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

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

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

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

兀自端详，发觉不妥。

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

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

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

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

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

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

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

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

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

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

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

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

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

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

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

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

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

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

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

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

一支纯洁队伍的重要性

1、看很多电影我会哭泣，但是《 切·格瓦拉传》我是最动情零涕的2、理想主义者是天然发光的，纯洁的精神火炬3、坚持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正确路线4、坚持道路坚持作为，捍卫尊严，做正确的事5、学习，不能丢6、有责任，讲责任，天下兴亡，不怕担责7、用一生的时间去坚持，不闭眼不放弃

2003年的夏天，我四处搜求，终于买到了一只印着那只著名头像的帆布背包。

有一次背着它坐公车时，听到旁边有个少年问身边的女生：“知道他是谁吗？

”女生答曰不知。

他便解释：“他叫格瓦拉，唱摇滚的，可出名了。

”这结论情有可原。

我还在卖这个包的店里买了一件科本的T恤。

那里还有列侬、滚石等一众图案，只是没有迪伦。

一度成了我的老大遗憾。

那几年切突然加入了摇滚明星的行列，和张广天、黄纪苏的《切·格瓦拉》多少有点关系。

此剧“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

之后，就听说这两位主创都上山投奔某乡去了。

这部伟大的“史诗剧”也许便是投名状。

现在我已经明白，消费是最无力的表白，占有一个符号和物件说到底是钱的事，与理想主义什么的风马牛不相及。

喊口号相比之下更牛一点，前提是得有人听。

当把电影拍到上下两集的时候，想让人听就有点困难了。

《阿根廷》采用的是索德伯格比较擅长的“多线交叉”法，把1964年格瓦拉前往联合国发言的美国之旅和1955～1959年的古巴革命交替穿插起来。

前者采用黑白影像，后者用彩色影像，都采用大量手提摄影，带有浓重的仿纪录片色彩。

二者的交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文”效果。

黑白部分中格瓦拉接受采访时的陈述，变成了彩色部分中战斗场景的画外音，似乎成为他对过去战争岁月的一种解读；而彩色部分中的游击生活，对黑白部分中格瓦拉在联大的讲话，尤其是他对拉美国家代表的反驳，也形成了一种背景的投射——革命果实是用他亲历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他有权用任何方式去捍卫它。

他在采访中恍若独白的那些回答：关于革命、信仰、人性等等，与画面中他在游击队员中间的表现并行，巧妙地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这种“格瓦拉谈格瓦拉”的效果。

这也是为何我更喜欢《阿根廷》的原因。

单从影像文本上看，索德伯格已经达到了目的，制造出了其实并不乏疑点的真实感。

但这种真实又不是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

实际的《阿根廷》看起来更像一场梦幻：黑白部分中屡屡出现对格瓦拉面部的特写，各种角度的强烈光线对比画面，而彩色部分中很少有他的近景镜头，表情也大多被军帽的阴影所遮盖，只有当他戴上那顶著名的贝雷帽之后，才更多地露出了面孔。

炎热的丛林、翠绿的玉米地不断忽然切换到纽约的黑白都市。

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膜与距离，正像革命的胜利一般不可思议。

然而切就游走在它们当中。

我们看不透他，正如他也看不透它们。

想找到他的哪一句话是真实的，哪一句是泛泛的敷衍，并不比从那场已经被“日常化”的革命中找到决定胜利的一次交火更容易。

观众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看到了神话的“常人版”：一个携带着沉重的哮喘穿行于丛林的病人，一个总惦记着教新兵们读书写字的“战地知识分子”，一个像小学老师一样解决战士告状的“教导员”，一个坚决处决祸害百姓的逃兵的“铁面法官”。

甚至是一个无异议无条件接受菲德尔·卡斯特罗所有人事调动的“忠诚战士”。

这仍然是一种耳熟能详的英雄套路。

只是在索德伯格的加工之下，狗血被影像的叙述稀释掉了。

而摄影机也根本不让人看清他的表情。

它只要观众知道，切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些对他都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就完了。

那些模糊、沉思、捉摸不定，只在黑白世界里闪现而过。

那时，他已经不在革命当中。

革命缔造了神话，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在影片的结尾，补全了开头两位未来领袖在阳台上的对话。

之前卡斯特罗问：“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有点疯狂是好事。

”而两个多钟头后，观众才看到之后切告诉他，自己要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继续“解放全南美”。

卡斯特罗的回答是：“你也疯了。

”等到《游击队》的开场，已经是1965年。

正好砍掉了切“建设和平年代”的那段历史。

很明显的避重就轻。

但此间古巴高层的某些“内幕”，恐怕只在唯一的知情人卡斯特罗那颗83岁的大脑里存着，外人是搞不到手了。

牛人如CIA，也只能根据M主义政党的某些习性来玩推理，以为切和托洛茨基一样，已经被自家的老大清洗，告别信什么的，全是伪造品。

幸而后来切及时地现身在刚果，给美帝国主义的谣言以致命的反击。

那时，他已经告别了地球人的常识。

从形式上说，《游击队》是部“正常”的电影。

中规中矩，按时间顺序讲完了切在玻利维亚的三百多天。

从化装入境、组织队伍，到转战密林，最终覆灭。

当情节变得残酷时，往往给人的感觉才更加真实。

因为“胜利叙事”的套路正在被一次次的失败证明并非定理——同样的宣传美好未来，为村民施医送药，不动百姓一针一线，却无法打消那些木讷的面孔上疑虑和恐惧的神色，更无法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前来投奔。

相反，他们报之以说谎和出卖，直至围观了英雄被处决。

切还是那个切。

他拖着沉重的哮喘，读着书，解决战士之间的纷争，坚强而公正。

但在完全相反的境况面前，他的力量显得越来越疲弱。

其实并不是他在变弱，而是现实在变强。

这时观众才能感受到，所谓的传奇之光环，不过是被胜利的结局涂抹上的虚饰。

同样的举止，在收不到积极效果的情况下，就不再那么高大了。

反而有些“形式主义”。

因此，请不要相信什么过程比结果重要。

对每一个追随切的人来说，与民众一起欢庆胜利、开着吉普车进军哈瓦那，和饥寒交迫、带着感染的伤口行军，没有任何防备地死在某个鸟不拉屎的小镇上，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是这同一个人，前者让你觉得他无所不能，而后者让你疑心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只有胜利的革命才能缔造神话，只有胜利的革命才是一个神话。

所以，切和所有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人，他生命的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

无须再用“暴躁”、“滥杀”这些更戏剧性的东西来突出这个性格的矛盾复杂。

即使他简单到只是一条线，这条线仍然不可能是笔直的。

因为他是在一个如此高低起伏不平的世界上行走。

密林可以是胜利的摇篮，也可以是迷失的绝路。

至少，还原如此残酷的游击生涯打破了那些关于“追求浪漫”的传闻：谁能觉得这种生活是浪漫的？

我有时怀疑他也是中了玻利瓦尔的毒。

那位南美的“解放者”一气解放了五、六个国家，其间付出了不计成本的代价。

而那些被他解放的人，无法接受他的“拉美合众国”设想，终于变成了他的敌人，甚至想暗杀他。

切的区别，是只在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被干掉了。

帮助一个国家赶走殖民地总督，和帮助一个国家推翻现有的政府再换一个，毕竟是两回事。

后者注定不会被所有的人视为“解放”。

玻利维亚，这个用“解放者”的名字命名的国家，毫不客气地成了新梦想者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的结尾也用了一次回溯，这次是切和卡斯特罗一起乘船驶向“革命道路”的那段镜头。

历史回到了起点，胜负未卜，前面可能是神话，也可能不是。

两个“疯人”面对着苍茫大海，沉默无语中带些忐忑和茫然之意。

他们都只是人。

一个比另一个多活了44年，而已。

切·格瓦拉几乎是每一个热爱自由和摇滚乐的人的心中偶像和图腾，但是真的知道他一生的事迹的人就很少了。

格瓦拉那标志性的叼雪茄和大胡子，让人印象深刻。

电影说实话有点沉闷，除非你对格瓦拉有很浓厚的兴趣，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这部电影充满了沉闷的调子，黑白画面和彩色画面的不断交替也无法彻底叫醒观众的神经。

在古巴的城市战斗中，格瓦拉的身影让人觉得是力量和硬朗的象征。

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显得很沉稳，另外这个扮演格瓦拉的演员真的长得很像布拉德·皮特……有时看侧脸会以为就是皮特在演。

end

杨絮飞舞的立夏。

切格瓦拉,死在电影里,群众的冷漠就像电影结束后希希拉拉的掌声。

笔调再冷竣也难掩切的力量与理想,南美风情的鼓点,怀念里又有幸福。

看的时候坐的越近越逼近真实,切的激情与拍摄的冷静形成强烈反差。

相比激烈,我更偏爱这种适当的距离感,所以我应该不用看摩托日记了。

尽管在索德伯格最新影片《切》中饰演切•格瓦拉的本尼修•德尔•托罗凭借此片获得了戛纳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影片依然是2008年度最受争议的影片之一。

2008年12月，《切》在纽约的齐格菲尔德影院放映的时候，片头的古巴地图轮廓刚刚出现，就有大批的观众高呼“古巴万岁！

”，放映结束后站立鼓掌的时间之长也创下了记录，但数分钟之后，在索德伯格出来答问的环节，就有观众大爆粗口并拿“切•格瓦拉是个杀人犯”相诘难；该片在古巴流亡者云集的迈阿密上映的时候遭到了愤怒的抵制，而在数天后的哈瓦那首映式上，上千名参加过古巴革命的老兵却把最激动的掌声献给了到场的德尔•托罗……戏剧性的争议在前些天本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出炉之后达到顶峰，虽然《切》无缘奥斯卡任何一个奖项的角逐，但多个影评人表示，奥斯卡奖应把将《切》排斥在外视为最大的耻辱。

斯蒂芬•索德伯格8年前就萌生了拍摄切•格瓦拉传记片的念头，最初，他除了觉得切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独特的人物之外，对切并没有什么了解。

经过大量的阅读、探访，一旦进入拍摄，他所想要“还原”的素材就多得超出了一部正常时长影片的容量。

最后，他把《切》剪成了两部影片：《切：阿根廷人》和《切：游击队员》，前者聚焦于从1955年切在墨西哥与卡斯特罗兄弟相遇到1959年进军哈瓦那之前他在古巴玛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生涯，后者直接跳到古巴革命胜利8年之后切在南美玻利维亚丛林中最后的游击岁月。

目前在国内碟市上能够找到的，似乎只有被错译为《切：阿根廷》的《切：阿根廷人》。

在看《切：阿根廷人》之前，我一度以为索德伯格会把它拍得像他1991年拍的《卡夫卡》一样半是传记半是虚构。

没想到，这部《切•阿根廷人》的确是在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片，努力用客观的纪实视角抑制极有可能出现的传奇化风格，因为熟悉1956—1959年间古巴革命战争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本身的确包含了诸多被传奇化的可能性：82个革命者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潜入拥有600万人口的古巴，在登陆遇袭后只剩12个人的情况下，他们居然能够通过在山区打游击的方式仅用了两年多就最终击败巴蒂斯塔政权，而切•格瓦拉在踏上“格拉玛号”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在危地马拉参与过些许群众运动的、喜欢读波德莱尔和洛尔卡的阿根廷青年医生而已。

狡猾的索德伯格深知，在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超级文化偶像以至于连安吉丽娜•朱莉都刺有格瓦拉纹身的今天，与其对切在1956—1959年的经历做传奇化处理远不如“还原历史细节”更有挑战性，因为前者很容易被指认为“迎合流行文化”。

于是，在索德伯格的镜语中，很容易被赋予轻快化节奏的山间游击行动显得有些滞钝，很容易被连贯化处理的战斗场面略有延宕、变形，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有些不够稳重，而切•格瓦拉似乎又过于稳重，音效显著的哮喘声放大了他的“阿根廷病人”而不是“阿根廷医生”身份，行军中密集出现的阅读和授课活动也令他显得更像是一个“游击队关公”。

索德伯格有意悬置了对切•格瓦拉内心世界的探询，把所有与切的精神深处相关的东西都放进了不可知论的范畴，在《切：阿根廷人》这部分，索德伯格想要“还原”的大概只是一个具备多种技能的坚韧的战士。

为了增强张力、弥补战争叙事的单一性，索德伯格巧妙地把一组讲述1964年切•格瓦拉代表古巴在联合国总部发言并接受采访的黑白画面和革命战争主线平行剪辑在一起，但在这组黑白画面中，切•格瓦拉似乎依然被处理成了一个战场转移到话筒前的战士。

这种对行动中的战士身份的“还原”自然要比浪漫化处理高明许多，它让数以亿计的格瓦拉迷和坚信格瓦拉是“杀人机器”的人都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他们想要的格瓦拉，但它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在对战争中的主人公进行抑制心理探索的“冷处理”的情况下，如何区分一部人物传记片和战争片的界限？

这一矛盾在《切：阿根廷人》的后半部分集中体现了出来，在5800万美元制作成本的支撑下，切•格瓦拉率部从玛埃斯特腊山区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以后的战斗场面，特别是攻打圣克拉腊市的场面，比起切的传纪片来更像一部以记叙战略战术为要务的常规战争片。

索德伯格声称《切：阿根廷人》是以切•格瓦拉本人所写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为依据进行编剧的，的确，影片“还原”了书中提供的很多行军细节，但有趣的是，一些如果我做编剧的话肯定会留下来以增添些许喜感的场景被剔除掉了，譬如，书中提到游击队里有个叫“大师”的活宝冒充“格瓦拉医生”试图强奸一个前来看病的村姑。

另外一些本来非常深沉的场景因为缺乏必要的补充而莫名其妙地具有了喜感，譬如正版格瓦拉医生给村民们看病的那一段，书中记叙了一个小女孩的话：“妈妈，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在书中，紧接其后有一段格瓦拉沉痛的内心独白，解释了“这个医生对大家说的都是一个样”的原因：玛埃斯特腊山区条件极其艰苦，农民们在那里像野花一样自生自灭，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有着相同的病史。

而在影片中，小女孩的话倒是照搬了下来，但由于没有任何补叙，听上去完全像是在嘲讽格瓦拉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优秀毕业生可疑的医术。

《切：阿根廷人》很容易让人想起2004年巴西导演瓦尔特•萨勒斯执导的斩获奥斯卡最佳主题曲奖的《摩托日记》，后者像是前者的一个温情版序幕。

事实上，索德伯格本人也很乐于把《摩托日记》、《切：阿根廷人》、《切：游击队员》看成一个跨导演的“切•格瓦拉三部曲”。

有趣的是，这个“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有意地遗漏了切在古巴从政的经历，而且无论是瓦尔特•萨勒斯还是索德伯格，都对格瓦拉身上附着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了选择性的“再编码”，在瓦尔特•萨勒斯那里是呼唤拉美团结的西蒙•玻利瓦尔主义，在索德伯格那里，单纯的“战士”身份压倒了一切。

切·格瓦拉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我主要就是看切在1964年的联合国演讲的。

潇洒，自信，精彩绝伦的演讲值得每一个人学习。

（在B站能够找到现场的视频。

）切格瓦拉的霸气凌厉的工装当时他身着深色工装服，硬派霸气风格，与西装笔挺的世界格格不入。

这不仅凸显出鲜明的个性，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气场顿时就增加了。

切格瓦拉的硬派工装切的抬头挺胸的走路姿势在走上讲台的路上，昂首挺胸的姿势，轻快有力的步伐能够增加一个人的自信，也会给听演讲的人留下好印象。

要有藐视敌人的态度，自己千万不能怂。

一怂整个人都不好了。

（常运动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联合国演讲的现场视频 播音员朗读的技巧1，因为现在都有话筒，所以声音不用太大。

2，《国王的演讲中》提到可以有语气的的停顿，长时间的停顿显得十分庄重。

3，控制好呼吸，让气息均匀稳定，承载着我们的声音。

4，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积极向上，热情饱满。

5，用更多的气说更少的话，让声音增加虚声的成分。

（就是用自己的假声。

最好听的气声歌手是邓丽君。

）

他的演讲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资料来自：1，百度百科切·格瓦拉2，喜马拉雅《美文朗读的速成技巧》3，气声唱法 邓丽君

和摩托日记的浪漫不同，这部电影更真实。

黑白与彩色交织，采访与回忆交错，真实与传说交叉，在人们面前呈现了一幅真实的革命场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枪的别加入队伍；要穿越森林，躲避敌人，受伤，死亡随时到来，有围剿，有追捕，有叛变，有放弃。。。。。。

这些真实是平常新闻光辉形象报道中看不到，而且也容易忽视的，但同时这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也喜欢理想主义，但是我却很害怕浪漫的理想主义，因为这样的人非常容易把事情想得特别简单浪漫，这样的简单浪漫往往又很容易被现实轻易就击得粉碎，然后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浪漫主义堕入虚无主义：觉得这个社会很现实，理想主义走不通，于是彻底向现实投降。

于是不再坚持以前的追求，不再认可以前的价值观，不再对社会充满信心，也不再对明天有希望。

一方面，理想鼓舞了很多人去投身于他们喜欢的事业；另一方面，对事业的不正确理解，却又让这些毫无准备的人被撞得头破血流，进而由沮丧的失望代替了亢奋的希望。

这个电影中，切更真实，被追捕，部下叛变，战友死亡，调任其他岗位，哮喘病，翘着腿抽烟，受伤，部下不听指挥等等。。。。。。

我喜欢这样的真实，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媒体宣传英雄的报道，越来越不喜欢那种美化和神化。

我喜欢真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也不喜欢高大全的英雄。

我宁愿接受革命中的清洗，内讧，冲突，也不愿一相情愿地去相信书中描绘的浪漫的革命主义情怀。

当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浪漫，只是我不会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全部。

写这些，其实也是和自己的工作有关，对于发展工作，因为社会的不了解，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有意无意被粉上了一层层浪漫主义色彩，近乎切参加的古巴革命的浪漫。

人们只看到赞美，成就，温情，感动，友情，没有看到斗争，失败，冲突，谎言，虚伪。

只看到了这个工作所崭现出来的人性光辉，却没有看到为了名，利，权，所暴露的人性丑陋的一面。

我其实非常希望有人能这样去拍一部关于发展工作片子。

让社会，让发展人员，更好的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更真实地看待这个行业。

不要自欺，也不要欺人，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看到的现在的好莱坞片都是主旋律的。

连酷似布拉克皮特的人主演的《切瓦拉》也是这样。

导演尽量要往艺术片靠，靠来靠去，还是靠成了主旋律：梦想、自由、为大多数人服务。

丛林绿和城市黑的色彩处理也没整出什么新鲜来。

人斯皮尔伯格早用过了。

在我看来，和这个侠那个侠的电影比较，除了节奏缓慢，故事拖沓外，本质上没一丁点区别。

好莱坞什么时候能不拍主旋律呢？

恐怕永远不可能。

谁让好莱坞代表先进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呢。

不过，弗洛伊德，又是弗洛伊德，其实也很主旋律：当人们解决了内心冲突，就不再将心理能量耗费在无意识上捣乱造成的混乱上，就能to love and to work。

我很喜欢这样的结论，但不知道他老先生到底说过没有，反正美国佬的教科书上说他说过。

看了那么多好莱坞电影，留在记忆中的场景并没有几个，大概我已经被主旋律化了。

《英国病人》，为了私情出卖国家，第一次挑战了我的价值观国家观，从此我开始想国家到底是个啥东西；《宾虚》，被迫害的人压抑愤怒也能在上帝的指引下得到拯救，第一次挑战了我的历史阶级观，因为我一直期望宾虚反抗残酷的统治阶级，电影却在4分之3处告诉我坏人会自取灭亡，宽恕能拯救灵魂和身体。

还有《纯真年代》，我曾经以为喜欢的是那压抑而火热的爱情，现在知道自己所敬佩的是承担。

这三个都是我用自己挣的钱在师大的图书馆花5块钱看的投影。

首因效应，如同我第一次吃怡口莲，第一次喝椰树牌椰汁，第一次读奥尼尔的剧本，第一次看《死无葬身之地》，第一次看到北京的新绿。

索德伯格所拍的关于切·格瓦拉的传记片现分为上、下两部上映，第一部就是这部《阿根廷》。

《阿廷》则讲述了切和一群古巴流放者在1956年从墨西哥到达古巴，两年后，他们获得民众支持，依靠军队推翻了亲美的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统治。

后一部《游击队》主要讲的是切从1964年到他去世前的事情。

中文名切·格瓦拉：阿根廷制片地区法国 / 西班牙 / 美国导演 史蒂文·索德伯格主演本尼西奥·德尔·托罗 德米安·比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