蒂安不得不面对的是“公众”一词对他的诅咒，他必须面对公众对他的道德批判，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一个孩子的质问责难（而且不无道理），必须在鱼水之欢过后面临女记者对人类最基本生理需求的不信任，甚至他对乞丐的一番好心也要受到指手画脚。

而克里斯蒂安显然只是某种社会地位和阶层的符号性象征，是某种普遍化的经历的具象体现。

在瑞典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手机定位、油管视频甚至是摄像机镜头（也就是晚宴中的“猩猩”）之下。

那个对弱势群体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些曾经被默认的伦理和规则在新的场景中被重新评估和定义，新问题的产生使得真实可感的人类和他们头脑中的契约骤然撕裂。

在这个权力关系发生吊诡逆转的时刻，人该怎么办？

人会往何处去？

这大概就是《方形》想要呈现，但也毫无能力解决的终极问题。

奥斯特伦德的问题或许有些超前，但这无疑是一个全体人类早晚都要面对的问题。

说不定哪一天，难民危机终将变成欧洲危机，政治正确终将化为一种政治禁锢。

其实，一切都在须臾之间。

流行音乐棕色袜子的不协调 采访手机铃声的闯入网站上的名词堆砌青铜骑士的倒塌修路 路的装饰救助的请求吊桥效应的共识偷窃的配合媒介运作及产生影响力的方式程式化的演讲 反程式化的程式化沟通与情感的渗入怒吼让人停止 情绪的爆裂性写信，楼中人是否进行沟通抛头露面的危险性激化矛盾方形的安全楼梯道，在边缘移动一个暴力社区乞讨者的单方面沟通诉求自说自的 自我个体优越性或独特性的展现虚伪的宽容直接体现情感和价值的词汇让人的情绪颤动涂口红的黑猩猩 为原始化上文明的妆造自己保留套 过度的敏感扯套子you have nothing方形的拘束利用弱势群体作宣传 带功利目的性的沟通与关爱小女孩发生了什么？

聚焦符号，忘记具有实感和俗感的剧情拒绝冷静沟通 无法冷静沟通难民政策在方块内被规定的行为模式与道德标准失控的野兽人类在兽性面前的麻痹 熟悉的观察与思想的停滞 文明恐惧原始贫民窟的小男孩声嘶力竭 挑战着权力 平权是要可控的 失控的平权让人不安

得 我看不懂导演想表达的意思。

就觉得男主人公的生活一直透露着一种尴尬与怪异。

明明在社会地位上是一个高雅有权有钱的人，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优雅与所谓教养和体现素质，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个胆小鬼。

秘书，乞丐，小孩，炮友，，，他们的接触中他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个人真正的情感诉求永远没有得到满足。

在方形之内，我们并不是互相信任与关爱，而是一方委曲求全才能保持和平的表象。

我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

和2017年拍出来的许多其他电影相比，《The Square》的立意和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会成为人们一时间在社交空间里乐于探讨的话题。

不仅是茶余饭后，可以想见在更严肃的场合比如课前演讲，大学教室，或者就在博物馆本身，《The Square》中的一些片段都可以轻易被拎出来拿作对当代艺术和当今社会进行反思的文本。

鲁本·奥斯特伦德借此片一举摘得金棕榈，想必也是对影片这一“社会”作用的大胆肯定。

另外同样值得稍加玩味的，是不同受众对这部电影定位的不同，在《The Square》还未成为“话题”本身的戛纳首映期间，观众大呼过瘾但影评人的反应却褒贬不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和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相比，《The Square》无疑是一部体量更加庞大，笔法更加辛辣的讽刺喜剧。

同样是家庭和事业两条线并进，但后者通过段落式的切割与叠加为整部影片营造出了《托尼·厄德曼》中难以企及的思想纵深。

电影一上来的访谈“尬聊”，广场上对陌生人的施出援手，手机失而复得的全过程，策展推广视频和后来的致歉，高潮段落发展到失控的开幕晚宴等等……虽然彼此都不直接关联，但导演全程都在有意识地提示我们，这些碎片式的趣事逸闻，皆是对现代艺术和被捆绑在这个语境下现代文明人的讽刺和敲打。

在观看过程中我们是笑声不断的，但稍加停顿便知，自己的笑无非就是潜意识中对这所谓艺术和文明“伪饰”的一面不假思索的嘲弄与指摘。

这些嘲弄首先围绕主人公展开，“The Square”艺术装置所标榜的价值观和Christian在处理手机丢失过程中“本性”的暴露，为我们揭示了其博物馆长身份和对艺术概念侃侃而谈的背后言语与行为上的脱节。

然而影片着眼的并不是Christian一人，除了他之外，第二大主角就是茫茫人群——这些人不一定是Christian的拥趸，但无疑是博物馆和当代艺术的追随者，消费者。

他们出现在Christian对“The Square”项目的介绍会上，被刻画成一群比起项目本身其实更加关心晚餐什么时候开始的“吃瓜群众”；他们出现在“The Square”的开幕晚宴上，戴着黑领结正襟危坐，屏住微笑认真“欣赏”用行为艺术包裹起来的“开胃前菜”，直到一位女宾的衣襟被撕开才打破沉默；他们还出现在博物馆“沙堆”装置（名为"You have nothing"）展厅的入口处，他们跟我们跟Christian一样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每天怀揣着各自的目的穿行于地铁口出来的广场上。

除却艺术的“生产者”（即Christian，和他背后的团队，媒体与资本力量等等）和“消费者”，《The Square》同时嘲弄和反思的是这些个体和群体背后潜在的社会语境与“思想牢笼”，“政治正确”这个母题在影片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被点出，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下命题：对边缘群体的认知与容忍，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现代艺术是否“无用”和缺失社会功能。

简而言之，奥斯特伦德直指的是当代文明人经过高等教育和价值观洗礼之后，在更直接尖锐的社会问题面前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艺术作为工具本身对解决这一困境的苍白无力感。

开幕盛宴上长达数分钟的紧张与沉默是尴尬的，另一幕里面演讲人对台下无理取闹的容忍也是尴尬的，Christian和小男孩在楼梯上总还是达不成共识更是尴尬的。

而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艺术作为精神指引对这些难题有任何帮助的可能。

这种苍白无力与Christian式的自我沉浸形成的反差，构成了《The Square》中最旗帜鲜明的反讽元素。

在2017年，聊一聊现代文明的虚伪，艺术家的矫饰，和诸如“The Square”与“沙堆”这类装置的不知所云，一定是件讨巧的事情。

而在这中间，再戏谑嘲弄一下背后的“政治正确”本身，无疑就更加“政治正确”了。

然而，我仍旧想把对这部影片的溢美之词停留在它本身的“话题效应”上。

因为，《The Square》立意上的精巧并不能让我们回避它作为电影本身表达上的缺陷，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这精巧立意本身的进一步怀疑。

先从剧本上说，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成也“段子”，败也“段子”，《The Square》观感上的精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段子”之间的互不关联，感官上不断的新鲜刺激，是支撑我们坐下来长达140分钟却丝毫不感到疲倦的缘由。

但是，这些“不间断刺激”却并没有为我们编织成一个完整和自圆其说的故事，不仅是角色设置本身（比如Christian的女儿，美国女记者等），就连人物和情节背后所指的概念和寓意，也让人感到零散混乱，缺乏整体的统一，更缺乏善恶间的平衡。

概念上的尖锐并不能掩盖影片在美学角度的不足。

其次，是人物的“木偶化”和扁平化。

虽然在黑色幽默喜剧中这一现象并不少见，但作为《The Square》这样一部具有相当思辨野心的作品来说，没能塑造出几个血肉丰满的角色的确是一件憾事。

不管是Christian还是伊丽莎白·莫斯饰演的女记者，他们都只是衔接剧情的工具，是奥斯特伦德剧幕中的玩偶，导演指向哪里，他们就去哪里。

尤其是后者，她出现的段落基本是自成一体，与电影的内核毫无关联。

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当我们试图进一步思考“Christian们”的困境时，会发现电影其实并没有为我们完整地描摹出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而他们的困境又如何成了我们共同的困境。

当我们想要将“Christian们”的尴尬推广至整个社会的尴尬时，会发现这些人物单薄得让这个话题无从谈起。

这也是为什么个人认为从电影文本的角度来说，去年同类型的《托尼·厄德曼》虽然立意不如《The Square》深邃，却做得更好的一点。

父亲和女儿的角色在那部电影中更加鲜活，有真正对话和情感，也更能让人又爱又恨。

相比之下，奥斯特伦德则多少欠缺了些诚意，在“话题”和“角色”的权衡中优先选择了“概念”。

《The Square》中人物的扁平和抽象化，大大削弱了主题潜在的普适意义。

诚然，情节编排和人物塑造不应是评判《The Square》出色与否的最根本因素，不过导演在这两方面的选择，却成功确保了影片足够“出彩”，叫座，和喜闻乐见。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奥斯特伦德在《The Square》中最“机智圆滑”的一点。

回顾影片谈及的话题，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众多可供严肃讨论的社会焦点中，把最不痛不痒的当代艺术及其“消费者”单独拎了出来，极尽玩耍和嘲弄。

而这，也是《The Square》中最让我感到不安的地方。

如果说《The Square》告诉我们中产阶级是如何伪善，困惑和避重就轻，那么奥斯特伦德呈现他们的方式本身就是对这一认知的最好注脚。

表面上看，嘲弄和抨击“Christian们”似乎最“政治正确”，但其实仔细想想只是最不费吹灰之力而已。

这群人被当作“活靶子”，遮挡着许多更值得去关注的对象：社会机制的不公和失能，阶级族群间天然的不互信，言论边界背后的话语暴权等等，它们都悄悄地藏在“Christian们”的背后，躲避着观众时不时投来的目光，并最终湮没在大篇幅的中产阶级自嘲与对“博物馆人”的讽刺之中。

显然，为了让步于影片的“喜闻乐见”，奥斯特伦德在最该发力发狠的地方狡猾地收住了手，使得影片空有剖析的框架和提出问题的智识，却缺少几分进一步探讨的胆量和坦诚。

《The Square》这部电影表面上令人讨巧的立意，恰恰是它让我难以信服的地方。

想必在2017年，消费中产阶级的自嘲总要比消费艺术本身更受欢迎吧。

但这自嘲与自我剖析，和急于将“Christian们”推向风口浪尖的姿态，不过是另一轮稍加修饰的自鸣得意罢了。

联想到观影过程中此起彼伏的笑声，和这笑声背后轻易作出的结论，我不禁要问，Christian和他身后的瑞典X-皇家博物馆，真的值得这样大书特书吗？

且不论这群“精英”在社会中的实际影响，也放下他们是否真正有义务和能力推动社会进步不谈，站在荧幕另一面道德制高点的我们是否真正“笑对了人”呢？

Christian所历经的狼狈，和这个社会真正狼狈的一面相比，实在是太不值得一提。

如果说导演的初衷只是为了刻画一群像Christian一样的“博物馆人”，而无意触碰更宏大的社会命题，那倒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立意的落脚点是后者，那么将影片中着眼的人物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一选择就显得不那么妥当了。

《The Square》看似辛辣尖锐，却也十分冒进和浅尝辄止，甚至可以说是畏首畏尾。

影片里面我们看不到Christian背后那位“老大哥”的影子，看不到整个系统是怎样“失灵”，也看不到时代是否有其内在局限，更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奥斯特伦德究竟是否有意去深挖和探讨这“局限”本身，或者去深挖和探讨“人性”本身。

到头来，我们只看到导演狡黠地把Christian置于标本盒中央，当作这个时代的切片进行放大解剖。

到头来，所谓的中产困境，不过是这位博物馆长生活的琐碎与日常。

如此的遗憾，无疑与影片材料安排松散，“饼铺得太开”，和人物刻画粗糙脱不了干系。

“The Square is a sanctuary of trust and caring. Within it we all share eq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纵观整部影片，我其实并没有觉得“Christian们”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群与这句本就不存在的口号有什么相冲之处，至少从奥斯特伦德阐释的角度来看没有。

退一步讲，当代艺术又何德何能需要为社会层面上的困境与停滞不前买单呢？

阅罢奥斯特伦德版本的后现代寓言，闹过笑过之后，只想套一句《Nashville》结尾的歌词作为回应，“You might say they are stupid, but it don’t worry me.”

《The Square》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不是艺术，讽刺它才是没有解说牌和画外音，离开博物馆的艺术品被迫褪去光鲜融入垃圾。

而自视素质高的上层精英，厨师在说什么不愿聆听，只想着自助餐喝酒吃点心。

现代社会的文明说不上不堪一击，就是被政治正确弄得乌烟瘴气，有点窒息。

各界名流齐聚一堂，本是打算欣赏艺术家模仿猩猩，餐厅摇身一变展厅，餐台成为舞台，野蛮的人扮猩猩再出格都是动作表演行为艺术，再无礼只好正襟危坐强装沉默。

影片里类似的讽刺太多，秽语症患者在访谈过程中屡屡插嘴，用难以自控的肮脏词汇攻击着在场所有人，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演变为忽视多数人的宁静，明明已经难堪不适，碍于政治正确，都不敢提出批评意见，言论自由又何以体现？

当无下限的尊重和包容才是有教养的直接证明，那评判和反对就是所有人被扣上“歧视”帽子的第一步。

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狭路相逢，碰撞出当代艺术最炫目的火花，是直接夸还是先自我审查一番？

看起来德国在各民族平等上比瑞典走的要远一些。

歧视就是歧视，该骂人就骂人，该打架就打架。

Christian实在是太典型了。

他字斟句酌的演讲稿和着装尽显体面的气质，他做坏事的时候暗爽，面对不同频的记者的追求优雅又婉转的拒绝，然而他又不是道德沦丧，他会见义勇为，会施舍一些小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道歉。

有一些国内观众可能不太熟悉的嘲讽。

Bring your baby to the office 是一项充分尊重个人选择，尊重家庭，尊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福利，但婴儿的叫声是否会打扰到别人，没有人敢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

遇事先甩锅。

技术小哥在和小男孩吵的时候把自己撇得非常清，都是老板做的，但是主意是他出的。

Christian更是把不道歉的正当性甩给社会结构的问题，先把自己撇出去。

把尊重和平等挂在嘴边，又对贫困人口抱有道德拙劣的审判。

其实是对尊重缺乏真正的理解的体现。

做的最好的是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然而他们的教育系统里对于人性的认知只有光辉的一面，造成社会上每个人都自尊自爱的同时，也把丑陋的部分都隐藏在了平时不可公开言说的小动作里，造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这种不够彻底的认知，当然就没有对应的解决办法。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

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

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

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

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

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

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

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2、采访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

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

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不知背景墙那句“you have nothing"算不算一种讽刺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

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

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

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注意牌子上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过N遍，贯穿首位4、广场丢手机事件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

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

）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

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

（之后还会反复出现）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

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

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

往下看——5、两组参观者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

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

高在哪，听我道来——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

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注:刚好俩年轻人说话，身后老头提着孩子来了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

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

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

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

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

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

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

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

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

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

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

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

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

只有矛盾。

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

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

（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

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

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

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

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

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

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

还有画面。

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

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

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

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

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

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

）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

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

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

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

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

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

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

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

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

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

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

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

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

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

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

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

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

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

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

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

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

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

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

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

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注意：争吵中导演反复用了这个空镜头（楼梯方框）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注:这个镜头画面隐喻很强：馆长处在垃圾中央，所有雨滴打向他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

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

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

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

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

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

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

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注:孩子一有危险动作，四个黑衣教练就进入圈中保护她们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

他们去了那栋楼。

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

（我都快被转晕了）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

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本文禁止转载，更多经典推荐及赏析请关注：

金融时报3月10日报道："The dark side of the joke"我是看了这篇采访才对这部电影以及这位导演感到十分好奇的，其中对于“方形”灵感的解读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摘抄如下： "The topics that we are trying to deal with are very important but I didn't want to make it a posy, 'important' film, "says Ostlund. The idea came about while Ostlund was making 2011's Play, a seriously unnerving piece based on real-life incidents in Gothenburg in which children were preyed upon by others. "When I read through the court files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bystander effect' was super-strong. There were over 60 court cases and there was just one when an adult actually walked up and asked: what are you doing?" Out of that was born the idea of "The Square", an installation piece that in the film appears outside Christian's museum. "My friend Kalle Boman and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create a symbolic place that should be like a pedestrian crossing. A pedestrian crossing is a fantastic invention; with a couple of lines in the street car drivers accept with this agreement that we should be careful with the pedestrians. "With 'The Square', if someone goes and stands in [it], then it's my obligation to address this person and ask 'How can I help you?' In a way it was like a traffic sign for reminding us of our fellow human beings." And here's the twist: "The Square" is not just a plot device but a real functioning piece of public art. In fact, there are four such squares permanently installed in Sweden and Norway. "The police go there and talk to school children about basic values," says Ostlund with some pride. 所以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类似于几条简单的斑马线却形成了司机和行人的默契，“方形”的设定则是其他人有义务主动询问站在方形里的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但同时这个想法估计也只有北欧国家的人能想出来，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隐私到了一个冷漠的地步——联想之前网络上流传的芬兰（？

）人排队两个人能搁出10米远……人口密集度大的地方，大家希望的反而是please leave me alone、呼吁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不要过分“打听”别人的事儿吧

整个故事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体面人触碰“方形”边界煽动的一场蝴蝶效应。

一、表里如一？

知行合一？

故事开始于黑幕下的蹦迪电音，以及承接的手机闹铃声。

画面第一帧就是男主躺在办公室宿醉的丑样，秘书小姐提醒接下来的采访，让初醒的男人一点一点换回思考的本能。

仅几分钟，他可以从睡梦中爬起，坐下采访时仍在打理衣著造型，却不见慌乱不得体，反而优雅从容，甚至作为采访对象，主动que流程，提醒对方找椅子来推进采访。

对比身为采访者的Anne，他着实游刃有余—— 她找话题的水平青涩稚嫩，做准备也会忙中出错，掉落纸张甚至自嘲“我可真专业”。

这样精致和邋遢的画面并不违和，主人公的形象也一下子确立。

Christian身上贴有的标签：离异父亲，享受父亲角色；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受员工爱戴；上流人物，知名人士；以及本故事最重要的背景——“方形”的展览策展人。

Christian对这个展览有一番理解：围绕“信任”的母题，让众人平等自由，并唤醒对下一代人的责任感。

方形是信任和关心的圣所，我们共享权力、同担义务。

看似美好的愿景，也有着超脱现实的理想主义。

甚至没有侵犯个人利益之前，人们总是习惯袖手旁观。

每个体面人都在扮演这样的正确性角色，甚至为了融入与认可，在不停忍耐人性、不断漠视道德。

早高峰的人流冷漠，无一关心旁人温饱和求助；陌生人会在自以为正义的英雄主义情结中自我狂欢，殊不知自己已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猎物；因为一场惊心预谋的表演性犯罪，失窃的钱包也成了小孩子般炫耀的玩具，值得同所有同僚讲述这枯燥的趣味；为了寻回所有物，不惜向本就令他们未知而恐惧的地方投送恐吓信，口口声声“这帮人活该”是对片区的偏见，而闹剧的行为只源于“有趣”和“正义”；于是为了掩盖错误而酿成越来越多的错误，虚伪的姿态恶化了事实本身的影响。

Christian酿成的蝴蝶效应也是这样扩散：小事（丢钱包）——复杂化（放不下身段，也不能承担挨个敲门询问钱包下落的后果，选择投递匿名恐吓信）——突生变量（被诬陷的小男孩反向威胁；一夜情的女记者登门讨要说法）——进退失据（对男孩回信和记者攻势应接不暇，害怕酿成更糟糕的结果，精力无从应对工作）——失控（病毒视频传播，被媒体诘问，引咎辞职，也错失了和男孩一家道歉、接听女记者电话的机会）……追本溯源，一切都源于Christian之流、世故之人的本质：对于精神层面的理念和信念感，他们推崇的，却并不相信。

无论是艺术还是做人，“方形”与其说是一种至高理想，不如说是一种束缚，让所处其中的人编织自己的皮囊伪装，粉饰美好。

即兴演讲是早就打好草稿的表演，却换来台下雷鸣的掌声；学术沙龙探讨讳莫如深的哲学与艺术，秽语症患者在观众席发出双关的唾弃，众人还要给予尊重和理解；露水情缘的性爱被植入动机不纯的猜疑，卖力的表演和事后的体特都为这场荒诞性事贡献了不同视角的笑料。

片中还有一处非常巧妙的安排。

Christian刚刚同女儿们阐述完方形的至纯至善，下一幕就对难民的乞讨凉薄以待。

可当他面对病毒视频带来突如其来的棘手问题不得不离开，却在偌大的商场求助无门，最终以同样“乞讨”的姿态完成这次求助和嘱托。

讽刺意味十足。

二、本能与教化——歇斯底里与欲望克制《方形》里的两只猩猩，可以为这种天性的相左注解。

第一只是真正的黑猩猩，Christian和Anne在房门内各自揣着小九九合作出演床戏时，这只黑猩猩就在房门外，礼貌入座沙发，执笔画画。

第二只猩猩，出现在新展览的荧幕装置，一位行为艺术家表演的“大猩猩”。

展览开幕后，他也在晚宴中亮相，进行一场行为艺术表演——或者称之为实验。

名流人士身着晚礼服，端坐欣赏表演，将他的呼嚎视作娱乐。

可当野兽跃上餐桌，因为发狂的挑衅、调戏，人们开始心生恐惧，又不得不扮演规则中的“旁观者”，沉默着围观盘中之餐。

观者不解于艺术，又自甘忍耐于艺术“皇帝新衣”的冒犯。

直到被侵犯的女性发出撕喊，才终于有人站出来，群起攻之。

该看热闹的时候，你不看热闹就是异类。

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你不挺身而出就是异类。

这些人被泯灭的人性欲望与未开化的动物兽性，所带来的恐怖影响是别无二致的。

这场袖手旁观的闹剧从戏中戏中戏蔓延到荧幕外，给每个惺惺作态的旁观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是否觉得那高于正常音量的撕喊格外熟悉？

是否觉得旁人的冷漠也如此熟悉？

影片早已经在前半部分埋下了种子：广场上女人被漠视的呼救会议室婴儿司空见惯的哭喊厨师不得重视的恼羞成怒难民乞丐出卖尊严的乞讨被诬陷的男孩据理力争的道歉女记者言辞犀利的质问女儿们吵架的缘由甚至基于政治正确媒体与网民上演的不关心事实的信息狂欢以及男主在记者会上无人聆听的解释……一面自由，一面不自由。

一面尊重，一面不尊重。

所谓进退有度的“体面人”真的在规则内圣洁无暇吗？

开篇黑幕前一夜的疯狂可以在片中窥见一二，名利场上演“权利是春药”的你情我愿。

厨师在介绍自己引以为傲的佳肴，却无人尊重聆听，他们行色匆匆，也在厨师的怒吼声后施舍短暂的注目。

可这些看似认真的倾听，反馈是其自身都不一定明白本意的言行，更谈不上表露真实想法。

但这一切都粉饰外衣，冠冕堂皇，甚至带着尚未祛魅的吸引力。

Christian也听不懂自己地点非地点展览非展览的高谈阔论在方形中，身份、角色、客观主观多重因素束缚着人，让人身不由己去“制衡”，自诩正确。

什么样的人才会袒露真实欲望与掌握自由呢？

——规则之外，方形以外。

动物，不知顾忌；儿童，不懂顾忌；弱势群体，无所顾忌。

譬如前文所诉的大猩猩，带着天然未开化的兽性，他可以胡作非为；受了委屈的男孩不明白飞来横祸为何可以不了了之，非黑即白的世界观让他可以为了自己的清白，无数次争取；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乞讨者，会对别人的善意高声表达需求与不满；不为人类划分三六九等、也不受身份阅历桎梏而产生畏惧的女孩，可以大胆提出登门的请求……

但超脱方形规则以外的自由会换来什么呢？

是漠视、侮辱和责骂，甚至毒打。

方形是画地为牢，还是社会演进有序的管理？

人类在知识与文明的教化下，对真善美的求索从未停止，催生出“道德”的意识产物，这种束缚本能的规训是不是会在压抑中变态，演化成道德的焦虑？

又是不是会煽动翅膀带来更难以控制的蝴蝶效应？

电影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只是给出这样的事实：人类的繁衍，文明的延续，全在于下一代的希望，而下一代，他们总是在追寻前人的脚步，笼罩在前人的阴影，目光投注在前人的肩膀上。

他们观察，再反馈。

于是渐渐地也学会了伪装。

辞职后，脱离了身份的枷锁，Christian终于撕下市侩的外衣，在垃圾中寻找那封男孩递给他的信，想要致电道歉，也驱车前往登门拜访，却得知早已无从寻觅踪影，不知这份空落落是否会令他抱憾终身。

三、形式感的反差正如片名所示，片中出出藏着点题之眼。

The Square有不同译名，抓狂美术馆、广场、方寸见人心、方形…… 这些元素也在片中具体体现。

美术馆+广场+方形统一构图随处可见的方块元素、方块以外的“异类”元素，穿插在剧情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这部电影就像导演的大型装置艺术，利用当代艺术的作品和观念填充了电影的每一帧。

我们同时在无数个方形之外，同时也在无数个方形之内。

是否每一个装腔作势自我高潮的方形中，都需要一个秽语症患者来提醒众人何为正常何为异常？

如果平稳中出现波荡，是本我与超我的自我冲突，还是“方形”的逼仄？

诸如此类极具形式感的反差不胜枚举，导演乐于也善于利用这种略带拧巴的手法来阐明现代文明的荒谬——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的主题：逆行的边缘人

毫不关心其他只记挂工作的上司

清扫灰尘的扫地机和不需要清扫的灰尘

在高雅厅堂释放兽性

西装革履落魄不堪垃圾堆藏匿的“珍宝” *此处配乐为古典乐Ave Maria（圣母颂）

自我审视依旧拿腔拿调地完成自我欺骗的自洽闭环

有趣，片中设问和总结的方式都很浅显，甚至不会引起观者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回味，但这种浅尝即止的戏谑，也足够浅薄的人性、自诩文明的笑话喝一壶的了。

可是我们真的能摆脱这个方形的框架吗？

猩猩会进化，儿童会成长，边缘与弱势也会在世界日新月异的演变中消亡或融入主流。

我们当然希望宣扬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积极向上的理念，但不管是结合瑞典的社会环境，还是我们日常生活情境，人们总会不由自主代入自己想要有所解读的语境。

我们不能批评自顾不暇的冷漠，也无从指摘力所不能及的伪善，更无法将无欲无求的圣母心态作为所有个体的道德标准。

规则的边界与道德的焦虑互为相决条件：规则的边界催生了道德的焦虑，道德焦虑又不断重塑规则的边界。

而两命题互为逆命题，真假性或许无关，可能同时为真，可能同时为假，也可能一真一假。

也许，之于艺术、行业、社会，好像太透或者不透都会有烦恼，需要一些恰当好处的疯癫，看看周围半疯的人类，一切明晰可见。

读了“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的随感，不算事典型影评，更像是观影分享。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读了如上去年金棕榈的圆桌讨论《为什么有人会那么讨厌这部金棕榈丨深焦圆桌》加上认识几位圆桌上的同学，忍不住自搬圆凳挤桌。。。

对于电影，观影前知道是带着争议获得了金棕榈，除外没什么了解。

在英国一直没公映，尽量避免电影相关信息。

今年2月的某一晚，偶然在视频播放网站上看到了资源后点击投影看了大概半小时，这半小时的体验超棒，接着查了档期发现是3月份，决定合上电脑，等几天，把完整的初体验留给影院。

过了几天，到了伦敦市中心最喜欢的Picturehouse Central影院看预映场，影厅几乎满座，观影过程欢笑声此起彼伏，我几乎是全程被嗨到，甚至得刻意控制发出笑声的大小和频度，以免打扰其他观众。

看完第一反应是，原来《120击》的金棕榈是输（让）给了此片，觉得还好，如果是输给其他影片我可能都不太服，即使很喜欢《脸庞，村庄》和《快乐结局》。

之后兴奋地跟一同观看的同伴聊，这位牛津毕业，做项目经理的同伴说“是一次很煎熬的体验”。。。

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感受，同伴的主要抱怨是认为导演故意让观众难受，而且他是很不喜欢处于尴尬场景下，当无法解脱时就显得很煎熬（用了disturbing, unbearable等词）,与其说是不同想法，更像是不同性格导致的不同体验，就如有些人很喜欢恐怖片，我倒没什么感觉一样，简单讨论后转了其他话题。

对我来说《方形》是近几年很喜欢的《托尼厄德曼》,《她》和《蛮荒故事》的综合版。

电影像《托尼·厄德曼》从头到尾散发着尴尬气质，同时映射了不少西方社会伪善面，或者说是无力感。

展现出不同背景，地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片中人物通过艺术馆的展览作品传递着人道主义价值观，还例行买食物给乞讨者，见义勇为保护女性，因通过这些事件中能够履行自己维护的价值观而感到兴奋和自豪，但对救助的对方，可以说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是害怕去了解的，所以在开场事件后熟悉的世界面临一次次挑战和崩塌）；当代艺术的虚和无（当展览作品的一部分被工人情扫了之后，再经过工作人员的复原）；以言论自由，平权的名义，进行绑架，允许或催促部分牺牲的舆论环境；如《她》具备争议性及可看性，之前巴黎的游戏公司自我，冷酷的女老板，变成了斯德歌尔摩的艺术馆策展人，前者一次入室强奸引发，后者是一次手机被偷导致了一系列看似狗血，但很“真实”的事情，片中两位主角均贡献了精彩可信的表演。

记得两年前，观众对《她》的反应也是两极，不少人觉得不舒服。

说到《她》，可谓是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观影体验，是两年前在德彪西厅观看最后一部主竞赛，到之前一直没有特别享受的观影体验，出影厅后，在平时不怎么发言的深焦群里感叹了一句“终于看了部从头到尾享受的！

”段落可比《蛮荒故事》的疯狂和荒诞，每个段落都有高潮和爆发同时，难的是能够窜在一起（虽然有些刻意）。

其中被认为过分荒诞，让观众不舒服的晚宴部分，观看当时让我联想到去年在沙驰画廊看的展，一位行为艺术家一丝不挂，扮成狗呆在房间，好奇的观众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他就时而温顺服帖，时而凶猛狂咬，时而发情乱扑，观众的反应成为表达的重要一部分。

据查，电影中的场景还真是受这位行为艺术家的启发，当时在斯德哥尔摩一次艺术展的开场上，作为开幕的艺术家扮狗咬了观众，不得不叫警察介入，现实中的人物叫Oleg Kulik，电影中人物叫Oleg，这样对比，电影并不算过分荒诞。

Oleg Kulik的The Mad Dog中的行为/艺术让人又联想到METoo运动中的人物，比如哈维，对哈维的行径大家都有些察觉，有些牺牲者早已出现，但大家忍了十几年，直到最近才爆发，哈维从电影之神坠落为恶魔，想起来很荒诞；这次爆发也导致了另一种暴力，运动中的另一著名人物，伍迪·艾伦，他的26年前感情问题“冒犯了大家”，“让人不舒服”，当指控重新被触发时，陆续一些电影人出面划清界限，在一场早已有调查结果，只有三位当事人清楚真相，但罗生门的家庭纠纷中（当时迪伦是太小，很有可能只有Mia和Woody两个当事人清楚真相），没有资格参与的大众，人人都成为法官和陪审团，对指控表态，实施暴力。

如片中展示，当有一位牵头暴力后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加入，不再关心这位邀请过来的行为艺术家的用意，往死里整。

我觉得该片很好地讽刺和预警了，这种大众忍无可忍后再以加倍的暴力报复的现象。

酒会上的行为艺术家让人联想现实中的哈维和伍迪除此外的不少场景跟现实比起来并不觉得很夸张，还挺真实的，接下来的生活中反复被提醒着。

看完电影过了几天后，在西区看Jeremy Irons和Lesley Manville出演的尤金·奥尼尔剧《长夜漫漫，路迢迢》。

当下半场开场不久，前座有位老人开始打呼噜，声音倒不是巨响，但足够让周边人群意识到，有不少人往老人方向看，当时无人提醒，持续了大概二十秒，我就敲醒了老人。

事后让我联想起片中新闻发布会场景的秽言证患者，在平权的绝对化下，保留了该患者在场发表意见（病情发作）的权利，同时牺牲了其他在场观众想跟著名艺术家交流的权利，既然病情发作，其实不如请出场，镇定后再加入交流，对其本人和之外的人都是更好的结果。

片中交流被秽言证患者多次打断再过了几天，在伦敦FLARE同志电影节上，一位加拿大导演带来了很用心记录的“southern pride”，表现了一位黑人女同，一位白人女同，再一位白人男同各自主办小镇上的pride，表现了为同样目的而努力的少数群体内的再分裂，通过小镇反映了美国，再放眼世界，可以看到目前的隔阂现状。

当时映后交流环节，一名白人女观众质疑导演并未对片中白人角色们提出足够的挑战（因为片中白人表现出有些种族歧视），随着这位观众的带头，之后5，6位观众都围绕这个问题挑战，导演控制不住兴奋，跟观众对峙起来，大声答复：“我是在记录事件，没办法参于！

”。

有些人认为能够在伦敦这种最多元的大都会生活，哪一天下午看了场关于美国南部小镇的电影，就觉得有资格指责一生都生活在那的人物，甚至建议导演改变电影结构，拍片方式，这比《方形》片尾的记者发布会还要夸张。

怪不得自称metropolitan elite的人们被脱欧，川普党政的消息到现在，还持续被震惊。。。

自平等的绝对化解读，导致着另一种极端电影中假设的互信互爱，平责平权的空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无边延长的话，就是理想世界，但片中，边长仅限4米，直到电影结尾时这个边长在体操场景下才获得了延伸，好像无力再延伸。

当原本单一文化的社会，逐渐变多元时，相异的群体间对彼此缺乏了解，相处付出的代价让人产生隔阂，短期内信任危机是注定的。

电影很精彩地抛出了种种问题和现象，貌似到结尾无解的时候，导演其实也给出了自己认为的解决方案，片尾男主尝试去寻找小男孩。

重建起码的社会信任基础的过程肯定是复杂和漫长的，但关键一步是大家尝试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而非简单施舍（男主让乞丐自己把洋葱挑出来，已不同于简单施舍层面）。

我个人觉得是这种努力是消除隔阂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电影也提醒了离开大公司保护罩后，独立的几年生活和搞文化，办展览，开公司开店等折腾过程，及从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放大和接近这座城市的多元外表，就是按国籍或肤色，邮编或阶层，年龄或外表等标准进行的分类，跨类别的沟通难度，逐渐让人漠然，形成隔阂。

也许，这些注定要长期去解决的状况是为了达到起码的多元和平权，而需要付出的代价。

所以，只能继续对大多数，谨慎地信任和关怀；跟值得珍惜的少数，一同感受阴沟上方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