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

剧情简介：郑老师在学校发现一封未署名的遗书，一众倔强的中学生无人认领，老师在追查企图轻生者之时，不禁回忆起了自己充满暴力和遗憾的童年时代。

由卓亦谦编剧执导，尔冬升监制，郑中基、卢镇业、陈汉娜领衔主演的《年少日记》于上影节亚洲新人单元完成了首映。

《年少日记》是卓亦谦的长片首作，影片在开幕前已经全票售罄，现场观众几度泪淹上影节，首映过后豆瓣口碑异军突起，被不少人提前锁定年度华语十佳。

卓亦谦卓亦谦，1987年出生，导演、编剧。

2013年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主修电影艺术。

曾于2011年执导鲜浪潮电影《至少在梦里》，其后以编剧身份入行，曾参与林超贤执导的《激战》《魔警》，之后在叶伟信执导的《杀破狼·贪狼》和由同名畅销小说改编的丧尸电影《今晚打丧尸》中担任编剧。

故事以一本少年日记层层展开，自述性视角给了观众更沉浸的空间去共情主角的经历，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堕入了导演精妙构建的悬念之中，直到回忆和现实双线叙事交汇，情绪从高崖上直转而下，在东亚父权的酷烈寡恩、家人之间的冷漠疏离、鸡娃教育的窒息感、校园霸凌的无可奈何重重夹击之下，催生出莫大的哀伤，让人同情主角悲惨遭遇之时，也对自杀低龄化现象背后的文化病灶、时代焦虑和结构性暴力有所反思。

香港电影即便式微，也能看出行业内部的代际传承和守望相助。

卓亦谦在校期间曾师从新浪潮领军人物谭家明（《烈火青春》《父子》），习得技艺的同时也找到了一个导演对待电影的态度；影片在完成剧本之后，得到了监制尔冬升（《门徒》《新不了情》）的鼎力支持，甚至表示如果必须收取监制费用也会原封不动退还。

《年少日记》脱胎于香港政府支援香港电影业而宣布施行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获得大专组奖金325万港币，评委为编剧游乃海（《黑社会》《夺命金》）及导演张婉婷（移民三部曲《非法移民》《秋天的童话》《八两金》）。

（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于2013年3月首次推出，透过电影创作及制作计划比赛选拔香港新秀，历届得奖者不乏华语影坛上的优秀作品，如黄进的《一念无明》、陈小娟的《沦落人》、陈健朗的《手卷烟》、黄绮琳的《金都》。

）

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获奖影片《一念无明》《沦落人》《手卷烟》《金都》笔者邀请到导演卓亦谦，分享《年少日记》的创作过程。

《年少日记》创作的起因是什么？

卓亦谦：创作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个朋友就是这样过世的。

他是念电影系的，他的家人和女朋友因为他的专业而看不起他，觉得他没有前途，但是在我看来，他爱的事情就只有电影了。

2011年的一天晚上，他突然就走了。

其实他离世的前天晚上，我有见过他，但我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在他离世之后我常常自责，怎么当时毫无察觉，哪怕晚上跟他多聊几句，可能结局也会改变。

直到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才想通，如果他要把自己的心事藏起来的话，我是怎么样都不会察觉的。

对我而言，我不希望再体验类似的事情了，当我看见朋友有抑郁情绪的时候，我都要去找他们，即便是我的误会也没关系，不管怎样，一定要去好好关心身边的人。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我时常会想起。

他离世之后，我常常会去看类似新闻以及网友留言，我发现评论里，明明是受害者，网友却都会责怪当事人，看见这样子的评论我非常愤怒，发疯一样不停打字，笔战整晚。

电影里也有这个情节，郑sir在评论区也发现类似的留言，网友责怪小孩承压能力不够。

2019年，我就决定要写一个剧本出来，在创作过程中，我觉得观众会害怕看到这种学童轻生题材的电影，但是如果我人生中只有一部电影的话，我很想拍这个题材。

我自己也有一段生活压力很大的时期，很抑郁。

当编剧是一个孤独的工作，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跟导演开剧本会，自己写作的时间比较久。

在香港做电影，收入也不是很高，尤其是当编剧。

我也没有时间去生活跟交女朋友。

写这个故事也是把一些心中的烦闷表达出来，观众看过之后跟我讨论，我也感觉没那么孤独。

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我的心情真的有变好，它像一个艺术心理治疗（art therapy）一样。

近几年的香港电影给出了很多人文关怀，在华语电影里非常前卫，是什么原因想拍一部关于学童轻生的电影？

卓亦谦：香港是个压力很大的城市，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明明身边的同学都和朋友一样，但是彼此也要拼命竞争，成年人也常常把小孩子拿来比较。

如今距离我读书的年代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的小孩子也是一样，香港的新闻也报道了数次低龄学童自杀的例子，我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想拍出电影讨论一下。

《年少日记》剧照香港看起来像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人人都说英语，但我感觉，它其实非常保守，香港人骨子里的观念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或者律师，从事地位高、赚钱多的职位。

我不是说读书跟赚钱不好，但只考虑赚钱是行不通的，同理心同样重要，要确保自己孩子的心理健康，要关心他人活得开不开心。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的不开心很多都是源自原生家庭。

你是编剧出身，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去做导演？

卓亦谦：我做了7-8年的编剧，这几年时间，长片的剧本我已经创作了20多个，但是拍出来的只有《杀破狼·贪狼》和《今晚打丧尸》两部，因为种种原因，很多电影都拍不出来，比如说投资人跟导演吵架，导演有其他的工作要先拍，有些题材不可以拍，能够拍的东西也常常都在变，等等。

有一天我很灰心，感觉自己已经必须面临要转行了，我觉得不行，怎么都要试试自己写自己拍，看看出来是怎么样，所以就去尝试当导演了。

故事里的双线叙事很巧妙，是怎么设计的？

卓亦谦：我尽量以不剧透的方式解释，因为我现实中过世的朋友，他的文字和观察力都很强，我时常在幻想，如果今天他还在的话，应该是很好的编剧，但是后来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反而是我当了编剧，有一点像故事里面小男孩后来成为了老师，我把他想做的事情延续下去。

电影里的家庭是大中产阶层，郑中基所饰演的父亲是香港大律师，韦罗莎饰演的妈妈是全职太太，家庭每年都会有出国旅游计划，为学校捐赠10万港币，还有住着宽敞的这个房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家庭？

卓亦谦：一方面，它跟我自己的家庭阶层有点像了（但是我的家庭没有像故事里这么严格）。

我觉得我不能去装，我也没有功力去模仿其他的阶层，对第一部电影来说，我还是比较想接近自己的世界。

剧照另一方面，我也害怕这个故事拍出来之后，有一些观众会把悲剧归结于家庭的经济状况。

故事设定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里，才能够证明孩童轻生的现象跟家庭条件是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比别人有钱，但是你也可以不开心。

这部电影曾经赢得“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大专组的奖金，能分享一下整个过程吗？

卓亦谦：香港“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剧情片入选的要求有三个，一是要求有完整的剧本，二是要找一个监制，三是要有工作人员的名单，政府想知道到底你能不能找到人去完成电影的拍摄。

我记得的当时是8月15号截止报名，但是我很衰，8月11号才完成剧本，时间非常紧张，完成之后我联系尔冬升导演说：“不好意思，我以下犯上一下（笑），你可不可以在这几天帮我把剧本看完，然后考虑当我的监制”。

所以你找到了尔冬升导演作为这部电影的监制。

卓亦谦：是的，我也讲一讲我是怎么认识尔冬升导演的，我跟他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合作了4年，当时我在创作组，负责稿件文案的撰写，但是我没有跟他合作过剧情片。

《年少日记》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单元那天他收到信息之后，马上打电话来，说“好，你可以尝试用我的名字去申请，但是我在路上，待会打电话给你”，等了15分钟，在我心中好像是过去了几个小时。

紧接着他又打电话过来：“阿卓，你有什么工作人员帮你？

你有办公室吗？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可以借个地方给你”，“如果要求是说我必须收一个监制费用，没关系，你可以先给我，我再偷偷还给你去拍东西，我不收钱的”。

当时听完我好想哭，尔冬升真的是一个对年轻人很好的监制，然后我问他，“你还没看剧本，你怎么这么快就说ok了”，他说“你这个是申请，不是已经成功了，政府会有评审（比如游乃海和张婉婷）去判断你的剧本好不好，如果你能通过他们的话，你的故事就是合格的，我会跟你合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再跟你讨论，但是你不合格的话，你就过不了他们，那么你就再写一版新的”。

我跟尔冬升导演的合作就是这样达成的，我真的没想到，他看起来好像很高很凶的样子，但其实很温柔。

你是在2019年获得的资金，之后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拍摄吗？

卓亦谦：是的，拍摄过程中正好赶上了香港的第二波疫情（2020年3-4月），我们拍的时候有几场戏拍了一半，因为疫情就被迫停拍了。

譬如说里面郑sir的学校，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由3-4间不同的学校拼合起来的，会议室是A学校，课堂是B学校，楼梯是C学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在同一所学校完成拍摄。

《年少日记》剧照那个时候团队觉得这样看起来怪怪的，我说我们试一下，观众是跟着人物的，不是跟着场景的，反正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剪出来之后发现还好，没有觉得是在不同学校完成拍摄的。

制作预算是325万港币，拍摄期间应该很捉襟见肘吧？

卓亦谦：是的，拍摄预算很少。

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在街上拍很多的镜头，因为大家都有口罩。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安排当临时演员了，包括发型师、第二副导演等，他们全部都在场景里面出现过。

但是我自己没有出镜，我不喜欢当演员。

我们没有钱在街上拍，我跟摄影师讨论说，我们电影的全景比较少怎么办，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情，我们也没有钱去CG香港90年代旧的建筑，比如天星码头。

最后我和摄影师达成一致，我们放弃全景镜头，所以整个片子都是距离演员比较近的，反正都没钱，做不了。

我的银行存款如果够的话，我会花钱去做CG，但是我真的没有钱，我们就当这是《年少日记》的电影语言。

对于低预算完成拍摄这件事，我其实非常愧疚，很多前辈、朋友以及演员、工作人员都只收很少的钱，譬如说尔冬升，他做监制不收钱。

剧组的很多成员，比如美术和摄影，他们都是为人父母，看了剧本之后很感动，在谈价钱的时候也没有计较太多。

卓亦谦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给他们，我能够做到的是在现场的时候乖一点，表现好一点，让大家省心一点。

如果我有机会拍第二部的话，我不希望再这样子几百万就拍了。

我要让老板知道，拍戏是需要钱的，我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他们都有小孩，有家庭，需要合理的薪酬。

在香港也有一些特殊例子，比如有些小众题材，怎么拍都只有几百万。

然而对我来讲，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如果现在只有几百万的话，就先不要拍，要慢慢的去找所有的老板，直到筹集到1000多万了，预算变得比较正常，再开机。

现在香港的创作生态是怎样的？

卓亦谦：香港的商业片和艺术片区别很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作品是处在商业和艺术的中间地带的。

日本的很多电影，即有商业属性又有艺术属性，类型是混合的，但在香港的业态里，商业片和艺术片分的比较开，没有中间地带的制片成本，要么预算很少，一百多万到几百万，要么预算比较贵，两三千万到几千万，但是也没有特别高预算的情况，香港没有预算过亿的项目。

《年少日记》剧照跟郑中基合作是什么样的？

卓亦谦：跟郑中基合作很愉快。

我从小到大都有看郑中基演的喜剧，在香港，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不仅如此，他演正剧应该也是好看的。

国外的演员，比如喜剧演员金·凯瑞出演过《暖暖内含光》，布莱恩·科兰斯顿出演过《绝命毒师》系列，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在香港，只有喜剧才会找到郑中基，我觉得事情不对，所以我找到他的经纪人，问他有没有兴趣出演《年少日记》，他的经纪人看过剧本之后，跟我聊了很多教育的心得，在协调过档期之后，郑中基也答应了我出演《年少日记》。

香港有很多有资历的演员，我能够想象出来他们出演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但是郑中基让我很好奇，我想不到他演凶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我最想看郑中基出演正剧的角色，反差比较大。

《年少日记》剧照在拍摄期间，他每一次到现场，准备都非常充足，台词从没有说错过，很厉害。

我也感受到他演打小朋友的情节时压力特别大，虽然没有影响到他演出，但每一次演完之后，他或者不讲话，或者去安慰小朋友，因为他自己也是个爸爸。

他在现场也会聊他儿子的事情，说他的儿子喜欢恐龙，很喜欢研究世界古代历史。

我后来想起来，他跟我聊这事的原因可能是他看见我压力很大，想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

我刚入行的时候，香港拍电影气氛是很差的，在片场人都是在骂来骂去，大家的压力都很大，甚至打架也有。

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希望拍摄的气氛是轻松或者安静的，大家专心去做自己的事情。

在观众的心目中，导演都是骂人的，我觉得不一定对，香港有杜琪峰，但是也有许鞍华，许鞍华从不骂人，也是因为有不同的导演，所以我们才能看见不同的电影。

我也有留意国外的导演，比如说《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会在片场骂人，但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就相对文雅，日本的是枝裕和和韩国的奉俊昊也比较温和，他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拍电影。

《年少日记》剧照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过后，看到观众的评价非常高，感觉如何？

卓亦谦：我没有那么自信，觉得这个题材拍出来是一个尝试，我很想知道自己的能力可以去到哪里，然后下一步继续努力。

我觉得学童轻生这个问题在香港非常严重，但我觉得《年少日记》在香港也只有小部分的人会有共鸣，它不是一个大众喜欢的作品。

我看到过相关社会问题的统计数字，在亚洲，香港常常位列前几名，上影节首映过后，我发现很多观众也在关注类似的社会问题。

《年少日记》在上海首映比较好的地方是，观众的评论我能看得懂，如果是在日本或者韩国的话，我就看不懂了，这对于我跟团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人看完电影，喜欢的话他们不会写很多东西分享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不喜欢的话，会写很多东西骂你。

在上海首映过后，观众有理性有感性，有好评也有恶评，我觉得十分诚恳。

首映那几天很忙，我没有时间去看豆瓣，直到离开时，在机场才开始看网友的评论，有好几个评论写得让我想哭，他们表达了感受，同时文字写得也非常好，让我十分感动。

有没有考虑北上创作？

卓亦谦：对我来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愿意北上拍片。

因为在香港，拍来拍去只有城市，郊外也很少，更不可能拍一个大沙漠的戏，哪怕是海中求生的情节，在香港也拍不了。

有不少前辈跟我说，你北上的话，故事创作的空间一定比香港大，我很认同，香港能拍的地方，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拍过了。

上学时师从谭家明，有没有受到他的一些影响？

卓亦谦：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谭家明一个老师，但主要的课程都是由他教授，包括了编剧、导演、剪辑，他的课时也比较长，每节三个小时。

《年少日记》的男主角卢镇业，他跟我是同一所大学的，香港的电影圈也有一些同学，比如说《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霍元甲》的编剧杜致朗、《烈日当空》的导演麦曦茵，我们都是谭家明老师的学生。

《年少日记》剧照谭家明会在上课前准备很多小片段，有老的电影，也有新的电影，播放完他会跟同学讨论这个电影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他还会强调，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可以认同，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每一个导演都应该有自己对待电影的态度。

谭家明是作者导演的代表，对他来说，如果可以的话，美术、音乐、摄影他都想由自己完成。

他是一个控制狂（control freak），我没有骂他的意思（笑），这是他的风格，他就是喜欢控制，但是他也没有逼我们去做作者导演。

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去对待电影的态度，所以我们也要找自己对待电影的态度。

《年少日记》，中国人有属于自己的“坠楼死亡的剖析”在这部电影里，能看见太多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创伤模型。

最终导致，一个10岁的男孩跳楼。

昨天做了预告，也做了直播。

其实故事非常简单，时间也很短，90分钟而已。

我的解读，一句话就能说完，想表达的内容很简单：孩子是父母最简单而最安全的自恋供给。

所以，父母会把孩子当做自恋工具，玩具，仅此而已。

网上有真实的小学生遗书，建议读一读。

在这部电影里，你会看到很多金童与替罪羊。

什么叫金童？

就是孩子展露出天赋，或者尤为刻苦。

然后父母就以孩子的成功，作为自恋的源泉。

孩子会享受到最多的资源、鼓励和期望。

会得到所有人的夸奖，赞美，和羡慕。

于是，父母也因此而膨胀，并且“望子成龙”，加倍的给压力。

在东亚，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在于无论父母是高学历精英还是打工人，对孩子的期待都一样的高。

很荒谬对不对？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自恋，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自恋和无能。

金童表面上发展的很好，实际上根本离不开父母的控制欲。

金童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彻底的叛逆，不再优秀。

要么，变成一个自恋狂，NPD，继续出去祸害别人，祸害下一代。

郑有俊就是金童。

郑有杰就是替罪羊。

替罪羊，就是家里的垃圾桶，就是发泄，打压，贬低，羞辱的对象。

孩子就会因此变成讨好型人格，习得性无助，或者其他边缘人格。

（虽然最近心理学界推翻了习得性无助理论，但我觉得这个词很传神）换句话说，父母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你成功，杰出。

只是借着你享受自己的自恋。

你成功，你就是金童，可以用。

你失败，你就是替罪羊，也可以用。

金童和替罪羊，在非常著名的，也是我多次推荐的电影《阳光普照》里，也有出现——金童自杀了，替罪羊坐牢了。

所以，在观影之前，原本以为会看见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但没想到其实只有一家人。

可这一家人，一个案例，就足以让整个电影院的人沉默。

沉默，是观众的祭奠与哀悼。

即为虚构的男孩有杰，也为所有东亚被摧残过的孩子。

为我们自己。

最先离场的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我不禁猜测他们为什么要来看这部影片，是欣赏电影，还是因为生活关联。

总之他们走的匆忙，也看不见表情。

后面，伴随着零零碎碎的啜泣，一个女孩说，感觉更适合带家长来看。

这是所有人唯一的一句话，挺有代表性。

就该让不合格的父母，多看看这种电影，教育还是其次，多少有些报复和惩罚的爽感。

看看你们造的孽！

看看你们的嘴脸！

现在生育率下降了，千说万说，有一个理由就是进步。

我活的不好，我也养不好孩子，所以我不会把自私和痛苦，延续到下一代。

不生，也不需要负责。

负不起责任，就不生，你可以说这不是最优解，但总之最起码，是没错的。

我其实不太赞成，但我也承认这比上一代进步的多。

比如说爱情和自由。

很多人打着爱情的口号，其实不过就是痴男怨女，男女关系，拉扯。

你们是，李莫愁是真爱吗？

别看她烧死的时候说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

她爱个屁。

她懂个屁。

同样的，很多父母，别看他们生了孩子，他们算个屁的父母。

天下无不是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

放屁。

郑有杰的日记：父觉得我不配活着，母觉得我亏欠她很多，兄弟瞧不起我觉得我多余。

我求救，要看精神医生，我失眠，抱着弟弟流泪。

弟弟只觉得我吵着他睡觉了，耽误他学习。

我只是父母自恋的工具，说希望我好好学习，但却对我一点鼓励都算开恩。

打都不打我了，就说明没价值了。

我一遍遍的说对不起，但是没关系，我死后，很快人们就会忘记我。

我就一个简单的想法，不要忘记。

建议大家都去看这个电影，以及类似的电影。

然后，昨天也做了预告，昨天的直播，我也提到了父母的自恋，以及提供矛盾的信息。

父母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你成功，结婚，幸福。

因为你的幸福是一种罪。

他们会给你矛盾的拉扯，并和你纠缠一生。

周末这两天时间都用来解读原生家庭，直播回放，现在就去弄。

B站王俊俊的魔灯。

以上。

……那我存在过吗？

这是我看完《年少日记》后反问我自己的。

电影中的一家，香港人，中产阶级，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家庭美满，父亲是律师，母亲全职教子。

某种程度，于我来说，他们已经是我奋斗人生的终点了。

他们都活成这样，那我，我们这十四亿这样过来的人呢？

我，真的存在过的吗？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这条长评，我每次回想都是一阵心绞痛，我很多次提及本片，因为刺痛我的场面总是能在电影中找到雏形。

所以那我觉得，很有必要。

今年有两部坠楼的电影惊艳亮相世界影坛。

一部剖析婚姻，另一部剖析过往。

一部惊讶了所有欧美人，一地鸡毛，开始怀疑婚姻。

另一部在东亚家庭埋下了巨大的种子，隐隐作痛，开始审视自己。

前者是《坠楼死亡的剖析》，后者是《年少日记》。

欧美媒体上不少人把《坠楼死亡的剖析》当成年度最佳，毫无疑问地说，《年少日记》就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因为它清晰地诉求，呈现一个疥疮，化脓后留下的伤疤，隐隐作痛。

它够典型，够心痛。

01-够典电影中郑中基饰演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东亚精英阶层的爹，用自己是土根一步一步做到精英律师这个阶层来的。

所以他深知来时的苦楚与心酸。

他的阶层和思想就是像东亚家庭的暴发户思想，一个号练废了，那就练另外一个。

他在本片处处打妻子，打儿子，用趾高气昂的语气说：“钱是我赚的，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

而母亲被打只能忍着，熟视无睹，因为她知道没能力的人，这种潜移默化的，无以言状的身份地位的认同。

这种对东亚“爹”的刻画是恐怖入骨的。

因为他是怎么过来的，所以他就将自己的表达加注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而身为母亲，是旁观者且无条件地遵从“一家之主”的思维，在被老师找，孩子成绩太差要留级，并没有得到母亲的安慰。

而是说：“如果我跟你爸离婚，一定是因为你。

”这种落差是来源于他们中产阶级的姿态。

一个家庭中两个孩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是天生的庸才，父母的偏爱与关注，炫耀的资本，一定是那个优等生。

整个家如同这个家的父亲的信尺一样。

《涉过愤怒的海》里黄渤饰演了一个其实不爱女儿而是爱喜当爹的爹，那《年少日记》里爹更甚，也不是幡然醒悟的，而是终身受报复的，如同另外一出《血观音》，长命百岁是我对你最恶毒的祝福，没被原谅。

他只能用“他爱过他儿子”这样的自我安慰与愧疚，安慰，结束自己的一生。

“香港十岁学童坠楼自杀”这几个字如果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么样的画面？

港版的正式海报标语是“好好记住”

对于电影来说，这就是要好好记住的个例。

我在听映后主创交流的时候得知，说本片剧本从2015年有框架，2018年初稿。

而导演卓亦谦透露说本片从拍摄只用了19天。

他说这个故事拍出来每个人都应该记住。

而台版的正式海报标语是“阳光普照”。

我的短评第一句就说：“真正的《阳光普照》。

”果不其然是洞察了其中的关窍。

钟孟宏拍了一部《阳光普照》也是讲跳楼自杀后家庭创伤的。

英文名的“A Sun”也对应只剩下“A son”。

而不同于《阳光普照》，选择了把那道光照在了一个善良，所有人都觉的是好学生，却沉默寡言的抑郁症患者身上从而引起巨大的山洪。

本片将那束光普照在所有人的身上，片名《是年少日记》，英文名是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片尾等片名先中文名再英文名一出，顿时明白了。

日记会在，但只能任由时间翻页，算了。

“香港十岁学童坠楼自杀”，听闻都会震惊与心痛的程度。

但在以此基准上，这个学童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懂事的，健康的，正常人无异的普通孩童呢？

02-够痛本片小巧精明的地方在于，在95min内通过错位的剪辑的错位玩障眼法。

用家庭，用婚姻，用回忆过往组成一张巨大的网，跟我们玩“猜猜谁死了”的谜底，死的是哥哥，还是弟弟。

等待所有的谜底解开，影像所汇聚成的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所有人一片哭声。

坠楼死亡后的所有事变成一件家庭丑闻。

爱好面子的父亲依旧我行我素，找了个借口强行抹去“我”的存在。

这段过往与记忆被家人尘封，变成一个不可言说却隐隐作痛的伤痕。

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沉默不语中，选择沉默不语地离开。

父亲也像变了一个人，丧失所有的动力，这辈子只能活在无尽的悲伤中。

而“我”从父母期待的好学生，也变成了另一个人。

当“我”活成了另一个“我”，刻意逃避，躲开。

直到课堂垃圾桶那封曾经熟悉“我要是死掉就好”遗书，所有的过往都被打开。

电影对情感的刻画最真实的一点，就是对东亚家庭的剖析，不做审判且加以节制的呈现出来。

里面的每个人都看起来都很正常很正常，真实地像我们经历的，发生过的，但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什么缺爱，还有什么经济压力什么的，就是这个社会形成的无形的网，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

拼命学，拼命做不让父母失望的好孩子，不要辜负父母的期待，所有的人都重蹈覆辙的走上这条路，千军万马过大河，大家就是这样的，但从未想过总有人会溺水。

郑有杰，郑有俊，不再是两个陌生的名字。

是你，是我，是我们。

你爸是这样的，你妈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

但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电影就是在拍这些东西。

03- 遗憾电影的瑕疵非常多，比如师生线，老师感情线与童年回忆的缝合。

但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新导演的首作，导演映后也承认有不满意，但你无论再怎么挑剔，这也是一个新导演意识创作的上限与未来创作姿态。

我觉得《年少日记》最好看的点不是写遗书和从小到大我心生念想无数次去死，没了我之后父母他们会更好吗这个点。

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你爸是这样，你妈是这样，我爸总摆出我“一家之主，钱是我赚的”这点来威胁我，威胁我妈。

我是这样活过来的，我这辈子都逃不掉，我都是这样的。

电影是将这种“会好吗？

”影视化，想象化，然后香港中产阶级都活成了这样，那我，只要反问到我身上来，是最恐怖的提问：我真的存在（活）过吗？

我一直在想《年少日记》好在哪里呢？

剪辑？

情感？

或许都不是。

对我来说本片好的地方是引起巨大的反思与悲伤。

像电影中翻阅的那本日记，提醒着我，我存在过，我能不被忘记。

在香港映后有一个老师提问说：“我是一名初中教师，我之前是教F班的，所以我很懂电影中所发生的一切。

”另一位观众哭着说：“谢谢导演把它拍出来，这是我的过往。

”

每每想到里面的某些场景，我都能被制衡，因为我的人生，好像有杰。

我活的如此平庸，但快乐。

但我最后活成了有俊，是因为我扛过来了，即使我不快乐。

我没有电影中的中产阶级，但我活下来了，我也不得不活下来，我背负着巨大的期待与厚望。

如同电影中的一幕：“一高中生跳楼。

”底下的评论是冷漠的，杀人的。

“大家都是这样的，怎么你就先倒下了。

真是糟蹋父母的钱。

”在所有情绪与情感酝酿后，我们都曾希望有一个老师能懂我们，但很遗憾的是，都没有。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如果我死了，我爸爸妈妈会更幸福吗？

或许吧。

也不知道。

我没做到，但电影做了这件事。

我也怨不得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活过来了。

我好像不是在哭电影，我是在哭我自己。

哭我活的这么用力，哭我为什么会这么活着。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

我同这十四亿过来的人一同淌上这条没有目的地的大河。

我在摇，我在摆，我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选择，我不知道我在背负些什么，我只能走下去。

因为我长大了，早不敢翻《年少日记》了，更何况我没有日记可翻，我只有内心深处无尽的悲伤。

只能算了。

END

看《年少日记》，我在影院里哭得泪流满面，同时也能听到除了我以外，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泣声。

平心而论，电影中的一家人，香港人，中产阶级，富裕的家境，这种背景下的生活离大多数人的相当远，讲富人的故事通常会被认为是无病呻吟。

但几乎所有到场的观众都被这样一个故事打动了。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所谓的镜像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镜子，也包括他人对主体的反映，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镜像反映的。

当观众坐在黑暗的电影院看向银幕时，就像婴儿坐在镜子前看自己，观众“看”过去，在银幕上的角色（即”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在此刻真实与虚构被混淆，观众的自我被投射到了角色身上。

根据拉康的理论，即使电影所处的环境离多数观众很远，但是电影当中的悲剧、电影中的每个人，都一定程度地投射了观众的自我。

用人话说就是：电影里哥哥有杰面对的压迫、有杰的遭遇，和银幕内外的所有人都有关。

诚如开头所探讨的，电影聚焦的香港精英中产阶级对于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于是电影放大了这个家庭内部的情绪，将其转化为更加普遍的情绪体验。

影片开始，以哥哥有杰的视角拍他上天台，爬上天台的墙，一跃而下。

镜头一转，他没有坠落，而是站在延伸而出的一小块平地上，对着天空大喊“要用心读书”。

那个时候，他相信只要自己用心读书，拿到好成绩，就不会被父母忽视。

很快电影就告诉了我们有杰处在了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权中心的东亚中产精英家庭。

在这个家庭中，郑中基饰演的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他能随意地打骂妻子和儿子，并用趾高气昂的语气说:"钱都是我赚的，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买的。

”因此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儿子和妻子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随便处置的对象。

他从草根一路走到精英律师阶层的经历，也决定了他十分信奉丛林法则，相信只要比其他小孩更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不成功，那就是你不够努力，而不够努力的孩子，那就要通过棍棒来教育。

母亲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任何话语权，被丈夫打也只能忍着，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她也只能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并无条件遵从丈夫的思维。

当孩子成绩太差需要留级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如何跟丈夫交代。

这个家庭所处在的中产精英阶级，也决定了这个家庭里不能容忍任何可能脱离这个阶级的行为。

于是父亲会给每年给学校捐百万元的港币，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贵族学校；于是父亲花大价钱请钢琴老师，为了满足精英学校“全面发展”的要求；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个家庭里父母的偏爱落到了两个孩子之中的优等生上。

作为父母炫耀资本的弟弟有俊，有着更好的学校资源、更多的零花钱，而成绩不好的哥哥有杰，是“丢脸的”"垃圾”。

随着有杰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追上自己的天才弟弟最后又失败，在这个家里，父母不重视他甚至于忽视他，弟弟看不起他，会不耐烦地推开他。

他逐渐地成了家里的“透明人”，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把他当作家人。

于是十岁的学童告别了自己的日记本，从天台上真正地一跃而下。

也许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并不会在家庭中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我们也不曾因为自己的平庸而被家庭成员忽视或伤害。

但通过一定程度的夸张化表现，导演不加掩饰地呈现出了东亚家庭与社会的切面。

电影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正常而鲜活，即使是哥哥有杰，在一重又一重的压力落下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什么缺爱，更没有经济压力，看起来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小孩。

但就是有一张无形的网，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功念书，拼命学习，这样才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没有辜负社会的支持和栽培。

我在河北衡水完成高中学业，深受“衡水模式”影响，师长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往死里学，取得成绩，才算是“用功”，没有拿到成绩的，便是“不用心”，需要施以惩戒。

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在高三的一次月考中，我没有考好，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批了一顿，那一刻我和有杰一样，明明自己已经去努力学了，但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成绩面前，也只能低下头不停地说对不起。

所有人都重蹈覆辙地走上这条路，在千军万马中过独木桥，而那些不幸落水的，也从未有人再关注，成了河中微不足道的水花。

自此，影片中的两个孩子，对观众来说不再是陌生的人，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投射。

只不过有杰没能走完这段路，我们在迷茫与痛苦之中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影片中还有一幕，当成年后成为老师的郑 sir 发现了学生写的遗书，他在调查遗书主人时候，站在讲台上望向自己班里的学生，在他的想象中，班里的所有人一人一句，以每个学生的口吻念完了遗书的内容。

这组镜头平静地告诉观众，这封遗书可能写自每一个人，无论成绩好坏、品德优劣，这是更广大的困境，从这群学生关系到了更多。

“活人也需要破地狱”电影《破地狱》如是说。

《年少日记》中所展现的，何尝不是活人所处的、令人窒息的、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一重地狱？

《破地狱》中生者由道生超度，在《年少日记》中，导演给出的答案是：好好记住，不要遗忘，遗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哥哥死后，父亲因为“觉得自杀丢脸”而向外宣称他是病死的，渐渐的，家里没人再提起他，就连保存了他的日记的弟弟，也因为不敢面对这件事，再也没有打开过日记本，把关于哥哥的记忆封存，做了一个“正常人”。

他们以为遗忘能够抚平伤痛，但母亲依然沉默着离去了，家庭支离破碎。

而成年后的弟弟在看到学生写下的遗书时，在他将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时，过去的痛苦被重新唤醒，他从未遗忘，也从未摆脱童年的阴影。

在电影中前半段，导演将成年后郑 sir 寻找自杀学生与有杰在家庭中的遭遇结合在一起，试图让观众混淆最后活下来的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当这叙事诡计被揭开时，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一个明显陷入抑郁的孩子，他在健康地长大之后真的当上了一个关怀学生的老师。

我们是否早已在赞扬“隐忍”“努力”的文化语境下被异化？

“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这句话在影片里反复出现在哥哥的日记里，也出现在学生写的遗书当中，我也相信许多人都曾这么对自己说过。

我们以为努力就能换到爱，但似乎并没有，爱好像是有条件的。

我也曾渴求有人能够不计较我的任何，能够主动来懂我，喜欢我，但是到最后也没有等到这样的一个人。

但就算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好像也无法就此一笔勾销；就算我自认为已经够成熟，以为时间过去很久了，自己早已经遗忘，但谈及过往，还是会哽咽到说不出话。

遗忘并没有让弟弟逃离过去，也没有让"我"的现在变得更好。

直到弟弟重新翻开哥哥的日记，他重新记起了过去的痛苦，也终于找到了自救的方法。

于是郑 sir 带着过去的记忆主动带学生去山顶大喊释放压力，去主动关心学生，倾听学生，这个时候的他仿佛和哥哥融为一体。

导演想要传达的也就是如此：好好记住过往，当时间翻过日记的另一页时，不要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大人。

喜歡和不喜歡這部電影的朋友，大多都會談到《年少日記》的「敘事詭計」。

然而，我覺得真正的「詭計」在於，當我從不同人口中接受了某種程度的劇透，以為真有什麼「詭計」，並慶幸自己不會被騙到之後，結果卻沒有發現任何的詭計。

我倒是疑惑，為何有人會拿這部跟黃精甫的《江湖》來對比？

《江湖》才是真正的敘事詭計！

我沒有那麼喜歡《年少日記》，但也沒有那麼討厭。

非要說反感的話，我更反感的是它的「煽情詭計」，當你剛剛為鄭有傑走上絕路悲恫時，電影卻迅速轉入了鄭有俊的愛情故事裏，由飾演者小野（盧鎮業）旁白的方式，講述他正在給前妻陳漢娜寫的信。

偶像愛情劇的打光，陳漢娜的大特寫，其標誌性的清晰可見的雀斑，究竟要幹嘛？

整部電影配樂也太滿了，大量沒有內容且故意放慢的情緒畫面，能明顯感覺到導演的催淚目的，所以買戲票送紙巾這種營銷活動，未必只是市場團隊的意見。

有不少人從鄭有傑的經歷看到東亞孩童，或至少是華裔孩童的共同創傷。

我不否認我們的成長路可能有些共同之處，但我覺得大部分人其實沒有那麼慘。

對於沒有經歷同等慘況的大多數倖存者而言，我們對他共情，其實是有點廉價的。

老實說，我小時候也經常被母親打（我其實成績不差也不太頑皮），但當我想起小時候被打，也同樣會想起被打之後母親給我搽跌打藥水；我的原生家庭並不幸福美滿，父母之間早已沒有了愛，但我也總是想起年少時在鄉下，父親騎一部單車載著我和母親從鎮上去外婆家。

不是說「悲劇就是摧毀美好的事物」嗎？

我們看不到鄭有傑生命裏有什麼美好的東西，他在家裏，幾乎一無所有，家裏設宴招待校長，他甚至還被當著校長的面趕出外面去吃飯。

我十分肯定，如此極端的家庭環境並不是大部分人共同有過的經歷。

我反而覺得，10歲的他選擇離開，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我們從成為受精卵那一刻開始，本來就不在我們自己的計劃之內，只有死，是我們自己能決定的。

這樣一想，是不是就沒有那麼悲傷了？

他唯一握住自己的生命，就是他選擇躍下放棄生命的那一刻，我們應該替他感到高興。

電影沒有將自殺的原因單一化，家庭和學校、上一代和同代人一同構成了「共犯」，這樣的處理確值得稱道，但其實不用將鄭有傑描繪得那麼慘，因為「沒有那麼慘」、「不值得訴說」，才是普通人的成長經歷。

人不是非得慘到那種境地，才需要走上自絕之路。

導演啊，不要吝嗇，為鄭有傑短短十年的人生加點小小的「幸福」，不僅不影響催淚力度，反而讓人更加疼惜他的離去。

一直享受著父母和外界的偏愛，卻對哥哥不理不睬甚至對他有些討厭的弟弟，是如何在哥哥死後突然和哥哥共情了呢？

甚至還成了他久埋心中過不去的一道坎，乃至於要對自己懷孕的女友說出「還沒準備好成為父親」這樣的話？

（墮胎不也是一種謀殺嗎？

）電影對兄弟情唯一的刻畫，就是哥哥死前不久，帶著弟弟到天台上，讓承受過多關愛和目光的弟弟難得發泄了一次。

雖然父親不是唯一的「兇手」，但身為「倖存者」，弟弟鄭有俊最後對父親的諒解，也顯得有些牽強。

鄭有俊讀完哥哥的「年少日記」，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冷漠也是促成哥哥當年自殺的原因，意識到自己和父親一樣，有份將哥哥從天台上推下去，然後就原諒了最大的「兇手」──他們的父親？

自我反省來得太晚，原諒他人卻來得太快──也許原諒他人，就是原諒自己，那反省有何意義？

不可思議的是，其實導演也原諒了這位除了事業幾乎一無是處的父親，所以還在最後安排了一場戲，由女祕書告訴鄭有傑，原來父親一直在聽哥哥演奏鋼琴的錄音──原來父親對哥哥也是有愛的──這個糟老頭壞得很，我信你個鬼！

說到鄭中基飾演的父親這個角色，電影着力表現他的暴力。

家庭暴力當然可能是80後、90後一代成長中逃不過的一個問題，但是，我們試回憶自己的成長，最讓我們難受、最摧毀我們生存意志的，不是來自父母的語言暴力嗎？

父親在電影中作為一個事業有成的律師，根本不用拍那麼多他打老婆、打孩子的戲。

律師嘛，毒舌起來，其傷人程度分分鐘一句話就令你想跳樓。

最後非說不可的是，校工從垃圾桶裏撿學生的碎紙這件事，太猥瑣，太令人心寒了。

這校工不會是國安處特派吧？

文：杉姐，首发微信公众号《外滩Thebund》01 你以为的爱或许是一种毁灭最近，大家都在欢呼，香港电影回来了！

确实，《白日之下》正在内地热映，点映中的《年少日记》，拿下豆瓣8.6分，稳坐近一年最高分院线华语片。

难能可贵的是，《年少日记》口碑完全不输呼声。

在影院看完影片，全场齐刷刷献上眼泪和掌声。

致没被爱过的你，它用犀利的角度，揭开了中产家庭教育的遮羞布，就是自私自利。

这不是小清新式的疼痛青春文学，而是毛骨悚然的现实。

这个外人看上去幸福、温暖，向上的家，身处其中的人，无一不在坠落，甚至毁灭。

在刚刚结束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年少日记》获12项提名，导演卓亦谦最终凭借该片，捧走新晋导演奖。

其实，它完全配得上今年最佳华语片之一，每个中产父母都应该看看。

02 一个孩子，是怎样被家庭杀死的一封遗书，一本泛黄的日记，引出一段和成长有关的“狂风海啸”。

故事的核心讲述，足够触目惊心——一个孩子是怎样被家庭杀死的？

教师郑有俊，在临近高考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遗书，尽管自己的生活一团糟，他还是想努力找到写遗书的学生。

因为，那不仅关系到人命，也是他童年的创伤。

有俊生在令人羡慕的香港中产家庭，父亲是令人尊敬且收入丰厚的律师，母亲是全职太太，他还有一个哥哥，一家人住着大房子，每年都有出国旅行计划。

父亲为了让他们读上好的学校，每年为学校捐赠10万港币。

“赢在起跑线”，大概就这种家庭的小孩了。

父亲是从底层草根一步步攀爬上来的，饱尝无依无靠，一个人奋斗的苦楚和辛酸。

更信奉，要成为人上人，才活得有意义的道理。

所以在对待孩子的教育上，他格外“上心”。

弟弟有俊是闪闪发光，天才一般的好孩子，但哥哥有杰却资质平平，他在课堂上总是走神，成绩只能排在29名，回家后喜欢看漫画，连一首钢琴曲也弹不好。

但哥哥并不是不努力，他想着考进班上前十五，就能一家人一起去迪士尼，弹一首完整的钢琴曲，就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就算被父亲拿着鸡毛掸子打，他也从来不会回嘴，只是哭着说“对不起”。

那本遗书式的回忆日记，也是因为听到大人说“写日记有助于考上重点大学”，才悄悄记录的。

爸爸骂他是垃圾，棍棒式教育后直接要放弃他。

妈妈说“如果我离婚，一定是你的问题”。

弟弟嫌他丢人，总是拖后腿。

种种压抑扑面而来， 年仅十岁的有杰，终于从高处一跃而下。

03你以为的爱或许是一种毁灭东亚父母，一直信奉“玉不琢不成器”的成长路径，所谓“雕琢”，就是尽可能的对孩子的教育，进行干预。

电影中的父亲原生家庭本身一般，靠着应试教育的分数，拼命攀爬，才拼出一条血路。

因为自己吃苦在先，他强烈渴望给孩子“逆天改命”，提供好的教育环境。

他代表了很大一批中产父母，他们认为童年不是用来玩儿的，而是用来播种的。

为了不让自家娃输在起跑线上，孕期就准备学期房，孩子生下来一岁学游泳，三岁学英文、四岁会背几十首古诗、五岁开始小提琴和围棋……00后小将苏翊鸣夺冠刷屏朋友圈，北京家长群里开始热烈讨论着是不是要给孩子报个滑雪班；斯坦福天才少女谷爱凌采访时中英文切换自如，魔都妈妈们又准备砸钱请个外教给孩子1V1补习；双减落地三年多，孩子在学校确实轻松了，但家长又把时间砸在了课外补习班。

魔都国际教育家庭的“时髦”是初中托福110+，小学四年级就考了AMC8成绩全球1%，以及搭配游泳、网球、击剑等素质运动课。

孩子没有时间享受做孩子的时间，他们要时刻保持聪慧、成熟、逻辑、理性......未来成功人士的童年模样。

但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

韩国综艺《我那金子般的孩子》中，那些被妈妈全职陪伴的孩子，6岁还在喝母乳，需要妈妈时刻陪伴，脚不沾地，极度以自我为中心。

电视剧《小舍得》中，儿子常常要撕手指上的皮来缓解焦虑，那是很多青春期就抑郁的孩子的缩影。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30%，而小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10%。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苹果，你却给了我一箱梨。

”你以为的全力托举、无条件的爱，对孩子来说，很可能是一条走向毁灭的路，没有感激，只有无尽的窒息。

04家庭内部，隐形的阶级分化这两年，家长们似乎意识到，鸡娃会鸡出问题之后，又开始转变方向，鸡自己。

但家长过度付出，指向的是什么？

父亲在电影中，对妻子，对儿子处处打骂，底气是“钱是我赚的，一切都是我的”。

背后的逻辑是，你们的人生，都是我给的。

让人第一次赤裸裸地感受到，原来家庭，也是存在阶级和弱肉强食生物链的。

精英家族对家庭成员有更极端的掌控欲，一人担起全家的经济压力，也往往需要更高的话语权和统治权。

那句“我是为你好”，不过是控制孩子最温柔的工具。

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沦为爸爸人生大棋中的一颗棋子。

全职妈妈在这样的家庭中要极度忍耐，直至失语，但成年人起码还能选择离开。

而尚未成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经济能力、甚至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就成为了家庭中的最低阶层，任由成年人洗脑、侮辱、宰割。

有杰从来不认为这一切是父母的错，他把所有的错都归咎于自己的存在。

电影中，他很明确地跟妈妈提出，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希望妈妈带她去看精神科，但妈妈坚持认为“我的儿子不会有病”，因为他不被允许有精神病，那太丢脸了。

爱是功利性的回馈，没有人真的关心他，尊重他，他的作用仅仅是扮演好一个优秀的孩子。

如果没有做到，就会被清理，被抹去，哪怕是坠楼，也被指责为“心理承受能力差”。

光鲜体面的中产家庭背后，不是不存在暴力，而往往是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呈现。

西装革履、处处体面的父亲手里有鸡毛掸子，精致富贵的妈妈嘴角是带血的，而众人羡慕的小王子小公主们，时刻都要小心翼翼，如果惹到大人，法律都保护不了他们，毕竟，那是家啊。

最残忍的是，年幼的孩子对这种所谓的“爱”深信不疑，至死都认为，是自己的错。

04脆弱的中产家庭中产家庭生活条件都那么好了，生活不应该很轻松吗？

事实往往相反，中产阶级追求人人皆可通过努力、行动力和牺牲，实现阶层跨越。

小镇成长的孩子们，一路苦读，找工作，攒钱贷款，买学区房，鸡娃……之后再继续进行新一轮的苦读，跳槽或升职……到达下一个目标，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停歇。

他们习惯了用牺牲来换取“利益”，坚信“不成功就是不够努力"。

以色列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指出：中产阶级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固的身份，身份背后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

”所以中产地位摇摇欲坠，常有如果不拼命跑，就会落后的焦虑。

早前，尚且有资本可以继承，但现在的中产道路，越发脆弱，他们需要花大价钱粉饰门面，几乎已无家族企业可继承，中产身份的传递几乎只剩鸡娃一条出路。

稚嫩的生命，究竟是被什么摧毁的？

家庭暴力吗？

升学压力吗？

不，它折射出的是中产家庭近乎妖魔化的焦虑，为了维持所谓的体面，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万箭穿心”的疼痛中负重前行。

每个人都知道这并不快乐还令人窒息，但受害者不仅仅是那一个有杰。

当年步步进阶的父亲，无法共情孩子，但晚年躺在病房里时，也会期待儿子的探望，有杰留下来的那首钢琴曲，他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他后半生如魔鬼一般，最残酷的失眠曲。

母亲在丈夫编织的牢笼里，早就失去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她谁都保护不了，自己不垮掉，就已经用尽了全力。

而弟弟有俊，那个让父母骄傲的天才少年，目睹了成年人吞噬哥哥生命的全过程，没有一天不是心惊胆战。

掩耳盗铃拼命喊着“我没事，我没有被影响到”的人，不是幸存者，而是代替另一个孩子在这世间受苦的人。

这个疤，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而是会伴随这个家庭中的每个成员，直到生命尽头。

不是所有的观众都生在中产家庭，但很多观众都在影院哭了，我也是，因为它是一面血淋淋的镜子，照破了我们曾经脆弱又千疮百孔的隐秘世界，太刺痛了。

去年末，有三位一零后演员异常夺目。

《小晓》的女主角林品彤成了金马史上最年轻的影后，而黄梓乐和何珀廉联袂出演的《年少日记》，则是叫许多人心口渗血的「集体创伤」。

两部聚焦少年人困境的电影都很有杀伤力，前段时间能在香港同期放映，又催生出更大的低气压。

在《年少日记》里，学生的一封匿名遗书，以及正在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把焦头烂额的郑Sir带回年少光景，从尘封多时的日记本里回看严厉缺爱得畸形的家庭环境，是如何吞噬本该快乐的童年时光，并导向无可挽回的悲剧。

《年少日记》《小晓》则更线性地把视角附着在同名主角，一个过动症女孩身上。

与母亲失和的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则跟班导好上，当她以比常人躁动的状态对应并不稳定的家庭、并不友好的校园，心境愈发躁动。

两部电影，分别产自港台，本来当然毫无关联，但并置的时候，使劲方向又很一致。

很突出的一点是，它们通过少年之死和少女之病无形中的互文，先决地控诉东亚传统家庭模式的压抑、残害。

而其实，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存在巨大差异。

《年少日记》的郑有杰资质平平，尤其是在天才般发光的弟弟郑有俊映衬下，他成了精英家庭的所谓耻辱，对母亲随便责骂的父亲对他自然是拳打脚踢，冷嘲热讽，而当母亲、弟弟集体失语，他费力的讨好换不来任何怜悯，只能日渐加固对自己一无是处的认知。

《年少日记》导演卓亦谦第一次拍摄长片，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阶层环境入手。

身在官宦家庭，他的阅历及其观察点、出发点，形成了别于其他新导演的先天特色，毕竟这几年新人操刀的优质港片，大多聚焦平民甚至贫民，比如《一念无明》《沦落人》。

不过关于这一层面，《年少日记》也有涉及。

当郑Sir在班上思忖谁写遗书的时候，信笺上的文字就被拆到一个个寻常人家的女生那里，她们共同「念」完了遗书，以壁花姿态贡献出更广大阶层的苦困背景。

这样疏淡的背景让真相查找充满茫然的氛围，既是因为师生关系本质疏淡，无从获知深层缘由，一如校园暴力受害者无法与郑Sir达成共识，也一如人与人之间本就难以更变隔膜状态，又是因为足以譬喻社会的学校从根源上拒绝更多包容与关切，正如单凭遗书提及男友，就断定想要自杀的必定是女孩子。

《年少日记》在这组普泛且多年无解的常态困厄上，郑家这个对外精心维系阔绰、体面的大中产阶级家庭，就被导演推演成更霸权、更窒息的内外牢笼。

它依然是有明显阶级压迫的。

没有了寻常的经济困境，无从经济独立、尚且不能做主的少年就是这一微缩体系里的贫苦底层，掌控了经济命脉的父亲也掌控了生杀大权，提供不了物质与精神价值、抵达不了社会高位的少年，作为父亲口中的「垃圾」，是格格不入的异质，只能等待系统冰冷清除。

事已至此，他喝的鸡汤——最爱的漫画总是告诫他长大了就能成为想要成为的大人——就被现状下了毒，成了毒鸡汤。

《年少日记》他至死都不会明白，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不是所有回报都足够扭转当下绝境，在更高级也更原始的家庭/社会体系里，被不断扭曲放大的诸多社会法则，比如弱肉强食、物尽其用，提前绞杀了他。

头上始终悬着一个绞刑架的还有小晓。

《小晓》剥出的家庭会往中产下沉许多，一定程度上，她可以是《年少日记》里那些被各种问题困扰的女生，但是她的特殊性会跟郑有杰一样，填补得了整个东亚传统家庭图景的缺口。

过动症固然有病理上的解释，注意力确实让小晓无法跟一般学生那样专注学习或者沟通，而放在她所处的环境里，过动症又像是应激，整个外界都在以超乎她理解范畴的方式在瓦解和重构，大人以爱的名义行不爱的举动，一个又一个焦点的轮替，专注随着恒定安全感的丧失而丧失。

《小晓》家庭如此，学校也如此。

病情带来的暴躁使她人缘很差，难得来了一位体己朋友，收获的却是公然的背刺。

朦朦胧胧地对成为母亲情人的班导产生些微情愫，又引发了成人的惊恐，尤其是母亲秘而不宣的嫉恨，班导如同诱饵的接纳。

她的世界不过是学校那个巨大的鸟笼，自己则是那只任人打量、取笑的猫头鹰。

郑有杰的生活大差不差。

被社会规训甚至碾压过后，他们试图说更好的英语，或者把零食带到班上分享，但是语法不对，得到了父亲更大的羞辱，零食被扔回去，没有人要领班级底层的好意。

《小晓》很多观众说从他们的生活里看到自己，那当然并非大家都有非富则贵的条件，最基本的一点，是在东亚传统家庭模式里看到野蛮的棍棒教育，看到父权的霸道与母性的失语，看到望子成龙如何成为刑具，看到悲剧连一声正确的叹息都召集不来。

共鸣点，或者说旨意，又不止如此。

两部电影都在不同的环境里展现固化且古板的阶级与秩序，而我们在所谓进步的趋势里，只能沮丧地在现实的各个角落发现这样的困局。

只是少部分半知半觉的人死了，很多的人还一知半解地继续这趟名为探索实则越走越窄的行程，从郑有杰到郑有俊和小晓，他们历经生命中巨大真谛的揭晓，剩余的半吊子魂灵，也许才是我们再度更新体验的又一个起点。

《年少日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针对脸谱化失真的指摘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

好比说，郑有杰的处境是不是过分悲惨了些，已经是大律师的父亲竟然会连基本的同理心与爱心都没有……虽然说叙事方式不同的《小晓》在这方面有更好表现，具有生命力和生发性的角色被事件推搡前进、累积，可以有很多未知的表现，但是即便极端情况在《铁爪》等各种电影里司空见惯，单拎《年少日记》这则现实寓言出来，也无非是舍弃不必要的铺垫罢了。

譬如父亲之所以如此凶悍，正因为自己验证了父辈的棍棒教育行之有效。

这些段落删掉了。

当他已经是符号一样的存在，预示的早就是大家长制、父权的极恶代表，根本毋庸赘言。

《年少日记》母亲同理，那些指指点点的路人同理。

所以同样失去过绝望的朋友的卓亦谦从第一部短片《至少在梦里》，拍到《年少日记》，当与自我有所重叠的郑Sir看到网络酸民对轻生者嘲弄后，会愤恨回喷他们的轻率与阴损。

更重要的是，在铺垫即便不能帮忙也至少可以陪伴的理念时，他想寻找、放大他们求救的讯号。

他让郑有杰跟河马玩偶对话，让他看励志漫画，更让他尝试改变父母对自己的看法，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只可惜屡屡失误，反而引起更多反噬。

他主动让父亲打他，但父亲说这都是浪费力气，他向母亲哭泣，但母亲用更机械、无力的哭泣宣示，她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去拥抱弟弟，而弟弟看透所有，只觉虚妄，就像天台上两兄弟唯一一次戏耍，谈起尽管擅长「学习」，却不爱读书，一切不过逢场作戏。

《年少日记》卓亦谦的追问不止于此。

葬礼上人们对跳下去的是郑有杰感到不幸中的大幸，网络上多的是对当事人心理素质的嘲讽，连接小晓的外在环境，双标的家长们断章取义，无非是世情，而又因为是世情，叫人不由透过他们的压力，思虑社会变成这样，一定早于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认知之前。

殊途同归的两部电影有很强的合力。

生活如同不断压缩的促狭空间，充满尖刺，无从呼吸，而成人世界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后的报复钳制，自身一塌糊涂，却可以道貌岸然。

少年与少女们更敏感、更纯粹的认知和反应，加速推演那种崩溃的普遍趋势。

叙述性诡计中，郑有杰选择了垃圾的结局，郑有俊代入了郑有杰的宿命，而小晓在一场暴雨后把象征多方欲望的班导囚在自我投射的牢笼里，然后在疾风骤雨中换来与母亲时长未知的偃旗息鼓。

《小晓》男性与男性没有办法在传统语境里「服软」，只能硬碰硬地走向悲剧，女性相互拥抱，哪怕带刺，但是在故事线里截停了更大悲剧的可能。

不同走向，有不同的考量与深度，哪怕有或技术或塑造上的遗憾，但是卓亦谦和靳家骅这些新导演，持续爆发出成熟的新能量。

诚然，近年相比之下，台湾电影不像香港电影那样总被唱衰，难得出了像《年少日记》《白日之下》这样的佳作，影迷还要苦口婆心地自证港片不死。

《年少日记》这两部电影的监制尔冬升倒是聊过，现在香港电影行业跟过往、跟内地都不一样，更多学院派，门槛往上，工作往下，很多人就会在实操中积累许多经验。

卓亦谦是科班出身，此前除了执导、剪辑短片，还参与了《激战》《杀破狼·贪狼》等电影的编剧，等到第一部长片《年少日记》上映，十年已过。

像他这类人才涌入行业，一边有「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等项目的扶持，一边有尔冬升等真正大佬在商业与艺术两方面的把关，香港电影反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我们要盯的，当然不该是在内地上映的区区几部商业制作。

反过来，随着王小帅走入媒体焦点，胡波往事再被提起，我们会有谈论「内地片已死」的一天吗？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周五晚上看《年少日记》，从影片里父亲那句“我记不清小杰的样子了，但记得他总在说对不起”开始，我就一直哭，哭得自己都受不了自己，寥寥无几人的电影院里，我听到后头也有在哭，在更早的时候就哭了，不晓得那人是谁。

电影结束后，听完片尾曲直至见到黑幕，我才意识到要赶紧走，我可不想后面有人见到我哭得一塌糊涂，我也不想见到一个同样看哭的人，面对面一定尴尬，但在一片漆黑里，听到还有人哭，或许只在很短暂的时刻觉得不寂寥了一点。

我当然记得我也有这么一本日记的，写了好久，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写，一直写到我快小学毕业，我甚至还给它很文绉绉或很中二地取了个名字，叫“秋日散记”，我是多么不想提及这四个字，甚至觉得这四个字的出现都是对曾经自己的一种羞辱。

但现在回想起那些，我却注意到了“秋”，为什么是“秋”，明明说起来，那种年纪，还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吧，是春天，是雏鹰，是要高飞的。

有个大人见过我写的那本日记，那时候，他看哭了，说对不起我。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温暖，我只觉得太不堪了，为什么我记下来的痛苦、愤恨和一点点微末的开心要被人看见。

那以后，我没有写过日记，我把它扔在一个纸箱子里，压在很多陈旧之物的下面，也许这本日记被当作垃圾收走了，这样很好，但也许它还在，我只是不想再见到它。

但它肯定没有走的。

如果它走了，我也不至于在我奶奶去年十一月的丧事中，哭了一次又一次。

我想再见见她的脸，她的脸被布盖着，我问旁边的人，我能不能掀开看看啊，那些人都拦着我，说是怕逝者的面容并不好看，会给人留下不好印象。

但我说我不怕的，他们还是不允许。

我当然不怕啊，就算那天道士把宅子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在做法事，要求所有房门紧闭，人别出去，不然那一声声怒喝会吓着人，我也还是开了门摸黑出去，我当然不怕啊，她是我奶奶，我怕什么。

在我的那些年少岁月里，我唯一能见到的亲人就是她。

我害怕什么。

但我还是怕啊，我分明觉得她一走以后，我跟过去之间的线，就砰一下断了。

那时候我多像个蠢蛋啊，做了多少匪夷所思的事（现在也有很多让人难以理喻的行为吧）。

没有人会给我买《儿童文学》杂志，我把班里唯一订《儿童文学》的同学的每一期杂志都借过来跟个傻逼一样从书的开头抄到书尾，每一期都要抄掉好几本笔记本，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那么小的年纪开始读鲁迅，并发了疯般读到手的任何书。

大概不做一些事把注意力分散掉，内心早就崩坏成瓦砾。

但也不至于做了后，心就保存得完好，好比前几天看《哈尔的移动城堡》，越看后面，越觉得这是一颗破烂烂的心的战斗，连那座积灰的、随时能解体的城堡，也是那颗心在撑着。

被水浇灭，复燃，振作一阵，又灭，再燃。

如此往复，生生不息。

“人老了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失去的东西少了。

”那我老了唯一的坏处就是泪点低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胡言乱语打下这些，很多事我也不想真实地写出来。

就这样吧。

身为庸俗的类型片拥趸，我看文艺片总会不自觉在其中找一些类型片元素，但这个电影完全不用找，在我眼里它的前三分之二跟许多典型的惊悚片没有两样，充斥着家庭暴力、校园霸凌、失败的婚姻、观念的冲突、无望的努力、费解的谜题，极度压抑的情绪及各种生理心理上的不适，让人无时无刻不陷在无法摆脱的战兢和悲观里。

犹如密室逃生，环境是巨大的隐形密室，歧视、欺凌、威压和漠视是密室里的夺命机关。

童年郑有杰的遭遇，在现实里非但一点不罕见，甚至在网络时代屡见屡闻到几乎让人麻木。

在同龄人里，我的童年还算幸福，体罚和打骂都是邻居孩子的独属遭遇，但我非常能体会郑有杰，他等待成绩出来时的焦灼，在母亲父亲得知分数时小心观察他们情绪变化时的不安，就是小时的我放学贪玩回家晚、在房间偷看武侠小说和打游戏、拆拆装装弄坏了电器时的心情的很多倍的放大。

只不过我比较幸运，一直成绩不错受老师喜欢，也不爱惹是生非，在家更接近弟弟郑有俊的待遇，但我身体里也藏着一个很少有机会露头的郑有杰，所以能与他共鸣。

电影是从弟弟的视角来讲，从童年懵懵懂懂只知学习，到成年后终于跟自己和解，经历了两个关键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哥哥死后，他通过父母的反应和哥哥留下的日记开始意识到，父母爱的是那个听话乖巧、学业优秀、从不添乱、承载着他们对前途无量财富事业后继有人期望的他，而不是作为儿子的他，这造成了他成年后的事业选择和在爱情婚恋里的巨大挫败。

第二个节点是他身为负责任且充满关爱的班主任，试图去帮助班上受到心理困扰的学生，并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滋长出伤害不必通过自己继续延续的信心，于是会去听父亲临终的忏悔，也有勇气将自己的过往摊开给前妻，并真诚期待再续前缘。

最后那一处电影处理得比较开放，不给确定答案，但情绪上扬，给人乐观的希望，仿佛密室逃生终于破解机关，找到出口，跟逃脱机关陷阱的满足也很相似。

电影两条时间线交织，还带一丝悬疑片的张力。

我就一直等着看，这个郑老师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

直到哥哥跳楼，邻座传来交头接耳的轻叹“原来他是弟弟啊”，这反应反而让我惊讶——怎么他们早都默认郑老师是哥哥？

后来看友邻评论，还有讨论叙事诡计高不高明的，更加不解，也许是我愚钝，没有感觉这里面存在一个诡计。

从头到尾郑老师都没有直接跟哥哥建立过身份联系，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全名，所有哥哥的戏，要么是弟弟在场，要么被他写进了日记，信息明明都是开放的。

算了，各人有各理解，不计较。

这个电影全场坐了将近30人，演完出字幕，大家不走，静静坐着还有擦眼泪的，等字幕走完歌唱完，大多数人还是没动，那一瞬我有点懵，明明是随便挑个场买的票，却仿佛是在等什么主创见面。

又过一两分钟，大伙儿才三三两两站起。

我在影院看了多年的片，哪怕是煽情电影，也极少见这样的离场气氛，不知别处是否也这样。

01 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南都娱乐：很多观众将《年少日记》海报和杨德昌的《一一》做联想，两部电影海报构成了正反面，请问是想呼应什么？

卓亦谦：这是一个误会，这张海报是拍于学校礼堂那一场戏，我们正在吃饭，剧照师就叫了黄梓乐站在那里给他拍，他觉得背景很干净。

黄梓乐做了几个表情，最后剧照师就选了这张。

那时候现场很忙，我根本没有想过到底哪一张照片可以用来做海报，我就给剧照师自由发挥，包括黄梓乐坐在一张凳子上，其它很多空的椅子在他旁边，那都是临时发挥。

大的电影公司拍的时候会有很多海报概念，但是我那时候没这个能力，处理现场的事很忙。

南都娱乐：很多新人导演都会选能够表达自己、彰显自我的题材，你第一部电影选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题材，这个题材有什么非拍不可的原因吗？

卓亦谦：《年少日记》讲了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有学业压力的问题、也有香港的“比较文化”的问题。

我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长大的，我会有一种感觉，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去玩、喝酒，一帮人看起来很开心，但那些是资讯上的交流，不是感情上的交流。

大家没有交心的习惯，很多人将心事藏在心里面。

对我来讲，非拍不可的原因在于，它综合了很多我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而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大学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朋友轻生的事情，我在想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假设了一些原因，例如之前讲到的那些元素，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的压力都这么大，出了事都不会说，或者不习惯说出来。

我很想讨论这个现象。

南都娱乐：你提及过自己曾受到过《心灵捕手》影响，在电影里，是由老师去让问题学生释怀自己的心结，但是《年少日记》的老师郑Sir就是个有心结的人。

传统意义上，老师应该是帮学生解决问题的人，但如今老师甚至是个比学生问题更大的人，让一个本应该拥有权威的人“下凡”“失势”，你觉得是一种解构还是一种解脱？

卓亦谦：这也是我对老师的感受之一，我小时候那些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充满知识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学生要听他的。

但是长大以后，我有朋友当老师，我了解到首先老师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的问题要去解决，老师也有不同面貌的生活，比如说抽烟。

我有一个老师朋友，他有时候和我讲今天很想和学生聊天，但学生拒绝了自己。

我觉得其实他有表达关心就很好了，何必要追求一个结果？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苦恼？

因为我们传统社会是一个很追求结果的社会，你关心学生一定要帮他做到某些事情。

我觉得不是的，应该要认同的是老师那个心态，而不是结果。

我跟我朋友讲不用这么多苦恼，有这个心接近学生，但学生可能有自我保护机制，看到老师接近，他们也怕。

但也许，学生长大之后会记得有老师接近过自己。

02 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南都娱乐：《年少日记》的问题家庭是很传统的父权主导的家庭，父亲是家庭的中心，拥有绝对的权威，母亲、子女都只是从属，整个家庭结构充满了权力的高低位。

杰仔自始至终争取不到父亲的爱，本质原因是不是也是这种家庭结构导致的？

卓亦谦：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那时的香港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所有家庭都是爸爸说了算，妈妈比较低调，很顺从丈夫的意见。

父权的家庭结构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个故事也讲了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杰仔有一个很喜欢的漫画家消失了，香港的“比较文化”等等，所有东西加起来。

我不想写一个故事原因很单一，有些报纸会写一个人失恋跳楼了，一定是感情问题。

现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一定是感情问题，这个人也许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南都娱乐：你曾经在其他采访批评过，香港虽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有一些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我留意到香港的性别讨论其实不是很多。

卓亦谦：我小时候读书，明明说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但是长大以后会有一种反差的感觉，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开放，真的很保守，我小时候已经是这样，长大了也没变。

比如潜在的父权主义或者性观念，对我来说都是保守的。

南都娱乐：香港为何会有如此反差的保守？

卓亦谦：好问题，我真的没想过。

香港人很习惯追求数字化的东西，而没有想价值观。

数字化的意思每天都在想自己的儿子考第几，我要赚多少钱，我有多少物业，我一定要买楼，网络媒体有多少人关注……整体都要寻找一些数字的东西去证明。

我不是说追求那些东西不好，那些东西也是目标，但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信奉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少去讨论这些事，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想，但是很少拿出来说。

我认为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

南都娱乐：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议题被广泛讨论，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成年后很多心理问题追溯起来，其实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导致。

你在电影中也呈现了郑Sir的童年创伤延伸到了他成年后的亲密关系，让他变成了回避型人格。

你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问题与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关联性？

卓亦谦：比如说郑有俊这个人物，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庭环境是很看重成绩的，那件事（哥哥自杀）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可能家人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基于我有一个好成绩而来，这令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没有信心。

但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家里大人的不对呢？

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那种价值观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里面，可能家里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这样，甚至可能香港开埠以来就是这样。

于是小时候的遭遇影响了他长大后体验亲密感，让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永远，爱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世界上，自己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家长，这一切环环相扣的，起码戏里面的角色是这样的。

03 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南都娱乐：在放出的删减片段中，母亲和被家暴的儿子谈心，谈话中透露了父亲从小也是被家暴，父亲这个加害者曾经也是受害者，但很讽刺这个受害者最终变成了加害者。

为何最终删减了这个透露父亲过去的片段？

卓亦谦：因为这一场戏的拍摄很赶，本来是分开镜头拍的，有一个二人镜头，一个单头，应该是三个镜头，但是因为很赶，赶到我只能够用一个静态拍这样的对话。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演出，这片段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郑中基饰演的父亲上一代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剪辑的时候发现这场戏很影响整体节奏，观众看到那个镜头觉得节奏很慢，虽然保留其中一点我想讲的信息，但是我3分钟镜头可能会打乱90分钟流畅节奏的话，我要做一些选择，所以最终就删除了，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这个片段会在宣传中放出来。

南都娱乐：这么说，在一个家庭里，上一代的不幸会延续到下一代，一直轮回下去吗？

卓亦谦：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不过就算是一个轮回，但是在主角这一代会不会有改变呢？

变不变得了不重要，起码他心态上已经变了。

南都娱乐：在电影的结尾，郑Sir带着花到天台去祭拜哥哥，似乎终于正视了这段创伤记忆，你觉得他成功跟自己的过去和解了吗？

卓亦谦：我觉得很难，我拍之前有想过可不可以和自己和解，拍完之后我发现没有和解这回事，但你可以记住离开的人的好。

郑Sir和离开的人的一个对望，其实不是一个和解，而是他开始接受这件事，走出第一步。

南都娱乐：如果有一些创伤哪怕正视了也没办法和解，那逃避不去触碰会不会更好受一些？

卓亦谦：我不觉得，尽管你不说但那件事一直都在，某年某日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想起来，一辈子都会这样子。

正视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电影里面的郑Sir，他的方式就是要让很重要的人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有时自己面对不了，你和很重要的人去讲也是一个开始，不需要自己去面对。

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我不信能躲避。

但是当你去正视的时候，起码你可以找一个出口。

南都娱乐：电影中有一则学生自杀的新闻，而底下的评论充满了对这位学生的偏见和批评，你觉得目前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无知和傲慢，是不是也助长了抑郁症病人采取极端化行为？

卓亦谦：有这个成分，戏里面有一段杰仔说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生，妈妈说精神科是给癫的人去看的。

这是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听到的一句对白，但是我到了三十几岁发现，现在还是这样。

我观察自己身边人，抑郁的阶段或者精神病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有一种误解他们都是疯的，大家潜意识会觉得这些人永远都是这样。

我认识的基本上所有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其实那只是一个阶段，就像伤风感冒，吃药是可以好的，但是不吃药就会严重一点。

当大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上的标签和误解，会令到他们遮遮掩掩不说或者不承认自己有精神健康问题。

但是如果说出来，我反而相信能快一点得到处理，能像伤风感冒一样的讨论。

因为这是病，不是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讲生病不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些患者可能以为自己能选择，他们很自责，于是抑郁成疾，导致一个无可挽回的后果。

04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南都娱乐：我们总是假设这个社会存在一种所谓的正常，但是可能能符合这个正常标准的人数量很少，换言之正常人其实只是少数人，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很不可思议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底线。

你如何看待正常？

卓亦谦：何谓正常，这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

所谓正常轮不到我去定义，也轮不到任何人去定义。

我会避免用这个词，比如一帮朋友说你很正常，其他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某个人不正常，我不想引起这些误会。

对我来讲，一个人愿意坦诚地交流，没有做任何伤害人的事就够了，我不会去理会他正不正常，甚至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正常的。

正常这个词汇是在讲什么呢？

其实是要求那个人要做得很完美，不可以有错。

比如大家会认为，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去做“坏”事呢，做“坏”事就不正常了。

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但是我的认知里，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南都娱乐：《年少日记》全片反复在播放德彪西的《梦（Rêverie）》，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面也是反复使用这首音乐，你们两部电影其实都涉及了青少年心理问题。

这是巧合吗，还是说你选择这首古典音乐有特别的原因？

卓亦谦：我选择德彪西最初的确是因为岩井导演，我平时还听德彪西另外一首音乐《月光》，我最初是想选《月光》的，《月光》很多戏都有用。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梦》比较契合这个主题，原因是郑Sir这个角色有时候会梦到他的哥哥。

譬如戏的开场就是杰仔上了天台，然后大喊，但是在弟弟视角不会看到这一幕，只能看到他的日记去想象，下一个镜头接什么呢，就是接郑Sir醒过来，所以说第一幕是他的梦境也可以，我觉得梦这个主题是我比较喜欢的调调的。

在现实里面，《梦》和《月光》都是我在写剧本脑子混乱的时候听，我会平静一点，我很享受这两首钢琴曲。

岩井俊二那部电影也很适合，《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讲的是欺凌文化，我这部电影不同，我讲的是怎么面对自己很多年前的阴影。

为何我会用到钢琴曲，因为电影里角色要学琴，我问了配乐师，一个9岁的孩子能不能弹德彪西的音乐？

他说要很厉害才行，我当时就想那很厉害就对了。

因为戏里面杰仔没有享受过钢琴曲，我想说当他人生最后去到天台对望的时候，他的弟弟重新在脑海里响起这首音乐，然后让角色得到我在现实中得到的平静。

南都娱乐：除了德彪西外，这部电影在其他音乐的使用上也很有感染力，可否分享下这部电影配乐的讲究之处？

卓亦谦：我记得和配乐师聊的时候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钢琴曲，角色的童年时期有很多钢琴曲，因为角色本身要弹，其它配乐也是在钢琴曲变奏出来，比如他看漫画的时候有一些鼓声，比较有鼓励性的音乐。

另外一部分就是成年人的部分，郑Sir经常是很孤独的状态，配乐用很多电子单音音乐。

但是随着故事发展，当这两条线开始交集，过了中间的转捩点之后，钢琴和电子单音融合在一起使用，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我们有三个配乐师，区乐恒是一个乐队吉他手，他很擅长电子单音。

他的女朋友廖颕琛是一个歌手，她就负责钢琴。

第三个配乐师张戬仁是一个仲裁人，他分析每一场怎么样，然后讲他的感受或者提议一些做法。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你其实是谭家明导演的学生，这位老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卓亦谦：谭教授不是教你写剧本要怎么样，拍的时候程序是什么，他不教这些。

我们上他的课，每一节课他都准备很多不同的一两分钟的电影短片，每次播完之后就说为什么觉得这个导演拍得好或者为什么拍得不好，就分析为什么用这些镜头而不用这些镜头，他讲的都是本人对于电影处理的感受。

所以说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分享。

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譬如配乐师区乐恒、张戬仁、卢镇业都是他的学生。

谭教授对我们这帮学生的影响是，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如此执着去看电影。

我记得上第一节课他问我们这些学生多少岁，我们回答之后他就说奥逊·威尔斯自导自演《公民凯恩》的时候，只有25岁，大家全部起步都迟了，叫我们不需要跟经典的电影比较。

但他没有看轻我们任何一个学生，他会叫我们“未来的导演”。

他对我们说过，作为导演如果你对自己的艺术不够执着的话没有资格做导演。

他不是骂我们，而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他示范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电影，而且他也没有很执着地让我们一定要听的，他认为每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对就听，不对就不听。

南都娱乐：谭家明是当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近几年香港出现了一批不同于过去香港电影的新人作品，被誉为这个时代的香港新浪潮，你是否留意到这个趋势？

卓亦谦：我希望有电影可以拍就可以了。

他们这批人有很多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同一代譬如《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我跟他认识是在林超贤导演的《激战》中，他是第三副导演，我是场记。

我们一起看着对方被人骂，我们是被人骂大的。

前年他做了导演后，我也有机会拍戏了，很多都是伙伴。

对这个浪潮的看法，我真的没有，大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家都是很苦恼以后会如何。