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在日军统治时期的朝鲜，所有民众连名字、语言、梦想都被加于规条，完全失去人生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在一起出生和长大的同岁表兄弟尹东柱（姜河那饰）和宋梦奎（朴正民饰），东柱一心梦想着成为诗人，用笔的力量为国家尽力，而总是行动派不顾一切的梦奎虽然一直在身边却是像一个最高障碍物。

在“创氏改名”（强行要求韩国人更名为日文名）的国家受难日子里，东柱和梦奎也不得不到日本留学，到了日本后梦奎更是一心投入独

影片全部是黑白色调 用以描绘那个黑暗又充满斗争的年代 东柱是位诗人 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国家战乱 深受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扰下 他是一个影子一般 不敢靠近真实的光 却渴望用诗表达去向往 节奏很慢 情节是由东柱的诗和他的心绪所串联起来 不断地闪回 回到现实 再闪回 宋梦奎与东柱之间在审问的结尾部分 蒙太奇的剪辑将两者和而为一 但又表现了二人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根本不同 宋梦奎是火热的 充满着斗志与意愿 而东柱是一本诗集 翻起来薄薄的几页 读起来却知内心的疑惑、迷茫、困扰、羞愧与坚定 记忆深刻的是对二战时日本人的形象塑造 有清醒却无力的反军国主义者的教授 也有极度自卑与自信渴望胜利到狂乱的军国主义者 表面上谈着解放亚洲 但意义何在 或许只有他们内心的欲望可以解释吧最后 东柱的诗集叫作《天空 风 星辰 和诗》 他说自己身在这个战乱的年代仅仅想成为一名诗人是羞愧的 但正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 才赋予了他诗的内容与思想以及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追寻

"天空、星辰和诗"1.诗歌无罪:就像前两天"书无罪"那条新闻一样2.文人的坚守: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协奏曲最开始是特地写出来用作鼓舞背水一战的前苏联战士的，当然前苏联的艺术家们被枪逼着干了很多互撕的事……好像天朝的郭沫若也在文革时期歌颂过四人帮……3.咳……也可能是间谍、双面间谍吧……

韩国电影《东柱》是根据韩国作者李正明的历史悬疑小说《编号645》改编的，但是对比了小说和电影之后我发现，这个改编明显是大了很多：原著小说从福冈监狱中的谋杀案开始写，一位诗人囚犯与监狱看守的死，充满了悬疑色彩。

然而在电影中，狱中凶案这些悬疑噱头完全被去掉了，而只剩下了真实的历史——诗人尹东柱和表兄宋梦奎，两个被日本警察杀害的朝鲜志士的短暂人生，尹东柱死时年仅27岁。

或许正是为了赞许这个“去悬疑化、归于历史“的改编，《东柱》获得了2016年韩国电影青龙奖最佳剧本奖。

《东柱》的节奏和情感非常之克制，像这位导演的另一部片《思悼》一样，然而我想写的，却是本片背后的历史观叙述。

1、用电影重建满洲移民历史叙述最令人尴尬的，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归属问题了。

他1917年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东明村，1932年入龙井恩真中学，1935年入平壤崇实中学，1938年进入汉城延禧专门学校（今天韩国延世大学的前身），1942年进入日本东京立教大学，1943年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被捕，1945年遇害，父亲将其尸骨带回龙井安葬。

电影当中，也就是按照这一人生脉络来讲述他27年的短暂一生的。

诗人尹东柱，后排右一用韩国驻华大使馆博客上的描述文字来说，“尹东柱是韩国代表性的民族诗人，通过诗中那整洁的诗语，可以切身感受到作者对民族的爱与对祖国独立的渴望”。

然而，2013年媒体曾经报道过一桩公案，就是尹东柱的一个堂弟，后来成了韩国的著名歌星，他回到尹东柱的出生地龙井，赫然发现，重建后的尹东柱故居旁的石碑上写着”中国朝鲜族著名诗人尹东柱故居“，韩国媒体愕然，这位用朝鲜语写诗的韩国民族诗人，为何会成为中国诗人？

从而引发了媒体标题为“中韩两国抢诗人”的新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1917年，尹东柱出生时，无论是龙井，还是延边，还是吉林，还是东北，都属于中国，准确地说，属于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版图内，而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是日占了。

尹东柱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二代朝鲜移民，家庭信仰基督教。

从清末到民国，由于日本占领朝鲜，为了躲避日本统治，也为了寻求更多生存空间，有大量的朝鲜人举家从朝鲜半岛跨过鸭绿江、图们江（朝鲜语称之为豆满江），移民到东北即满洲境内，尹东柱就是这些移民的后代。

而1935年尹东柱离开龙井前往平壤读书时，满洲已被日占，伪满洲国成立，那时的他，实质上是伪满洲国间岛省人，前往日治朝鲜读书，当然在当时，这种在日本和日占的满洲、朝鲜之间的人口流动很常见，后来做了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也是离开了庆尚北道的家，去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读了军校。

所以，维基百科上写尹东柱的国籍是日本，韩国认为他是韩国诗人（尽管当时韩国仅有流亡中国的临时政府），中国地方旅游攻略和故居上着写他是中国朝鲜族诗人，还有地方写他是中华民国朝鲜族诗人，确实有点乱。

毕竟，由于历史与战争的纷乱，导致曾经一国而居的朝鲜民族，在历史上分别成为日据朝鲜人、归化清朝朝鲜人、中华民国东北朝鲜人、伪满洲国朝鲜人、北朝鲜人、韩国人，中国朝鲜族等多个历史主体下的族群，从而身份复杂难以界定。

中国朝鲜族诗人、韩国民族诗人，还是伪满洲国朝鲜诗人，不只是当代人困惑和争论，尹东柱自己也用诗表达过民族身份认同：《故居——在满洲(中国东北）》(1936):穿一双破草鞋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当年渡过图们江跨上了这片凄清的大地在那江南天下有我温暖的故乡他清楚地知道“温暖的故乡”在图们江以南的朝鲜半岛，但却困惑于为何偏偏来到这里——在满洲，这片凄清的大地。

今年2017年，是尹东柱诞辰100周年，或许是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两国学者共同参加的纪念尹东柱学术会议上，改了说法，说尹东柱是“朝鲜民族”诗人，这一下就放弃了国籍之争，无论是中国朝鲜族，还是韩国人，还是北朝鲜人，都算朝鲜民族，从族群的共同角度看待，变得统一了。

然而电影《东柱》，实际上是通过电影语言，对这段满洲移民历史进行重新叙述。

韩国最知名导演改编自韩国知名作家的小说，讲述韩国民族诗人尹东柱的故事，看完电影之后，每个人都会毫无争议地认为，尹东柱就是韩国民族诗人，甚至会觉得，当时满洲的朝鲜人，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

而这恰恰是多年以来朝韩两国历史学界努力的某个方向，就是通过把满洲历史叙述纳入朝韩历史叙述，从而把满洲历史，纳入朝韩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上，满洲确实与朝鲜半岛联系紧密，第一本朝鲜文圣经就是在奉天翻译完成并传入朝鲜的，从而开启了朝鲜半岛的传播之路，无论是片中的尹东柱，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还是韩国国父金九，才会诞生如此之多的基督教背景的韩国独立运动引路者。

而尹东柱27年的人生中，有18年是生长在满洲的，并且在多地求学途中多次往返满洲与朝鲜、日本，而《东柱》中完全淡化了满洲，而是以尹东柱龙井家中典型的朝鲜民居场景，来代替满洲，这个尹东柱生长18年的空间，甚至没有出现中国人（但实际上他读的就是汉族小学），去满洲化，是《东柱》背后隐晦表达的韩国历史观，也是将满洲朝鲜移民“韩国化”的叙述方式。

这其中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好电影的缺位，导致我记忆当中，反映中国朝鲜族历史与现实的电影全部是韩国的《黄海》、《北逃》这些，仅有一个中国电影是郝蕾演的女主是开篇生活在延边的，可这个电影还成了敏感词无法打出来。

所以，由于韩国电影强大的传播力，对这个群体的历史叙述，就只能拱手让给韩国电影，最终，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成为韩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不用自己的视角去更好地讲述它，它就会成为别人口中，他们的一部分。

2、对仁人志士的历史叙述从中国人的观念看，尹东柱和宋梦奎，是抗日被害的志士，甚至烈士。

然而，在《东柱》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志士，甚至烈士。

宋梦奎到处搞事情，可却没什么进展，连张传单都没发出去就被抓了，窝囊得很；尹东柱，诗人，软弱、逃避、动摇到了无以复加，简直是丢尽了志士的脸，看完感觉一点都不伟大，甚至有点活该。

然而在导演和编剧眼中，这就是真实的他们，真实的当时韩国年轻人，有青春，有热血，也有逃避，最后日本人也是苏军打败的，没他们什么事，但导演却可以心安理得地记录下他们的青春，无论他们对历史贡献大小，哪怕是他们最后在狱中对着父亲痛哭流涕说我对不起你们，但这电影依旧可以得到青龙奖最佳剧本奖，不会说他是在污蔑民族志士。

恰恰是这种对待历史的放松心态，而让韩国那段其实并不十分激荡的历史，在电影工业神奇的叙述中，再次变得丰富而动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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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破票房记录的热门影片《王的男人》（2005年）到近期新作《思悼》（2015年），李俊益导演无疑沉浸在票 房热卖的成功喜悦之中。

但显而易见，他对电影的热情要远远超出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

从他此前活动中可 在看出，他会长时间思考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这为韩国社会文化评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李俊益导演的低成本独立电影新作《东柱》的观影人数突破 110万人，在他的履历上添加上了与众不同的新记录。

自1993 年推出首部作品到《东柱》，他已经执导11部电影。

在他的位 于忠武路的办公室，办公桌背景墙上的电影海报展现了一部 分他的电影作品。

从左侧开始依次为《思悼(2015)》、《东柱 (2016)》、《王的男人(2005)》、《广播明星(2006)》、《愿望(2013)》2016 年初，李俊益导演执导的影片《东柱》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

这是一部只有5 亿韩元投资的独立电影，讲述了尹东柱（1917-1945）的故事。

尹东柱是韩国人非常 喜爱的诗人之一。

影片获得了电影评论家和普通观众的一致高度赞誉。

这是一部黑白 影片，描绘了韩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刻画了刚成年时期的尹东柱的形象。

在日本 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末期，尹东柱在日本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捕。

影片以一种冷静的视角直 面他的悲惨命运。

他留下的那些悲伤而优美的诗句散见于全片，纪念之意不言而喻。

《东柱》是一部低成本独立电影，因为口碑极佳，所以破例在院线放映了很长时间，吸 引了超过110 万人次前来观影。

该片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观众群。

今年春天在美国上映，参 加了纽约亚洲电影节，由此被推向国际。

具有戏剧性的是，诗人在日本拥有很多粉丝，该片 也将于今年秋天在日本上映。

很久以来，忠武路一直是韩国电业产业的核心地带。

我在李导演于忠武路的办公室见到 了他。

电影《东柱》的一个场面。

李俊益导演说：“选择黑白 画面是为了把一直以黑白 照片示人的尹东柱诗人的 形象清淡、郑重地表现出 来”。

历史的虚构和好莱坞的技术达西· 帕凯 看您的电影作品年表，您好象对历史情有独钟。

您在拍摄电影时，为什么 特别喜欢以过去的历史作为背景?李俊益 我是看好莱坞电影和日本古典剧长大的。

人们通过看欧洲电影或者好莱坞电影 来了解欧洲的历史。

当我做电影进口相关工作的时候，发现外国人对韩国几乎一无所知，虽 然有一些人知道日本或中国以及一些两国之间特定的历史事件。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没能看 到足以引发他们对韩国兴趣的文化产品。

我拍电影的一个原因就是想填补这个空白，同时也 想去探究韩国和中国以及和日本到底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2003 年拍了《黄山伐》一片。

大家对欧洲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耳熟能详。

其实， 早在7 世纪，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间也发生了类似规模的战争。

在长达30 年的战争期间， 约有13 万大军从中国乘船远渡而来参战。

如果现在重拍这部电影，可能手法上会更宏大一些。

不过，当时我把目标定为让观众轻松愉快，加进了一些搞笑成分，倒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即便如此，电影的幽默也好，内容也好，都是带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方言以及其他方面。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那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落脚点就是《王的男人》。

当时，虽然有 可以提供基本背景的剧本，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小丑这一概念进行研究。

意大利传统 喜剧中有小丑一角，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安德烈·鲁勃廖夫》 中都有小丑出现。

我费了很长时间思考欧洲的小丑和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有何不同，最终我 想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的小丑已经超出了作为表现剧作家思想的手段或工具的这一单纯功能， 而是具备了表现普通大众的方式。

既强烈地主张自己的观点，又与国王这类统治者保持了更 为紧张的关系。

带着这种概念性的理解拍出来的电影不仅在韩国大获成功，也获得了海外观 众的青睐。

达西· 帕凯 我同意您的观点，韩国文化和日本、中国文化的确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那么您认为，这种固有特点来自何处?李俊益 历史上来看，韩国一直受到来自邻国的多种影响。

直到19 世纪初期，中国一直 对韩国产生着巨大影响。

到了1900 年左右，日本的影响逐渐增大。

此后，在韩国从日本殖 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所以你能发现，这三 个大国的文化影响在相互交织。

此外，艺术家们 都带有一种倾向，喜欢从强烈情感中宣泄出极大 的能量。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国人把苦难和痛楚、 怒火都像泉水一样深深埋藏在心里。

在电影制作层面，美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常常 从文学和小说中汲取素材，但是韩国文化可以借 用的历史小说并不多。

因此，韩国的导演不得不 进行故事原创。

我们将那些艰苦岁月里积淀下来 的感情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技术相结合，新的东 西就这样创造出来。

低成本黑白电影达西· 帕凯 拍摄《东柱》的契机是什么?李俊益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 年代末，我 制作过一部电影叫做《无政府主义者》。

背景是日本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朴赞郁导演写的剧本。

我和 他一起一边进行调查，一边准备电影拍摄。

这期间，我一直苦苦思索如何在大屏幕上重现当时的时代。

结果是，电影没有成功，我也转到了其他项目上。

2011 年，我接到了日本京都历史剧电影节的邀请，送去了《平壤城》和《出云之月》两部作品。

在当地逗留时，我曾计划参观尹东柱最后求学的同志社大学。

我去看过特别为他设立的诗碑，也去 走过郑芝溶在诗作《鸭川》中描写的那座桥。

两年后，我到堤川参加导演工会举办的培训班，回家的火车上正好碰上了坐在邻座的申渊植导 演。

他是低成本独立电影的专家，而我一直拍商业片。

我对他说，想拍一部关于尹东柱的电影，但 是不能拍成商业片。

因为这部片子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需要很多钱但又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资金支持。

我问他能不能写一个低成本电影剧本。

他对我的想法充满了热情，我 请他把预算控制在约2.5 亿韩元之内，并建议以尹东柱和他的表兄弟宋梦奎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

就是这样开始的。

达西· 帕凯 外国人对尹东柱一无所知，您准备怎样介绍他?李俊益 事实上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好几种语言并出版，但在国外并没有什么名气，大概没 有太多人接触过他的作品。

一般来说，除了高银，并没有什么享誉海外的韩国诗人。

尹东柱的诗本 身很重要，但是他的生与死同样重要，值得纪念。

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 家并不太了解。

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验对象，最终惨死。

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 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

主管人体试验的是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中将，他创立了关东 军731 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对20 多万人进行了人体试验。

在福冈监狱对尹东柱和宋梦奎等1800 名在押犯人实施人体试验，也是由石井负责的。

石井四郎本应像纳粹人体试验罪魁祸首那样作为战 犯接受审判，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他却安度晚年，享年90 岁。

这部影片不是单纯讲述 一位诗人，而是关乎一段特殊时期的人类良知。

达西· 帕凯 电影中的两个真实人物，尹东柱和宋梦奎，他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又有什么不同?李俊益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又在同一地方死去。

两个人是表兄弟，彼此既是亲密的朋友， 又是竞争者。

尹东柱的诗不是闭门造车之作。

通过他的词句可以看出有人对他的心理和感情起着决 定性影响。

最重要的是，他生前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他离开故乡后 的生活里，对他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挚友宋梦奎。

诗人表现着特定时代的痛苦。

这一痛苦也反映在他们的友情里。

劣等感、对立的情感，在彼此 之间互为镜鉴的映照中，莫不如此。

“ 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段史实，亚洲以外的国家并不太了解。

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监狱成为人体试 验对象，最终惨死。

我认为，他的死不光是韩国史的一部分，也应看做世界史的一部分。

”回眸近代达西· 帕凯 最近推出了不少以日本殖民地占领时期为背景的电影。

但在过去，很多导演有意识 地回避这一时期，这类电影很少能取得商业性成功。

您认为是什么发生了改变?李俊益 是的，过去很多导演都不愿拍日本占领时期的相关电影。

因为那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观 众掏钱来剧场，希望寻找一种胜利感。

但是以那个时代为背景的电影很难满足观众的需求。

韩国经历了困苦的时期，人们的生活颇为艰辛。

在这样的时期，有关破灭的故事是不受欢迎的。

好在韩国经济后来取得了高速增长，人们在讲述过去那段不堪的历史时，似乎有了点自信。

有个好 的例子，就是崔东勋导演的作品《暗杀》。

这部电影以韩国历史中那段黑暗时期为背景，全智贤在 电影中扮演的角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正如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强调了个人的胜利。

这一点使电影获得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为韩国电影制作人拍摄日本占领时期题材开辟了一条 新路。

达西· 帕凯 现在在创作什么? 有没有开拍新的电影?李俊益 现在有两三个剧本正在进行中，因为选择的题材比较难，所以工作量也是相当惊人。

我 最想拍的就是那种以韩国近代为题材的探索类电影。

美国、日本人的近代史起源很简单，但是韩国 的就相当复杂。

从世界史的观点来看，一般认为日本对韩国进行殖民统治，把韩国带入了近代。

而 我认为这种观点有问题。

我个人认为，韩国近代的发端应该是朝鲜王朝末期与天主教的相遇。

这件事触发了西学运动， 开始向韩国社会介绍西方的思想和科学。

最终，与此相对立的东学与西学之间形成了某种均衡。

从 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说是两场运动之间的冲突最终招致了日本的殖民统治。

我想，通过探寻最终导致韩国丧失自主权的东、西学之争，可以为寻找韩国近代化本质提供一 个饶有兴趣的视角。

不过，要把所有的元素都放到一部影片中讲述，实在是一项超级工程。

我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

（白洁译)

李俊益导演（左三）执导 《东柱》时与演员们谈笑。

原文地址：https://koreana.or.kr/user/0002/nd30028.do?View&boardNo=00000284&zineInfoNo=0002&pubYear=2016&pubMonth=SUMMER&pubLang=Chinese

今年六月，有“韩国金球奖”指称的百想艺术大赏将2016年度的大奖颁给了导演李濬益，以表彰他在此前拍摄的两部影片，《思悼》和《东柱》。

值得注意的是，《思悼》在去年代表韩国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而以艺术水准而言，《东柱》也无疑将在韩国今年的另外两个电影奖项，即青龙奖和大钟奖评选中有所斩获。

事实上，《东柱》讲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故事：诗人尹东柱和他的堂兄宋梦奎由故乡前往延世大学求学，随后创氏改名（日治时期朝鲜姓名被迫日本化）前往日本继续学习。

宋梦奎在这一过程之中逐渐开始计划反日革命，尹东柱则一直与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对他的计划并不上心。

直到在课堂上受到日本军方侮辱后，尹东柱最终下定决心与宋梦奎共同发起革命，然而却又被日本当局逮捕，最终受尽折磨、死于狱中，成为活体实验的牺牲品。

“一颗星是回忆/一颗星是爱恋/一颗星是孤寂/一颗星是憧憬/一颗星是妈妈，妈妈”尹东柱在他的诗歌《数星星的夜》里这样写到，这首诗也刚好概括了《东柱》这部电影的内容和尹东柱本人短暂的一生。

影片用两次背井离乡（从满洲到汉城，从汉城到日本）、两段求学经历和两段未能等到结果的感情构筑了尹东柱的生活，审讯段落穿插其间，其结构与《末代皇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暗示了尹东柱一生走向和必然结局。

从2014年的《素媛》，到2015年的《思悼》再到今年的《东柱》，李濬益不仅用短短三年的时间把韩国数百年的历史拍了个遍，而且还都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一时间也足以挤入韩国一线导演的阵营。

这次《东柱》的成本虽然只有区区三百万人民币，但却用极少的布景和看似极简的黑白摄影很好地传达了晦暗的历史感，这点让人想起同时抗日题材却在表现形式上完全相反的中国电影《红高粱》——前者描述的是诗人平淡憋屈的一生，后者极高调地展现了西北大汉的壮烈牺牲。

前者色彩缺失，全靠光影来表现人物压抑的情感和历史的黯淡无光，后者则是色彩暴力，用大量的色块宣泄荷尔蒙并构建人物情感。

总之，黑白色调来展现诗人的生活，既考验技术，同时也很讨喜，既显得厚重，又文艺范儿十足。

从内容上看，导演对尹东柱这一历史人物的表现无疑是敏锐而大胆的。

尹东柱是著名朝鲜语诗人，在朝鲜族人群里，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无不知晓尹东柱；对于诗人作家来说，他更是被推崇的偶像。

然而在电影中，导演和编剧刻意撕下了“爱国诗人”的标签，对人物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和重塑：相比他那喜欢振臂一呼的革命家堂兄，尹东柱好像从来都太不起眼，以至宋梦奎走到哪儿他便跟到哪儿，成为了宋梦奎的“影子”；他的诗歌也并不被时人重视，堂兄的散文大作却罕见登上报纸，让尹东柱的父亲羡慕不已。

甚至，就算拿同时代的中国诗人作比较，也会觉得他既没有堪比鲁迅的沉郁，也没有类似闻一多的豪放，更不像徐志摩那样甜腻。

但可以说，恰恰是这种诗歌风格的非典型性和性格的边缘性构成了“尹东柱式”的悲剧：在导演李濬益和编剧申渊植看来，正是混乱的时局葬送了他的才华，颠沛流离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意志，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将这样一个与战争和“干大事”根本无缘的敏感纤细的诗人推向了历史的深渊，逼着他走上了革命这条不得已而为之的“绝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柱》固然是一部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反日电影，但它却是扎根于个人的。

就像影片寓意深长的结尾所讲述的那样——尹东柱正在用韩语说出他诗集的名字“天空、风、星辰”，此时日本特务破门而入，他也平静地吐出了最后一个字“和诗”——全片就此定格。

没有一句激动人心的口号，没有一个烈火中永生的眼神，不必强调冗长的审讯，也不必展现死亡的壮烈，因为“诗”才是他的起点和归宿。

　　于我而言，尹东柱是个太过陌生的诗人，但他的经历，可以勾起太多关于那些我们熟知的作家和诗人的记忆。

他生长的年代，是中国新诗喷涌而出的发展高峰，是中华民族经受着惨痛的战争与殖民的年代，是一个黑暗、残酷、屈辱的年代。

看《东柱》时，我一直被一种巧妙的代入感所牵引，大抵因为，那些课本里反复提及的，被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册的作家和诗人，许多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坦白来讲，在看这部电影前，我从未真正读过东柱的诗。

就影片中出现的几首而言，意象可算浓密而悠远，即使大多数主题压抑而绝望，读来仍有几番诗人的浪漫。

渐浓的黄昏，疏密的星斗，溪水和草地，密集的雨，东柱一生之所写，付诸图画，本可以是数幅辽远空寂的画卷。

然而导演却用黑白色调，穿插叙事，缓慢克制地讲述着关于诗人的悲伤的一生。

不为尊者讳，不刻意举爱国主义的大旗，《东柱》里，处处是导演极简的追求。

　　在韩国，尹东柱是深受喜爱的“爱国诗人”。

“爱国”这两个词，本身就带有某种政治立场的“正确性”。

但对于东柱而言，这个正确的政治立场的确立，却并非如革命叙事那样恳切和坚定。

东柱只是一个木讷的文学青年，一个梦想写诗的“写作人”而已。

这是我最喜爱这部电影的一点：从始至终，东柱都彰显着他的诗人本色。

　　电影的另一主人公梦奎，是东柱最好的映照。

如若从革命叙事或战争叙事的角度来审视这样的人设，独立运动家梦奎显然是会充当东柱的启蒙者，抑或人生导师的角色。

梦奎是有革命家的气质的人，影片一开头，在村民面前演讲时，其政治运动家之本色就已凸显。

若是沿着这个叙事模式进行下去，东柱受其影响而投身革命浪潮，奋笔疾书，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鼓舞全体民族反抗侵略，后被迫害蹂躏至死，若是足够煽情，大概也可以成为邻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巅峰之作。

　　但梦奎和东柱的关系却并非如此。

与张扬，激烈，满腹理想的梦奎对照，东柱一开始，像是他身边的影子。

梦奎的作品在报纸上刊登而诗人东柱却未受垂青，梦奎提议创办杂志而东柱只是其中的写作人和追随者，梦奎提议去京都大学读书而最终梦奎考上了京都大学东柱却落榜。

正如串联起所有故事的日本警察的审问，梦奎独立运动的政治家生涯几乎不断的与东柱发生交集，仿佛整个事件的参与者，但东柱本人，却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落魄诗人。

作为诗人，文字使用权被剥夺虽已足够让他对民族的耻辱有痛彻的体验，但却并未直接引领他走上反抗之路。

他仍然只是一个诗人。

　　他读诗，写诗，对于政治涉猎未深，对于学生运动更是一窍不通，在满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备受战争伤害的民族中，文学，是最不受尊重的一件事。

　　——父亲说：“你要是学医科，用医术能救活多少人啊？

这事是不是比写几个文章更好？

文章写得再好，最多只是个记者”　　——梦奎说：“如果不能改变世界，文学有什么用？

写作是种权利吗？

”……“谁都能写诗”　　后来他被剃发，无处可逃，孤身去寻找梦奎，声称要加入行动，成为其中一份子时，面对梦奎“你还是继续写诗吧”的劝告，反问道：“你不是说我是写诗用文学在逃避吗？

”一个问句，足够看穿东柱的心魔。

他写诗，爱写诗，但面对民族所经历的屈辱现状，这个诗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他对“文学有用”的判断一直模棱两可，在这样一个注定民族大义凌驾于诗歌文学之上的年代，一个单纯的“诗人”，对于他的写作，如此挣扎。

于是他也在自己的诗作中忏悔，也在绝望的文字中，记录这个压抑而悲伤的时代。

　　他终于决定要抛下用以逃避的躯壳，走向战斗前线，却为了自己的诗集，在梦奎行动失败，让其一同逃亡家乡避难之时，留在了已不太平的京都。

政治家能屈能伸，诗人却割舍不去对其文字的脉络。

对于东柱而言，诗歌，这片土地，都是他割舍不去的命脉。

一如剃发时的倔强，他的被捕，他的悲伤天命，是诗人之必然。

　　韩国人眼中，尹东柱是一个爱国诗人。

但这部电影，却展现出了，比“爱国”两字更多的，一个属于“诗人”的负责的精神世界。

在这样一个文学或被实用主义者摒弃，或被政治家功利化运用的时代里，尹东柱在这个所谓的“逃避”的空间里，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自我的思考与反抗。

直至最终审问时，当他面对日本警察所谓的亚洲解放发出质问，对于履行“合法”程序的审判颤抖说出：　　——“因为感到羞愧，所以不能签；出生在这样的国家，希望能写诗，想成为诗人，觉得很羞愧；没能在前面领路，只是像影子一样跟随。

因为感到羞愧，所以无能签名”　　这是全片最使我感动的地方。

对于一个为民族所纪念的爱国诗人，文字也并不是特殊时代的解放。

他守住了文学的纯洁与力量，也在写作和对自我的挖掘中，寻找到了，作为被侵略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心。

他坦诚的面对了所有“不成熟”的过去，与梦奎成为了同样的民族志士，殊途同归。

然而，“诗人”与“爱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后代被简单并列使用加之于其身的定义，对当时的他来说，却是天平的两端，取其一而舍其一，永恒的无解。

　　东柱只是个诗人。

一个明知是悲伤天命，仍写下一句诗的诗人。

只是这一句，已足够书写，他短暂而不凡的一生。

附：尹东柱《序诗》但愿仰天也全然无愧于心， 直到生命尽头！

我对叶子上起的风 也感到苦恼。

我要以歌颂星星的寸心， 去参爱将死的一切。

而后，我要走上那条 付与我的路。

今夜也有风拂过星辰。

《东柱》是以真实人物尹东柱作为原型改编而成的作品，讲述日本统治时期两个表兄弟的人生故事。

许多观众被影片所感动，认为其就像把人拉到了过去，从一个爱国者的角度看当时无力却依然与努力抗争的人民群众，也让更多观众加深了对这位英年早逝爱国诗人的认识。

回顾李浚益导演的作品，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但都一样能够吸引观众。

不过该片更像他执导的电影《素媛》，虽然让人看得咬牙切齿，出来的评价也很高，但却始终摆脱不了“小众”的标签。

挺喜欢结尾的，情理之中。

请问尹东柱囚服上面“四七五”是当时的他的真实号码吗？

求大神解答请问有人知道四七五号这个的来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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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黑配色的画面，的确让影片本身略显沉闷，但这一层迷蒙的灰色，却恰好是晦暗年代的真实镜像。

尹东柱，一位出生在中国东北部朝鲜族自治区的韩国诗人，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为中国人，但他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朝鲜语写成，内心向往着民族的故土，那么他应该是一名纯粹的朝鲜诗人。

他出生的家如今还在吉林，但中国人鲜少有人知道，故居重建也是在韩国政府的资助下完成的。

据说在韩国，他的诗作是文艺青年的爱物。

他短暂的二十八年的生命宛似一颗流星，也许，是他仰望星空时曾经最神往的那一颗。

不同于德惠翁主的贵族身份，尹东柱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电影中，他的父亲小有才学，本本分分，有朴实的价值观。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为民族做点实事的同时也能安身立命，过好日子。

因此，他强烈地希望东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

但东柱却与表哥一道热爱文学，表哥写文他写诗，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原本表哥的父亲也不同意儿子走文学之路，但儿子的一篇散文在韩国的著名报纸上发表，老爸深感颜面大增，从此不再干涉。

电影中的尹东柱有别于历史，似乎起步较晚。

在表哥得到认可的时候，他的诗作都藏在抽屉里，没有人知道，也害怕被人发现。

他的鼓励都来自于朝夕相伴的表哥。

但从百度百科上的资料来看，尹东柱从小学起就陆续有诗作发表。

也许并没有发表在著名报刊上，但已被一定范围内的人知晓，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还是可以推定的。

电影中的表哥似乎是一个虚构人物，恰如《德惠翁主》中的金章汉，他的任务是引领故事前行的同时与主人公形成呼应和对照，以达到故事和人物刻画的张力，使电影表现更加丰富。

表哥是个聪慧，有才但思想激进的青年。

中学时向往共产主义，奋不顾身赶往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

但不久即发现被各方势力利用，又回到韩国读大学。

在学校里仍旧革命热情不减，渴望借办杂志来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

与东柱不同的是，他虽然有文才，但不以文学为然。

文学之于他，就像美好的女人，是用来完成革命的工具。

他鄙视纯文学，认为热衷文学是消磨斗志，而被日本人压迫的时代里，人们应该热衷于反抗。

我想他的想法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认同的，也是时代的特征与缩影。

我们对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并不陌生，因为在同一个时代，中国文坛也有大量的秉持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的作家。

也许左联就是最佳代表吧？

但尹东柱却有自己的想法，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里，他都是那个时代的另类。

他不热衷于革命，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也从不书写革命，几乎完全与时代脱节。

在生活中，他的理想是认真读书，读英国文学，努力走进伟大诗人的行列中去。

他热爱珍视身边每一个朋友，不以他们为争名逐利的工具，他的作品也渐渐得到教授学者的认可和赏识。

没有表哥的激情和愤懑，他更像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也许只有隔着半个多世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才能隔着灰色的电影画面，理解他的理想与追求。

大学被日本人管控，不允许教授朝鲜语课程，东柱听从老师的建议，考虑去日本留学。

这是一个令被殖民的朝鲜民众较为尴尬的选则。

一方面他们生活在日本殖民者制造的苦难中，痛恨侵略，渴望民族自由。

但另一方面，他们要面对民族文化的落后，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与文化，不得不去侵略国留学。

在留日的情感点上，中韩两国有所不同。

中国留日的风潮主要集中在1895年的甲午海战之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而随着大面积国土沦陷和全面抗战的开始，不但留日学生锐减，在日中国学生也大批归国。

但韩国却在甲午海战之后一直受制于日本并最终成为其殖民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而在这被强烈抹杀民族性的时代里，大量韩国学生留学日本，甚至加入日本军队。

这其中，一代反抗意识强烈的青年人内心所承受的也许更复杂，更令人深思。

表哥选择与东柱一同留学日本，目的却别有打算。

东柱一心想入京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而表哥只想借机联合在日韩国学生发起革命。

讽刺的是，无心学习的表哥考上了京大，而渴望深造的东柱却名落孙山，不得不转考东京立教大学。

当父亲接到消息后，失望得抬不起头来。

东柱也是失望而落寞的，在日本街头，他似孤独的流浪者，理想与时代格格不入，就像一个笑话。

他用民族语言写就的诗歌不能见著于世，压迫永无天日。

韩国学生都不愿去东京，那里政治空气浓烈，常常强迫韩国学生入伍，因此大批韩国留学生都留在关西（京都属关西地区）。

但东柱却只能奔向最危险的地方，仅仅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

东京彻底改变了尹东柱。

他的诗歌得到认可，并被同学翻译成英文，可以寄给英国的出版社寻求出版。

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的老师非常赏识他，认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思想理念。

如果在和平年代，东柱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无须英国出版社，他的朝鲜语诗集应该早就出版了。

但在1943年的东京，东柱没有这样的运气。

他拒绝服役，被闯入课堂的日本军人当众剃发羞辱。

老师不敢阻拦，学生们吓得偷偷哭。

罪恶的年代里容不得他追求纯美的文学之梦。

他终于放弃，离开东京重回京都，并郑重对表哥表示愿意加入革命的阵营。

表哥拒绝了他。

表哥说，拿枪的事情由我来，你去追求文学吧！

表哥不是在讽刺或嘲笑他，他的话道出的是兄弟情。

这些年，他虽然不认同东柱的纯文学理念，但却是一直支持他鼓励他的。

也许是出于兄长的责任，不希望弟弟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

也许是对文学保留着另一种认知，希望它保有一块纯粹之地，不被社会浸染。

东柱的改变，或许可以称为一种觉醒。

受压迫被泯灭的时代，文学之梦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他选择一同抗争。

与其坐以待毙，为不能完成的梦想哭泣，不如奋力一搏，也算一种努力。

表哥虽然没有将他拉入组织，但东柱同样被逮捕入狱。

整部影片就开始于入狱后的审讯，穿插着对往事的回忆。

历史上的尹东柱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电影没有直接表现血淋淋的酷刑画面，但并没有削减其深刻性，而是从思想精神层面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东柱与日本审讯官的对话随着情节的推进由浅入深。

在剧情基本展开完毕之后，对话进入更深的层面。

日本审讯官抛出日本人的主张，所谓对东亚各国的侵略，其实是一种解放。

这是军国主义思想洗脑后的一种认知，原发点在于日本曾受美国的欺压，在认知到自身的落后时迸发出的一种耻辱和反压迫心理。

但在极度膨胀中的发展岁月，迅速挤入列强后，日本不但学会了恃强凌弱的国际法则，并将其野蛮扩大化，甚至发展出一整套政治理念，即“大东亚共荣圈”。

他们自鸣得意的解放，却是对他国的另一种欺凌，而这种从精神到肉体的野蛮征服给他国造成的痛苦与损失远远高于它痛恨的欧美列强。

但这种扭曲的胜利感却根植于诸多日本人心中，以审讯官为代表，他的坚定令人不寒而栗。

他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残忍的手段，而在于他的思想与认知，这才是摧毁自己亦摧毁他人的最恐怖之处。

可笑的事，审讯定案后，审讯官要求东柱等人在文件上签字。

理由是要走法律程序，并自豪地说，这就是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的区别。

然而在孱弱却坚韧的东柱面前，他的自我标榜却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

他所沾沾自喜的文明，正在世界上制造着野蛮而残忍的罪行，整齐漂亮的文件也掩盖不了血腥的气味。

也许有一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曾经的丑陋与无知，也许不会，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意识到了那些罪恶。

而一直脱离时代的东柱，仰望星空追求文学梦的东柱，孱弱而木讷的东柱，拿起那一叠文件撕了个粉碎，坚决拒绝签字。

他说，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却渴望成为诗人，没有成为领路人而做了一个跟随的影子，感到很羞愧。

与激愤的表哥不同，他的隐忍与克制蕴满了一种强烈的痛，他不再说日语，最后的心声是用朝鲜语说出的。

至于审讯官懂不懂，他已不再在乎，他的坚持不必人人皆懂。

尹东柱死在1945年之初，半年后日本投降，结束了罪恶的侵略。

这是最令人痛惜与遗憾的年份，我们都希望他再忍忍。

但历史总是那么残酷，一个人的生命无法以历史进程为极限。

但东柱的诗篇却没有一同消亡，他的压抑与忧伤得到了后世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他谈不上伟大，但这短暂的历程与并不曲折的故事却在阴暗的画面中闪亮着，一如夜空中的群星，有一颗并不算明亮，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光泽。

也许，那就是尹东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