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

”——（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

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

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

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

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

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

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

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

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

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

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

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

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

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

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

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

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

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

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

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

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

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

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

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

“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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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

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

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

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

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

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

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

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

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

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

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

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

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

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

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

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

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

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

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

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

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

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

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

永远不会。

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

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

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

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

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

」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

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

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

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

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

」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

」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

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

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

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

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

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

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

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

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ich wissen,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wo wolken jetzt gehen.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我的幸福，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

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

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这部电影，从电影的视觉艺术来说，并没有太多视觉上的表现，也没有去探究纳粹心理背后深层的原因，只是尽力的展现了生命所处的状态，在这些生命状态的表现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比较淋漓尽致了。

两个生命，一个处于主宰者的位置，另一个只是拼命的想要求生，并且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直觉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波斯人。

强烈的求生欲甚至让他在一开始就敏锐的选择了自己是一个不过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

因为要学波斯语，拥有生杀大权的德国军官与伪装波斯人的犹太囚犯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倒转，囚犯成为老师，军官成了学生，但还是趾高气昂动辄把老师痛打一顿的学生。

语言本是沟通的工具，学习一门外语可以说是了解另外一个文化。

但德国后勤军官对了解波斯文化不感兴趣，只是想着会说些口语可以在德黑兰谋生。

语言是为了交流。

两人竟然通过一伪造的语言开始了交流！

军官竟然给囚犯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自己人生中一些重要的记忆。

生命虽被掩盖和忽略，但此时似乎跃跃欲试要跳将出来。

德国军官的内心世界有多少被这样的对话触动呢？

生命回归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德国军官不关心犹太人的名字，却把犹太人名字当作一门美妙的语言学了起来。

还写了首诗！

诗是生命深处的感动。

如此的反差！

军官写诗，当然是在追求所谓的美和生命，但是心灵的冷漠却让他与真正的美和生命绝缘。

剧中讲德国人的各种办公室琐事，有的人会觉得剧情因此变得太过松散。

其实并不散，这些德国人有正常的生活甚至有各种审美，但在内心最深处却似乎是死的，不禁让人想去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生命如何沦落到如此的境地。

虽然导演这部电影并没有多少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但电影表现出来的生命状况足以让观众想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

德国军官学波斯语，可以说颇有章法，并且颇能持之以恒，按部就班的每天学习，按照现代教育的观念，应该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但是他学波斯语，只是为了能够在德黑兰找一份工作，对了解另一个文化另一批人并不感兴趣，感觉和我们今天学习英语挺像的。

纳粹们如此漠视生命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和现代教育如此背离人性有关系呢？

看似假波斯人为了教学，每次给囚犯打汤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的名字，并每次都会重复他们的名字。

来这里的人每个人都生命状况不一样，但加波斯人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各自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反而让这些被遗忘被漠视的名字重新获得了一个个生命。

很像佛家里的小沙弥或者和尚获得他们新的名字一样。

这一个个的生命，不比那些德国军官高贵，也不比他们低贱，都是同样的鲜活的生命！

只是外部的境遇让这些生命有了这样的呈现！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

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

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

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

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

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

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

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

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

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

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

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

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

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

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

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

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

”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

”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

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

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

”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

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

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

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

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

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

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

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有这么一部电影，可能你一看名字和题材，就觉得太文艺和沉重选择pass掉。

但是...你要不要先听听看开头，就只耽误你2分钟。

在1942年法国，没错二战正打得焦灼的时间点，男主吉尔斯是比利时的犹太人，在逃往瑞士的途中被德军抓捕，和其他犹太人上了一辆德军的卡车。

和当时很多犹太人一样，他们不明状态，在车上一位犹太人，用从波斯人房东偷来一本绝版波斯语书，和吉尔斯换了半块面包。

等到他们到了一片荒地，德军让他们就地扔掉自己随手带的行李并排成一排，之后德军对犹太人进行毫无人性的扫射枪决。

吉尔斯在枪响前先倒地不起装死，但由于太明显被识破，就当德军要毙掉他时，他急中生智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并拿出刚用半块面包换来的波斯文书。

正好德军的上尉科赫在找一位波斯人，于是吉尔斯就这么命悬一线被带回了集中营，见了科赫。

科赫为了得到充分证据吉尔斯是波斯人，让他现场说一段波斯语，吉尔斯当场现编了一段自创的语言，把科赫听得一愣一愣，翻译成德语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看见夕阳渐渐西下，但当天色突然变暗之时，还是会害怕。

”

这句话是出自弗朗茨·卡夫卡的丧葬语录，弗朗茨·卡夫卡代表作大家一定很熟悉，有《变形记》，《审判》和《城堡》等等。

吉尔斯引用弗朗茨·卡夫卡的语录，让科赫对他拉近了距离，因为卡夫卡虽然是犹太人，但出生在和生活在布拉格，在捷克语和德语大语境中，卡夫卡选择了德语，长大后的卡夫卡对自己犹太身份产生困惑，甚至会抱怨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吉尔斯并非随便引用名人语录，而是处处精心布置。

于是，科赫作为集中营给德军做饭的主厨上尉，给吉尔斯安排了厨房的工作，并要求他在工作结束后教他波斯语。

看到这我们都知道，吉尔斯是一位货真价实，完全不会一点波斯语的犹太人，他如何在教波斯语中不露出破绽，如何让人对他的身份不起怀疑，更重要的是，他如何自创一套“波斯语”来忽悠科赫上尉，等待他最后的命运，又是什么。

故事聊到这，希区柯克式的“定时炸弹”，已经在两人的桌子底下放置好了，而且还没给出具体的倒计时时间，什么时候爆炸，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看了开头是不是有那么一些些引起你的关注了，那我们就接着深度剧透，往下聊。

吉尔斯和科赫的第一次上课，我们从中知道了科赫上尉学波斯语的原因，是想战争结束去德黑兰开一家德国餐厅，然而面对吉尔斯的困难考验才刚开始，一向痛恨犹太人的下等兵马克思.拜耳，从小在有犹太街区长大，他一眼就看出吉尔斯并非波斯人，并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向科赫做出提醒和质疑，但恼羞成怒科赫反问下等兵“你在教我做事”，让下等兵扫兴离开。

不过这让科赫不得不再次怀疑吉尔斯，于是科赫让吉尔斯一天内翻译出40个单词，以验证吉尔斯是否真的会波斯语。

如果你不是记忆天才，基本到这一关就等于完全暴露身份了，但吉尔斯这时正好有了一份抄写犹太名单的任务，在抄写过程中，吉尔斯利用名单中的人名，即兴发明自创了一套“波斯语”音标，来为这套求生语言打下坚实基础，也成功骗过了科赫。

在吉尔斯分发犹太人食物时，他还让每位犹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把名字的读音拆分或重组，变成了”波斯语“中的词汇，以此来累计词汇量和关联记忆。

但好景不长，在一次德军高层野餐派对中，吉尔斯把曾经用过的面包的发音，放在了树叶发音上，被科赫识破并大发雷霆，就算吉尔斯说明这是同音异义词也无济于事。

之后吉尔斯被派去采矿场，受尽虐待和摧残，没到几天就直接倒下无法继续干活，而就在吉尔斯意识处于迷离不清醒之时，他求生本能开始喃喃自语着自创的“波斯语”，科赫听到后自行翻译成“妈妈我要回家”。

就这样吉尔斯又从死神那逃了出来，被科赫送去医护室，得到很好照顾并痊愈，吉尔斯也再次回到自己波斯语老师的岗位。

也正因为这次事件，让科赫完全信任了吉尔斯，在科赫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科赫之所以去德黑兰，是想去找到自己的哥哥，并试着想要逃离战争，当初科赫加入纳粹，只是单纯看到了纳粹当时那种自傲和自信，想寻求认同，于是双手沾满鲜血无法回头。

集中营很快容不下太多犹太人，和吉尔斯同一批的犹太人被大清洗，而吉尔斯则被科赫保护起来，送到了农场躲几天，之后吉尔斯再跟随新的一批犹太人回到集中营。

在这时吉尔斯认识了一对意大利兄弟，弟弟是哑巴，中途被人打得半死，吉尔斯在科赫的短暂的善意良心下，带了一些罐头肉给哑巴弟弟，为此意大利兄弟算是欠吉尔斯一个人情。

而预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位如假包换的波斯人被抓到了集中营，一直痛恨吉尔斯的下等兵拜耳终于逮到机会，要把吉尔斯和波斯人拉到科赫那去对峙，揭穿吉尔斯是犹太人的真相。

意大利哥哥为了救吉尔斯，在营内杀害了波斯人，牺牲了自己，得以让吉尔斯的秘密继续维持。

经历过生生死死的吉尔斯，认为波斯人和意大利哥哥的死，都是因他而起，就在第二天全犹太人再次被踏上死亡列车之时，吉尔斯又被科赫保护起来要送去农场躲避死亡，但吉尔斯为了赎罪，和意大利弟弟交换了衣服，自己和其他犹太人奔赴死亡。

这一消息很快让科赫得知，科赫一路奔跑，不惜拿枪顶着自己德军士兵的脑袋，也要把吉尔斯给捞出来。

但在吉尔斯眼里，科赫依然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

1945年，盟军打入德军控制区，吉尔斯所在的集中营已经能清晰感受到盟军的火力攻击。

德军为了掩盖掉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开始焚烧犹太人名单和资料，把剩下的犹太人也统统枪毙干净，科赫则早已准备好行囊，秘密离开集中营，安排了一架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

而科赫则利用自己的职权能力，把吉尔斯也带了出来，直到两人离别的时候，科赫依然相信自己学会了波斯语。

但下场大家可想而知，在科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大秀了自己所学的波斯语，却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被当场拿下。

吉尔斯则成功到了盟军的军营，在记录备案过程中，盟军想要尽可能知晓更多犹太人名单，吉尔斯说自己记下来了2840个犹太人名，并开始念起这些已经逝去的名字。

《波斯语课》虽然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但更真实的存在是改编自编剧写的短篇小说，再加上影片成熟工整的类型叙事结构，给观众呈现出的是充满悬疑且流畅的剧情。

我们跟随主角吉尔斯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冒险，面对吉尔斯的挑战一次比一次更具难度。

片中处处充满着前呼后应的铺垫和细节，尤其是吉尔斯为了活下去，用犹太人名字创造的“波斯语”，讽刺的成为了科赫认为优美的波斯语。

科赫甚至还用这套波斯语，创作出了一首渴望和平灵魂的诗词。

但殊不知，科赫在几年间日夜背诵的单词，都是死去犹太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就像是永不瞑目的灵魂，最后让科赫和纳粹有所报应。

影片最后吉尔斯也因为这套假的波斯语，又升华成了新的意义，吉尔斯让2840名逝去的犹太人名字，给后人留下所能记住的存在，在影片最后化作情绪上的冲击，当吉尔斯念出那些一个个人名时，我还是忍不住破防了。

影片试着在传统的战争题材中，挖掘更多的反思和平衡，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吉尔斯和科赫相处过程中，为观众呈现出更多科赫柔软和懦弱的一面，他因为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选择了加入纳粹，但内心始终有着一个做美食的厨师梦，以及想要得到家人的原谅和理解。

在德军对犹太人一次次屠杀中，科赫并没有变成像《辛德勒名单》中的奥斯卡.辛德勒这样的英雄角色，而是扮演着残酷战争下的无奈的帮凶或牺牲品。

吉尔斯为了求生欲，利用犹太人名字创造了一整套谎言，严格来说，在这套谎言下，搭上了几条生命，吉尔斯也并非英雄，他只是为了活命用尽办法，到最后有了负罪感赎罪而选择赴死，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

战争题材的电影最大的意义在于反战，在人类人性至暗的时刻寻找反思和反省，《乔乔的异想世界》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把视角放在德国的一个复杂儿童家庭中，影片巧妙的设置点和《波斯语课》同样有着相似之处，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二战隐藏在邪恶纳粹军国主义背景下，更多德国人的思绪，以及他们不一样的一面。

当然，《波斯语课》如果对标到《钢琴家》，《辛德勒的名单》等二战纳粹相关题材的作品，还是显得格局稍小一些，影片剧作模式的过于规整和公式化，除了吉尔斯和科赫两位绝对主角，其他角色的刻画也稍显单薄，尤其是意大利哥哥突然的自我牺牲，还是稍显缺乏可信度过于简单粗暴，为的是制造一次次更强的戏剧冲突，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对手戏。

但不管怎样，《波斯语课》都是一部能让人完全沉浸在当时情境下，并能为之付出感慨的作品，如果感兴趣，建议去看正片，影片值得你花2小时候去好好体验和感受。

不知道为何，当我看完后，认为《波斯语课》不管从政治风向，类型，剧情的编织等等，都有着很重的奥斯卡面向，我标题都想好了，今年冲奥最佳外语片，必须有《波斯语课》，但可惜的是，由于主创团队的比例原因，被奥斯卡撤片，但影片依然是一部二战题材同类型极为优秀的佳作。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片中的吉尔斯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也就是说主角并没有名字，影片这样的设定，更让吉尔斯代表着的是那些在战争中逝去并被遗忘犹太人。

关于“纳粹大屠杀”，《波斯语课》有着一个非常“聪明”的改编剧本。

克劳斯·科赫的“平庸之恶”，麦克斯的“邪恶之心”，吉勒斯的“求生智慧”，以及最后2840个遇难者的名字，有控诉，有反思，有纪念，一如被生造出来的“波斯语”那么无懈可击。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聪明”的、天衣无缝的改编，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或可信度，“真实事件”本身在改编中有点面目模糊了。

因此，我无法将《波斯语课》与《辛德勒的名单》（1993）放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进行比较，它更适合与《美丽人生》（1997）这样的虚构作品相提并论。

抛开“真实事件”来看《波斯语课》，它是一部结构精巧、发人深省的故事片。

它的情节设计尽管有很多bug，但算得上环环相扣，有一定的说服力，而它的人物塑造，可圈可点，尤其是克劳斯·科赫这个人物，在同类作品中，提供了不一样的“纳粹军官”的形象。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二战，没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克劳斯·科赫很可能会在餐饮业奋斗终生——作为主厨或者餐厅老板。

历史裹挟了克劳斯·科赫，克劳斯·科赫也从中找到了机遇并借此为自己谋出路——如果没有战争，这本来也是他的出路，只是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克劳斯·科赫毕生最引以为傲的不是成为纳粹军官，而是他年纪轻轻便当上了餐厅的主厨。

从影片中看，军官克劳斯·科赫的“上进心”明显不足，他之所以能够坐上“指挥官”的位置，得益于他较早加入纳粹党（1932年，其时纳粹党刚刚兴起）和他的厨艺专长。

克劳斯·科赫回顾他加入纳粹党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信奉“纳粹主义”，而是因为他觉得党卫军的制服穿起来很威风——也就是说，他投身纳粹事业，有点盲打误撞的意思。

而成为了纳粹军官的克劳斯·科赫，必须面对厨子科赫和军官克劳斯的两个身份，从而开启了他的双面人生。

和麦克斯等人不同，克劳斯·科赫并未将纳粹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他的事业始终在餐饮业。

他在集中营所做的一切，也是在为他的事业铺路。

他学波斯语，与兴趣无关，与求知欲无关，他只是在为去一个讲波斯语的地方开餐厅做准备。

吉勒斯能够活下来，并成为克劳斯·科赫的“密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克劳斯·科赫的开餐厅梦想。

长期相处下来，克劳斯·科赫对吉勒斯释放出越来越多的善意，这不排除两个人在个性上的投契——比如，他们都热衷于严谨和工整——的因素，但主要原因仍然是吉勒斯是他通往梦想的“桥梁”。

影片的最后，已经熟练掌握“波斯语”的克劳斯·科赫并没有卸磨杀驴，反而非常执着地要给吉勒斯一条生路，这里面应该有“友情”的成分，但同时，克劳斯·科赫也为自己追求“伟大事业”的历程中留下了“见证人”。

以克劳斯·科赫在野餐会上的表现看，如果他最后发现他对事业的追求是一个笑话，吉勒斯一定会死得很惨——在事业面前，“友情”甚至“断袖之情”，都会瞬间归零。

吉勒斯心灰意冷之际，直面批评克劳斯·科赫不如他的兄弟。

克劳斯·科赫的兄弟敢于在历史的洪流中，追求自由，是一个清醒的德国人。

克劳斯·科赫默认了不如自己的兄弟，而且，他学波斯语，计划到德黑兰开餐厅，也是为了和自己的兄弟相聚。

但他否认了自己是个屠杀犹太人的侩子手。

克劳斯·科赫在集中营中负责后勤工作，他确实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

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上级、同僚、下属都在干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地救出吉勒斯，恰恰表明了他对集中营的一切都了然于心。

他不像麦克斯那样有着一颗“邪恶之心”，但他的冷漠、自以为是、中饱私囊，都让他洗不掉他的帮凶角色了。

事实上，克劳斯·科赫虽然不如他的兄弟那么“清醒”，但他至少是“聪明”的。

在“爱国”、“效忠”的高压下，他依附于帝国，却早已经看透了帝国的未来。

他坚持学习“波斯语”，还有他周详的逃亡计划，都表明他很早就对帝国失去了信心——或者，他从未对帝国建立信心，他的依附也不过是“聪明”的选择。

纳粹军官的身份给克劳斯·科赫带来的只是阶段性的效益——当然，他在军官生涯中挖到了第一桶金也很重要，厨子的身份才是克劳斯·科赫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厨子科赫和军官克劳斯的双面人生中，克劳斯·科赫机关算尽，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最后，却被他最信任的“波斯人”摁到了——以当时伊朗和德国的关系，伊朗算是战后德国人的最佳逃亡地。

《波斯语课》中，还用了较大的篇幅对集中营中的“职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表现。

集中营中的“职场”和我们熟悉的“职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样样如斯。

作为一名一心只想当厨子的军官，克劳斯·科赫看似是这个“职场”中的异类，但打击、报复这种事情做起来，他也是信手拈来的——阻碍他的开餐厅事业的绊脚石，必须狠狠地踢开！

见仁见智。

个人的观点是，小卷对军官完全没有，但军官对小卷……有点儿难以概括。

首先，我并不认为爱情在《波斯语课》里应该是一个必须忌口的元素。

在讨论板块里看了很多，主张对爱情解读零容忍的朋友给出的理由主要是，在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之间谈论爱情是对战争、历史、死难者的不尊重。

在一定条件下，这完全没错，然而不是所有对于爱情元素的解读都是轻浮、廉价、娱乐至死的。

战争岁月无比复杂和特殊，怎样死的都有，怎样活下来的也都有，这其中就可能产生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理解的情感体验，比如病态畸形的爱。

私以为，这种情感很有通过艺术去剖析探讨的价值啊。

我看到有人质问说，如果抗战期间，描写日本军官和南京少年/女的爱情，你不会觉得很扯淡吗？

我还真不一定会。

如果故事写得好，也许能展现出军国主义裹脚布下一个心理形变、撕裂的日本人信仰崩塌的过程，也许能上演一出大悲大喜的荒诞派讽剧（比如军官掏心掏肺海誓山盟结果到头来亲手把小情人的肠子用刺刀高高挑起，这种戏码），都未尝不可啊 。

总之，我不太赞同现在评论区一边倒地要将爱情解读赶尽杀绝的态度。

当然，我理解反对者的出发点在哪。

再谈谈军官对小卷在情感上的态度。

军官是gay，我认为已经比较明显了。

他对于女性如此不感兴趣甚至态度恶劣，他一直语焉不详的‘哥哥’……评论区和讨论里已经有很多分析，我不再赘述。

这个心心念念要去德黑兰的、会自己写诗的、有强迫症并且敏感又讲究的gay，在阴郁沉闷的集中营里，突然遇到了小卷，一个会波斯语、一见面就跟自己来了几句诗、字写得特别好看工整的家伙。

军官于是觉得，这人真不错。

他对小卷的好感全程都在逐步升级。

尤其在二人独处的时候，军官的好感是不加掩饰的，他常常在小卷做完某个动作后，不易察觉地一笑（比如，小卷指出“这张纸上只有39个词”时）。

好感升级的最高潮，即军官从马上要枪毙的队伍中抢出小卷，激动地质问他“为什么愿意为了随便某个人而跟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军官已经彻底将小卷和‘那群犹太人’区分开来，他认为小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且不仅仅是因为小卷为自己工作。

以上种种，是军官对于小卷有不寻常情感的表现。

的确很难说是彻底的爱情，至少不是爱情正常的形态。

毕竟，军官面对小卷，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从命令到殴打，丝毫不含糊。

但同时，军官的取向，以及许多微妙的瞬间（比如，撤退前，两人最后一次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推心置腹’，有点小醉的军官抬手想搭在小卷的肩膀上，但又僵住，收回去，没做这个肢体接触，正是生活在德意志战车阴影下的gay克制的体现）依旧使人觉得以‘友情‘做解释少了点说服力。

军官一直活在一个愚蠢可悲的肥皂泡里。

“我不是杀人犯”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厨子” “你看我对你多好” “我波斯语学得真棒” “有你没事儿陪我唠唠嗑真好” “我马上要去德黑兰开饭店啦” “我马上要见到哥哥啦”……小卷是他维系这幻觉的重要一环。

而如果这一环是爱情而非友情的话，肥皂泡被点爆的一刻会更够劲吧。

以上，皆是我看到谈论爱情者在本电影词条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后有感而发，其实没啥价值，说了是见仁见智么，而我鲜仁少智。

但，还是希望能引来些探讨。

批评也随意，只别骂人（你敢骂我就敢反弹 _(:з」∠)_———————————————————更新：之所以标题中选用的是“爱情”这种必定触发强争议性的词而不是其他更千回百转含混隐晦的表达，就是因为知道它能直戳一些正气凌然的肺管子，从而可以被当作一面镜子戏观这五彩斑斓的评论区（吹茶～

很喜欢，但可惜有一些瑕疵打不到满分……最巧妙的一点就是，通过“假波斯语”的构建，为每个名字都赋予了含义，这种含义是可以被真实地使用的，因此会令观者深切共情。

并且在影片中，男主编造出的含义甚至有些“判词”的意味，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意为“耐心”的人在打饭时特别不耐烦的样子，私以为这是很精彩的表达。

对于军官这样一个纳粹中的普通人的形象塑造得也很好，尤其是他在用假波斯语说自己身世的时刻很动人。

这个军官不会英语是我没想到的，但后来想想他本质就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不会英语也很正常。

影片中段他愤怒地说“我就是一个做饭的”大概也有仕途不顺的感受在吧。

麦克斯这个人物也很精彩，作为一个倔脾气的小兵，最后世界观崩塌的一幕为片子增添了一个维度。

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员也挺顺眼的（。

至于瑕疵，比如说开头节奏有点快，进入主线感觉略显突兀。

男主第一次逃跑时见到的那个老兵，完全没有交代身份。

男主昏迷时都用假波斯语说话，醒来时居然跟战地医生说自己编的语言，虽说他这时会有些不清醒，但感觉还是有点奇怪。

一种语言造就一个世界，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只有男主和军官两个人的世界。

怪不得后排的女生（散场后发现是亲学妹……）一直在嘀咕嗑到了。

就，虽然是二战反战题材，但确实是挺浪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