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变成杀人狂，他们比起《南京！

南京！

》中内疚自杀，充满“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点也不人性。

日本影评人石子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须看的电影。

的确，这部片子没有简单地把日军丑角化，作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无可挑剔。

影片中两位日军主角扮演者，是对片子体会最深刻的两个日本人，他们的体会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

饰演小队长酒冢的日本演员泽田谦说“平时，日久见人心；战争，瞬间见人心。

”“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掌握，设想，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状态下会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戏了。

其实调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杀人，我就不能回故乡，这样一来，杀人的行为就合理了。

所以我现在能想像当年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能成功地组合成一个战争机器。

因为军国主义宣传了一个虚幻的‘正义’。

”

曾经把《阳光灿烂的日子》放给比我大许多、在那个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朋友看，他们对姜文很不屑，他怎么还玩这小孩的把戏呢，一点儿都不真实，那时候谁有那样浪漫的日子呢。

我就说，特定地点、特点身份的一群少年可能就是那样过来的吧，那是王朔和姜文的少年。

其实我的话未说完，姜文在他的电影里玩了一个花招，他的重点不在故事，讲故事的同时又通过马小军的口不断否定着故事的真实性，用中国人少见的荒诞手法，以及浪漫的光影，不确定的叙述，恍惚的氛围，告诉我们，那可能也不是姜文自己的少年。

他否定了个人叙事的真实性，却又重建了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少年时代，一种那个时代的少年都曾在心底憧憬过的充满生命力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更真实。

姜文只是小小地荒诞了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却是严守法度的中国电影一个未曾有过的创举，个人的理解和创造力终于登上了前台。

我由此喜欢上了姜文的电影，特别是他对于回忆的颠覆和重新发现。

等待多年之后，姜文带来了《鬼子来了》。

这次风格大变，黑白摄影，影像粗砺，表演激烈，对白密集，由浪漫而沉重，由抒情而思考，告别了童年回忆的姜文把镜头伸入到历史深处，试图对我们的集体记忆来一次颠覆。

这一次，他用的仍然是荒诞，不过，这荒诞已不是艺术家超现实的画笔，而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

姜文知道，越荒诞才越有颠覆力，他不惮在我们的伤口上再深深地剜上一刀，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像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远的伤疤，而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淡了。

最具荒诞色彩的人物当然是马大山和他的乡亲。

电影一开始，就用戏剧性的手法把马大山置于了一个荒谬事件的中心，作为日占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却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看押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既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也不能杀了他们，甚至为了不让日本兵寻死，还得尽心竭力地款待他们。

对于马大山和村民们来说，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惯性，本能的生存意识。

他们从此也拥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面是看押日本鬼子的中国人，一面却要放弃恐惧（我注意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而非仇恨），把鬼子作为自己人一样来保护。

发展的结果，两种身份合而为一，在意识里中国人与鬼子似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有了后来把鬼子送回去的情节，才有了与鬼子的军民同乐。

当马大山给村里人许诺去杀日本人后，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愿再碰他，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个日本鬼子的身份已不再重要，“日本人也是人”，是个活生生的人，沾了他血的手，和沾了中国人血的手一样不干净。

电影到这里，反而把马大山和村民置于一个道德困境，在日军刺刀下战战栗栗活人的中国人，倒要为怎么处理一个日本兵而饱受良心折磨。

问题的关键就在良心，他们以为日本兵和中国人一样有良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得住良心的，他们甚至以为可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而日本人也会像重新得到孩子的母亲那样回报他们。

所以接下来全村人的死，一下子让以前所有的善意揣测和斤斤计较变得那么愚蠢和荒唐。

最后，马大山死在了他曾亲手喂吃喂喝的日本兵刀下，善良和良心在面对疯狂的战争规则时的脆弱和荒诞不经如此触目惊心。

日本兵可以在杀人之前细心掸去马大山颈项上的蚂蚁，但屠刀仍会毫不迟疑地落下，他的荒诞之举是以前的马大山怎么也理解不了的，他们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

马大山想做日本人的顺民不成，想做个杀鬼子的英雄也不行，因为他的天真，只知有良心，在战时忘了敌我，在战后无视秩序，他只有死。

最初，马大山和乡亲们还是明确意识到了日本兵的身份的，老者和几个后生审问日本兵，他问道：你杀过中国人不，糟践过中国女人不？

我相信他们即便没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起码看见过日本人残杀其他中国人。

我感到荒唐的是，很多情形下，他们根本不像笼罩在战争和杀戮阴影下的人，八婶争吵时的凌厉架势，村民要胁马大山杀了他们的狠劲，算计马大山藏人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拍得越生动真实，越是让人沮丧不已。

不是要人人都成为抗日英雄，但转眼间就可以忘了自己的处境，真以为中日一家，抱着那样荒诞的想法，要想活命都难。

电影中的看客着墨不多，却让人过目难忘。

马大山被处斩时，呼应国军军官的震臂高呼，从城墙上滚落的人引发的笑声，突然钻到哨兵裆下的猪，在这一刻所营造的荒诞感其锋芒所指是不言自明的。

精心设计的前后出现了三次的说书人，不敢杀日本人的刽子手刘爷，让人可笑的同时只有深深地叹一口气。

吴大维扮演的国军军官在戏台上宣布对马大山执行死刑。

这是第二次，之前，他在同样的地方处决了那个翻译官。

日本战俘要按国际公约由国际法庭来审判，汉奸则可以不经任何正式审判就地正法。

马大山被杀是因为停战后日本战俘是受保护的，而日本已宣布投降后屠戮全村的罪行则无人追究。

吴大维的瘸腿与其说是剧情需要，勿宁说是在隐喻这种荒诞的现实，只有一条腿的正规军，只是一条腿的教条公约和原则，看起来人道，实际上把真正良善者的生命反而视如草芥。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我”。

这个“我”突兀地将两个大活人交给马大山，说好存放的期限，就此没了下落，因了这，却把全村的人推到了刀口。

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如戈多那样荒诞，他在实与不实之间，始终没有正面出现过，却一直悬在马大山和全村人的头上，左右他们的生死。

“我”可以是抗日分子，可以是共产党，对于全村人而言，他是一种和日本人一样可怕的力量，是强加于人的悲剧，是不可预知的命运，也是冷冰冰的历史。

如果说马大山和乡亲们值得同情的话，那只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战争中苟活性命，却承担了别人给的他们负不起的责任。

可姜文仍然硬是把它塞了来，似乎为了考验所有战争中的人。

他要说的是，没有谁能真的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责任，“我”不管是某种具体的藏在背后的力量，还是抽象的任人解释的历史，固然不可推卸责任，但普通人如果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准备袖手以观，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姜文用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给了我们一个荒诞的生存故事，说它荒诞，因为在故事里的每个角色都没有遵循他们应该遵循的规则。

他的意思很明显，在那样一种异常的条件下，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

要说反省，中国人首先该反省的正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哲学。

靠抗争可以生存，靠隐忍也许也可以生存，但靠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绝对无法生存。

在战争环境下，天真地以为能超脱局外，消泯敌我，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

他不光要我们警惕日本人，这大凡中国人都看得出来；他更要我们警惕自己，警惕自己的天真和侥幸心理以及善于遗忘，这种遗忘的可怕，不单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忘了那时的硝烟，更有今天面对刺刀明天就可以变为看客，忘了自己的角色，浑不知身处何地，与谁相对；他还要我们警惕理论，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的（虽然承认这一点非常痛苦），善良和人道会蒙了真正善良的人的眼，日本人杀了马大山，在另外的地方和时间，不足百年，又有多少中国人死不瞑目？

马大山的眼睛在影片的结尾是闭上了，在他的头落地的一瞬，他终于明白，对于先前的他和乡亲们来说，这个世界太过贫弱和苍白，所以他的眼睛一开一阖间，世间血色一片。

人头落地，姜文也终于证悟，荒诞刀法至此炼成。

他的这把刀剖心斩骨，刀刀入肉三分，把我们最不愿为人见的东西挖出来示人，绝没有我们看惯了的民族英雄，也没有热血贲张的悲壮故事，有的只是沉重的悲哀。

他一方面反省西方视为圭臬的人道主义，一方面直刺主旋律烈火金钢的民族主义，结果黑道白道都不买账，东方西方两不带见，西方人不见得理解他的苦心，只是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奖项，然后了无声息，绝没有同年的其他华语片那般风光，大多数中国人也还不知何时才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真正拍给中国人的电影。

姜文只好背起大刀，做个浪迹江湖的寂寞高手。

江湖中人则庆幸，中国电影有了一条真汉子。

记得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了几遍之后，心中有很大的动容。

原来中国还有这等导演，这等影片。

把年代的，历史的，记忆的，青春的，苦涩的，甜蜜的，把那么多那么多的倾诉，温和自然，优雅圆融地调制成直抵人心深处的光影。

面对导演这样的才华，除了动容，是一点点感恩带来的宽容。

宽容了，可以宽容他不再超越，甚至可以宽容他江郎才尽。

毕竟那么多那么多的艺术家，巅峰的代价，是穷尽一生的高度。

但是姜文没有让我失望。

在正对《太阳照常升起》如火如荼宣传的当下，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他《阳光》后的另一部影片。

《鬼子来了》。

反战的电影何其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重量而是视角了。

在这里，反战，与其理解为反对战争，不如说是反思战争。

我想反思这个词对常常犯错误的人类来说，更有力量。

我看见了姜文在片中传达的反思。

我想这种反思是这部影片在大陆遭到非议的根源，视角的不同挑战了人们传统的抗日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招来大的不安。

我们中国人。

所以能够理解很多外国记者对这部片子毫不掩饰的溢美之词了。

如果把单方面的民族仇恨冷却一下，再客观一点，再高一点，我想我们眼中的战争，就会更加接近《鬼子来了》，而不是《某某战》的样子。

当然，我没有诋毁红色电影的意思，只是觉得，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的思维是不是也要成长成熟起来。

愚昧和善良的人民们，战争唯一的受害者。

最后马大三的头颅落地，黑白的视野被鲜血涂上了颜色。

他的头在笑。

至始至终，在这场打着民族解放旗号的大战中，藏俘虏，养鬼子，敌友不分，灭门之灾，到原始性地报仇雪恨，同归于尽，他混混沌沌地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并终于让自己的逻辑完整。

他的逻辑，是由一个中国壮年男性农民的生机，善良，愚昧，对粮食的向往，对平静生活的渴求建构起来的。

这种建构，简单而又自然而然，简陋却又无可厚非，所以当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将领下令铲除这个败类，大三的头颅玩笑般地落地的时候，看着站在中山先生头像前的国民党将领，看着成为俘虏的日本残兵，看着周围哄笑着的人群们，很多概念轰然倒塌，不再完善，好像一下子疑惑起来，谁在打仗，为谁打仗。

这样的电影，总算是为反战电影作了贡献吧。

所以，我没有失望，反而对我国的电影事业有点信心鼓舞起来。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聊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部电影，但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值得反复观看的，看多了也就会发现一些难以发现的东西，然后可能就会明白经典为什么会是经典。

因荷而得藕我们从一副对联开始聊起。

马大三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副对联，有点残破，但从字面上应该可以猜出来，是“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需梅”。

这副对联有个典故：明代礼部侍郎程敏政自幼聪慧过人，名声在外，宰相李贤想招他做女婿，就请他吃饭，指着桌上的菜出了一个上联 “因荷而得藕(因何而得偶)？

”程敏政对出下联“有杏不需梅(有幸不需媒)”。

这副对联印证了马大三和鱼儿的关系，他们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鱼儿是个年轻寡妇，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小碌碌，马大三和鱼儿厮混应该是不合理法的，但是乡亲们几乎默认了，疯七爷骂鱼儿：“我不是你爹，不要脸的养汉婆娘”。

五舅姥爷说：“你儿媳妇和大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说不定这副对联就是五舅姥爷写的。

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副对联，那么我挖这个坑是想说，剧组在这种细节上做得是如此的认真细致，把优雅藏在身后令人佩服，这就是电影能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不管观众看不看得出来，有些细节导演是做给自己看的，这是一种态度。

说起对联，姜文作为演员成名的电影《芙蓉镇》，里面也有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

“一对黑夫妻，两个狗男女”，横批：“鬼窝”。

《芙蓉镇》是谢晋导演的大作，23岁的姜文和比他大12岁的刘晓庆扮演一对夫妻。

两人想要结婚，因为成分不好，姜文饰演的秦书田请求领导批示，领导就让人写一副白对联，秦书田还亲手贴上了。

这部电影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的活下去”，想必这个细节，姜文会终生难忘。

大胆的畜生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鬼子来了》里面的牲口。

姜文经常会使用一些莫名其妙的“低俗”镜头，而且是穿插在非常重要的情节里面。

如果能够迅速理解了，就会明白什么是“惊喜”，如果不理解，可能就倒了胃口。

马大三等人送花屋小三郎回了日本军营，日军队长有点懵了，马大三的驴子骑上了皇军的马。

这个镜头曾经被官方建议修改，理由就是低俗。

在一副可有可无的对联上都认真细致的导演，怎么可能随意拍个低俗的镜头呢？

他当然是故意要这么干，不管是对人还是畜生，姜文都很乐意展现一些特别荒诞的情节。

这里映射的其实是日军小队长酒冢猪吉的心理活动。

花屋小三郎是猪吉队长的同乡，花屋已经失踪半年，日军确认其死亡，名字已经刻在“靖国神社”里了，哪知道他又回来了，而且是在皇军的炮楼子下面被关押了半年，猪吉队长当时的心情就是“日了狗了”。

皇军的马被农民的驴子上了，就是说皇军的尊严被农民侮辱了。

猪吉当时已经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刀砍死马大三也不奇怪，但他忍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花屋丢掉的尊严不是他个人的，而是皇军的尊严，得由花屋自己找回来。

所以他要奖励更多的粮食，来一场陆军海军大联欢，猪吉这么做，也有责备海军队长野野村洞察不明的意思。

因此在挂甲台村的联欢会上，猪吉才一次次的忍受 喝醉酒的六旺勾肩搭背拍脑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刺激被村民养活了大半年的花屋，直到花屋重新找回日军的兽性，持刀砍死了六旺，猪吉一下子就亢奋了，大喊着“一个都别放过”。

然后还要刺激一下野野村，他因为经常给小孩子们糖吃，小碌碌才会跑到他背后躲着，猪吉嘲讽野野村和农民混在一起太久了，野野村因此拔刀杀死了小碌碌。

因为这样的一些细节描写，让日本人在电影里的形象很立体，思想和行为也能说得通，所以日本人才承认这部电影，是“日本人拍不出来的日本人”。

有人或许会说，道理我都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驴子上马的镜头呢？

姜文亲自答：“知不道”！

全都是畜生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还有很多牲口出场。

马大三砍杀了几个日本兵之后被抓住公审，镜头突然切了个小驴子，凑到母驴的肚子下面，可能是想要吃奶，母驴子给了它一蹄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隐喻蒙太奇”，马大三是中国人，日本人才是侵略者，日军在获知天皇投降诏书的情况下屠杀了挂甲台村，才是真正的罪大恶极，马大三这一帮农民就如同那只要吃奶的小驴子，他们需要保护，而国军“这头母驴”不但没有保护，居然还要踢上一脚。

然后那只小驴子一直出现在马大山的背后，国军士兵拔掉塞口的布让马大三说话，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驴叫声。

一旁的四表姐夫说，啥叫仰天长啸，这就叫仰天长啸。

接下来，国军将领吴大维宣布对马大三的判决，刚喊了猪吉队长的名字，有个看热闹的闲人从高坡上掉来，灰头灰脸的跑了，接着一头猪进了场，这一连串的镜头都像是穿帮镜头一样很不严肃，其实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场审判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名字叫猪吉的未必是“猪”，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军将领才是真正的“猪”啊。

然后猪吉队长听说让他来枪毙马大三，他表示很吃惊，还加问了一句“真的”？

猪吉在获准用刀执行的时候，又把刀交给了花屋小三郎，他因为之前被马大三砍了一斧头，手上有伤。

就这样，杀人的屠刀戏剧性的到了花屋手里，让这个村民们一直不忍心、不敢杀的侵略者，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砍死养活了他大半年的恩人。

墙外的说书人感叹这个故事真好，回去要写一个“拿人的段子”。

啥叫经典，这就叫经典。

姜文电影或许有很深的内涵，但都是藏在身后的，你不去研究根本发现不了，又或许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们自己想多了。

一方面是霸气外露的张扬，另一方面是把细腻的东西藏在背后，看起来有点矛盾，我的理解是那个时候姜文，还在努力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想到的是用力过猛，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的情况下，国内给禁了。

这部片子从头到尾，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是“疯七爷”，那个高喊“我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老头，也曾经大骂马大三：“全村早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也应验了，日本人屠村的时候，这个残废的老头放了唯一的一枪，还实现了“一手一个掐死两”的诺言。

为什么七爷是个残废疯子？

掌握真理的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在人群里肯定是个另类。

【MOMO拉片】006 《鬼子来了》优雅与低俗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ilibili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

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

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

“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

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

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

姜文《鬼子来了》改编自小说《生存》，原作者尤凤伟，那么说明尤凤伟还挺有想法，看了1961年大岛渚的电影《饲育》之後，我凌乱了，到底世上还有没有原创？

不過導演的訪問回答還是有一定水平的。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 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开片时的马大三是个懦弱而又自私的男人。

他与鱼儿云雨在床，发出嘿嘿的笑声。

鱼儿说，快些快些，你不要停下来。

他不愿吹灭油灯，想要看着他身下的女人，完全不顾鱼儿是否难为情，他一定要看着她。

于是，麻烦因着那油灯，找上了门。

　　大三顺手便把责任和担子推到了全村人头上。

一件沉重的事情，一个人背负是种折磨，若交给大伙一块背负，便可以是件挺好玩的事了。

就好像我们小时侯在玩过家家，和长大了之后对很多事情的煞有介事。

　　最是记得那顿饺子。

那样的年头，去哪找白面呢。

硬生生地被那中国小子糊弄，恶狠狠地赌上承诺借一还八。

自己舍不得吃就算了，大着肚子的鱼儿也吃不到嘴的东西，就全给了那两个俘虏。

这与他们杀鸡保命那段是有着相同本质的。

　　只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的大三，不再自私过度。

他有了他爱的女人，他那女人的肚子里还怀有他的孩子。

他要娶她。

一脑子的幸福全是老实巴交的本分幸福。

　　再要说的就是下不了手杀人的那段。

鱼儿有着中国妇女传统的迷信思想，贤惠温顺之余，毕竟是短了见识且很有些泼性。

这时的大三理应让他的女人认识到时局的严重。

男人是应用睿智的眼光去眺望长远的。

可他却恰恰是在这最不该伏在女人裙下的时候伏在了女人裙下。

杵逆全村只为讨好他的女人。

我们宁可大三是黄天霸，也不愿他在这节骨眼上犯起善良的毛病。

　　活下的两人就又是包袱。

没有人忍心动手，健康着的人没有人敢。

只有那病榻上的老头将那重复的话喊了半年多：“我一手掐巴死两……”何等的年轻，何等的窝囊。

若说曾经他的精力都在床上的女人身体里，那么没了女人的他的精力又去了哪？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但这却是真实的。

真实的，属于大三的愚昧。

可怕的是，大三还把这愚昧进一步的扩展，他就像一名传教士，用他的愚昧蛊惑了全村。

　　杀身之祸伴着他们的短浅逼近。

在那场聪明的杀戮里，我在想，如果村子哪怕有一个人有日本军队队长那样合乎逻辑的思维的话，也就不至于有这样的下场。

不得不说这样的死也还算仁慈。

死之前，全村人尚且沉浸在大喜大乐里，献丑的献丑，高歌的高歌。

大婶年龄不小了，嗓音却还婉转，小嘴尚且动人。

只是，我一直一直都在想，她藏在抽屉里的白面，不是一次就用完了吧。

那剩下的，她是准备做什么用的呢？

还有那个被推下了井的人，为什么他不干脆先在井底躲一阵子再出来呢。

那么多米倾泻而下，那被大米埋葬的死法是怎么样的难受？

还有，那六车米，在大火下面，是不是都成了爆米花？

　　脑子里蒸腾出许多奇怪的想法。

那些未尽的事尚未被完成，那些主事的人就这样消失了。

多多少少有一些悲凉。

这悲凉在大三深夜摇撸于冷湖之上的动作里就已经预见了。

　　一直挥不去的是鱼儿那可爱的小儿子。

那么疼爱他的日本军叔叔，天天早上都会多给他一粒糖的日本军叔叔，怎么会突然拿起军刀朝他刺下去呢。

他是在环抱着日本人的腰的时候被害的，死后双手依然保持着拥抱的姿态，双手间的弧度正是日本军叔叔腰的尺码。

那惊恐的，圆睁的双眼。

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他永远都不会明白了。

　　这样，大三才愤怒起来。

可这时，他已经不该愤怒了。

你看，造化弄人。

总是才刚赶上，时势就过。

他马大三当然是有血有肉的汉子，他积攒着的愤怒一旦爆发便是一座火山。

可是不合时宜，已经不合时宜了呀。

杀掉被俘虏的那几个日本人又如何呢，挂甲台村能在烈火里重生么？

　　杀了几个落魄的日军，换来自己的死亡。

其实，每个政府都是国家机器，又哪里能够按照人性办事。

这事怪不得政府。

于是，我在想，鱼儿还活着么，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么。

她们怎么办？

　时隔4年，终于又重看了一遍。

这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看的电影，我这论调恐怕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

其实不用看也知道豆瓣“最受欢迎评论”都是些什么内容，我就还是只能说些不一样的话。

为什么说这部电影不适合中国人看呢？

因为中国人相比较外国人更不容易看懂，更不幸的是，他们看过后觉得比外国人看的更懂。

大体上分两种情况，男孩和女孩（岁数大的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男孩呢，基本上脑子记住的全是结尾部分日军杀人一直到最后结局（或者还记住了开头），然后就把对日本的愤恨更加深了一层，并无比“敬佩”姜文；女孩呢，基本上记住的都是前半部分的幽默镜头和台词，后面较严肃的部分会体验的比男孩们程度轻很多的伤感，并很快忘掉或不加思考。

大部分表现基本如此，所以结果就是，男孩们咬牙切齿告诉我这是一部抗日影片，女孩们告诉我姜文挺逗的。

　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悲哀。

　有些人已经知道，本片获得了评委会大奖，这个几乎并列于金棕榈奖的重要奖项（当年金棕榈由另一部出色的影片"Dancer in the Dark"获得），也有些人已经知道，它最终在中国被禁播了（有关禁播原因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523403/），这有多荒谬我就不浪费时间说了。

姜文本人似乎也曾经对本片作过一些解释（请参考http://www.douban.com/review/1266247/），并得到了很多中国男青年们的追捧。

在我看来，我宁肯相信这是姜文出于对自己艺术前景的担心而说了一些讨好有关单位的违心的话。

我在《寻枪》的评论里曾经对姜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我仍然相信他。

我的理由很简单，一部由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电影艺术家而不是某个国家的所谓电影"academy"所肯定的电影，最可能的获奖的原因只有一个——艺术，最不可能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政治。

如果有人认为姜文是为了反日而搞出一部作品，并被一群外国人所欣然接受了，那就无可救药了。

　现在转入正题，我斗胆谈一下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感受。

首先，在技术和手法上，姜文继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才华。

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不同人群风格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不可损益的无比精彩的对白，精炼的剪接，镜头运用，尤其是结尾部分选用手扛拍摄，等等吧，加上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圈里人预料到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师级别的艺术家。

　 然后主要我想说一下本片的意义部分。

我认为这是成就了这一部完美之作的最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某种程度上超过了Dancer in the Dark，因为立意上来说本片要更加含蓄深刻，并且具有世界性的受众范围，这根本就不是一部什么“抗日”片。

我看到很多豆瓣网友给本片加了“人性”标签，这还算是比较接近的，没错，本片的“主角”就是人性。

鱼儿完全不加思索的为花屋治伤，马大三为了不敢杀花屋和董汉臣精神上受尽了折磨，花屋不知不觉地被他俩的善良所感动并成为同群，这都是最真实最美丽的人性善良一面的平平淡淡的自然的体现。

这个，跟国籍民族有关系么？

　另外，人性却远不止善良这一面。

　总的来讲，我认为这个作品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完整并升华了原著的天才般的隐喻和指代。

通过一个看似虚构却真实感极强的故事和敏感的背景，为我们展示了“鬼 ”来了之后的一番景象。

其实英文名字已经为我们理解电影给了很大帮助，这个“鬼子”，说的是日军吗？

根本不是，而就是“devils”。

那究竟是什么呢？

就象征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疯狂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一切荒唐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条条框框，复杂说就是政治、民族、信仰、制度。。。。

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

它，或者说它们来了，已经逼近到了door step，我们无处可逃，于是各种角色便开始展露出了自己的一面。

董汉臣作为最重要的配角之一，连同唱书的两个土艺人，代表了如今时代中国很大一部分的群众——投机分子，他们服从于权力，对制度表现出了极好的“适应性”，没有原则，或者说原则就是自己的利益，以这个原则来背叛其他任何别人觉得宝贵的东西，比如信任、自尊、以及人性。

影片或者说原著用一个理想化的乐观的安排，预言（或者说希望更好，虽然有些无奈）这类精神最终走向了自我灭亡。

花屋作为另一个最重要的配角，则代表了另一大类——糊涂分子，在政客们的愚民政策和传统道德制度下（每个国家都一样），以条条框框们做了自己的主，民族、国家、信仰、“ 道德”这些东西一经接受，不假思索的变成了生命中的条件反射。

但总有一天会发现问题，那就是与“人性”会产生冲突，一经冲突，在挣扎着固执一番之后偶尔会通过自相矛盾而窥见事物的真谛。

本片却给了一个现实的悲观的安排，最终还是“鬼”有惊无险的赢了，占领了灵魂，让本人在荒唐之中一步步远离天堂，迈向地狱之门。

以酒冢队长为首的日军，以及高某人为首的美军，则代表了“鬼”，权力和政治的化身，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各种“真理”来“说服”你。

四表姐夫和刘一刀代表了生活骗子，从不诚实，从不认真，但轻松的游离于鬼和人性之外，不趋名利却也没有信仰。

以五舅姥爷为首的普通老百姓，代表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最底层人民，或者说人性的相对丑恶一面，或者说相对真实和普遍的一面。

面对董和花屋，开始时他们会说“你们也都是孩子啊”，到了关系到自己的时候，便一致主张杀死他们。

自私、懦弱、愚昧、虚荣、仇恨、并且对于“鬼”的无所认知，甚至在被压迫的状态下臣服于权力，并无法容忍挑战权力的行径。

例如私底下二脖子的母亲对日本人放肆叫骂，当自己的驴骑上日军的马时，大家又都无比羞愤的惩罚着驴。

正是这种形象，才会有这些次要配角们的各种性格，才会有片尾看热闹的群众们的令人作呕的笑声。

片子给出的答案也相对悲观，没有与“鬼”冲突的时候，就愚昧的生存着，一旦冲突，结局是垂死挣扎后的灰飞烟灭。

马大三和鱼儿是本片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他们代表了人性的善良和诚实，在人性的丑恶一面包围下，仍然坚韧的活着，从始至终两人都较少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生命和群体的关爱，以及对于天性的尊重和对教条的反抗。

但在他们当中也有区别，马大三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欺骗村人说“会要了全村人的命”，而自己不敢动手杀人，却尽力找人借刀，鱼儿的表现就相对纯洁了很多，不顾辛劳的照料着花屋和董，并且坚决地反对处死他们的决定。

而片中的结局也很特殊，马大三在与鬼的冲突中，顽强抗争后仍然极尽无奈的被吞噬掉，影片无比精彩的结尾中，马大三人头落地，最后合眼的瞬间那个微笑，传递的更是一份解脱和醒悟。

另外鱼儿却没有交代，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也许作者仍然不无乐观的保留了对于善良的希望。

而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我”，没能找到很确切的解释，个人理解似乎就像是我们每个人身处的世界，或者说上帝，近乎强迫的把鬼送到人性的身边，无时无刻陪伴着，不断给你希望却从不兑现，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上演。

每当鬼来，它们想践踏的目标就只有人性，于是真正的美好就要开始遭殃了。

　这样的原著和《寻枪记》等，让我知道了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文学艺术高手在民间，用这样巧妙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个受益终生的道理，这也正是“艺术”二字的精髓所在。

这样看来，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嘎纳会把评委会大奖颁给它，也应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说它是一部不适合中国人来看的电影了吧。

我之所以对艺术感兴趣，原因就是艺术是我们老百姓用来关心“人”本身的，我之所以对电影感兴趣，原因就是它是最全面的一种综合表达方式的艺术。

只要你能够专注于表象之下的 “人”和“道理”，也就能轻易地看出那些逼到门口的“鬼”们都是虚无的。

到那时候，是不是可以幸免于难呢？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

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

答案很明了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我是谁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

四个字：逆来顺受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4、黑白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5、警惕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我们需要警惕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

马大三就是这样。

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

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姜文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