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你。。

为什么。。

送花。。

给我？

” 公主打电话给钟斗后这样问到。

她应该还想听一遍钟斗带花过来对她说的话“其实你很漂亮。

”这大概不是他当时的真心话，他只是想强暴公主而已，所以当公主打电话给他时他很意外，带着抱歉的意思规矩的跪坐在公主对面。

却没有想到公主会问他这个问题，他不好意思并且局促不安的不停挠头。

他称她为公主，她称他为将军。

从此，他带给她外面的世界，她带给他被依恋的感觉。

公主被钟斗背上天台上，再一次看到了天空，灰蒙蒙不澈亮的天空，但是她无限向往的露出了幸福的表情，正如她在无限的向往一个夸她其实很漂亮的人，期望爱情，她宁愿相信他是真心的夸赞。

孤身一人，害怕的感觉无人分担，害怕的东西无人驱赶，就像身处孤烟荒漠，即使万里无人的空旷，其实也就是一个狭小的笼子罢了。

钟斗出狱过后，寒冷的冬天只有单薄的短袖瑟瑟发抖。

给母亲买了衣服也不会拿来御寒，幼稚的在门口要准备吓人一跳。

当他回去，无人欢迎，他还是嘻嘻哈哈模样。

只有他，还想着要去看看受害人的女儿。

他单纯，善良，却也糊涂。

怎么形容钟斗这样的人呢？

弱者避之，强者驱之。

车站有一个女儿见了他站到了男人的另一边避开了他，夜晚公路上拍戏的剧组骂他神经病，驱赶他，受伤之后，大哥骂他，大嫂说“没有你我们过得很好。

”他苦笑着，似乎傻里傻气，但其实他不是没有感觉。

他不是身处荒漠，而是身处闹市，却被人贴上大大的麻烦二字，“划地为圈”人人避之。

其实，这里可以说一说，公主和钟斗的家人。

公主的哥哥霸占了残疾人房子，遇到检查还要接公主去演戏，坏极了，不过他还是给钱让人照顾公主，有时候还是客气的来看一下公主。

冷漠和自私但是也有一点点亲情。

大嫂大哥也嫌弃钟斗麻烦，但是还是给他找工作，受伤的时候大嫂帮忙上药。

同样的自私但也有对钟斗的一点亲情。

人物细节很丰满，很真实，不是坏到透，可以看到一点点人性。

公主面对这一切不公平，无能为力，只能任由身边的一切由哥哥安排，谁也不认真听她讲的，谁都看不到其实她长得不丑。

但是钟斗会认真听，钟斗把她当做真正的公主，做她的将军。

他不止要带她去看看这个世界，他还要斗争！

斗争！

他被这个社会鄙夷，被家人嫌弃，但是他不想公主被厌弃。

他想带公主去做正常人做的事情，被烤肉店拒绝过后，他像个痞子，想要闹事，他本来希望一切正常一些，希望公主也有能正常的在这个社会中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一刻，我想起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理念:助人自助。

我们讲求尊重生命，看到一个人的优势，帮助她发挥自己的优势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物质帮助。

它不似工科的原理，你那么做，原理就存在于你做的其中，社工的一套理论在于要指导你去做，你需要存一颗助人之心，一颗同理之心，而非同情，这些话其实在我看来又空又大，在社工的多个领域，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等中残疾人和老年人服务我们学生最不愿意做。

我不怕他人指责我们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爱心？

而是助人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传统的想法而得不到人才进入改变现状，“你们肯定都有爱心，任劳任怨的不求回报”“你们还有工资啊？

你们有工资怎么不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行业是去帮助弱势群体的，但是其实这个行业就是一个“弱势”的行业。

真实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两个同学去残疾人疗养院参加志愿活动，回来之后告诉我们太可怕了....这是值得指责的吗？

不要站在高地指责，你看到了也会害怕，也许避开，也许忍不住多看两眼，然后想“太惨了，太可怜了”或者“太可怕了”，其实二者没有区别。

第二个，老师请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来给我们上课，她好几年前全身被烧伤了，当她出现在讲台上，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大家故作的镇定，不让她感觉到我们的不适，我和舍友对视一眼，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其实是什么?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可以做的很少，那就是竭力的把她当做一个正常人，这是最大的善意。

而更多的呢？

我们暂时做不到。

愿意投入去做的很少，能有效帮助他人的更是少之又少，不要看公益宣传的照片那些微笑，领导过来看望也许只是为了拍照而已，还要把处于弱势的“伤疤”才算合格的宣传照。

我们会同情弱者，为之流泪，但是很少能同理的感受她们的感受。

我为什么要讲我们专业的事？

我只想问，残奥会的关注为什么比奥运会的关注低那么多？

不是宣扬身残志坚！

不是啊！

不是看到他们要流泪就是善良！

如何让他们有尊严，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荣光，如何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做的不够，捐钱和流泪远远不够。

正如这个电影里烤肉店里那群人一样，对公主和钟斗避之不及，不愿装作把你当成一个有尊严的正常人。

钟斗想给公主的就是尊重和道歉，所以他也将公主带到母亲的寿宴上，这让一切尴尬不已，也扯出了原来钟斗是代替大哥去坐牢，“你不是自愿的吗？

”真是比最后大哥说出的“我要和他断绝关系”还要来的刺耳。

可怕的就是，周围的人就认为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是不对，我们常常会与他人陷入这样的拉扯中，他认为你应该这样做，即使你不想，你也会去做，因为你不想让别人对你有看法。

钟斗是如何的呢？

他知道自己一直是一个麻烦，所以这一次他想去解决大哥撞人是麻烦，“麻烦制造机”解决了一个麻烦，他也算是为家里做了实际的事了。

不是他撞的人，他还是去牢里代替哥哥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出狱后想代替哥哥表达歉意。

他最后在警局里对弟弟说了一句话“我和你怎么老是在警局里见面，我也不想啊。

”因为弟弟对他有爱护之心，他也不想让他失望。

可是真正的作恶者只想早一点结束，不想引起遗忘的愧疚，最终公主没有得到肇事者的道歉，钟斗很难过，边讲故事边哭，他连这一点也给不了公主，他很难过。

公主一样也没有得到，尊重和道歉。

但是她不在乎，她甚至不想过来得到肇事者虚伪的道歉，她比将军淡然，也许是不期望的原因。

不过她期望着将军和爱情。

她想象着自己是正常的，可以在地铁上拿着瓶子敲打他的头，可以在他接电话时捉弄他，可以唱出她在ktv唱不出的歌，可以和他起舞亲吻。

她正常的那一刻画面是那么美好，就像所有的女生一样。

公主只是期望着爱情罢了，一个全心全意爱她的人会用魔法驱赶画上的阴影。

当他们被拉开那一刻，钟斗看了一眼公主，不得不说薛景求的演技真的没话说，那一刻，一种绝望慢慢爬进他的眼睛里。

审讯室里，他没说是公主主动的，第一是大家不相信，第二是他要保护公主的颜面。

而更如噎在喉的是公主讲不出，她想救他啊，但是她的话语全部被一个“外人”翻译成一个惯常的解释。

无力的之处就是身处一个本应该保护你的地方，却在这个地方受到了伤害，成了一个不能表达的哑巴。

公主和钟斗都被拿走了话语权，周围铜墙铁壁，慢慢被逼到一个角落，以正义之名对他们大开“杀戒”，以正义之名就是最无上的权利，这权利会让你说出应该说的话，会批准应该在一起的人，会让你被正常的世人鄙夷，人人都是你的上帝，以主之名。

钟斗像个疯子一样砍了公主窗前的枝桠，像个疯子一样在树上跟着公主的录音机舞蹈，那个时候他像是真的疯了，这个正常的世界，正义的世界“逼疯”了他，然后这英勇的将军倒下了，也许砍下的枝桠可以在他们空无一人的荒漠里慢慢形成绿洲，也许，有一天。

主流辐射出的扇形区间同化降服者，也扫除异己者，主流以此维持稳定并扩大效益。

主流光谱视域外的广阔区域，则只好甘于无边黑暗。

其中就包括了原生态的真与善（可理解为纯粹的动物的感情），这样的真与善是一种缺陷，与物理缺陷一样，若不能修正，则被主流世界无感恩地利用之后再抛弃。

“正常”世界对物理缺陷者主要加以精神利用（证明良心，修饰道德，提供慰藉），对精神缺陷者加以物理上的利用（替罪羊，挡箭牌，盘剥经济，吸取劳动力），但无论精神还是物理，主流对它们的实际态度都是一样的——排异，放弃，就算极尽修饰以图改良消解，也无济于事，不容指望。

虽然说来可悲，然而也是规律，自古强大而有效，任何企图逆此规律“引力”的逃逸行为最终都烟消云散。

至于谁来规定主流，则不是此生此世任何一个个体能操心的，它是历史长河偶然必然混战的结果，从纵向时间“卫星云图”的角度俯瞰，它的动向非一人可操纵，也非一人可逆料。

话说回来，恰因为残疾，才使得这份落在主流光谱的“红外紫外”区域的高纯度的爱变成可能，它是一片主流世界看不见的绿洲。

此片扪及以上命题，可堪伟大。

难以例外的通病是用力过猛——“公主”变身正常的想象若只出现一次，即城铁内因慕念别的情侣嬉闹，自己也突然站起用空塑料瓶敲打男友脑袋，一镜之内瞬与常人无异，此当天外神笔，直戳泪点，如就此点到为止，则将是全片之“气眼”，少即是多地余音绕梁。

可惜随后数次使用，愈发泛滥，有再而衰、三而竭之嫌。

好在导演在后面几次女主变正常桥段的具体转折上做了一些设置，没有在观众以为的变身点变身，也算是补救。

作者导演们往往是这样—— 一轻描淡写就贫乏，一用力过猛就败笔，看来节制也是一种极高的能力，并非使用了就能有效。

但导演们往往宁愿犯下过度表达的败笔也不肯意犹未尽地贫乏，想必是之前被限制得太狠太久，然后报复式地反弹，表达失当也是情不自禁。

此题外话。

只要你不是傻子，就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

帕索里尼在1976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引起改变的只有一个体制，那就是消费主义。

它也是唯一触及所以阶层的体制，并带来了一个新的侵略性姿态，因为在消费社会，进取心对个人是必要的；而顺从姿态，比如一个恬淡寡欲的甘受命运摆布的老农民，在今天一无是处。

如果一个人接受自己落伍的、陈旧的和低等的地位，那他会是什么样的消费者呢？

他必须争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这样，突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变成一个个小希特勒、小一号的权利追求者。

” 　　 　　 在《绿洲》里，原来东亚社会引以为傲的家庭链条在消费主义面前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洪忠都韩恭洙这样的累赘像敝履一样被他们的家人抛弃，虽然他们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并不是可有可无，但他们毕竟没用了，他们用善良说明了自己进取心的缺乏，而社会是容纳不下这样的傻子的。

　　 　　 当现代化变身消费主义到来的时候，貌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实，选择只有一个。

问题在于你准备好了吗？

影片结尾修剪树枝的那场戏自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同样让我有所触动的是运镜角度，李沧东用了一个类似女孩儿视角（但其实女孩看不到）的高远视角，与薛景求拉开了很大距离，看着他在音乐声兀自乱舞——终于达成心意，为心爱的女孩子“施了魔法”。

联想到导演后来那部《诗》的结尾，也是镜头远远地在高位看着老人撩拨羽毛球、看着老人一下、一下地打着羽毛球。

可以发现李沧东作为作家导演的某种思维习惯——在这样高远而俯视的镜头后面是导演对剧中人物命运的表态，满怀人文主义的悲悯和绝不煽情的克制（以达成一种类似客观的、个体无法更易的命运感）。

当然，做为一位有追求的电影导演，也可以看出李沧东在这两部电影结尾镜头运用的细微差别和进步。

在《绿洲》里，当薛景求被抓走，镜头便改成了地面视线位置，拍摄路人漠然走过。

可以看出，在叙事意图的干扰下，李沧东或许没有意识到刚才那个高位镜头强大的情感力量。

而到了《诗》，两组不同角度却同样是高位的客观镜头，无疑将叙事与情感抒发结合的更流畅饱满、天衣无缝。

从而更强有力地表达了导演意图。

联想到国内电影那些粗制滥造、毫无逻辑的镜头语言，我们在电影语言和电影视角上真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与追求（因审查而无奈剪切的情况不在此列）

这其实不仅仅是部 “野百合也有春天”，或者“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电影。

它讲述一个因为行为鲁莽，思想不成熟的社会边缘人和一个脑瘫女的爱情故事。

老罗曾经说过，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并进一步阐释说，只有两种情况他会解释，一是好友亲朋的误解，二是涉及法律，而这部电影的男主，连这两种情况下的解释都放弃了。

本片就是讲述一对男女如何在巨大的社会误解中开始爱情故事的。

洪忠原这个人，28岁了，仍然保持天真，往好处说，他善良，热情，是个保持赤子之心的成年人；另一方面，他拒绝长大，拒绝接受社会的种种规则，不愿意或者学不会用『正常』的方式在社会存活，想要钱就偷（虽然这是他应得的），为了带脑瘫女出去兜风，就无证驾驶，还驾驶弟弟修车店客户的车出去一整天。

他是个只顾眼前，不顾后果的人--在正常人看来，智力也不正常。

从一场未遂的性侵犯开始，他爱上了脑瘫女--后者他们能够心意相通，或者他觉得他这样的人，也就只配爱上一个残障人士。

然而，他对待爱情和对待其它事情一样，是儿童式的。

心智不成熟，一心对她好，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她，完全不顾世俗的规则（其实正常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后在一系列因为他不愿解释或者觉得解释了也没人信的误解中，二人的爱情开出花来。

最后他们终于像正常的恋人一样，经过数次的约会，情到浓时，共赴云雨。

这也变成他们爱情的巅峰，几分钟后，便急转直下。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性的。

悲观的结局可能他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自己的家人有可能疏通警方，不让他再出来了），乐观的结局则可能他出狱后，和脑瘫女在一起，直到她死---但这个结局也不乐观，他们要如何在整个社会的巨大误解中生存下去呢？

几乎毫无可能。

李沧东是作家出身，作家电影当然就是用平凡的事表达宏大的主题。

所以，从这部电影，难免让人想起一些哲学问题，Norm，社会范式和人性的冲突，是最先想到的。

作者也许想说，在韩国这个社会，是不允许这两个人生活下去的，不能包容他们的幸福。

他们想活下去，只能接受社会范式：即，洪忠原要好好工作，勤勤恳恳赚钱养活家庭，养活自己。

而脑瘫女恭洙则要继续孤独的活在房间，看着墙上的绿洲挂毯，度过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日子，直到死去（她甚至没有能力自杀）。

社会范式是强大的，并且总是以『我是为了你好』为借口，将各种不合理强加于每个人。

尤其是韩国这样的传统亚洲社会，并不承认人生的多样性，人性的多样性。

这种社会先的人，首先『自阉』以适应社会（当然，官方的话叫『成熟』），然后对于任何有意无意不遵从或者挑战社会范式的人（这种人天然JJ大，不愿意自阉),不遗余力横加打压，必欲除之而后快。

通常，前一种人虚伪，麻木，凶狠（以洪忠原的兄长为代表），而后一种人则天真，热情，单纯。

中间的（洪的弟弟）处在阉割过程中。

会有一点残存的人性--这就是为何两次去警察局保释他的，都是弟弟。

这部电影中的人，从各个主角，到一个小火锅店的服务员，莫不如是。

导演特地拍了几段脑瘫女幻想自己是个健康人时，和洪忠原的爱情场景。

其实在他们心灵上，这种美好是存在的，仅仅因为她是脑瘫，这些美好就变成了嘲笑。

这几段拍的凄美浪漫，对比现实，让人落泪。

写于2014-02-13这是一段孤独而喑哑的感情，不能被理解，甚至都不能诉说，因而温暖中带着伤悲。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社会的弱势群体，游走在社会群体的边缘。

一个因为入狱过（即使是替亲人受过），从此便在世人的有色眼睛下活着，谁都可以对他说教，谁都可以命令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如果不顺从，便被认为是没救的，因为身负人生档案上的不良记录，便理所当然低人一等；一个是患有大脑麻痹症的残疾人，被亲人抛弃，本该享受的残疾人福利轻而易举地被亲人夺去，没有人真正关心她，看似善良尽责的照顾她生活起居的邻居，看似关心妹妹的唯一的哥哥，看似贤惠的大嫂，眼神里无不流露出轻蔑与嫌恶，行动上无不表示着冷漠与疏离。

没有人愿意倾听他们，没有人愿意低下身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去尊重和理解他们，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

所以，他们在一起了。

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忽略、疏离、嫌恶的社会边缘人。

因此他忍不住悄悄接近她，并不单单心怀歉疚，见了面忍不住亲近她，差点凌辱她，在仓皇逃离后又忍不住偷偷来到她家......而她，差点遭受凌辱，却并没有强烈拒绝他的再一次接近，想来，她也不知不觉在心里埋下了情愫的种子。

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

我不认为那单是爱情，更多的，它包含着一种惺惺相惜，一种同病相怜的人之间无声的理解。

他开启她的生活，她之前那样的日子只能算是活着，而他推她去天台看蓝天，她也许是第一次那样长时间地仰望天空，晴空万里，飘着絮状的云，她虽然因为麻痹不停抽搐，不能说话也不能做任何动作，但那个时候，她的眼神里有明显的笑意。

他背着她去逛街，去饭馆吃饭，去唱KTV，甚至带着她出席家宴，在所有震惊而唾弃的眼神注视下讲小时候的趣事给她听，哈哈大笑，就像情侣一样，而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他们都自作聪明地认为他带她来是来给他的大哥难堪的，因为当年他替他的大哥顶了罪，而她，是受害人的女儿。

因此，到最后他被误会强奸她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是有感情的。

这不符合常理，不符合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看，正常人总是自作聪明，自作聪明地想当然，自作聪明地制定以为天衣无缝的规则，自作聪明地按照规则划分正常人与不正常人。

警察问他是不是疯了，他们最后认定他疯了，因为他们想不明白，他怎么会去强奸一个因全身不停抽搐而奇丑无比的残疾人。

而他没有解释，也许他知道，就算他说他喜欢她，说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帮正常人一个都不会相信，也许还会给他扣上捏造的罪名。

疯子的世界正常人无法理解，而疯子也不需要理解，他们本来就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谁叫那帮正常人闯进来的？

最后，他越狱了，跑到她家楼下，爬上她窗前的那颗树，替她尽数砍去那些影影绰绰的枝桠，因为它们在她屋里的画像上投射的斑驳阴影，会令她害怕。

那幅画上是一片绿洲，有大象和土著人，只是被晃动的树影割成了一块块分裂的土地。

而他答应过她，会变魔法还给她一片绿洲。

他真的给了她一片绿洲，她知道。

观影笔记：戴锦华教授导赏系列之十七《绿洲》 《绿洲》绝不是一部轻松的、令人愉快的电影，甚至有些人在观看本片时会产生身体性的、生理性的或是心理性的拒斥和反感。

而戴老师再次观看本片后，依然强烈地重复她高度认同的表述——现实主义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

本片毫无疑问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它和任何关于爱情故事的想象、和爱情故事所携带的浪漫、轻盈、飘逸、极度美好似乎都并不兼容，却也像所有爱情故事一样，最后在我们心里留有一份暖暖的触动。

所以戴老师很高兴大家最后以如此由衷的热烈掌声来回应本片，甚至比前几次映后的掌声更为热烈，说明我们看到了这部电影。

看见他者本片不仅让我们看一个故事、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甚至也不仅是对脑瘫患者这一特定社会人群的展示和引人关注，也不是单纯地令我们同情、理解和看到边缘人，影片意义绝不仅如此。

影片某种意义上有效地、准确地、细腻地传递了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如何能够看见他者，戴老师在此一定要用英语再强调一遍，看到“the other”。

不是自我，而是绝对的异己性、绝对的差异性，故事中两个角色所携带的“他性”是不能化解的。

反观我们观影时的感受大概可以体认到，我们最后深深地被他们吸引、深深地与他们共情，但是我们很难把“他们”变成“我们”，我们很难成为“他们”，因为他们携带的是不可化解的、不可化约的差异，不能被我们的自我、同情、怜悯包容为我们的镜像，这是本片最为深刻的一个表达层面。

我们经由《绿洲》看到了真正的他人，然后我们经由他们，而不是我们凝视他们，因为我们投射的凝视在某种意义上最终融化了凝视对象，而变成我们对自我的投射。

甚至更夸张地说，在拉康的心理学中所谓的“凝视”，其实是想象自己被看、被凝视，所谓凝视中的“他恋”，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的自恋，是一个“我”最终吞噬了“他”、一个自我最终消融了差异的过程。

戴老师重看本片时非常强烈的感觉是，我们被他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所看，我们被迫地不能转过我们的目光和身体，不能回避我们目光地看到了这些被社会视野所去除的、被社会行动和社会群体所放逐的这些小人物、这些边缘人、这些弱者。

《绿洲》是李沧东的第三部电影。

戴老师回忆起来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在大讲堂艺术影院选择的这些大师都是产量极低、创作周期极长的导演，从塔可夫斯基到李沧东，甚至李沧东的作品序列更短、创作周期更长。

这不过是李沧东的第三部影片，而本片就入围了第59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终韩恭洙的扮演者文素丽获得新锐演员奖，李沧东获得特别导演奖和费比西奖，毫无疑问这是意味着李沧东步入电影万神殿的一部作品。

有一些讨论认为，影片表现脑瘫患者就要求演员有特殊的形体掌控能力，因此很容易获奖。

对此戴老师不作过多回应，但是必须提及的是，演员文素丽为了扮演这一角色接受了六个月的形体训练，期间还包含大量与脑瘫患者的共处。

最终当她投入电影拍摄时没有借助任何化妆、装置和技术辅助，她完全地控制了自己的身体，然后用她的身体真实再现了重度脑瘫患者的身体情状。

最为困难的是，在表现极度扭曲痉挛身体的同时，文素丽还要展现女主角仍然毫无疑问地是有情感、有思想、有诉求、有爱的愿望、有被倾听渴求的一个人，她如此准确地完成了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她不可能像正常表演那样自然地运用表情、目光和身体语言，她必须在首先完成一个重度脑瘫患者身体语言再现之后再完成表演任务。

在戛纳文素丽只获得了一个新锐演员奖，对此戴老师甚至觉得有点替她抱不平，也许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肯定和荣誉给到她。

文素丽所取得的表演成就和男主演薛景求再次展现的千面人物般极高演技派演员的功力，共同成就了《绿洲》。

近年来戴老师很喜欢一部韩国电影《兹山鱼谱》（李濬益，2021年），薛景求在其中扮演了李氏朝鲜王朝儒雅的士大夫丁若铨。

在李沧东的两部作品和《兹山鱼谱》之外，大家如果看过薛景求扮演的各种行动派、实力派、英雄主义的男主角（如《素媛》《实尾岛》《不可饶恕》等，笔者注），可能会更为强烈地体认这位演员的演技和表演功力。

《绿洲》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的扮演者，他们都有着塑造和极端准确把握角色的能力，因为这是两个携带着绝对不可化约的“他性”的角色，一个是重度脑瘫患者，一个是不能简单表述为边缘人、小人物、弱势群体但同时确实携带某种社交人格障碍的角色。

就像文素丽成功地再现了我们难于不含厌恶地、不含排斥地去直面的脑瘫患者的身体形象，薛景求也同样成功地塑造了这个令人难堪的、令人尴尬的、不时令人厌恶的、极不成熟的、社会化程度有极大欠缺的角色。

而这两个人物同时构成了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让我们能够像观看爱情故事一样含着泪、含着笑、含着一丝暖意最终被感动。

在现实主义叙事的意义上影片已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以上是戴老师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或说无需分享，大家看过之后或许已然体认到的一点。

反观“我们”此外，看过本片后我们很容易引申出的一点就是李沧东所坚持的社会批判。

导演似乎是站在边缘人的立场上在与边缘人高度认同，绝非俯瞰、绝非旁观，而是在高度认同的意义上让我们获得了他们的眼睛，从他们的眼睛反观我们主流社会、主流人群的生活状态。

但戴老师觉得仅有这一认知尚不足够，重要的不在于社会批判，而在于影片非常成功地延续了《绿鱼》《薄荷糖》的重要特质，即我们一次再一次地在观影过程中形成一种认知，然后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这一认知被粉碎，而后在后续剧情中原有认知再度浮现。

举例来说，故事开始男女主角第一次碰面时，我们看到了兄嫂对女主角恭洙的遗弃；而后我们发现这并非遗弃，尚有照料关注的亲情存在；但继而我们发现比遗弃更丑陋的是掠夺、侵犯和占有。

戴老师坦言自己虽然已经看过很多遍，但当看到哥哥把恭洙背下楼背进车时，一瞬间又产生了幻觉，觉得哥哥还有亲情在、还在照顾她。

而后我们发现，这只是为了应对社工人员的检查，因为兄嫂侵占了原本应该由恭洙享受的福利住房，此时兄嫂的角色就变得更丑陋。

但是他们最丑陋的时刻，也是他们流露出某种美好的时刻，就是当他们撞破男女主人公两人亲密行为的场景时，兄嫂的震惊和悲愤也是他们的亲情所在。

类似地，故事中男主角洪忠都的哥哥、弟弟、嫂子和母亲，同样不断地让我们感到他们的冷漠无情却又有亲情，他们的挣扎和努力在不断反转。

这些角色的行为逻辑在不断反转之中，他们被展现为常人、普通人，他们被展现为“我们”。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社会批判，不如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无声的反思，它迫使我们去反观“我们”，而不是站在某一种角度去批判社会，因为当我们说批判社会的时候，好像我们置身于社会之外。

这种反思的力量在于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自己。

回到刚才兄嫂那条线索，我们看到他们的震惊和悲愤，看到身怀六甲的嫂子依然绝望地到处喊人来救妹妹，我们有一点小小的触动，而后我们又看到哥哥在警局以妹妹的事情讨价还价，他们丑陋又长情，无耻自私又在情理之中。

这正是李沧东之为一个艺术家、之为一个导演最为独特之处，至少在戴老师的视野中，世界影坛上还没有另外一位导演在准确地把握现实、运用细节铺陈故事的意义上达到过李沧东的高度和深度。

一切从绿洲Oasis开始本片展现了李沧东电影叙事节拍的张弛，而这种张弛绝对不让我们感知为情节的结构、情节的铺陈，而像是日常生活的自然流动，像是人物逻辑的别无选择。

本片设置了一个叙事节拍器，即片头出现在墙上的挂毯，开始时我们肯定不会注意到廉价挂毯上树枝的暗影。

此处的一个细节是在挂毯下方随意堆放的衣物，已经观看多次的戴老师会特别强烈地注意到，衣服是杏色、粉蓝和明黄等非常鲜艳娇嫩甚至跳脱的色彩基调。

随着剧情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恭洙从来没有得到过呵护和照料，她其实是在自理生活，所以那些堆放的衣服和影片中她的着装表达了她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女性的某一种内心渴望。

影片一开始李沧东导演就已经在这幅挂毯当中把影片剧情和心理的所有的元素放给我们了，然后挂毯作为叙事节拍器一次再一次地出现。

我们可能都太注意视觉而忽略了听觉，与挂毯近景镜头同时出现的是广播中的社会新闻，一些喋喋不休的没有特殊信息价值的表述。

视觉和听觉共同表现出恭洙在这个近乎被遗弃、被囚禁的空间中与外界的全部连结，电影的内在和外在其实于这一节拍器中已经呈现。

当恭洙终于有了一个倾听者（男主角）的时候，她说出了“我害怕”，然后有了男主角的魔术，有了两人在电话中的倾诉，有了片尾男主角锯断所有树枝的戏剧性情节。

有一种理解说影片中男女主角的感情始终保留在本能的身体相互吸引的层面，对此戴老师表示不能够认同。

如果我们仍然认为他们并没有达到爱情中精神、内心和情感高度的话，那么影片结尾的段落将否定这一断定。

片尾男主角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越狱，其实是想再一次对女主角诉说、再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把威胁她、恫吓她的魔鬼般的暗影投射取消掉，此时故事就真正升华到不容置疑的爱情的高度。

而这一切都已经在片头段落展示给了我们，挂毯、暗影、风吹动的撞击声、挂毯下方彩色的衣物、单调的广播声，一切都已埋伏在此，而后不断地复沓成为叙事段落的节拍，成为两个人情感递进的铺陈。

女主角飞扬的幻想本片对于幻想段落的处理表现出李沧东的严谨、冷峻和不矫情，因为所有幻想段落都以恭洙为主体，所以在其中她幻想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女人。

戴老师开玩笑地猜想，导演设计了如此多幻想段落是想告诉电影观众，文素丽不是一个脑瘫患者而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姑娘。

戴老师在反复观影中被幻想段落打动的是，恭洙幻想成为一个健康健全的女人，但她的很多动作仍然是不得体的，因为她无从知道健康健全女性的得体应该是什么。

女主的不得体和男主的不得体形成一个有趣的参照、错落和对应，比如，在现实中女主不得体地用轮椅去撞接电话的男主，而在想象中她同样不得体地用身体去撞他；在她的想象中两个人相拥接吻，而他们的身体是如此地僵直、动作是如此地别扭，完全没有相爱的男女相拥时那种亲昵和身体表达。

影片中先是男主角用语言描述“我梦见挂毯里的形象走下来”，而后出现了第四段幻想段落，戴老师觉得此段很好玩也很喜欢。

更加细腻而有趣的是，挂毯上的形象走进房间时，正确的做法是出现一位非洲女性，因为挂毯呈现的是非洲草原景象，但实际出现的是一位印度女性。

这绝对不是李沧东的失误，而是李沧东的匠心，因为在女主可能想象的范围之内，她只是最大程度地去贴近仅仅作为模糊背影出现的女性形象。

李沧东在处理现实时所有悲悯都隐藏在冷峻细腻的勾勒之下，而在他表现幻想段落的时候同样如此从容，毫不夸张地、毫不矫情地、毫不煽情地来结构这一幻想段落。

戴老师觉得比上述幻想段落更有力的、每次观看都会由衷赞叹的是，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碰面时长镜头所拍摄的房间中盘旋的白鸽。

戴老师第一次看到白鸽时有一点惊讶，因为以往李沧东从来不拍这些特技的、魔幻的、神奇的、超自然的东西。

之所以称之为是超自然的东西，是因为无论是以当时还是今天的技术手段都足以清晰准确地跟拍一只鸽子，而影片中真实地被长镜头跟拍的鸽子，其影像焦点是虚的，以至于它的语义是不清晰的。

也许我们第一次看时，无法在搬家的混乱、脑瘫患者痉挛扭曲的身体语言之间捕捉这一影像的意义，会困惑为什么鸽子会出现在这个非常“不着调”的探访者面前。

直到后来恭洙扔掉镜子，破碎的镜子把光斑投影在屋顶上，而后光斑变成了飞舞的光的蝴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恭洙的主观视点镜头，这是她的内心世界，是她在遗弃、孤独和囚禁当中飞扬的想象。

戴老师曾为本片查阅了一些关于脑瘫的医学知识，发现不严谨的医学条目里会说脑瘫患者智力低下，而在影片故事当中我们看到恭洙的内在状态，我们第一次可能反过来质疑自己。

当我们看到有着这样的形象、表达和身体语言的人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自己，我们不知道她的智力状况是怎样的、她的内心是怎样的、她在梦想和渴望什么。

本片某种程度上是在电影哲学层面上关于我与他，关于我们与他们，关于我们与我们毫不相像的、也不想去相像的那些个体生命。

影片中的落差和反向对照此外，影片有意识地设置了一些落差和反向对照，设置了一些差异性或称“悖论式修辞”，比如房间中的白鸽与蝴蝶，小象、跳着舞的印度妇女和像婚礼一样撒花瓣的孩子，所有这些与脑瘫患者、与具有社交认知障碍的、令人厌恶的、被家庭拒绝的刑满释放犯之间形成落差。

同时，影片设置了男女主之间“公主殿下”和“将军”这样精彩传神的称呼。

公主殿下问将军“你是做什么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男主撒谎说自己是汽修厂的工人，此处他把自己标识为一个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某种意义上专业技能似乎也指向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以至于女主回应说“我真羡慕有工作的人”。

这些落差和反向对照成为影片中非常强有力的修辞，同时也成为李沧东影片序列中少有的例外。

当然在李沧东的《诗》这部影片中，他把这种极端地与社会知识、社会常识、社会认知完全悖反的文化的、心理的、社会身份的事实变成整部影片的主题，可以说他仍然在延续这一修辞。

但是戴老师觉得，导演在《绿洲》用如此极端的似乎是讽刺的表述，最终不是讽刺也不是完全逆向的悖反，而是一种抵达，最终他们成了公主和将军、成了经典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而他们也感动了我们并令我们向往。

戴老师说起她在豆瓣上读到最糟糕的一条影评说：“连一个脑瘫患者都能赢得爱情，凭什么我不能？

”幸好后续大量的留言和回应给予以反驳。

针对这部电影有如此反应，就说明这位观众真的没看到这部电影，如果他看完后仍然有如此庞大的自我，仍然用如此庞大的自我试图去吞噬影片中不可吞噬的他性，这才是真正可悲之处。

本片中除了张弛有力的、极富节拍性的爱情故事的演进，影片的不矫情、不煽情还表现在片中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去美化两个主人公。

男主角一次次地感动我们，又一次一次地令我们不能忍受。

很多影评说男主善良、女主温柔，我们观影后会觉得这个结论绝对成立，但男主绝对不是作为一个善良的角色而贯穿全片的，女主也绝对不是完全温柔的女性角色。

影片中还设置了许多细节，比如我们看到男主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他和弟弟第一次见面时弟弟说“求求你不要来干扰我们的生活”；而后的段落里嫂子说“没有你，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此处摄影机摇过去，我们看到男主被嫂子做出如此厌弃的、驱逐性的鄙视性的判决时，男主的妈妈却若无其事地在看电视，而没有对儿子做出任何回护。

影片不断累积的揭秘式的展示，包含了兄嫂侵占恭洙的福利房，更重要的是最终揭晓男主是替代哥哥去服刑的，而所有人如此理所当然地认定“你有前科、没工作，你不去蹲监狱谁去”。

影片中非常强有力的现实主义逻辑还在于，所有主流人群朝向两个主人公的无耻、卑鄙、冷漠都合情入理。

比如警察对男主恶毒地说“你有病，我肯定你有病，否则你怎么会对这样的一个人产生欲望？

”，比如嫂子对男主的憎恶、哥哥对男主的惩戒，比如哥哥对男主把恭洙带到母亲生日宴会的愤怒，因为这既是对其乐融融的家庭团聚时刻的亵渎，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似乎是把罪证放到真正的罪犯面前。

影片当中始终有这样一个逻辑线索在延伸，所有这些不是悖情悖理的，而是合情入理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反衬出的这些合情入理的悖情悖理，才是本片的独特和力度。

《隐入尘烟》是一个梦，《绿洲》是一种永难安置本片所携带的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反思。

如果我们在影片情境之中，我们不会在任何意义上和剧情中的人物有不一样的指认，而且我们会非常厌恶、拒绝他们，并且强烈想去审判男主。

我们又能在什么意义上与剧情中的人物不同？

我们怎样能不把恭洙这样的人群当作某一种非人、某一种物？

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不去无视他们？

以上问题同样需要我们扪心自问。

不仅是脑瘫患者，现实中还有太多的残疾人和异常者，或者是衰老的老人和失智者，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才能够去体认他们仍然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以上所有这些是李沧东独有的电影的力度。

戴老师这次重看本片时强烈地联想到《隐入尘烟》，这部2022年的中国电影同样表现了两个家庭的多余人，同样是一个残疾女性和一个边缘男性的故事。

二者最大区别在于，自始至终《绿洲》的男女主人公都没有任何被安置和自我安置的可能与空间。

《隐入尘烟》中的男女主人公曾经享有一段幸福生活；《绿洲》中的男女主人公并非在形而下的意义上没有可能结合或者共居，而是在整个故事设定中，这对关系从第一分钟开始就为社会所不容，男主因为交通肇事而跟女主有着杀父之仇的连结，而同时女主是一个脑瘫患者，没有人会相信任何一个有自主能力的男性会去接受女主，如果有人接受她，那么这不是变态疯狂就是肮脏恶毒。

对于戴老师而言，《隐入尘烟》最迷之处在于这是一个边缘人相濡以沫温暖的梦，一个在现代农业彻底摧毁传统乡村结构之后的传统农耕的梦，一个在自然劳动生产循环之中生生不息的梦。

尽管这部电影有剧情层面的悲剧结局，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暖意的安置边缘人、安置自我、安置个人梦想的梦。

而《绿洲》则要残酷得多，它通过剧情及其所传达的价值与伦理告诉我们，太多类似的人是永难安置的，这个社会没给他们提供任何自我安置的可能性。

在此前提下，我们再回忆片中一些细节就会格外心痛。

比如邻居夫妻跑到恭洙的家里进行一些亲密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一座空屋，门后注视的眼睛对他们完全不构成干扰，此后悄悄掩上的门则有着更丰富的意味。

而后是恭洙拿着的那支口红以及后来她问男主为什么要送花给自己，这些背后说出的和未曾说出的痛的感觉，才是最深的践踏、剥削和压抑。

爱情故事的温暖结局本片在李沧东的电影序列当中有着最温暖的结局，因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确认。

最终男主以带一点疯狂和鲁莽的、不成熟的甚至反社会的姿态去砍断窗外所有树枝，只为女主不再害怕。

影片最后宁静的片段中，我们看到事实上自理的恭洙在打扫房间，我们听到男主从狱中来信的声音，他说“等有一天我出去的时候，我想吃豆腐”。

这一文学式回应带我们回到片头男主在冬天穿着单衣抱着一块豆腐吞食的场景，对此我们开始的理解是饥饿，我们没有理解到的是这是一个牢狱生活中小小的渴望，而片尾男主再一次进入如此小小的渴望都被剥夺的状态（韩国风俗出狱后要吃豆腐，寓意清白、不会再次犯错，笔者注）。

但片尾我们听到了书信的交流，听到了男女主之间的真正连结，尽管在物理上、在社会上他们完全地被隔绝。

与此同时导演制作了最后一个特技，弥散的光斑在恭洙打扫的隔壁房间中飘散，这次不再是白鸽或蝴蝶，而是无所不在的闪动，这再一次直白地成为恭洙内心图景的呈现，让我们了解到她体认着温暖、体认着被倾听和倾听的快乐。

影片最后真的成为一个迷人的爱情故事。

所有迷人爱情故事其实都扮演着关于我们如何去安置个人，关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如何抵达，如何不再孤独，如何不再陷入四手四脚被分为两半而毕生寻找另一半痛苦（古希腊神话中原始的“人”具有四手四脚，后来宙斯将人从中间分成两半，自此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半，希望变回完整的存在。

笔者注）。

本片中的爱情故事携带更加饱满的含义。

前述所谓“不可消融的他性、不可抵达的他者”，还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这部电影真正意义和价值是让我们看到他者、遗忘自我，而不是顾影自怜地在银幕上寻找自我的镜像。

其二，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曾说过，他者面孔所携带的不可化约的独一无二，使我们真正感知到自己是微末的，我只是我，我不是他，我不能覆盖他，我的意义存在于他的不可复制与独一无二当中。

他人不可化约的差异性形象使我们获得与他人之间的社会伦理连结，而由此我们尝试获得一种社会性的丰盈，这种丰盈能够战胜自我的贫瘠和自我的孤独。

今天的网络生活、数码技术、大数据、精准投放的信息茧房，正在以所谓“宅生存”的名义使我们自我隔绝、自我投射，使我们目光所向其实不过是自我的镜像、自我的复制品、自我的替代物，而不是他人，以致使我们遗忘掉了生命的丰盈来自于社会性的连结，而不是来自于自我的贫瘠和偏狭。

本片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真正经历了一次“看见他人、遗忘自我”，因为如果不能遗忘自我的话，大概整个观影过程都会有不适和不悦。

最后我们用由衷的掌声表达了观影愉悦的时候，我们已经共同经历了一个暂且遗忘过度硕大自我的时刻。

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有一样的利益驱动。

可是，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游离在主流的价值观之外，成为异类。

男主和女主，在现实世界里都是不太受家人待见的——这大概就是因为他们不太符合主流的价值观，以至于被至亲所排斥。

男主，调儿郎当、游手好闲，被家人视作多余；女主大概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躯体残障、面容扭曲、口不能言，生活无法自理，被家人当作累赘。

相比家人对于他们的淡漠，他们对家人却是满腔热诚。

男主主动提出替醉酒驾车撞死人逃逸的兄长顶罪坐牢。

入狱后家人无一前去探视。

男主出狱后恰是呵气成冰的严冬，可他只得穿着一件短袖T恤——当然是因为家人没有送衣服给他穿。

饶是如此，经过街头的卖衣摊时，他掏出所有钱买的衣服也是送给母亲的，并未给自己买件御寒的衣服。

冻得不行的他拎着送给母亲的衣服兴匆匆跑回家，敲门时还不忘和家人开玩笑：“洗衣店的！

”结果来开门的却是陌生的租客，他的家人早已搬走却并不知会他。

找不到家人的男主又饿又冻，在街头的小便利店找到了一块豆腐，如获至宝得狼吞虎咽，看到一旁的店主赶忙说：我会付钱的——其实他早已身无分文。

倒觉得这个店主挺有人情味，不但免费送给他吃，还额外又送了一盒牛奶给他喝。

这个时候男主的吊儿郎当又出来了，他不但没有连连感谢却问店主这个牛奶是不是某某牌的，说那个牌子的牛奶最好喝。

倒让店主有点哭笑不得。

女主呢，父母均离世，只得跟着哥嫂生活。

可是一无用处的她居然靠着残障人士的身份获得了政府救济的一间房子。

于是，哥嫂把旧房子留给她，搬到了新居。

男主与女主的交集，也出自男主独特的想法。

他其实并没有撞死女主的父亲，只是一个顶罪的，可是他却感到内疚，买了一个水果篮找到她家来道歉。

女主的哥哥像看到瘟疫一般对他挥手不迭，让他快快走。

大概换做一般人以男主的立场都会自然而然对女主的家人保持距离吧，因为碰到了肯定尴尬。

男主遭驱赶后又折回来把水果篮放到门口。

过几天他居然买了一束花去送给女主。

这大概让女主感受到了从未曾有的被重视的感觉吧。

影片并不刻意唯美，相反非常现实。

男主和女主第一次的交集是龌龊的，男主试图通过蛮力来侵占女主。

后来因为女主昏过去告终。

男主在用冷水激醒女主后，匆匆落荒而逃。

男主大概一开始也是想和女主交朋友的，因为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也为他们的又一次交集创造了可能。

后来女主目睹了照顾她的女邻居与男友之间的亲热，大概也有些春心萌动吧。

于是在某个深夜，她主动拨通了男主的电话。

男主第二天应约而至。

他们开始了男女之间的交往。

一开始是局限在屋内的，男主开始悉心照顾女主，为她洗头发、洗衣服。

后来慢慢发展到屋外去了。

男主偷了哥嫂的钱，带着女主去坐地铁，一起去饭店吃饭。

可是因为女主的残疾被女招待找理由赶出来了。

于是他只好带女主来到修车铺里叫外卖吃。

这中间交杂了女主的一些憧憬，在这些想象的片段中女主以正常人的形象出现，与男主打情骂俏。

后来男主亲戚聚餐贺寿，男主带了女主去，还向大家介绍女主的身份。

别说亲戚们看到女主纷纷侧目，他的家人更是非常反感，尤其是他的兄长。

于是兄弟三人为此进行了一次谈判。

兄长俨然摆出一副长者为尊的姿态，对男主狠狠指责。

而弟弟则表现出对男主的理解。

就在这个晚上，男主把女主送回家后，女主主动要求男主留下过夜。

有时候事情总是这样巧，男主来了这么多次，都没被人撞破，偏偏这次正当他们郎情妾意正浓的时候，哥嫂带着蛋糕来看女主了。

于是，男主理所当然被当做是一个入室侵害残障姑娘的歹徒。

在警察局里录证词的时候，女主非常伤心，眼睁睁看着男主被当做企图实施强奸的嫌疑人逮捕却无法澄清真相以至于情绪崩溃不断撞头。

可她所有过激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恐惧害怕或者是痛恨男主的表现。

这个时候其实根本没有人会去真正关注真相，所有人都被理所当然的思维惯式夹裹着来看待这件事。

尤其是女主的哥嫂在要求男主家里赔偿2千万无果后，则完全沉浸在作为受害者家属的情绪中，义愤填膺地辱骂殴打着男主。

真正需要关心爱护的女主被忽视，真相也无人探究。

这个时候所谓的亲情就成为谈判桌上要价的资本与砝码，同时也成为道德感的表演与作秀。

我们总是自以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可总有那么几个人，是个异数，视＂利＂为无物。

不是他们虚伪或者清高，只是他们天生在这方面缺一窍。

人们对于穷凶极恶的残暴，会一味选择隐忍、退让，甚至集体失语；然而对于毫无公害的异类，却空前沆瀣一气地群起而攻之，不惜诛之而后快！

由此想到媒体和公众在很多事件面前一面倒的义正辞严是多么的可怕！

众口铄金，难道我们在进行评判前不需要慎之再慎之吗？

从前，我以为你只是沉默镜子的大碎片是鸽子小碎片是蝴蝶阳光晃眼树影玄秘我们的愁苦有所不同看着我，当你残缺的时候看着我，当你幻想的时候“一个罪犯不可能真爱一个病人不可能健全”他们以为有资格评判别人的一生人世苍凉眼光鄙夷内心呐喊换作轻淡笑过真的，我也喜欢白色并善于隐忍善于等待

看的时候嚎啕大哭。

想到淡紫色衣装的公主翩翩起舞。

就愤懑于拥有privilege而不自知的健全人物。

站在majority那一方的人往往有反思的能力和空间却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position、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需要向下兼容。

剪掉树影的那个片段我好喜欢，看上去多么愚莽的爱啊。

也许结局也不算坏。

不理解的地方是，第二次会面的确是强奸。

为什么要强奸、后来又为什么会相爱。

打一颗星是，狩猎那样的片子在讲女童撒谎被性侵害邻居、驯鹿宝贝说的是女性stalker、绿洲讲女的残障人士和被放出来的男人真心相爱而不为人世所容。

性别的选择也是叙事的一种。

这些故事从人的角度讲得通，但女性处境没有好到、可以反过来说的程度，每当我看到的新闻仍然是1/3的女性被性侵、仍然是养老院和残障女性被护工性侵。

被尾随上门被捅刀子。

所以给了一颗星，到哪天性侵没再给单一性别造成如此大trauma的时候，我会改回来五颗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