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

Marlon Brando and Truman Capote were swimming in the waters of Tahiti when a shark appeared. Brando let out an exasperated, “Motherfucker!” and punched the shark right in the nose. Turning to the still-shaken Capote, he said, “I want to talk to you, honey. Right up close.” Then, with little effort, he twisted Capote into his favorite position—legs behind his head—and served him up as a snack for the shark. Once the shark swallowed Capote whole, Brando, the man who could screw anything that moves (or doesn’t), took the shark for himself. That way, he got to screw Capote without having to look at his ridiculous, childlike face or listen to him moan like a duck being slaughtered.

今年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大作家Capote的最后亦其最重要的一本书《In Cold Blood》，是关于1959堪萨斯一起四口命案的纪实文学。

电影CAPOTE展示的就是Capote生命里调查、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6年。

Philip Hoffman 的表演固然精彩，但本片更可贵的是其视角、立意。

先说说这本书：模范公民克拉特先生和妻子及最小的两个孩子住在堪萨斯的一个小镇上，成功地经营着大农场，热心社区事务，乐于助人。

附近监狱里有两个小惯犯：派瑞和迪克。

身材高大性欲旺盛的迪克一有空儿就琢磨发家致富的捷径，当他听说附近镇上富人克拉特家里常有大额现金（事实恰恰相反，克拉特家从不存放超过50元现金）、还有一个漂亮女儿时，就开始盘算着出狱后光顾一下克拉特家。

派瑞是个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有着侏儒的短腿、举重运动员的手臂、和眉清目秀的面孔。

派瑞的命很苦，从小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州。

由于疏于照顾，孩子们吃尽苦头，派瑞最小，大哥二姐长大后都自杀了，只有三姐独善其身，但对派瑞感情极为淡漠。

派瑞热爱文学艺术，有惊人的绘画天赋，走哪儿都带着一大箱书。

与父亲同住的几年里，派瑞特别渴望上学接受教育，可是大老粗父亲总是阻止派瑞学习，还送派瑞去当水手、参军。

派瑞童年在天主教学校里被修女毒打过，少年当水手长大当兵期间屡被轮奸，后来还出车祸撞瘸了腿。

这一切使派瑞养成了极度敏感、极度自尊的性格。

所以当派瑞在监狱里遇到迪克的时候，因为怕被看不起，便吹嘘自己曾经冷血地杀过一个黑人。

迪克信以为真，出狱后邀请派瑞加入他的发财计划。

派瑞其实并不喜欢迪克和他的打劫计划，派瑞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青，一个不贪婪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和迪克截然不同的人。

他在狱中有个更好的朋友杰。

杰是个智者，知识渊博，非常理解派瑞的苦闷，也很了解他性格中的弱点。

杰曾说派瑞性格中有中很强的反社会倾向，必须学会控制它，否则十分危险。

杰和迪克先出狱，派瑞出狱后曾试图寻找杰，却失望地发现杰已经移居东岸了。

这时派瑞又收到迪克的邀请信， 于是心不在焉地加入了迪克的计划。

在打劫当晚，派瑞还不断劝说迪克打退堂鼓，当暴怒的迪克把克拉特一家人分别捆绑起来的时候，派瑞还暗中照顾克拉特一家，给克拉特端把椅子，给他儿子塞个靠垫，给他妻子盖被子，并成功地阻止迪克强奸克拉特的漂亮女儿。

最后迪克终于认识到克拉特家中没有钱时，二人准备撤退。

派瑞去和克拉特先生道别，对他说：“别怕，再过几个小时邻居就会发现你们了。

” 可是这个时候，派瑞在克拉特先生的双眼里看到的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丝感激，而是厌恶、恐惧、蔑视、仇恨。

派瑞意识到自己的话被误解了，自己做好人的努力又一次失败了 -- 克拉特以为派瑞想杀死他。

派瑞一生中被误解过无数次，可是他突然意识到，克拉特先生和从前遇到的那些对他不公正的人不一样，克拉特的“误解”不是歧视，不是冷漠，不是残忍、不是愚蠢，而是客观必然的。

无论派瑞内心觉得自己和迪克有多么不同，事实是：他俩是同伙。

克拉特的眼睛就像照妖镜一样。

于是派瑞snap了，迪克目瞪口呆地看着派瑞杀死了克拉特一家。

后来警察将二人捉拿归案，一审判决死刑，二人上诉了几年(派瑞不是premeditated murder, 应该argue temporarily insane, 而迪克根本没有杀人)，最后还是在1965年被处以绞刑。

如果说《In Cold Blood》讲的是派瑞的故事，电影CAPOTE则讲的是Capote自己的故事。

Capote自己也是个弃儿， 同性恋，虽然此刻已经贵为纽约作家，却摆脱不了卑微出身带来的极度敏感极度虚荣的烙印。

电影没有太多地揭示书的内容，只是展示了Capote 如何热衷名利，如何敏锐地捕捉住了堪萨斯这个事件的独特之处，如何同情派瑞，如何给予派瑞渴望的友谊，如何利用派瑞的好感套取写作材料，如何为了拖延时间争取访问材料而花钱帮派瑞和迪克请律师上诉，如何为了争取眼球而给书起名叫《In Cold Blood》。

像派瑞在书里一样，Capote在电影里也经历了一个致命的转折点。

当Capote得到了所有材料（派瑞的日记，三姐、父亲和杰写给派瑞的信），派瑞交待了事发当晚的一切细节之后，Capote的书已是大局已定。

此时正当Capote的爱人和好友的著作纷纷出版，好友Harper Lee的小说《To Kill a Mockingbird》还被搬上荧幕，饱受赞誉。

妒火中烧的Capote发现此刻他需要尽快给派瑞凄凉的一生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好出版这本写了6年的书。

于是Capote断然抽身，停止了支付派瑞和迪克的律师费，拒接派瑞的电话，拒绝派瑞探监的请求，日夜期盼法官驳回二人的上诉，早日行刑。

很快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派瑞和迪克死了，《In Cold Blood》大获成功，也迅速被改编成电影。

而Capote却像加缪《堕落》中的大律师一样，因无法面对自己的灵魂而精神崩溃了。

他再也没有写成过一本书，终日酗酒打发余生。

他说：“More tears have been shed for the answered wishes than the unanswered ones.”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总之这本书和这个电影都非常有意思，放在一起看更有意思，就好像地球表面突然裂了一条缝，让人能一眼看到地心里一样。

派瑞为什么杀人？

Capote为什么崩溃？

地心里摆了一个真理：人不妨假设别人是好人，但千万不能假设自己是好人。

否则当你看到风月宝鉴的另一面的时候就是the point of no return。

应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力所能及时尽量做好事的坏人，好人只能无限接近，永远不能抵达；而坏人则一不留神就疯狂反扑。

（注：咱们讲的是内心定位问题，与那种见人就扯着袖子说“我真是流氓，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对外宣传策略有本质区别。

杜鲁门•卡波特童年不幸，母亲自杀后他由阿姨抚养长大，天生的“娘娘”口音和同性恋身份，让他饱受冷眼和非议。

但他天生记忆力超群，又能言善语，获得几次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后受到文坛的重视，《蒂凡尼的早餐》更让他声名雀起。

他有一个同为作家的同居爱人，在社交界也如鱼得水，生活得颇为惬意。

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堪萨斯州发生了一桩一家四口人惨遭灭门的血案，他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想写的题材。

凭借自己的名声和风趣谈吐，卡波特的采访进程很快就顺利展开了。

在与两个被判处绞刑的罪犯中的佩里•史密斯谈过之后，他发现这个人有着与自己十分相似的童年经历，从而导致性格极其敏感易怒，就像卡波特对好友描述的那样：我们像一个家庭里的两兄弟，他走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在他看到了死者的惨状之后，改变初衷，对事件不再是做一个报道，而是写成一本书，书名为“冷血”。

他请了律师，为已被判死刑的两人申请上诉，并不断对佩里•史密斯进行采访，收集写作素材。

佩里•史密斯一方面出于对卡波特的感激，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卡波特的书能为他减轻罪行，所以除了杀人那晚的细节外，其余一切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卡波特一直隐瞒了书名为“冷血”，谎称自己还没有决定如何开始写作，并照料佩里•史密斯，安慰他，给他带去书籍，也带去希望。

佩里•史密斯不断上诉要求重审，致使行刑时间一再拖延，如果佩里•史密斯不被判处死刑，那么卡波特的书就会胎死腹中。

几年过去了，卡波特收到佩里•史密斯的来信，请求他再帮忙找一位律师上诉，这次，卡波特拒绝了他。

在行刑之前，经过卡波特的诱导，佩里•史密斯道出了杀人那晚的真相：他与同伙探听得那家里藏有一万美金，于是前去抢劫，在全屋进行了搜索之后，发现自己被骗了，佩里•史密斯阻止了同伴亵渎小姑娘的行为，准备把那家人安顿好了之后离开，可是，那位父亲害怕和恐惧的眼神一下子就激怒了佩里•史密斯，他疯狂残忍地杀死了全家。

佩里•史密斯被行以绞刑，他要求卡波特作为朋友去现场观看。

影片结尾，卡波特在飞机上打开他送给佩里•史密斯的书，里面有一张他的素描，嘴角下撇，神情冷酷。

影片到这里是结束了。

事实上，在佩里•史密斯死后不久，《冷血》出版并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而卡波特染上了酗酒症，从此再也没能写出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也不再提起《冷血》，不满60岁他就酗酒而亡。

整部影片与电影海报一样阴冷压抑。

佩里•史密斯与杜鲁门•卡波特可以说是相知甚深，卡波特用一本书来描写佩里•史密斯，而佩里•史密斯用一张素描来刻画卡波特，他们知道相似的童年经历给了他们相似的性格甚至命运，用“冷血”来形容这两个人，实在再确切不过。

不过电影里这两个人不那么惹人厌恶，相反，还让人同情。

佩里•史密斯本来不打算杀人，他甚至帮那个小男孩在头下垫了个枕头，让他一觉醒来就会被邻居所救；卡波特对佩里•史密斯的悉心照料，也不完全是为了写作，其中还是有温情的成分在内。

但是他们都被伤害过拒绝过，所以他们害怕别人再露出拒绝的神情，于是佩里•史密斯急于毁掉这个神情，卡波特不能停止对名利的追求，那让他感到被人尊重。

是什么让人冷血呢？

我想，是一颗敏感、脆弱、孤独的心。

卡波特的扮演者是好莱坞的常年配角，这是他第一次挑大梁做主角，凭借精湛的表演横扫各大颁奖礼最佳男主角，绝对是实至名归。

五月第一个周一，人称“时尚界的奥斯卡”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的提款机” 的Met Gala（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又来了。

这不禁让人又联想到当年被誉为“世纪派对”的Black and White Ball（黑白舞会），和它的主办人、个人心中的“美国文坛金童”——Truman Capote（杜鲁门·卡波特）。

当然喜欢Capote绝对不算什么太值得自称高雅的喜好，但如果能在年少时阅读，或许可以为你打开生活中敏感、浪荡而细腻的一扇门。

1966年11月28日，Black and White Ball在美国著名地标Plaza Hotel（广场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表面上是一场Capote为讨普立兹奖得主、后来带领《华盛顿邮报》揭发水门事件的Katharine Graham（凯萨琳·格雷厄姆）开心的派对，但谁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Capote刚刚凭借小说《冷血》名利双收，据称他想要一个“壮观得无人能出其右的礼物”来庆祝一番。

可如果直接表达这种愿望，则难免显得有些自大，于是极具名望、生性害羞，且遭逢家庭巨变的Katharine Graham成了最好的掩体。

第一次知道Black and White Ball，是来自于一张照片，那上面的人严守着装要求：男士须戴黑色领带、黑色面具；女士可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裙装，戴白色面具，须执扇。

据说灵感来自于电影《窈窕淑女（1964）》里的一场赛马会。

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演员……甚至是在他为《冷血》做田野调查，而结识的当地警长Alvin Dewey（阿尔文·杜威），受邀前来的人不是纽约社交圈的精英群体，就是Capote最亲密的朋友。

由于谢绝媒体，所以这个夜晚更显神秘，令人想入非非：这场号称能与Marie Antoinette（玛丽王后）的凡尔赛舞会、1951年Carlos de Beistegui（卡洛斯·德·贝斯特古）的威尼斯盛妆舞会相提并论的社交聚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想找到内场的视频资料，基本等同于天方夜谭，还不如回到有关Capote本人的影视作品里寻找蛛丝马迹来得实际。

比如，以创作《冷血》前后的Capote为描述主体的两部电影——《卡波特（2005）》和《声名狼藉（2006）》。

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里，看到Capote举办Black and White Ball的一些动因。

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观看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因为你会发现，导演与导演之间能力的悬殊可以如此明显。

众所周知，《卡波特》不仅拥有一个擅长拍摄传记片的导演Bennett Miller（贝尼特·米勒），还将已故著名演员Philip Seymour Hoffman（菲利普·塞默·霍夫曼）送上奥斯卡影帝的宝座。

而比《卡波特》晚了一年推出的《声名狼藉》则像一名弃儿，反响平平的原因除了题材大撞车，要将责任归咎于导演处理此类内容的水平略欠奉也未尝不可——尽管后者的导演Douglas McGrath（道格拉斯·麦克格兰斯）和Woody Allen（伍迪·艾伦）合作无间，也曾自编自导。

在《声名狼藉》开头，就搬出了Capote的一众“纽约社交精英圈”好友，比如传奇时尚编辑Diana Vreeland（戴安娜·弗里兰）、名媛Babe Paley（贝比·帕利）和出版业巨子Bennett Cerf（贝内特·瑟夫）。

这些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是扮演他们的演员）逐一上场面对镜头叙述，偶尔穿插Capote像只小麻雀一样周旋于他们之间大讲八卦的片段。

听起来有点儿耳熟？

不知你想说的是不是：许鞍华在她的作家传记片《黄金时代（2014）》中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拉出这么一长列Capote的好友名单，可能会让某些人激动万分，但这只能说明创作团队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大功夫。

至于这些事件的原型，能否为这部电影要呈现的故事提供有效的支撑，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声名狼藉》雄心勃勃地企图通过以Capote的生平为主线，聚焦于Capote撰写《冷血》前后的经历，同时涉及多位当代美国文化界的大人物，来展现一个属于昨日美好时光的怀旧剪影——是的，问题就出在“美好”这个观感上。

不管是《卡波特》还是《声名狼藉》，甚至是小说《冷血》本身，都以一件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作为故事的一大重点：1959年，美国堪萨斯州霍尔库姆，一户备受爱戴的富农惨遭杀害，男女老少无一幸免。

而Capote在调查过程中曲折的经历，也惹来了外界猎奇的目光，以及戏剧演绎。

何以曲折？

《声名狼藉》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从Capote出发前联系地检署，到赢得当地人的喜爱，再到和杀害富农的凶手之一Perry Smith（佩里·史密斯）发展“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感关系，最后回到原本的生活……有趣的是，当你观看《卡波特》，就会发现在影片的前半小时，凶手已经捉拿归案、Capote开始做进入监狱与之展开对话的准备；另一厢的《声名狼藉》还处于Capote用明星八卦换取当地社区信任的阶段。

可见后者的事无巨细，并且基本符合影响美国电影甚为深远的“英雄公式（Hero's journey）”。

你可能很难将这个曾被George Lucas（乔治·卢卡斯）公开称为《星球大战》系列的神话学“公式”和Capote联系起来。

但事实就是，《声名狼藉》前半段里，纸醉金迷的纽约社交圈可被看作是“英雄”Capote的原生世界——这是他熟悉、能够得到安全感，且左右逢源的环境；而布满未知的偏见与刁难的堪萨斯，则是他完全不熟悉、充满危险的“异世界”。

从原生世界到“异世界”，再返回原生世界，期间我们的“英雄”需要经历不同的关键事件。

看看Capote在《声名狼藉》是怎么做的：1、受到召唤（得知惨案，受到启发想写作新书）；2、遇到提供协助的伙伴（《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哈珀·李陪同）；3、在安全地带与冒险间艰难抉择（恋人与出版商的建议）；4、考验（检方的不配合、社区的异样眼神）；5、终极挑战（要从凶手口中套出更多真相）；6、危机（被这反复上诉的案子折磨）；7、危机化解后的宝藏（案子迎来结局）；8、结局（新书的成功和Perry的爱）……接下来，就是Capote回到原来的圈子，获得新生。

在第4阶段和第5阶段，《声名狼藉》把Capote描述为一个利用个人隐私来过关斩将的大人物。

虽然在开头的“名人展览”里，众友人已表达了对他的不信任，但将与命案相关的各色人物，比如警长Dewey，再比如身为罪犯的Perry，过度简化为能够被一些名人八卦轻易打动的形象定位，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但必须承认，这确实达到了另一个目标——重现一个星光熠熠的时代。

反观《卡波特》，Capote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但导演Bennett Miller让他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原生世界里。

与此同时，全片的基调也更为阴冷和绝望，并没有用外露的激情来过度地描绘上述中的第4阶段和第5阶段，也没有戏剧化Capote和Perry之间的同性友谊，更多的是关注Capote从自己对待这一整个案件的态度中寻求与自我的对话。

原因很浅易，Capote在这个调查过程中确实算不上什么“英雄”。

“我们不是要找内幕消息，我完全不关心你们能否抓到凶手，我要写篇稿子描述克拉特命案对整个镇的影响，以及大家对此事的感受。

”“我关心。

”这是在《卡波特》开篇，对Capote和警长Dewey之间一场对话的描述。

“所以Jack（杰克·邓菲，Capote当时的恋人）认为我在利用Perry，但他也认为我在堪萨斯市时爱上了Perry。

”这则是Capote离开堪萨斯，外出度假时的一段感言。

《卡波特》先将Capote性格中貌似不近人情的一面揭开，再让他对之产生认知。

但Bennett Miller似乎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点强度，于是设置一个令人窒息的情景——非常乐意称之为这部电影里的“死亡一分钟”：在《冷血》新书阅读会的后台，Capote和围绕在其身旁的来宾开着“裤裆开裂”的玩笑，一个陌生男子倚在门厕勉强地跟着笑了笑，然后斟酌了一下，说了一句话，“你对那些人的描述真可怕……很可怕。

”而Capote微微一笑，仿佛受到了莫大恭维，并表示感谢。

这一刻，导演正式将“不仁慈”的Capote和“心怀悲悯的普通人”对立。

著作等身的电影评论家David Thomson（大卫·汤姆逊）曾经为《独立报》写了一篇关于《声名狼藉》的影评，他认为《卡波特》对Capote的塑造过于冷峻，并将之批评得一文不值，却难以让人感同身受，因此不如《声》里对其道德缺陷的刻画来得绘声绘影。

其实不然。

并不是让强壮如斯巴达勇士的Daniel Craig（丹尼尔·克雷格）饰演Perry，把在他面前瑟瑟发抖如小猫的Capote拎来拎去，来一场“霸道罪犯爱上我”的告白，又或者让Capote在Perry被行刑的雨天里失语泪奔，就能够突显他的人性弱点（《声名狼藉》对Capote和Perry之间情感发展的大篇幅刻画是Thomson的立论点）。

《卡波特》对此二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高级”，想象一下监狱风云版《一千零一夜》：Capote与包含Perry在内的两名罪犯接触，是为了给新书收集素材，所以需要从他们口中挖出故事。

于是，他为两人找各种关系，替他们反复上诉以续命。

反过来，对于Perry和另一名罪犯来说，Capote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位朋友。

一方要故事，另一方要活命。

国王还是那个国王，只不过舍身取义的宰相女儿变成了有利用价值的杀人犯。

《一千零一夜》的结局是什么？

暴虐的国王爱上了善良的宰相女儿，放下屠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只是这两部电影，连现实中的一些采访资料也显示，真正的Capote曾经承认自己对Perry产生了某种感情。

只不过随着死刑的执行，Capote需要从眼前的爱情泡沫中抽身，而他确实也做到了，还为自己准备了一场盛大的Black and White Ball。

重新回到“派对动物”的位置。

表面上，他谈笑风生：“我埋头《冷血》近6年时间，冷落了曼哈顿的朋友们太久，我需要回归。

”但或许真实的起因，是他不仅经历了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还或多或少面对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就像迷幻剂作用后的巨大失落，他需要排解，需要很多人来围绕他、和他说话。

《名声狼藉》自始至终都太强调旧日美好了，犹如衣香鬓影从未远离Capote的身边，但《卡波特》里镇静而脆弱的笔触，让人相信Black and White Ball不仅是办给刚刚丧偶的Katharine Graham，也是Capote办给正在巨大成功中追悼某些虚无缥缈之情愫的自己。

重看《卡波特》。

以下是一点零碎想法。

不是完整影评。

1、菲利普·塞莫尔·霍夫曼扮演作家卡波特，他因为想写一桩杀人案的报道而认识了杀手佩里。

但是当他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

这个迷一样的人吸引了他，他意识到他可以就这个案子，这两个杀人犯写一本书。

于是，他一次次到监狱看望佩里，了解他的过往，他的生活，帮他请律师并且上诉。

他越接触，越感到自己与这个人之间有了一种亲密而又残忍的关系。

为了写书，他需要佩里讲叙更多，他需要到得对方的信任，他需要释放善意，甚至述说自己的隐私和情感。

但是，身为作家的他又很清楚，他应该理性地切断自己渐渐沉溺其中的做法，干脆地抽离出来。

他得意于自己对于人物对话的复刻能力，得意于自己在社交场合的长袖善舞，同时，书稿的巨大反响，如潮的好评，由此而来的声望和成就感让他享受其中。

但是现在，他这个写作者与被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又危险。

被写的人与事往往也在影响、侵蚀写作者的内心。

《冷血》成为他最好的一本书，写完它后，他再也无法完成下一本书。

霍夫曼的表演是惊人的，他要呈现出卡波特在整个事件中截然不同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要模仿作家那种有点尖又点细的嗓音说话，在聚会社交时那种表演型的夸夸其谈，那些让陌生人一看就会侧目的小动作。

而当卡波特面对佩里时，他又要表现出卡波特让佩里感觉真诚、亲近的另一面，仿佛卡波特是世界上唯一同情，理解自己并为之痛苦的那个人。

这种情绪和状态的转换和呈现还挺让人信服的。

霍夫曼很厉害。

2、人总是在表演的，一生就是一场演出。

身为作家的卡波特，在公众面前，表演作家的才华，口才，观察、思考能力。

面对佩里，表演脆弱、亲密、敏感、某种同情又居高临下。

只是这种种种不同面的表演，相互撕扯，最终伤到他自己。

他不再只是从别人身上攫取故事和情感的那个人。

佩里也在表演。

他姐姐说的好，他是那种会在你面前表现出脆弱和敏感的人，但下一秒，他就可能会杀了你。

他心里面很黑暗的东西随时可能让他暴力对待别人。

佩里在卡波特面前的表现，其实也是具有欺骗性的。

但是你又不能说他全部都是表演，因为某些时刻，佩里就是把卡波特当作朋友的。

所以真实和虚假的界限是模糊的，是混淆的。

奥卡片子，特地找了个好版本下来，找了个很闲得周末，准备读过。

前大半部，还算认真看了，后来略过一些。

这个片子就是看主角的演技，故事不熟悉，也不懂。

演技不错，开始很让我吃了一惊，哪里找来的这样演员。

后来就是一个过程，对我的吸引力已不大，就此算是看过。

看到一个贴子，有一个人在天涯发帖说想自杀，有些网友的回帖充满恶意，后来这个人真的死了，死的时候泪流满面，手机页面还停留在那些恶言恶语上。

乔布斯的周年祭刚过，新一轮的《乔布斯传》阅读热潮又被掀起。

<卡波特>这片子前后看了好几次，都没看完。

这次也是分了两次才终于看完的。

====================================================死亡这个命题人类永不可回避。

对于死亡的探究与诠释，是哲学、科学、宗教与艺术的终极意义。

说白了，不知何为死，哪知何为生？

而死去终归不是一件好事。

无论像乔布斯这样的名人名人、perry般的杀手、还是被害人一家那样的普通人，无论病故、他杀、还是自杀。

卡波特欲为冷血杀手立传。

《冷血》这个题目是他自己想的，而面对杀手，他却解释说，这是出版商为了取悦读者取的名字。

这个小桥段十分有趣，卡波特从一起凶杀案中究竟嗅到了什么？

他嗅到了人性之复杂--这大约是每一个写书的人灵感之所在。

他也嗅到了，一个能使他再次扬名立万的机会。

不要否认后者。

卡波特这个人深谙社会法则，这使得他在名利场游刃有余。

可是面对这个阶下囚本人，他耻于承认自己对他的利用，他说了谎。

我想起了乔布斯。

如果他尚在人世，会有多少去读他的传记呢？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出版商，在乔布斯病入膏肓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切，只等他一死，眼睛闪着金光，深知这本书，凭着媒体排山倒海般的，夸大数十倍的对于该人的美化，连平时不读书的人也会想要一看。

消费社会里，有人在消费死人，也有人消费凶杀案，消费死囚。

在这一段消费链中，死囚perry是处于最末端的弱者。

我并没有说卡波特是一个洋洋得意的既得利益者。

我也不能说乔布斯传记的出版商为了钱财恨不得害死他。

同样，我们应该谴责那些面对自杀者放出冷言冷语的人，但是我不能说，那些被称为施暴者的网民，要对一个人的死负责。

冷血，早已流动在一个凶手的身体里。

疾病，一直在侵蚀着乔布斯的生命。

而自杀的念头，在那些恶语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于一个人的脑海中。

一切都只差一个时机。

时机出现，很抱歉……回到电影，这样的写作过程让卡波特痛苦不堪。

终于得知了那一晚所发生的一切，他还是不想让perry死去。

是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好事，对于一个杀手也是如此。

“我们来自同一个世界，有一天他站起来从后门走出去，而我走了前门”“如果perry没有选择这条路多好啊”卡波特的心里一直在这么想。

为什么相似的人生经历，却把人引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呢？

只能说，每个人做的选择不同。

perry为什么会杀人。

因为那一刻“一个好人用那样的目光看着我”。

此处略去大段心理分析。

卡波特和perry，他们同样有着不断被人抛弃的童年，有敏感脆弱的心灵，他们都希望得到他人瞩目的目光--站上演讲台，面对镁光灯，用浮夸的语言来谢幕。

区别是，卡波特选择了写作，perry选择了杀戮。

他从一个好人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恶，端起枪的那一刻，他也就放弃了自己。

一念之间，一个人放弃了做好人的机会。

也是一念间，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做出的选择。

我去天涯看了那个帖子觉得心里很难受。

谁人的人生里，没有过绝望的时刻？

即使我自己不到30年的人生里，有过多少次，也觉得过不下去了，走投无路了。

想必你我都一样，熬过了那一时，也就这样活下去了。

想必你我都一样，最后选择了好好生活。

只是有些人，在同样的时刻，选择了放弃自己。

我们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

卡波特选择了写这样一本书，也就是选择了对他自己的精神折磨。

perry选择了杀人，必然受到惩罚。

自杀者也许是选择了让恶意的网友给他的心再插一刀，而不是那些好心相劝的人。

他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死去并不是一件好事。

很多人死后被人贴上论坛，写做书，或者拍成电影，可是有几个看客能够正确的了解他们，像他们希望自己被了解的样子？

不知道卡波特本人如果黄泉有知，会怎样看待《卡波特》这部电影。

虚实交杂的凶杀案背后——谈影片《卡波特》看《卡波特》这部影片，几次感动得落泪。

是对死亡的敬畏，对承诺于现实和法纪面前软弱不力的痛惜。

这位出生于美国南方乡村的作家，本身经历很多命运的周折，凭着一支笔杆混到《纽约客》的记者身份，再到成为知名作家。

卡波特跟犯人派瑞讲到自己身世，及为博得目击证人的好感，而讲出世人成见的可怕可恨——这其实是现身说法，降到自己身世的最初，用一种平等的态度与自己对象交流。

所以，这电影其实也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平等。

卡波特在自己好友哈珀·李面前如此形容自己和那个杀人犯的区别：我们就像从小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是我后来从前门走了，他则是从后门。

意示同命不同运，他对派瑞这种情感也只有哈珀·李一眼看穿，她直截了当：“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卡波特本人外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同性恋，娘娘腔，他的成见之说也就基于大众对他的印象，实际上他就是个边缘人物，喜欢在聚会扮演那种尖酸讽刺别人的中心人物，他的作品就充满了尖酸刻薄的讽刺，那个著名的头戴礼帽的霍丽小姐实际上就是卡波特本人的分身，他把自己的灵魂藏到玛丽莲·梦露的身上，但实际上电影史上只有奥黛丽·赫本留下了这个“合成”的身影。

卡波特在《冷血》中用了一种非虚构的小说形式，也即表明，他是他，不是别人。

他表现的一切都是自己。

而这部影片正是围绕他采访重大凶杀案嫌犯以及小说完成始末的过程，个人认为，他既在为凶犯争取生存下去的时间，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创作争取更多详尽的素材，只有拖长时间，让案件周旋与小说出版形成一种“和谐”的步调，一同抵达群众关注的最高焦点，才能使得其作品在内容充实度上极大饱和，又使案件审核在新闻中造成一种无形的宣传。

也许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作法是极其自私和虚伪的，但电影就是如此表现的，或者在误导像我这样的观众——说卡波特“爱”上派瑞，显然言过其实，他不过爱自己的声名和荣誉，但同时，他又具有一种职业演员的素质，始初，为了取得更多素材与犯人接触，而后，他像演员在戏里一样脱不开身，甚至在好友作品的首映宴会也表现得闷闷不乐——他的闷闷不乐其实连他自己都不懂，是深陷其中的困惑吧。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行将执行死刑的派瑞面前痛哭流涕了，这能算得上是表演吗？

是对另一个自己行将死亡的哀恸吧？

倒是派瑞那种在死亡面前平静的姿态感动了我，在死亡面前，已经没有罪过和后悔，相较于卡波特那种令人感觉复杂的行为，派瑞对待死亡是真诚而单纯的。

他曾经甚至期望能通过卡波特的书来为自己脱罪，以自己人性的一面来博取世人的同情——这种想法实在天真，所以当他在报上看到卡波特新书朗读会座无虚席，面对面质问卡波特的书名，后者还一味欺瞒。

你能憎恨卡波特吗？

当然不能，对于死囚的生命，无人能过问，而卡波特本着写书的冲动去过问了，而且一以贯之，本身这样的行为就不可理喻。

或者，我们只能把这部影片当作一种小说创作的模式和经验之例，只有全身心投入，才会融入作品，将真实的道德良知以及个人经验代入。

小说原本就是虚构与真实并存的。

一部十分复杂的电影，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看完后也是思绪万千。

讽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人至冷血则无敌，派瑞本想放了农夫一家，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得到的是一种恐惧与厌恶的负面情感，这让他最后相当好人的一丝念头彻底破碎。

而卡波特在看了同行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被搬上大银幕，而心生嫉妒，最后冷血的打碎了被捕二人最后的希望，放任他俩自生自灭，并且把书名起了个博人眼球的“冷血”，最后名利双收，但他们俩是一样的人，正如电影里面说的，在同一间屋子，一个人走了正门，在名利场风光无限，另一个人走了后面，走上了不归路，但同样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二人终将是冷血的，为了心中的念想不择手段的。

米勒绝对是当世最冷的导演，从这部到moneyball到foxcatcher，无不是冰冷的陈述，加上阴冷灰暗的背景，平静沉稳的叙述，加上一些平原上的枪响，惊雷般的触动。

霍夫曼的表演也很出色，把卡波特这个形象演出了120%，每一个语气都拿捏的如此软的到位，很可惜，英年早逝了，RIP

如果你从《狐狸猎手》看到《卡波特》，你能很清晰地看到贝尼特•米勒的创作特点—尽管只有三部长片，对于非虚构类题材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对于孤独、自卑人格的着迷。

某种程度上，自卑的另一边很可能是自负，是毁灭。

贝尼特•米勒往往捕捉着他片中角色的痛苦和毁灭，以实现悲剧性的陶醉。

真正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他从不为他片中的人物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诡辩，他只是尽可能地呈现，却又为他们的孤独划上了注脚，为他们的自卑立下尊严。

首先贯穿三部长片的一个特点在于共通的人物关系：卡波特渴望被他所处的阶层与社群接纳，派瑞渴望被人们所理解，二者唯一的不同只是阶级所造成的话语权落差（《卡波特》）；比利渴望通过赛季的成绩自我证明，彼得渴望用新的管理方式颠覆棒球联盟，同样证明自己，不同仅仅只是二者的权力关系—这也是贝尼特•米勒最不灰暗的作品？

（《点球成金》）；杜邦渴望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只是获得母亲的认可，马克渴望走出哥哥戴夫的阴影—杜邦也是，各自在人生中有着天赋与优势的人面对戴夫显得手足无措，幸福—最普世、最滥调的词眼却是这两个灵魂永恒的缺失（《狐狸猎手》）。

通过两个同质化人物的相遇、碰撞，展开矛盾与冲突，形成戏剧性。

《狐狸猎手》的开场，马克在一群小学生中举起自己的奥运金牌，进行着价值20美金的演讲，悲壮而又古怪。

僵硬的肢体动作会让观众在给予同情的一刹那又会犹豫几分，光是动作传递给我们的，是一场关于可被称作“爱国者”的自尊的顽强保卫战。

他的desire是什么？

成绩？

似乎他已经有了。

是家庭，是幸福，是认可，是面对成功无法调和的渴望与代价之间的冲突。

杜邦相比马克，似乎并不缺乏尊重，各路要人无不对他保有得体的附和与回应，但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他的名，而是他的姓。

杜邦初见马克的一场戏，贝尼特•米勒不寻常地给到了一个远景，强化了他的神秘感。

转场到书房时，他在与马克握手前电影给了一个反打镜头：他望向画外，观众此时会误认为画外空间仍有人存在，结果实际上是一张照片的特写，他的母亲。

相比儿子，这位母亲的信息显得更加神秘，出场都是行进过半时，但不可否认，她的威严与权力借着她的马匹笼罩在整个庄园之上，正如她的存身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儿子以及庄园中的所有人。

回到《卡波特》，人物关系成为了更加具体的共感—利用关系。

卡波特作为精英作家的傲慢与自负，体现在他与片中每个人的交涉中。

首先是开场白、俏皮话，然后便是真正此行前来的目的，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他似乎总有对方无法拒绝的自信；然而这样的话术却又难以掩盖内心深处的自卑，短短三场他与其他名流间的酒会社交戏，我们领略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能力，往往承担着舞台中央的表演者角色。

我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一个人内心无比的孤独，与渴望被接纳。

在狱中，卡波特对派瑞说：如果我不写这本书，世界就会将你当作怪物般看待。

卡波特如果没有书与所在阶层的认可作为入场券，他古怪的性格、说话的方式、同志的身份，一样会被这些打着领结喝着马提尼的人当作怪物。

时常评价电影人物塑造的一个标准是：是否表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在我看来，复杂性便是，从不以单一性格或者特点作为人物成立的基础。

他对于派瑞的理解共情是真，将二手经验作为自己被认可的垫脚石也是真，二者从不矛盾。

临刑前面对派瑞的抽泣我绝不认为这是卡波特—一个可以轻松调用自己话术与情感实现目的的人—在与名流时的那种逢场作戏，世界上真正理解我的人即将远去，能够与我共振的灵魂即将沉默，但我的出身又不得不牺牲他以此换来通往多数的门票。

卡波特为自己的新书《冷血》所做的试读会这一场戏非常具有代表性，三分钟便诠释了二者的实际关系，同时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景别运用与平行剪辑。

景深处的观众模糊而富有距离感，卡波特此时的顶光呈现出的冷色调也体现着他的孤寂。

侧拍的反打镜头，卡波特的渺小一览无余。

反复前一个正反打镜头，加剧观众对于此时卡波特心理状态的认识。

切到派瑞翻书的特写。

然后切到面部特写，似乎回应着卡波特的朗读声。

POV视角，派瑞看到被狱友临刑前的画面。

切回卡波特的试读会。

注意此时的机位与试读会刚开始时已经有了不同：镜头逐渐拉近。

由之前的远景到全景。

派瑞的特写也相呼应地拉近。

仿佛此时卡波特的听众不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千里之外的死囚。

景别由之前的全景切到近景。

此时暗示观众，台下的听众似乎已经对卡波特的新作建立起了一定的认可。

切到台下的听众，加强了之前的暗示效果。

景别此时已经变成特写。

即使是朗读，也仿佛进入了交响乐的终章。

卡波特的新书的确非同凡响。

切到派瑞的POV，讽刺感瞬间出现了：靠着派瑞的口述经历，千里之外的作家正在接受着即将到来的欢呼与喝彩；而此时的派瑞，等待他的只能是死亡。

二人心性相互共振，却又是某种程度上的利用—被利用关系，镜头语言已经说明。

与开场相同的机位，更近的景别。

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

但此时的反打又回到的开场的远景。

镜头的暗示或者说迷惑实则只是假象。

卡波特的确收获了认可，但他自己，似乎对于这种认可表示怀疑——与听众的距离并没有因为掌声而拉近。

或许，派瑞对于卡波特而言，是一只付出感情的玩具，而卡波特自己，又何尝不是上流社会把玩欣赏的玩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