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

当我们的生活被鲸鱼和马匹所笼罩创造一种场域，便有着一种权力蕴含在其中，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的运行势必就会带来一种理解世界的态度，（即叙述与电影的呈现方式）。

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场域，便是创造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再过去的历史当中，交给我们人类理解的对象是上帝一或者说是命运，而如今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人类去理解的终极对象，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上帝缺席的存在主义时代理解成为了个人性的命题。

而在这两部电影中（《都灵之马》和《鲸鱼马戏团》），鲸鱼与那风作为上帝的化身再度降临到了世间。

所以在贝拉他而所创造的场域中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抗变得更为复杂和忧郁了。

要想进入这一个个导演所营造出来的电影场域当中，我们势必需要一种手段，也就是一种途径。

这种途径要求我们去在一个拥有与之相等的力的作用下去进行“观看”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可以与电影中导演所创造的场域所相等大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说这种场域的力越强的电影越需要我们投之以越强的力。

在黑暗的绝对中去同强有力的观众一起相汇聚并营造出一种专注和进入的能量，来去投射向吞噬一切的银幕———这便是我们创造这种反作用力的办法。

只有当电影中的力与观众的反作用力同时存在且大小相同的时候“观看”与“接受”的这种行为才能够得到平衡。

这两部电影的场域之力都极其的强大，对于电影院是最合法的观看方式。

《都灵之马》中：凝视与专注的长镜头，命运的旋律，极度规律的琐碎日常，极为统一的视听语言。

这一切让这部电影的各个层面游走于“一切的意义”与“无所是”之间。

这是一场“一切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巨大的疯狂的崩溃的无情事件”。

《都灵之马》就好比一种《鲸鱼马戏团》的延续（果不其然“一个伟大的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在这两部电影的世界中的动物无一例外的都打破了剧中人物生活的绝对惯性，在《都灵之马》中是那“木虫”和那“马匹”，而在《鲸鱼马戏团》中则是那只绝对大的“鲸鱼”。

而这些动物往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知的真相感。

这些动物是上帝纯洁的创造品，他们或许比我们更接近上帝。

而这些上帝的造物带给我们的便是一种笼罩在我们上方的一种不可能性。

在《都灵之马》中，这种“上帝七天灭世”的源头在于人类的“大堕落”。

而对于《鲸鱼马戏团》来说，那场运动的源头则是一种巨大的悲壮的无以名之的无力的反抗之愤火。

在后者中，当小镇上的人去试图抵抗，去进行革命运动后，最终我们所得到的所看到的在那个帘子后面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饥瘦赢弱的老人的骨体，我们得到的不是新生的希望，而是疾病般的绝望。

“王子”就好比像是大卫林奇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红房子里面的老者一样，他可以是这个世界背后阴谋论般的主宰者，又或者是一个上帝的遗臭—诉说着一种不可能性。

这个不可能在过去的时代里更多的表现为人类理解命运的不可能，而在近代则表现为人与人理解的不可能。

同时，在一切的历史中，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历史就是个闭环，我们的世界就是个闭环，这个世界不会好到哪去，也不会坏到哪去，他只会让人想要去反抗，然后随之绝望。

我们已经看完这部讲述一切的反抗和随之而来的绝望的电影了，我们观众反抗贝拉塔尔的企图变得更彻底的绝望了。

第一天，老马老人狂风中倔强的前行，低沉的交响乐喧宾夺主。

温和的运镜，重复的日常，热气腾腾的土豆。

等待饭熟的女儿独坐窗前，和饱食后的父亲独坐窗前。

停止了声音的木蛀虫以及无言的夜晚。

第二天，来借酒的邻居，发表着被卑贱化获取的言论，父亲只是说他在扯淡。

镜头缓缓从室内推向窗外远去的邻居。

出神入化的景别。

第三天，不愿意吃饭和动弹的马，女儿走后。

马厩唯一的昏弱的光来自窗缝，在黑暗中沉默的老马。

我心中一紧。

锤子慢慢的钝钝的砸。

第四天，井枯了，父女俩决定迁徙。

镜头定在山头的一棵树等待父女俩与马车渐渐走远，缓缓推进，风继续咆哮，等。

最有耐心的是摄影机与风。

等，踉跄的俩人从山头又渐渐由小变大。

他们返回了。

镜头继续等在门前，父女俩卸下了车上为数不多的行李。

女儿进屋，父亲负责把老马和推车送回马厩。

女儿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父亲在前景出镜又入镜。

镜头缓缓缓缓的推向女儿。

我开始起鸡皮疙瘩。

第五天，没有水只有巴林各酒的日子。

锤子向下砸的力度变大，镜头从窗外开始，风继续席卷着枯叶砸向大地。

缓缓拉回来，拉到窗前颓靡坐着的父亲，并没有停，继续往前拉，背对着父亲低头垂坐的女儿入画。

我倒吸了一口气。

打开马厩门，世界上最悲伤的一匹马映入眼帘，我几乎打了一个冷顫。

神了。

最后一天，风暴停止，死寂侵袭，相顾无言坐着的父女俩还是吃土豆。

只是这回，是生土豆。

灯光昏暗，女儿在最后一秒开始手指开动。

灯灭了。

如预想一般的黑暗蔓延。

我感到酷刑结束了。

一.独特的长镜头美学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导演似乎都很喜欢使用长镜头，无论是米克洛什·杨索在《红军与白军》中运用长镜头调度不断变化战场上的主角，还是贝拉·塔尔在本片使用的长镜头营造出的一种永恒的绝望，其对于长镜头都有着很深刻的看法。

本片第一个镜头拍老人赶马车回家：悲壮且在后面重复出现的和弦乐搭配着长镜头调度，时而对准人，时而对准马。

该镜头不就相当于李白在《蜀道难》中开篇的一句“噫吁嚱”直接告诉观众我这是一部绝世佳作，需认真品味仔细体会。

本片通篇使用长镜头，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用了三十个长镜头完成。

在长镜头中，框架构图形成景深（从屋子的窗往外看）。

但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使用是来表现父女二人生活的无意义之处，在总共六天的日子里，叙事是重复的，重复的便是无意义的二.隔膜与陌路在本片中，各种元素都是有着隔膜的，都是远离的。

故事发生的小屋是与世隔绝的，强烈的风在不断吹打着屋子，换句话说，屋子与世界是隔离的。

同样的，人与人也是存在隔膜的。

作为主角的父女本该很熟悉有着许多交流，但在本片中却意外的并未有多少对白，甚至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对白发生在影片的21分钟（“吃饭了”）。

这二人的疏离还体现在他们的距离感上：二者之间始终没有亲密动作，在无事之时总是隔得很远。

买酒人，坐在马车上的人与这对父女之间也隔着很远。

买酒人的末世言论不被父亲接受，另一批人被父亲驱赶。

人与人存在着距离。

当然人与动物也是疏离的，马在第二天拒绝外出，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拒绝进食，甚至不给女儿面子。

不仅如此，就连最基本的人与物体，也似乎有着距离。

枯竭的井，吹不断的风，突然变暗的屋子，滚烫或冰冷的土豆，点不亮的油灯，他们与我们存在着隔膜与距离三.影片的存在主义倾向本片先是引入一个关于尼采的传闻之后开始讲述故事。

因为尼采对于意义，价值，存在的思考很深入，所以本片在开头便确立了其存在主义基调。

影片的剧情大多是日常琐事，且这些事不断重复（长镜头调度每次都不同）：吃土豆，给马喂食，外出汲水，女儿给父亲穿衣。

这一切似乎并无存在主义的迹象，但他们的多次重复叠加却有了清晰的存在主义倾向。

因为重复，所以无价值；因为无价值，所以不存在；因为自身的存在无法得到认可，所以人物隔离、痛苦，陷入永恒的绝望。

这种痛苦无法承受，因为自身在意义上并不存在。

四.电影的警告电影圈有一句话“即使你能忍受《都灵之马》，那你也不一定能忍受生活”。

而生活之中的我们每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更加复杂而已。

由此看来，我们也陷入了无意义的怪圈，得不到自身存在性的认可。

我们似乎也会在明暗不定的房间里吃着冰冷僵硬土豆，在六天的时间里默默的重复着一切无意义的事情，最后无意义的死去。

本片虽处处有着长镜头美学，存在主义倾向，但他核心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末路。

贝拉·塔尔在电影中似乎化身为了一位父亲，轻轻地、耐心地，甚至有些喋喋不休地告诉人类这个母亲，或者说是孩子 “妈妈我好傻”。

人们当然会崇拜作为伟大的建构天才的人类，他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在流水之上成功地堆积起一个无限的概念穹顶。

当然，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基础的支撑，他的建筑必须有似于蜘蛛网的建构，足够精巧以便随波逐流，足够坚韧以不使一阵风来就吹散架子。

——尼采我无意于解读《都灵之马》，就像那匹马时常被人说起，在带有些许传奇色彩的故事里，无法被人所参透的那样。

我也无法知晓，尼采在抱住那匹马失声痛哭之后，又领悟到了什么。

正如众人所知的，他是彻底的疯了。

但是，《都灵之马》还是可以被体验到的，即便是黑暗得透不出半点光线，宛若是骤然形成的“黑洞”，扭曲了时空，吞噬了一切可视之物。

但是我们仍旧足以全身而退，也许这就是电影的魔力了。

马“疯”了我们从那匹马说起吧。

那匹马似乎有了某种觉悟，在人的鞭子下不复前行。

突然感知了自己悲剧的一生——是任凭被人所驱使的“奴隶”，于是以绝食来抗议如此不公正的遭遇。

但是，一切都是我的主观臆测。

我怎能了解一头马的思想呢！

甚至那头马还仅仅是存活在银幕上呢！

自然界的立法，人不会懂得马的“语言”。

这看起来更像是人为自己的立法——人是一种可以掌握语言的动物，马其实是不会语言的。

马自然地便同人不属于一类，于是我们有时候才会有了“做牛做马”这样的信誓旦旦。

骑在马背上，或是安坐于马车，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马被定义为一种“交通工具”，我们能以此来远走他方，我们如今革新了“交通工具”，使之“走得”愈加遥远。

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和“汽车”当属一类，可以成为同一类“物”，都是人为之创造。

只是前者吃的是草，后者“吃”的是汽油。

也许有那么一天，这种被人奴役的“交通工具”不再受人操控了，人成不了它的主人了。

也许我们会翻然醒悟——我们从未奴役过什么，我们也绝非显得如此高贵。

在影片中，马夫已经无法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出门了，他被囚困在了这间破败的房子里。

他已然被那匹不愿出门的马给拴住了！

《都灵之马》是一个黑色的寓言，人的处境被还原出来，没有那种高雅的姿态。

小屋的世界我把小屋视为现实世界的隐喻，这似乎有点残酷和让人心生绝望。

我们在不同的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吃饭、穿衣、睡觉，诸种维持生计的活动。

影片中所展现的亦是如此。

不同的是，它把我们缤纷的生活抽离了出来，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凸显出必要的元素：1、吃土豆：时常的吃饭化约而来2、打水：一种维持生计的必要的活动3、打理马棚：维护改造世界的工具。

等等。

更要命的是，影片甚至抽离了人的情感元素。

马夫同其女儿没有多少交流，他们似乎彼此孤立，仅仅是依靠既定的规则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不乏默契。

即便是一不小心稍稍偏离了原先的轨迹，一个简便呼唤就把他们带回“正轨”。

人就这样被“抛”到了“小屋”之中。

忍受着没有“多彩”的生活，没有多少情感的滋润。

命运从来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从来就不是那么不可一世。

那匹发“疯”的马打乱了既定的规则，早先木蛀虫没有发出声响，似乎也暗藏了某种变动的征兆。

影片像很多人所感受到的那样，毁灭已然在无时不刻都在肆虐的风声里悄然展开。

乐观地讲，我们不会把父女两人的遭遇同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至少，那种情景只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然而电影的魔力在于浓缩，就像简化抽离了里头的人物一样，把时间也可以缩小到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去看一看人毁灭时的情景。

我想，如果那匹马没有“疯”的话，父女两人也许就不会被困在这屋里头了吧。

他们会乘坐着马车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他们确实打算要离开这儿。

但是过不了多久又“回来”了。

我无法得知是由于什么样的缘由。

他们在出发后，又返回到了起点。

也许他们已经安居“别处”，然而只是一场命运的循环，“别处”成为了一种幻景。

透过小屋的窗户，可以望向远方。

看到远处的小山坡，还有一颗孤立的树。

窗户总是把眼前的景象分割成两半。

一边里头除了野草便是空无一物，另一边则能看到树，有时候还有远处过来的人，以及他们离去的背影。

这似乎预示着现实与幻象，或者预示着生于死，和画面的黑白两色交织在一起。

在影片的结尾处，桌子上的裂缝在画面上将父女两人割离开来。

是选择生吃土豆，还是继续挨饿？

似乎那句古老的困惑又开始出现——to be or not to be？

来客和远去的“吉普赛人”小屋里曾经迎来了客人。

那人似乎深谙世道，一语道破玄机——“世界被变得低贱了”。

他以愤世嫉俗的姿态宣泄中心中的不满：上帝虽然已经死了。

但那些曾经视上帝为造物主的人已经创造出了全新的“上帝”。

以“上帝“之名，让一切都变得低贱了。

在他们高贵的身躯的触碰之下，一切都变成被其所支配之物。

一个全新的统治者已经诞生。

这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但是终有一天，神将会陨落。

在向着“高贵”和“崇高”无止境地奔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笼罩在了虚无之中。

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这位来客似乎道出小屋的处境。

但是他又能奈何呢？

“别想这个了！

都是扯淡！

”马夫斩钉截铁的说。

透过窗户，在来访者离去的远处种着一棵树。

这是生命之树吗？

你可以看到父女两在那个树的周围绕了一圈后，似乎又返回了原点。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那位来客并没有成为一个挽救灾难的人。

他只是买了瓶酒，孤独地离去。

“第三天”的时候，小屋前路过了一群吉普赛人。

他们并非蛮横无理、霸占水井，乃是性格使然。

他们全家流浪于世，不遵守一般的准则。

吉普赛人要带马夫的女儿离开，但是她不肯。

马夫愤怒地从屋子里头跑了出来，手里拿把斧头。

但是这群吉普赛人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他们“顺从”地离开了，不住地冒出一些古怪的话来。

作为取水的酬谢，马夫的女儿拿到了一本书。

但是这本并不是神秘的吉普赛人带给他们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看起来只是来自异族的秘语。

我们从小屋的外头望向它的窗户，马夫的女儿的面容让人感到心悸。

世界发生了变化——他们被囚困于此。

透过窗户，永远只是那一分为二的视野。

“第六天”之后，如果还有明天。

也许他们可以真正地走出这间“小屋”，不再返回到原点。

也许他们遇见了一队“吉普赛人”，领头的也许正是狄俄尼索斯。

摘要：作为贝拉塔尔的封镜之作，本片将尼采之死及其思想外挂在片名与开头的独白里，内蕴在全片的三十个长镜头中，为观众提供了清晰的哲学解答途径。

本文将从尼采的观点出发，按照电影的思路，将欧洲文化及欧洲人的精神发展视为虚无主义的完成与崩溃，试图寻求虚无主义崩溃后非强力者的精神救赎。

关键词：《都灵之马》；贝拉塔尔；尼采；虚无主义；第一章：欧洲大陆的虚无主义传统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到一个马车夫用鞭子抽打一匹老马。

他抱着马哭了起来，然后昏倒了。

在随后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尼采就被诊断出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在随后的11年里卧榻不起、沉默寡言。

贝拉塔尔在片头以独白的方式陈述这一事件时没有任何镜头出现，只有他低沉的声音在一片黑暗中回荡。

这种别有用心的强调向我们指明了理解本片的重点：尼采。

不从尼采的哲学出发对此片进行解读或许有其他方面的价值，但对于作品本身来说必然是一种误读。

我们可以从尼采的“伟大的虚无主义的反运动”的观点来理解本片。

什么是虚无主义？

尼采把虚无主义定义为“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1]。

可见虚无主义不是某样东西，而是一种过程。

那么，尼采是如何在西方人的精神中发现虚无主义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西方人的精神内核。

一是古希腊哲学。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公元前500年西方、印度、中国等地区的人类文化大突破中，“智慧”（sophist）的产生是共有之现象，“爱智慧”（philosophy）却唯独产生在环地中海的那小小一片土地上。

在希腊文明与周边各大文明不断交锋的过程中，希腊人选择用理性来审视一切，典型代表是米利都学派对世界起源的还原论解释。

当理性被当作经验，某种超经验的反思便产生了，例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克塞诺芬尼的“神”，巴门尼德的“一”。

公元前四世纪这种超经验的反思被古希腊哲学三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推上巅峰。

它们与早期的自然哲学相对，被后人称为形而上学。

二是基督教。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本体论是自然人在童年时期对外界天真纯净的惊异，构成了西方人精神向外的广度的话，希腊化时期至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则是主体人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青年时期面对痛苦的极端尝试，构成了西方人向内的思想深度。

自奥古斯丁以降，无中生有、道成肉身的上帝作为自我意识的替身被创造出来。

西方人悬置了对自然的探求，开始对人类的内在精神进行超经验的研究。

将形而上学的各种“第一物”、神学的“上帝”作为“最高价值”，不正是创造“最高价值”的过程吗？

如何理解尼采将虚无主义视为西方精神的传统？

海德格尔在《尼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同时也设定了这些最高价值贬黜的可能性; 而当这些最高价值表明自己具有不可企及的特性时, 它们的贬黜也就已经开始了。

生命因此就显得是不适宜于这些价值的, 根本无能于实现这些价值。

因为这个缘故, 本真的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就是悲观主义。

”[2]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者们所设置的超感性超经验的彼岸世界自设定之初便具有堕落的必然属性。

但此种说法作为尼采哲学思考的基础却有明显的逻辑漏洞，它直接导致了尼采试图克服虚无主义的失败。

第二章：尼采以价值虚无主义克服虚无主义的失败与其疯狂《都灵之马》的影片语言极少，三十个长镜头中有十五个镜头没有出现任何对话。

片中对话最多的部分是第十二个镜头买酒人的拜访和第十八个镜头驱逐吉普赛人。

本片采用了极为特别的声音处理方式，“要么是完全的静默，要么是放大的音效。

”[3]放大的音效中值得关注的有风声、水声和由double base奏出的悲剧性的背景音乐。

这种忽略人物语言的处理方式显然别有用心。

它使得存在语言的镜头更加弥足珍贵。

买酒人带来了第一段长对话，他激情而混乱的陈述颇有尼采的特色。

内容大概是说我们选择了毁灭，上帝促成了选择，一切伟大高贵在这种选择中消亡，但这种情况正因上帝之死而改变。

本片主人公之一父亲听完后淡淡的回应道：“别扯了，都是废话”。

买酒人所叙述的是尼采自认为其正在进行的一项伟大工作：虚无主义的反运动。

而马车夫的回应可以看作尼采疯狂的原因：这是一场失败的反运动。

“在这里，尼采倒是用一种双重的否定绝对地否定了一切：首先否定了现存世界，进而同时也否定了从这个现存世界出发值得愿望的超感性世界，即理想......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概念。

尽管有种种深刻的洞见，但尼采没有能够认识到虚无主义的隐蔽本质，原因就在于：他自始就只是从价值思想出发，把虚无主义把握为最高价值之贬黜的过程。

而尼采之所以必然以此方式来把握虚无主义，是因为他保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轨道和区域中，对西方形而上学作了一种臻于终点的思考，他没有看出在价值概念里潜伏着一个存在概念”[4]。

这样一来，尼采看见被鞭打的老马的心理活动我们虽不能确切得知，却有了猜测的依据。

强力意志作为一种被设定的最高价值从未具有尼采自认为其应所具有的倒转意义，因为他依旧未能超越存在者而把握存在，依旧用存在者遮蔽了存在本身。

尼采付出了毕生精力渴望以“求意志的意志”作为存在却发现这种意志竟不能救赎一匹老马。

面对痛苦与堕落，最有力的反击方式竟是沉默，如影片中那匹绝食的老马一般。

强力意志最终只能被看作一种新的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

借用流行语来说，尼采的思想最终“变成了他最讨厌的样子”。

第三章：对虚无主义的尝试性接受：生命哲学的另一种可能尼采的工作虽然失败了，但在他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时却开辟了获得存在的另一条非理性的道路。

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许多西方思想家艺术家基于尼采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如海德格尔的“思”、蒙德里安的“纯粹的精神”、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拉康的“欲望”、福柯的“历史”、德里达的“游戏”等。

贝拉塔尔在《都灵之马》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塔尔在访谈录中谈到“我只相信人类自身”[5]。

为了达到人类自身，他在影片中进行了一项实验——剥离。

全片以一种反上帝创世的思路，将不属于父亲及其女儿自身的存在者剥离。

塔尔的电影作品都剥离了色彩；马罢工了，剥离了“社会关系的总和”；剥离了除土豆外的食物；第四天剥离了水；第五天剥离了光，最终只剩下虚无的黑暗。

这种剥离以一种奇慢的节奏被诉说着，这种慢来源于重复每一个微小的动作与事件，每一个事件又运用不同的拍摄技巧展示不同的细节。

如第一次吃饭女儿把两个土豆洗净煮好放在碟子里端上餐桌后，用特写景别描绘父亲用一只手仓促进食的姿态，第四次吃土豆则采用中景景别，镜头中父亲吃得很慢，最后坐在窗边沉思；如用跟拍的方式拍摄女儿第一次去井边打水，回来时头发在大风中舞蹈，第三次女儿去打水发现水没了镜头只停留在门内。

这种单调的丰富同样展示了一样东西——虚无。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都灵之马》中剥离实验的结果是“人类自身等于虚无”的话，不是依然没有克服虚无主义吗？

不是在继续重复着尼采的失败吗？

这部影片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是用提出问题的方式给出了解答——我们为什么要克服虚无主义？

与其疯狂的寻找存在，我们为何不能接受一个事实——存在不存在？

为何要为万物及自身寻找一个终极答案？

这不是个哲学问题，不是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

对于西方人来说虚无是可怕的，无限是荒谬的，一系列因果链条中并不存在一个第一因的状况是无法接受的，但生活在儒道互补语境下的我们却可以自然而然的接受“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甚至将“无我”作为一种解脱的方式。

西方人对存在执着的追求确实有伟大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但他们的彻悟从来都是怀疑主义式的“不做任何决定，悬置判断”，如古希腊时期智者派的诡辩，如希腊化时期埃奈希德谟关于认识论的十个老论式。

《都灵之马》的独特之处正在于用西方的语言把虚无摆上台面来谈，尝试用很东方的方式心平气和的接受“人类自身就是虚无”这一命题，为某些执着于“执”的人提供非宗教非哲学意义上的救赎的可能。

我在一百五十五分钟的观影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转向的体验，在父女的六天的生活中看见了佛家所谓的“无常、苦、无我”。

我开始试图消解自己十多年来求强力的戾气，从博大精神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中得到精神的救赎，而这种寻求的动机是由一个匈牙利导演所给予的，不可谓不神奇。

参考文献：[1]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28-229页[2] 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10页[3] 谭笑晗《<都灵之马>：长镜头与生命哲学》长春大学学报2016，（03)[4] 邓晓芒《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江苏社会科学2008，（02）[5] 《土地——贝拉塔尔访谈》电影艺术2016，（04）[6] 赵林、邓晓芒《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7] 聂敏里《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哲学史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8]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三联书店2007[9]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横跨了我24年底和25年初的一部电影。

乌托邦需要幻想的秩序维持，例如尼采脱光衣服，说，我不想活了。

一个女人就会随便找一块国旗裹上他的裸体，啜泣地回道，我想看着你和你的祖国沾满你发疯的泪滴。

你快点走上黄泉的路吧，那样我可以看到你体内的构造。

一个女人提供完全无理的秩序，支撑尼采的乌托邦与其意义进行下去。

我只是把一本书的评语换了个主体，它就成了都灵之马的叙述点。

这与此片内容相榫；冗长的叙事构成庞大的空虚，勾着人去思考——发呆般的思考。

实则是充实的一无所知，人在这种境遇里乐得缄默。

本质上什么也没有做，单单看着一件事发生，再等着下一件。

圣经可以用来换水，这是一种更强大的信念。

将其量化会得到无数的水。

信仰成为货币，由心而发的崇拜就会看上去蠢笨。

绝食的马哪儿也去不了了，它让自己的死亡饿得很干净，后面的路很畅通。

除此之外，哪条路都越走越窄。

需要解决的疑惑不是由都灵带给我们的，应是自身提出的。

了解或不了解皆为正常，发没发呆是要紧——一件事重复无数遍，意义也就无所谓地出现了。

好笑的基础上，更多是荒芜。

太荒芜了，没有一片枝叶的寒风之地。

一门心思地侵袭尼采和一个女人。

神迹在于竟然能看完它，估计很久难淡化掉。

毁灭并不是悲剧，假使它出现在梦中，我希望别是荒芜。

对于贝拉·塔尔，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可贬污他。

前一种情况正在被“封镜”事实所强化，原因盖于凡是“盖棺定论”都是对亡者声望的加剧；塔尔毕竟还未亡去，因而他将会是极少于生前便享受崇高地位的导演之一：此为“封镜”之必然逻辑。

后一种情况来自于无法接受其风格，被其长镜头折磨得昏睡的观众，遂产生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这也是人之常情：否定比肯定来得远为容易。

为了避免这两类极端，公允地评析贝拉·塔尔的电影艺术因而具有义不容辞的迫切性。

以下这些文字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而展开：紧致影像、唯物主义、精神性。

希望是对贝拉·塔尔电影的一次理解尝试。

影像的紧致度并不是单看一个镜头里所出现的物象或镜头自身运动难度。

倘使以此观《都灵之马》，影像当归入松弛之列。

但实际上《都灵之马》中的每一个镜头并未因影像的过度稀释而松弛，原因何在？

比较贝拉·塔尔与侯孝贤创造影像的不同方式并可见出。

在侯孝贤的电影中，镜头中物象不断饱和，甚至过饱和状态，来获得影像的精致度；但也有例外，在《咖啡时光》中，侯孝贤反常地运用饱和影像来获得松弛影像，也许是处于对小津安二郎的致敬。

由此观之，饱和与紧致、稀释与松弛并不能天然地划上等号。

在《都灵之马》中，稀释影像获得的紧致度让人神经绷紧。

运用在于，当镜头的长度不断延长，其调控难度（对于人物走动、镜头本身运动、物象的入画等等）都在成指式增长。

这也许是让观众神经绷紧的原因。

贝拉·塔尔的电影如此一干二净地剔净情感介入，放在影史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反常的是这些丝毫唯有情感掺杂的影像却给予我们精神上的体验，其原因又何在？

这里，贝拉·塔尔再次向影像的自身逻辑挑战，其锐利无比的探索锋茅刺破对影像的惯常理解。

一个彻底由“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贝拉·塔尔的电影中出现：人物成为简单进行日常活动（架马、脱衣、吃土豆、取水、喂马等）的肉体，影像中的物显现出本性（桌、凳、置于桌上的玻璃杯等），还有自然环境仅仅以自然物的形态呈现（《撒旦探戈》中绵延不绝的雨、《都灵之马》中的暴风）……这一切都剔除了可以引申出象征、暗示、寓意等语言修辞学的庞大叙事。

贝拉·塔尔通过展示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世界来对影像的本质进行探索，这解释了塔尔的电影为何被认定为一种纯电影。

但对于这个彻底唯物的世界，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来自精神上的体验，又该如何解释？

对于现实世界广泛散布的物体系，我们可是丝毫也未能觉知到来自精神上的冲击，两者差别又有何在？

对此，如果将原因归之于宗教性，只能是误入歧途。

贝拉·塔尔也许是极少在影像中未曾掺进宗教性的西方导演之一，但如何将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连通于精神性，秘诀就在于配乐。

在贝拉·塔尔的电影中，配乐具有绝对超越之地位，它不是作为一种情绪辅助影像，而是作为将物理影像跃升为精神影像的跳板。

当配乐响起之时，便是影像升华之时。

塔尔不需要进行任何情节上的铺陈，只需将一段影像与一段配乐并接，这来自段日常生活的物理时空即刻与整个广袤宇宙相贯通，而影像的精神性并不是预先设定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萦回于整个宇宙空间中的未知神秘。

这便是贝拉·塔尔的影像奥秘，也是他超越于他人的绝技。

对于一位执着于影像探索的导演，依凭其坚定意志与可敬勇气而获得了超绝成就，此一现象并不能归之于“天才”。

天才，是对某一领域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这显然与塔尔相悖。

仅从塔尔的拍片经历看，无非见证的是一位导演的成长，超于常人的是塔尔对影像探索的坚定意志与可敬勇气。

当贝拉·塔尔说《都灵之马》之后将封镜，我们可以解读为天赐责任之完成：谁都未曾将影像纯粹度探索到这个地步；同时，谁也不曾将长镜头的使用达致如此超神入化的境地。

但我们又何必因此封其为“神”，贝拉·塔尔更应该是一个榜样。

一开始通过简介加上塔尔一贯冷峻压抑的风格，本以为会是部相当复杂晦涩深不可测的电影，看过后仅通过视觉传达的信息来看，无论是局限的空间、简易的场景、稀少的对白，还是单一的人物，毫无情节的剧情，都显得那般的简单和明了，但从中所折射出来的哲思深度和寓意的含义却又显得异常的深邃和高超，在我看来，塔尔不单单是要找出尼采的病因或刻画他寻常的生活这么简单，而是要追溯和探讨其背后强大而根本的哲学原由。

摄影依旧延续着塔尔钟爱的黑白色调，不但造就了一个不被干扰的纯粹空间，同时这种复古原始的画面感正好能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找到一种很恰当的契合点，加上透着忧伤、悲怆和哀怨的美妙配乐，使得整部电影的氛围显得异常的沉重和凄美，而蕴藏其中的却只有两父女日复一日在有限的场景中看似枯燥乏味重复的过日子，但通过塔尔对于镜头冷静独到的掌控和捕捉，像是一个固定镜头的长时间静止停顿，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会显得极其的烦闷和无聊，但看完后就会发觉塔尔的构思其实是相当精妙和天才的。

塔尔可以说在一个看似简易的布局中打造出了一种精密复杂的哲学架构，通过父女俩平淡寻常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的微妙变化，以及对于镜头一流的运用和诗意的表达，来反应自然、宗教和个人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就像本片的起因是建立在日后尼采因一起看似普通的事件而引发的精神失常一样，在我看来尼采的身份和经历更像是塔尔为筹划这部杰作所借鉴的蓝本和选择的捷径，无论是尼采本身，还是《都灵之马》，都是从浅入深透过平凡的常态获得一定思想上的升华，或许在平淡普遍的意向中真能体会到一种酷似返璞归真般最为本质的深刻顿悟。

整部电影由时间划分为几个小段，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不厌其烦的重复着生活中的日常和琐碎事情，但在整个看似索然无味的过程中塔尔却很精妙的融入了些许变化和外来因素的入侵，从马的强烈反感和失控，买酒人神乎其神的倾诉，一群自由享乐派的吉普赛人，突然干涸见底的水井，奄奄一息萎靡不振的马儿，怎么点也点不燃的煤油灯，到最后只能无奈的生吃硬邦邦的马铃薯，通过这些别具匠心的设计和越演越烈的变化，可以很微妙的感受到一种自然与生物、人类与动物、社会与人类间的某种无形而紧密的联系。

强势的寒风在外肆意嚣张的搜刮和攻击，变化无常的大自然所爆发出来的强大能量，让一切在其面前都显得无比的渺小和卑微，马变垂危，开始缺水，没法搬家，只能寸步难行的坐以待毙，那一刻脆弱的生物在气势磅礴的大自然面前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不堪一击。

从不修边幅憔悴不堪的表外可以窥见到以往马儿整日奔波劳累的情形，一个是身份等级的不公划分在人类和动物的相处模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另一个是从马儿的情绪表达和最后的身心状态中，仿佛能获得一种只能在被动、束缚和无奈的生存条件下痛苦活着的强烈而悲观的共鸣，这点通过尼采的遭遇似乎能得到一定的理解。

除了父女俩，纵观全片就来了两路人，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一个是传达出对于宗教信仰的质疑，另一个可以把他们看作成一种外来文化和思想风潮的入侵，个人与社会间的相互联系，当强势刻板执意要拒绝融入或接受当代文明或思想，想要完全忠于自我存在时，从最后那个透着无限苦涩和悲哀的镜头可以看出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当因主观强硬的自我意识或遭受外来影响没法挣扎和反抗的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当上帝踏入冰冷的坟墓信仰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当塔尔打造出以上所有令人绝望的条件时，在看似不断消失和逝去的过程中，反而是一步步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反应出生存的必然与本质。

以下设问来自于某老师，三年前觉得这几个问题有探讨的价值便尝试回答了一下。

一边感叹三年前文字真TM稚嫩，一边感叹自己当时真TM认真。

1.《都灵之马》中，土豆吃了几次？

几次吃土豆有不同吗？

一共吃了五次。

几乎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次：从正面拍父亲吃土豆的细节，主功能为描述。

盘里的土豆的特写，摇到苍老的单只左手捏碎滚烫的土豆的特写，摇到满是胡髭的脸部吃滚烫土豆碎块的抽动的特写。

父亲的左手和左眼都有残疾，父亲吃土豆的样子饥饿、急切甚至慌张，不时抬起无神的眼睛看看女儿，一种被生活折磨到简单粗暴、渴望物质生活的个性。

第二次：过肩近景转为单人近景，主功能为描述。

女儿吃土豆平和、精致、若有所思，似乎在感受土豆带来的意义。

女儿身处周围的环境中并与之相容。

女儿是一种精神层面淡然的写照。

第三次：是从桌子侧面拍父女俩对称吃土豆的中景，主功能为描述和叙事。

在上两次吃土豆的基础之上表现人物关系，并置父亲的急迫和女儿的淡然，对比突出差异。

之后由父亲长时间的抬头看、女儿随之抬头看引出吉普赛人驾着马车来到的场景，吃土豆的戛然而止起着设置悬念的作用。

第四次：与第三次相反的角度拍对称中景，主功能为渲染气氛。

与第三次的构图十分相似，有趣的是这次父亲吃了半个土豆就坐在了窗前凝视窗外。

前一天井里的水干涸了，马绝食三天已经让父女俩深深忧虑，父亲的无食欲是他焦虑的外在表现。

同时，吃土豆这一举动已经被重复到使我们的感官疲劳，让人看到土豆就油然而生一种厌恶。

第五次：采取与第三次类似的角度，这一镜头是所有吃土豆场景中最长的，也是最暗的，沉沉的黑暗降临在头顶让人无法喘息，焦虑和绝望在几乎没有动作的长镜头中蔓延开来。

这一场景的声音表现特别有力量，外面风已经停了，只剩下黑暗中的沉默，父亲说着“吃吧”然后咬下生土豆时清脆的“咔嚓”声有着雷霆万钧的效果，预示着生命的底线和死神的降临。

而女儿绝食是故事的情节点III，对土豆的抗拒是对生存的抗拒，因此第五次吃土豆的意义已经被升华至生存与否。

2.《都灵之马》中的风是什么时候停的？

为什么？

在灯灭了的那个晚上停的。

狂风是影片中的摧毁者，（看上去是）问题的根源，它象征着阻碍人们生存的力量。

而随着马的停止干活、绝食、井的干涸、灯的熄灭，在第五天晚上困境已经到达了顶点，再也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可言。

此时击垮人的已经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精神状态。

因此起着表征作用的狂风停了，留给人的空白直抵生存问题的根源：父女俩的生存窘境是天生就有了，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存在”本身。

有了狂风的停止，才有第二天女儿的绝食。

3.《都灵之马》多少镜头？

30个镜头。

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开场驾马-6：00第二个镜头：把马和马车都赶进车棚，收进衣服-11：45第三个镜头：女儿给父亲换衣服，女儿煮土豆和对窗户静坐-17：45第四个镜头：镜头对着父亲吃土豆，吃完后父亲对窗户静坐-23：45第五个镜头：熄灯，洗脸，躺下，“蛀木虫”的谈话1：00：00第六个镜头：女儿出门打水-32：57第七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衣，父亲喝了两杯酒-37：00第二天第八个镜头：马儿不肯走，拖出来再拖进去-44：22第九个镜头：回到室内，女儿给气急败坏的父亲换衣服-48：14第十个镜头：父亲劈柴，女儿用热水洗衣服，把衣服晾在父亲单手架好的绳子上-51：54第十一个镜头：父亲扎皮带孔，女儿叫父亲吃饭，镜头面对女儿慢慢吃土豆的样子，吃完后女儿收拾盘子，父亲对着窗户静坐-58：15第十二个镜头：一个男人敲门进来打酒，说了一番疯话，扔下两个铜板在风中离开-1：05：35第三天第十三个镜头：女儿起床穿衣，出门打水，风大极了。

艰难地打水回来-1：12：52第十四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鞋穿衣，父亲起床喝了两杯酒-1：16：37第十五个镜头：父亲走进马厩清理稻草，女儿进来拖走稻草倒到外面，马儿不吃1：19：08首次除片头外首次响起主观音乐-1：20：45第十四个镜头：女儿端出土豆，相机在侧面拍女儿父亲一起吃土豆，吃着吃着父女俩一起看外面，很惊诧-23：20第二次响起主观音乐-23：27第十五个镜头：从玻璃窗前看到远处两匹白马拉着一辆马车朝屋子过来。

父亲让女儿把吉普赛人赶跑。

吉普赛人在井前停下要喝水，被拿着斧头的父亲恐吓到了，离开发癫地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水是我们的，地球也是我们的”-1：28：23第十六个镜头：女儿在家里读圣经-1：33：06第四天第十七个镜头：女儿生火，出门打水，发现井里干涸了。

叫父亲过来看。

父女回到家中，父亲喝了两杯白兰地-1：38：18第十八个镜头：女儿收拾马厩，喂马水，马不喝。

-1：40：00第十九个镜头：父亲叫女儿收拾东西，女儿收拾箱子，父亲把东西都搬到中间来-第二十个镜头：女儿把马车牵到门口，父亲把马牵到门口，女儿拉着马车艰难在风中行走-1：52；43第二十一个镜头：父女牵着马车走出树的地平线，然后原路返回了-1：56：10第二十二个镜头：父女一样样把行李搬下车，搬进屋，父亲把马迁回马厩，女儿呆坐在窗前-2：01：56第五天第二十三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好衣服，父亲起来喝了一杯白兰地，白兰地只剩下一小酌了-2：05：44第二十四个镜头：父亲打开马厩，父女走进马厩，一起凝视着马。

马的特写长达好几秒。

父亲把马嚼子取下。

-2：08：32第二十五个镜头：父亲静坐在窗前看窗外，女儿做针线，之后端出盘子吃土豆，父亲吃了半个就推开盘子重新坐回窗前-2：14：06第二十六个镜头：黑暗突然降临了。

女儿点着了灯，捧着火的样子小心翼翼。

之后坐在墙前盯着灯看-2：17：40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个镜头：灯的特写，慢慢熄灭了。

女儿重新点燃却点不着，父亲用灰烬点也点不着。

他们上床去睡了。

黑夜里只有他们盖被子和呼吸的声音，除此之外只有沉默。

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2：21：20第六天第三十个镜头：父女对坐，没有火了，土豆是生的。

女儿绝食。

4.《都灵之马》为何是黑白片？

《都灵之马》是剖析人类生存问题的哲学电影，不是叙事电影。

现实生活中五彩斑斓的颜色不适合出现在这样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中，也没有必要。

黑白表现的是一种沉重，是一种原始观察，是一种剔除了杂质的思索。

它将现代生活中的戏剧化和多样化抽离，把我们的视界倒退到元谋人时代，看到的是岩洞、寒冬、枯叶和火。

这正是《都灵之马》要探索的生存本源问题，因此黑白让影片有抽离现实的大气美和粗粝感。

黑白是一种二元对立。

影片中有很多对立，父女的黑马和吉普赛人的白马，父亲的黑衣和女儿的白衣，井满和井干，灯亮和灯灭，这些对立的象征用黑白来表现可以直指对立的本质。

黑白是一种隐忍，也是一种挑战。

黑白是收敛的颜色，其实又孕育着所有的色彩。

它符合贝拉·塔尔对人生隐忍的观察，但同时它又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质疑。

黑白两色象征死亡的颜色，是对1889年的尼采致敬。

5.《都灵之马》中，父亲女儿离家后，为何又回来了？

如果寻找现实的线索，父女回来的原因可以这样解释：1.从来买白兰地的男人口中得知，小镇已经被风吹跑了。

父女其实已经无处可去了。

2.马已经丧失劳作力，马车是由女儿艰难地拉着，狂风又如此肆虐，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得了多久，离开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挣扎。

但其实对哲学思辨意味浓重的《都灵之马》来说，这一幕的象征意义大于解释意义。

1.“生存”于此地是人类的原罪，根本无法逃脱的掉。

地平线是上帝划出的，人类终其一生只能在它的范围内。

2.影片再也没有描述过除了有一棵树的地平线以外的世界，有一个残酷的隐喻：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他们是孤独的，人类是被巨大的孤独和无力感统治着。

（《移魂都市》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3.本片所探索的生存是人类自成一体的灵魂上的东西，是靠自身的感悟而不是求救于外来世界。

哪怕无法得救（其实是必然的），也只能让灵魂在自身内部慢慢萎缩。

以前下载过这部电影，只看了个头，这次在匈牙利抽空看完了它。

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的贝拉塔尔，确实名不虚传。

他的年纪比我还小一轮，却已经成就了其大师业绩，并宣布这是他的封笔之作，因为“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他的成功和个人天赋与环境推动均有关系，二者缺一不可。

从年轻时的关注、批判现实社会，到中年后的再现、刨析人性，再到近期的思考、质询人类与世界的存在意义，如此跨度巨大的艺术表现历程是不容易达到的；而且他还形成了自己被业界公认的、独一无二的电影艺术风格与语言、技能，两者相互交织相融，方可在其艺术领域里被尊为大师。

这样的作品要耐着性子去看，要带着一定的专业文化修养去看，就像我们读屈原、曹雪芹等大师的作品一样。

对比自己，还只做到表现现实、刨析人性的地步，独特的文风技巧还谈不上时，就已经“封笔”了。

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创作者们，还差的很远啊！

大远景里的去返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